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战，是其第一任期贸易战的升级版本。没错，第一任期内，它实施的是贸易战，通过加关税的方式获得上千亿美元的收入，并意图改变中国的贸易规模。而在第二任期，它放弃了贸易战，改用单纯的关税战，先是向中国开小炮，后来向全世界发射子弹，最后向中国开大炮。它的目的，已经不是调整贸易流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以关税为武器，开始一场不见硝烟的全面战争。

一、关税战的理论基础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些做法，看似完全没有章法，矛盾看似不突出焦点却又好像针对中国；看似要收关税，实则更像是敲诈；说是制造业回归，却根本没给时间表；貌似要围堵中国，却连自己的盟友也打击……

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忽略了特朗普关税战的理论基础。最能体现出它理论基础的，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2024年11月在《哈德逊湾资本》上发表的一篇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论文：《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

米兰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算是被特朗普首肯的经济学家。特朗普的关税主张，就来自米兰的理论。而米兰的理论浓缩，就是前述长文。

这篇文章的核心要点是：

1、美元估值偏高。美元的持续高估是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需求推动了其升值，从而削弱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加重了制造业的负担。

2、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美元高估的成因。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的需求与美国的贸易平衡之间存在矛盾。为了满足全球储备需求，美国必须持续输出美元，导致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

3、美元高估的经济后果：

a、制造业受损：美元高估使美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更高，竞争力下降，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

b、金融化受益：金融部门因美元的储备地位而受益，但这种模式加剧了贫富差距。

c、国家安全问题。制造业的空心化削弱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增加了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

4.关税的理论基础。税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果通过货币调整来抵消关税的影响，则关税对通胀的负面影响较小。

随着工厂关闭，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当地经济逐渐衰退，许多工薪家庭无法自给自足，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或滥用阿片类药物，或者迁往更繁荣的地方。基础设施因政府不再维护而恶化，住房和工厂被遗弃。社区因此“破败”。

你看，他们甚至连美国的滥用药物、社区破败都归结到贸易失衡问题上。然后，他们还提到所谓的中国间谍问题，诸如一家中国企业侵入26万家美国企业等。他们的目的显然是把一切国内问题引导到中国问题上。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片面之词。

米兰指出，在美国没有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情况下，工业衰退的影响还不大。但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成为“贸易威胁“，也成为“安全威胁“，拥有强大且多元化的制造业再次变得必要。“如果没有供应链来生产武器和防御系统，就没有国家安全“。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如果你没有钢铁，你就不是一个国家。”

摘引原文：想象一下对中国征收非常高的关税，比如实际税率从大约20%大幅提高到大约50%，同时货币汇率也做出类似的调整。人民币贬值30%很可能会导致市场剧烈波动……（如果）寻找规避资本管制的方法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中国资本外流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崩盘和严重的金融压力。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经济的总债务已超过GDP的350%。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美元持续被高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资产发挥了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这种高估严重拖累了美国制造业，却以有利于富裕美国人的方式惠及了经济中的金融化部门。

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深切不满根源于美元的持续高估和不对称的贸易条件。这种高估使得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商品价格降低，同时损害了美国制造业。随着工厂关闭，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当地经济逐渐衰退，许多工薪家庭无法自给自足，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或滥用阿片类药物，或者迁往更繁荣的地方。基础设施因政府不再维护而恶化，住房和工厂被遗弃。社区因此“破败”。

根据奥托、多恩和汉森（2016）的研究，2000年至2011年间，由于与中国的贸易增加带来的“中国冲击”，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了60万到100万。如果包括更广泛的类别，这一十年间因贸易而失去的工作岗位接近200万。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成为贸易威胁，也成为安全威胁，拥有强大且多元化的制造业再次变得必要。如果没有供应链来生产武器和防御系统，就没有国家安全。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如果你没有钢铁，你就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美国向世界提供储备资产，所以对美元（USD）和美国国债（USTs）的需求并非基于贸易平衡或优化风险调整回报。这些储备功能旨在促进国际贸易，并为大量储蓄提供渠道，通常用于政策原因（如储备管理、货币管理或主权财富基金）而非收益最大化。

