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红薯改变中国

　　一、“哥伦布大交换”：土豆改变欧洲，红薯改变中国

　　谈红薯，就不能不谈到一个学术术语——“哥伦布大交换”。 近代“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殖民浪潮，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中国带来“百年国耻”。然而，大航海时代直接引发的“哥伦布大交换”，曾经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并给长久地改变了中国发展路径。

　　所谓“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是一场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甚至思想观念的突发性交流。

　　在人类史上，这是关于生态学、农业、文化许多项目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美洲的红薯、玉米、土豆、辣椒、烟草，传遍欧亚大陆;而欧亚大陆的马、牛、羊、狗等动物和大米、小麦等植物，则来到了南北美洲广泛种植。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这种生态学上的变革，被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

　　“哥伦布大交换”，是美国环境史家艾弗瑞.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克罗斯比从生态角度，对旧大路征服新大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是迄今为止环境史学界提出的最有影响的创见，被广泛写入国内外世界史教材。

　　哥伦布首次抵达美洲后，就发现当地印第安人普遍种植红薯并当作主食。哥伦布在1492年11月4日的《航海日记》中写道：“这里的土地如此肥沃，到处都是如同胡萝卜一样的薯类。”同年12月13日，他又写道：“在所有这片土地上(海地)，栽种的都是这种甜薯，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这种块根做的面包可以用水煮，也可用火烤”，煮红薯、烤红薯首次出现;12月16日，他描绘了红薯的味道：“这种食物味道非常好，跟栗子没有两样。这种东西曾在几内亚见过，但这里的更好，也更大，最大的粗如人腿……”

　　“哥伦布大交换”，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在地动山摇之余，又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

　　从“上帝视角”看，土豆改变了欧洲，大航海后，小小的土豆迅速占领了欧洲人的餐桌，其引发的农业革命，为英国“圈地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间接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整个世界进入生气勃勃的崭新阶段。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红薯则改变了中国。从1550年到1851年，从明朝嘉靖年间直到清朝道光年间，史称“明清小冰期”(又称“明清小冰河期”)，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极寒天气，农作物大规模减产，大饥荒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农民起义，继而明亡清兴，一系列连锁社会效应，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裂”、“亡天下”。幸好还有红薯、玉米，“哥伦布大交换”的巨大馈赠，让中国转危为安，艰难无比而惊险万分地度过“明清小冰期”。

　　二、“古代袁隆平”：“红薯之父”——陈振龙家族

　　红薯又名番薯，但因为种植地特点、颜色的不同，又被称为甘薯、白薯、甜薯、地瓜、红芋、山芋、朱薯、红苕等。

　　即使在农民眼里，红薯也是中国最“土气”的农作物;鲜为人知的是，红薯是最标准的“洋玩意儿”。红薯原产于拉丁美洲，是印第安人栽培的一种古老作物，在美洲有着3000年的种植和食用历史。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了中国人民能吃饱饭而奋斗终生，被誉为“国士无双”;明清时期，红薯这匹“千里马”，遇到了自己的“伯乐”——陈振龙家族，开启了红薯拯救中国的感人历史。

　　1521年，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抵达吕宋(今菲律宾)，不久西班牙人在此建立殖民统治，并把红薯、玉米、辣椒等美洲农作物带到了菲律宾，并开始了大规模种植。

　　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大明将领李如松在朝鲜击败日本侵略军，收复平壤，写下流芳史册的光彩华章;鲜为人知的是，福建秀才陈振龙冒险从菲律宾带回红薯，看似波澜不惊，却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而又影响深远的“红薯入华史”。

　　明朝中后期，土地贫瘠的福建经常干旱少雨，数以百万计的百姓处在半饥饿的状态，饥肠辘辘，嗷嗷待哺。 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商人，常常往来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有机会品尝到当地美食——红薯，感觉太好吃了。他一打听，红薯耐干旱、好养活，关键是产量大，春薯亩产2000公斤，夏薯亩产1000多公斤，这与中国亩产只有一百多公斤小麦、水稻相比，简直是“超级宝贝”。

　　陈振龙心想：这要是带回中国，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很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在海关严格盘查，不允许红薯外流。

