三十多年来，我国一方面通过对外吸引外资，对内提升债务率并把高储蓄率转化成投资，形成了大量资本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解除对劳动力的束缚，实现劳动力资源市场化定价和自由流动，释放和激发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比如约3亿农民工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非农部门），形成了大量劳动投入。从经济供给端来看，大量资本资源和劳动资源的投入，带来了经济总量百倍多的增量，在总量中除去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的贡献部分，剩余的可以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提高供给效率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依靠创新，即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

　　近期，阿里巴巴旗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板块蚂蚁金服完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一轮私募融资，募资45亿美元，估值高达600亿美元，接近百度总市值水平，创造了互联网非上市公司估值最高纪录。凭此，蚂蚁金服完全可以在排名上跻身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行列。虽然蚂蚁金服表示目前暂时还没有明确的上市时间表，市场猜测，未来三年内蚂蚁金服将上市，而按照估值及市场成长空间，目前蚂蚁金服估值已为工商银行的四分之一，一旦上市，市值将会有更大提升。

　　迄今为止，在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BAT三巨头中，阿里做得最好；作为普惠金融的开拓者，蚂蚁金服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新业务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可否认，以金融级的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科技创新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实质是模式创新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至今仍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和余额宝通过变相套利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在没有取得执照的情况下打擦边球，从事银行业务。这很可能是个误解。

　　余额宝理财的原理，是把数以亿计的支付宝用户暂时不用且零散的账户余额汇集起来，通过货币基金这一过渡形式，主要转化为银行大额存单。虽然支付宝账户每时每刻都有资金划进划出，但在任意时点，汇总的支付宝账户上一直有一大笔弹性变动的资金存量剩余，这笔存量转化为银行定期存单后，获取的高额利息甚至会和某些债券相当。对用户来说，这就等同于用活期的钱享受了长期存款的利息，用户的理财收益即来源于此。在没有推出余额宝之前，这部分收益主要在阿里和银行之间分配了；阿里推出这项业务，虽然要付出让部分利给用户的代价，但显然其有更长远的战略规划。

　　银行取得这笔资金，虽然付出了比活期存款利息高很多的成本，但却很难把其转嫁给贷款企业，因为企业不会因为银行成本提高而接受更高的贷款利息，交易利息的达成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承担能力和市场利息水平，这就如同消费者不会因为某家商店进货成本较高而愿意支付比其他商店更高的售价一样。退一步讲，哪怕银行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资金，通常也不会以优惠的利息贷给企业，这就如同进货成本更低的商店并不愿意以显著低于其他商店的价格销售商品一样。此外，所谓银行业务，一定是向公众吸收存款，形成资金池，并以银行的名义直接贷给企业。余额宝把钱给了银行后就此打住，并没有给企业放贷，其金融业务链条甚至还不如P2P（借贷双方点对点方式的直接匹配）长。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收益主要由用户实实在在得到了，这正是普惠金融内涵的体现。显然，余额宝理财并不是套利，也不是变相办银行，余额宝理财其实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大可归入模式创新的范畴。

　　得益于基础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迄今，我国科技整体水平虽有较大提升，但基本上走的是技术引进和学习的路子，自主性和原创性科技创新占比始终很小。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比例至今仍还不足2%，研发经费支出规模也只有美国的约五分之一。在科技创新的许多领域，不但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第一梯队，甚至落后于以色列等第二梯队。就此而论，我国整体上若要达到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水平，不下几十年的苦功恐怕是不行的。

　　就我国现实国情而言，除了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大投入，弥补这一短板之外，远水难解近渴。在现阶段，经济发展寻求突破，别无他途，只能更多地依靠模式创新，这或许是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现实落脚点。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在实践中往往是掺杂在一起，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比如，计算机和万维网等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智能手机的发明和移动互联技术的日新月异，又催生了在线社交、LBS商业推送、O2O、共享经济等新的商业业态。反过来讲，新经济的生根发芽又进一步刺激了新技术的迭代更新和颠覆性突破。基于世界排名遥遥领先的海量网民数量和手机的使用量，在移动互联时代，我国在模式创新上已经具备了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蚂蚁金服这次融资，一改以往中国互联网企业对标国际巨头的惯例，成为该领域的国际标杆企业和中国模式的范例，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