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话来描述的“特里芬世界”。在特里芬的世界里，储备资产是一种全球货币供应形式，对它们的需求是全球贸易和储蓄的函数，而不是国内贸易平衡或储备国的回报特征。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导致货币严重高估，从而产生实际经济后果。

美国国债成为出口产品，推动全球贸易体系。通过出口美国国债，美国获得外汇，然后用于购买进口商品。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很大。账户赤字并非因为进口过多，而是因为必须出口美国国债以提供储备资产并促进全球增长。这一观点已由来自美国（如费尔德斯坦和沃尔克，2013年）以及中国的知名政策制定者（如周小川，2009年）讨论过。

储备货币必须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和储备资产必须是受可靠法治约束的价值稳定储存。尽管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渴望获得储备地位，但它们都不满足这些条件。而欧洲虽然可能具备这一资格，但其债券市场相对于美国国债市场而言较为分散，且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甚至比美国还要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官方手中约有12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其中大约60%是美元——实际上，美元储备持有量要高得多，因为准官方和非官方实体也持有美元资产作为储备。

除了1991年的两个季度外，美国自1982年以来一直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常账户无法平衡，这告诉我们美元没有发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入流动的作用。

美国可以利用金融力量而非军事力量，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施加其意志。美国确实以多种方式制裁全球各地的人。从冻结资产到切断与迅速获取和限制进入美国银行及金融系统的机会，这些对于任何外国银行都至关重要。

在全球商业中，美国利用其金融实力来实现削弱敌人的外交政策目标无需调动一名士兵。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制裁也可以被视为现代版的封锁。

封锁敌对国家，阻碍其经济生产；制裁可以实现相关的结果，而不需要采取物理行动。

美元之所以成为储备资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提供了稳定、流动性、市场深度和法治。这些特性使得美国具备了足够的实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物理力量，并塑造和维护全球国际秩序。

关税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而增们的工业工厂，并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总需求和就业机会分配到美国本土。

许多干预措施将针对对安全至关重要的工业设施，只要它们能够做到。国家安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广泛，例如包括半导体等产品和医药品。

尽管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美国制造业，但特朗普总统强调了他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视，并威胁要惩罚那些要采取行动远离美元的国家。

关税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熟悉的一种工具，因为它们在2018- 2019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被广泛使用，并取得了成功。这些关税通过时几乎没有明显的宏观经济后果，因此再次将关税作为主要工具是合理的。

如果进口商品的后关税价格不变，对美国经济的通胀影响微乎其微（但对出口国则不然）。这个简单的例子背后有许多必须明确的假设：1)汇率必须以正确的幅度变动。2)最终出口的初级和中间增加值主要来自出口国。3)从汇率到出口商价格的完全传导。4)批发进口到零售消费者价格的直接传递已经完成。

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到2019年最高关税税率，人民币升值了17.9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市场消化这一消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在此期间，美元进口价格上升了4.1%，而汇率变动导致关税后美元进口价格上涨了13.7%。换句话说，汇率变动抵消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关税影响，解释了通胀压力微乎其微的原因。

贸易战争开始前，CPI通胀率略高于2%，到今年年初时，这一数字约为2%。卡瓦洛等人发现价格上涨是进口商支付的价格，而不是零售商出售的价格。

为了避免关税，许多中国公司开始向第三国出口商品或零部件，并进行一些小规模加工，然后重新出口到美国。Iyoha等人（2024）发现，中国进口的新路线增加了，自关税上调以来，这一比例约为50%。

超过60%的进口到美国的制造中间体直接来自中国，包括源自中国但从其他贸易伙伴进口的制造中间产品的附加值使这一数字超过了90%。

美元对进口商品的转嫁效应为前两年的价格约为45%，而美元的10%变动对CPI的影响为40-70个基点。Gopinath（2015）计算出，6%到12%的消费来自进口来源，而Briggs（2022）估计这个数字约为10%。如果消费的10%来自进口来源，100%转嫁，关税为10%，那么消费者价格将上升一个百分点。

将美元走强对通胀造成40-70个基点的拖累纳入考虑，意味着关税完全传导至价格水平的比例为CPI的0.3%到0.6%。在其他条件相同且经济环境平静的情况下，这种温和的增长将是一次性的价格水平提升，因此是暂时的，不会导致长期通胀。