　　既然如此，陈振龙静下心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学习红薯的育苗、摘插、管护、储藏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薯通”。

　　为了偷运红薯回国，陈振龙屡败屡战，吃够了苦头。他尝试过把红薯藏在箱子下面、将红薯藤条编入藤篮等多种办法，企图“蒙混过关”，每一次，都被“明察秋毫”的海关人员查出来，不但没收“赃物”，而且对陈振龙进行大额罚款。

　　琢磨良久，陈振龙决定把红薯的藤条绞进粗大的帆船缆绳里，然后涂上黄泥巴，吊在船舷下，这才勉强躲过海关层层盘查，把红薯带回福建老家，并赶紧试种。

　　回国四个月后，第一批引种的红薯终于成熟，“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让陈振龙振奋不已。

　　陈振龙认定，番薯“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关键是耐干旱、好养活，一定可以拯救嗷嗷待哺的福建百姓。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给时任福建巡抚的金学曾写了一封信，陈述引种番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作为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金学曾明白了红薯的价值，公开表彰陈氏父子“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在福建全省推广种植，让红薯“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数不胜数的红薯，进入福建百姓辘辘的饥肠，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因此，当地人称红薯为“金薯”。

　　说句题外话，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船队曾被台风困在澎湖列岛。郑军在当地筹粮时，征粮官回答说“唯有番薯”，小小的红薯，竟然为收复宝岛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红薯造福中国，并非一人之功。广东人陈益，从越南引入红薯，在广东造福一方，为百姓所称颂;明朝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亲自试种并撰写《甘薯疏》，在上海、江苏一代推广红薯。

　　受客观地理条件限制，明朝时，红薯只是在福建、广东、上海、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种植;而此时，大半个中国正处在“明清小冰期”的饥寒交迫中，李自成率领数以百万计的饥民揭竿而起，推翻了大明帝国。之后，满清八旗进入山海关，建立了大清朝。 后人读史至此，未尝不掷书而长叹：如果红薯、玉米，早进入中国几十年，就不会有大饥荒，更不会有明朝的灭亡。今天互联网上，仍有“红薯颠覆大明”的说法，给穿越小说提供了回味无穷的遐想空间。

　　明亡清兴，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亡天下”、“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明清小冰期”仍方兴未艾，寒风刺骨时，辘辘的饥肠正望眼欲穿，渴盼“烤红薯”的香甜和温暖…… 自从陈振龙引红薯入福建，陈氏家族的子子孙孙，把红薯的引种和传播，当做家族薪火相传的神圣使命。

　　朝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青岛古镇口经常，发现昔日富庶之地——胶州半岛，“时东省旱、涝、蝗、蝻，三年为灾”，天灾连连，遍地饥馑。陈世元想起家族使命，出资雇人在青岛试种红薯，经过两年试验，终于大获成功，当地饥民从此摆脱了饿殍遍野的“饥荒时代”，从此安居乐业。

　　之后，陈振龙和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在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红薯的试种和推广。陈振龙撰写了农业专著《金薯(红薯)种植法》，向各地官吏、士绅和普通百姓免费赠书。

　　中国古代农业史上，曾经出现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高产的占城稻(越南水稻)，大大改变了农业结构;第二次农业革命，则是以红薯、玉米传入中国为代表掀起的食物革命。

　　吃饱了大米饭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先生的贡献，称赞他“国士无双”;被红薯喂饱的中国人，同样不会忘记“红薯之父”陈振龙及陈氏家族的不懈努力和巨大善举。

　　早在清朝道光年间，福州人就在乌石山建“先薯亭”，长乐人民后来还在青桥村兴建了“陈振龙纪念亭”，纪念陈振龙引种、推广红薯种植，解决百姓吃饭问题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的陈振龙老宅的门墙上，还嵌着由副省长题写的“陈振龙出生地”的牌匾，还有一块“先薯碑”，靠墙而立，明确记载着陈振龙祖孙七代引种、推广红薯的丰功伟绩。

　　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曾在词作《满江红》中写道：“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称赞陈振龙家庭的功劳，堪比开启中国农业时代的伟人——神农氏。