2018-2019年的经验表明，总体价格水平仅出现了难以察觉的上涨。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不受影响，因为关税和货币变动相互抵消，但出口国的公民因货币变动而变得更穷，出口国“支付”或承担税收负担，而美国财政部则收取收入。如果货币抵消不发生，美国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关税将由他们承担。

想象一下对中国征收非常高的关税，比如实际税率从大约20%大幅提高到大约50%，同时货币汇率也做出类似的调整。人民币贬值30%很可能会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需要严格控制资本账户，以确保资金锁定在国内资产中，因此寻找规避资本管制的方法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中国资本外流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崩盘和严重的金融压力。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经济的总债务已超过GDP的350%。

在关税宣布后的几天里，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公司股票价值下降更为剧烈。然而，这些结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估计值在统计上与零效应无关，市场也容易出现过度波动。关键在于关税是否会产生持久影响，而任何投资者都知道，最初的市场反应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后消退或逆转。

特朗普总统及其经济政策团队的成员历来非常关注金融市场，并将股市视为经济实力和政策受欢迎程度的证据。因此，第二个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措施，确保国际税法的重大结构性变革以最小化对市场和经济的干扰。有几项措施可以帮助减轻任何不利后果。即有效关税率大约18个百分点的提高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逐步实施的。

中国随后违反并无视了这一规定。由于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总统在实施关税时反复无常——不确定关税是否、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增加谈判的筹码，从而制造恐惧和怀疑。

在第二个任期内，与中方进行前期谈判的理由减少了，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第一阶段协议下的责任。

美国政府可能会宣布一份来自中国政策的要求清单——比如，开放特定市场给美国公司，结束或赔偿知识产权盗窃、购买农产品、货币升值等。如果中国不满足这些要求，美国可以逐步实施关税。例如，它可以宣布一个时间表，即对中国征收关税，每月增加2%，直到这些要求得到满足。

这样的政策将1）以与2018-2019年不太不同的速度逐步提高关税，经济似乎能够轻松吸收；2）把改革中国经济体系的球踢给中国；3）允许关税在任期中期超过了60%，这是特朗普总统表示希望的(“60%是一个起点”）；4）为公司提供关税路径的明确性，这将帮助他们制定应对供应链调整和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的计划；5）通过消除实施方面的不确定性来限制金融市场波动。

2018-2019年并未严重拖累中国经济，也没有将所有供应链重新带回美国。部分原因是关税率的冲击是一次性的，大部分被汇率所抵消。随着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国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贸易让步。

特朗普的顾问斯科特·贝森特曾被提名为潜在的财政部长，他提议将各国纳入其中。关税为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贸易和安全条款创造了谈判的筹码。美国将鼓励其他国家降低关税等级，改善负担分摊。

我们可以想象出一长串贸易和安全标准，这些标准可能会导致关税的提高或降低，其前提是进入美国消费者市场是一种特权，必须赢得，而不是权利。例如，也许美国希望基于以下方面进行歧视：

美国是否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与美国对其出口商品相同的关税？例如，该国是否有通过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抑制其货币的历史？美国是否像对在美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开放市场那样，向美国公司开放其市场？这个国家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吗？该国是否通过再出口帮助中国逃避关税？该国是否全额支付北约义务？

例如，在联合国等关键国际争端中，美国是否站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一边？该国是否帮助受制裁实体逃避制裁，或与受制裁实体进行贸易？该国是否支持或反对美国在各个战区的安全努力？这个国家是否藏有美国的敌人，例如恐怖分子或网络罪犯？美国的是否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大肆抨击？

由于担心此类系统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可能希望采取上述逐步实施的税率方案，从低关税开始，逐步提高至最高10%的税率。此外，该系统在测试初期可能会以少量标准为基础，然后标准的数量就会增加。

这种工具可以用来向其他国家施压，让他们加入我们针对中国的关税，从而形成一种多边的关税方法。被迫在面对美国消费者出口关税和实施关税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将选择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吗？这取决于相对的关税率以及这些关税对各自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试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全球关税壁垒，会增加中国改革其经济体系的压力，但同时也可能因供应链面临更大调整压力而引发更大的全球波动。

《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将美国的法定企业税率从2016年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哥伦比亚），平均值为21.2%。保持低税率是为美国创造投资和就业的一种手段——如果部分资金来自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就更好了。