　　三、“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是“红薯拯救中国”的制度保证

　　特殊时期，小人物也可以引发“蝴蝶效应”，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大历史。在陈氏家族几代人的接力传播下，红薯种植由南向北、从民间到官方，逐渐形成烽火燎原之势，最终使红薯的推广种植，成为清帝国政府大力弘扬的“既定国策”。

　　在山东胶州，知州周于智以官方文书宣传红薯“六利八益”：山东布政使李渭，派人以通俗易懂的说快板方式，在全省广泛推行红薯种植…… 1785年，乾隆皇帝也认识到红薯的种种好处，颁发圣旨“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

　　红薯拯救中国，并非虚言。清朝之前，中国的人口起起伏伏、兜兜转转，一直都是数千万人，从没有突破1亿大关;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中国人吃着烤红薯，啃着老玉米，人口一路增长到3.13亿;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明清小冰期”临近结束时，中国人口增长至4.3亿。

　　如果说清朝中期的人口大爆炸，都是红薯、玉米的功劳，肯定有失偏颇。

　　客观而言，大清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其勤勉、科学的执政，也是农业革命发生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

　　对老百姓而言，孩子不是你想生就能生、能生就能养的，必然受到赋税政策、荆条条件的制约。 在古代，中国农民承担的赋税，主要分土地税、徭役和人头税。简单来说，每多生一个孩子，家庭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孩子生的越多，人头税也会越交越多。像明朝末年，百姓承担的赋税之高、株连之狠，已经到了逼上梁山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有能力多养活几个孩子，你交得起成倍增加的人头税吗? 公元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为了解决因人口增长而增加的税赋压力，康熙皇帝颁布“滋生认定永不加赋”的圣旨，宣布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增收的主张，对以后新生人口(即盛世滋生人丁)不征税赋;而丁银(人头税)并不按丁计算，丁多人户也只交纳一丁钱粮。

　　生孩子不多交税，让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一下子解除了生育负担。

　　家里红薯、玉米多的是，养孩子又不成问题，中国人口开始第一次爆炸式增长。

　　1723年(清雍正元年)，雍正皇帝颁布“摊丁入亩”善政，将丁银(人头税)并入田赋(土地税)，彻底取消了人头税。

　　“摊丁入亩”政策，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基层农民的生育压力，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这个政策，让基层农民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赋税规则的简化，也降低了地方政府随意加税、中饱私囊的可能。

　　客观说，康熙、雍正的两大善政，在红薯、玉米在全中国快速推广的背景下，一下子解除了百姓“生育难”的政策“封印”，让中华民族第一次有了“四万万同胞”! 鲜为人知的是，红薯入华，竟然助推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政策，从而推动了云贵川地区，更深入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唐宋以来，西南地区一直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家族世代垄断地方军、政大权，事实上形同“武装割据”，使得云贵川长期游离在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埋下了分裂隐患。

　　为了将西南土司纳入清帝国政府的直接管辖，1726年(清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委派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运动。

　　说白了，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有委派地方官进行直接管理。 “哥伦布大交换”，为“改土归流”政策的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大量少地无地的农民，迁徙到过去被土司控制的边远地区，进行深度开发。在西南山区，低处就种喜欢气候暖湿的红薯，在高处就种耐旱的玉米，更高的地方，就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

　　在红薯等农作物的助力下，“改土归流”突破重重压力，最终“润物细无声”地得以推行全国。据记载，大西南偏远山区，百姓常年以红薯和玉米作为主食，一年到头很少吃稻米。

　　四、被嫌弃的“救命粮”，被鄙夷的“红薯腔”

　　从晚晴到民国，直到19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红薯作为“救命粮”，填饱了无数中国的肠胃，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渡过大大小小的饥荒。

　　作者程奇就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洛阳农村，那时的中国乡村，仍然处在“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困难时期。由于小麦、大米等主食供应不足，于是红薯就是了“当家饭”，最主要的主食。 从记事开始，程奇家里的早饭、晚饭，都是千篇一律的“红薯米汤”，也就是煮了红薯的小米汤。

　　一开始，大家都很喜欢香甜的红薯，每次吃饭，兄弟姐妹们都争着往自己碗里抢“轱辘红薯”，闹得不亦乐乎。所谓“轱辘红薯”，是因为红薯尾部纤维太多不好吃，去除头部、尾部的中间圆柱状红薯块，口感最好。