贸易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征收适度的正关税水平可以适度提升福利，但仅限于一定程度。传统上，适度的关税可以改善福利，因为征收关税的国家需求减少会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一旦进口减少达到一定程度，进口价格下降带来的好处将不再超过成本，关税反而会损害福利。

科斯蒂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2014）在《国际经济学手册》中指出，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下，美国的最佳关税约为20%。确实，只要关税不超过50%，它们相对于完全开放贸易仍然能提高福利。换句话说，增加有效的整体关税从目前接近2%的低水平开始，实际上会提升美国的整体福利。

一旦关税开始超过20%（在广泛的、有效的基础上），它们就会降低福利。投资机构现在预测，特朗普总统提议的关税的有效率将从2.3%跃升至17%，接近这一20%的水平。

在2018-2019年，美国适度提高关税，其他国家被动接受，那么它就可以像最优关税文献中所说的那样，总体上增加福利。然而，报复性关税会给美国带来额外的成本，并且报复性关税可能使全球贸易崩溃，因为报复性关税的升级将超过最优关税水平。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抵消美国关税带来的福利。

因此，防止报复将非常重要。在拥有强大资本市场的世界中，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承受针锋相对的升级国家更有可能赢得一场“胆小鬼游戏”。回想一下，中国经济依赖于资本管制，将储蓄投资于越来越低效的资本配置，投资于空置公寓等非生产性资产建筑。如果以牙还牙的升级导致对资本管制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资金离开中国，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比美国经济更严重的波动。这种天然优势限制了中国应对关税增加的能力。

尚不清楚是否应将这一威慑措施的失败视为不良结果。假设美国对北约伙伴提高关税，并威胁如果受到报复性关税打击就削弱其北约共同防御义务。如果欧洲采取报复行动，但大幅增加自身的国防开支和能力，缓解了美国承担起全球安全的重担，同时减少对我们能力的过度扩张。欧洲在自身防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使美国能够更加专注于中国，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远大于俄罗斯，同时还能创造收入。

毫无疑问，关税是延长减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必须来自某个地方。

历史上，多边货币协议一直是实施有意改变美元价值的主要手段。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协调行动以削弱美元；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则阻止了这种贬值趋势，这两项协议通常被视为调整汇率水平的成功方法（尽管它们的经济后果仍存在争议）。

目前来看，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欧洲或中国会同意采取协调行动来增强各自的货币。

在一系列惩罚性关税之后，欧洲和中国等贸易伙伴更容易接受某种形式的货币协定，以换取关税的降低。

当今的经济与1980年代的经济存在许多差异。一方面，美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现已超过120%，而1982年广场协议达成时这一比例约为40%。

如果像Poszar所建议的那样，期限延长至百年特别债券，那么美国纳税人为全球安全融资的压力将大大减轻。

美国如何让贸易和安全伙伴同意这样的协议？首先，有关税这一“大棒”。其次，有国防保护伞这一“胡萝卜”，以及失去它的风险。第三，还有充足的银行工具可以在利率风险上升时提供流动性。

美国出口部门的负担，扣留一部分利息支付可以帮助收回部分成本。一些债券持有人可能会指责美国违约，但事实是大多数政府都会对利息收入征税，而美国已经对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内持有人征收利息税。为了更加渐进，财政部可以考虑仅对新发行的债券征收费用，而不是旧债券。

由于黄金不支付利息，将其出售给收益率为正的外国债务应该会给美国政府带来收入。

鉴于美联储有能力随意创造货币供应量，并以任何资本头寸进行操作，规模限制并非来自购买力，而是来自可供购买的资产。

关税既是谈判杠杆的工具，也是收入和公平的手段。关税提供的杠杆还有另一种潜在用途：一种替代形式的“马阿拉歌协议”，即以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在美国进行重大工业投资为条件，换取取消关税。

美国要求一些安全保障——例如，中国的国债托管——以确保其遵守此类协议。其次，中国不愿做出这样的让步，比如将其部分工业生产出口到国外，从而为非中国人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不会坐视中国拖延谈判，因此可能会征收关税以制造紧迫感，促使双方进行谈判。这很可能首先采取关税措施，然后才是达成协议，因为达成协议需要一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