　　再好的东西，天天吃也会腻歪。红薯吃多了，胃里泛酸水，经常放屁，常吃红薯会导致营养不良。

　　于是乎，红薯成了被城里人嘲笑、被乡下人奚落的对象。记得程奇老家村庄内，有一位老婆婆，几个儿女都不孝顺，天天惹老人生气。一日，老婆婆蒸了一笼红薯，满满当当盛了一大盆，老人抱着大盆红薯蹲在门口，一边大口大口吃红薯，一边气呼呼地吆喝：“不过了，不过了，把你们的彩礼、嫁妆，都给吃完喽!” 大盆红薯，就是儿女的彩礼、嫁妆?此情此景，逗得村里老老少少笑作一团。

　　至今思之，却成困难时期的痛苦回忆，越品越苦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洛阳农村的语言环境里，“吃肉的命”，成了通过考大学、招工进城青年的代名词;“吃红薯的命”，则是留在农村务农青年队自嘲口头禅。

　　不但红薯被看不起，就连我们说的洛阳地方话，也被城里人笑为“红薯腔”，一度让从农村走出的男女青年自卑不已。

　　无独有偶，在南方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地，生僻难懂的地方口音，曾长期被戏称为“地瓜腔”，成为被说普通话的城里人讽刺、挖苦的对象。

　　乾隆赐名“土人参”，都市的“减肥神器”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乾隆皇帝最有福气，享年89岁的爱新觉罗•弘历，当了60年“太平天子”，又当了3年太上皇，是标准的“十全老人”，最让人艳羡的成功人士。 和普通老百姓对红薯的嫌弃不同，乾隆皇帝是红薯的“超级粉丝”。

　　这是为啥呢?

　　据记载，晚年的乾隆皇帝患上了便秘，每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胀鼓鼓的，当然心情烦躁。太医们不敢随便下泻药，致使皇帝的病情难以好转。 一天深夜，心情不好的乾隆皇帝，正在紫禁城里来回溜达。突然他闻到一股香甜甘醇的异香，顺着诱人的香气走过去，原来是一位小太监，正蹲在煤炉边，偷偷烤红薯。 看到皇帝来访，小太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跪地求饶。 乾隆却不以为意，他掰下一块热乎乎的烤红薯，口感果然香甜无比，就命令御厨天天烤给他吃。 让乾隆惊奇的是，吃了一段时间烤红薯，居然把多年的便秘给治好了。原来，红薯富含大量纤维素，能够吸附肠道内的水分，通便效果十分明显。

　　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亲自将红薯改名为“白薯”，有评价其为“土人参”。乾隆的命名，让“烤白薯”，成为冬日北京一道独特风景，抚慰了无数在寒风中孤独前行的游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杂交水稻、高产小麦的普及，曾经以“救命粮”闻名于世的红薯，已经悄然远离“中国四大主食(小麦、大米、玉米、土豆)”行列，成为人们调节口味的副食品，进而成为大家健身、养生、减肥、防癌的“健康神器”。

　　清代医学名著《医林纂要探源》认可了红薯的药用价值：“止渴、醒酒、益肺、宁心、补气”;当代著作《中华本草》也称赞常吃红薯能“补中和血、益气生津、宽肠通便”。

　　现代营养学家认为，红薯具有宽肠通便、益肺宁心、补气生津、防癌瘦身的优势。红薯所蕴含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均高于大米和小麦，尤其是其中的维生素A及一些微量元素，不仅能有效缓解疲劳、提高人体免疫力，甚至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神奇效果。

　　红薯还是抗癌食品。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曾研究，将所有黄绿色植物的抗癌效果进行比较，红薯超越人参，高居“抗癌食品榜”榜首。

　　新时期，红薯正因为其热量低，富含纤维素，饱腹感强，被注重身材管理的现代都市男女作为“减肥食品”，使之成为“都市新宠”。

　　作为“救命粮”，红薯帮助深陷“明清小冰期”的中国人走出生死难关;作为“都市新宠”，红薯正在新时期，成为都市新新人类的营养提供者，成为“宝宝心头肉”。

　　红薯之于中国，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