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限制高频量化交易

中国股市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必须要取消高频量化交易。

一秒钟300次的高频交易不是长线投资，也不是吴清主席讲的短线投资，而是利用机器人同中小投资者抢下单速度，试问世界围棋比赛能否人与机器人混合同台比赛？健康的运动员可以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吗？男运动员可以混进女子组比赛吗？认知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显然不允许的。高频量化更为恶劣的是制造虚假买单，虚假卖单的“交易趋势”（心理战），量化抑制了股价的正反馈特性，从而欺骗诱导中小投资者下单的情绪，高频量化者本身也不把这种交易称为投资（而是获得交易收益），因为他们几乎不看公司的基本面，也从未听说有量化机构去上市公司调研的，他们的专家不是金融不是财务，而是程序员，是计算机高手，在当下AI算力的加持下，人工更不是量化的对手，因此在同一市场对这种不公平的高频交易必须禁止，怎么界定？如果人工每秒下单一次，那么凡是每秒下单超过二次（已经是人工的一倍了）以上的指令示为无效，交易时自动弹出“连续下单无效”（也可以称之为熔断机制），你必须按下这个提示后才可以继续下单。

二、禁止融券

融券就是借了券把股价砸下去，就是做空股市，股价是否过高让持有股票的投资人来决定，持有人判断涨高了可以拋呀，而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用得着你没有股票的人来捣乱吗？

再说融券的合法性还是要继续追问，2024年2月7日，我给吴清主席提得46建议中，直接了当指出限售股转融通违法。2024年6月25日我又发文，《转融通有违证券法》，2024年7月9日我不仅在第一财经电视直播中呼吁，而且继续发文《转融通与法与理都应该关了》。其核心观点：

148家公募基金，产品有一万只，因为基金申购和赎回每天可以发生，且市值是有第三方清算和托管的，如果把股票借出去了，第二天的市值是把出借的股票市值扣除了？显然没有，因为这是基金持有人的权益（扣除了就是基金持有人的权益减少了），这再次证明转融通的股票所有权也没有发生转移。

好，那问题来了，目前转融通余额是340亿（2023年末是730多亿），余额就是借券净拋出的股票市值，抛给谁了？不管这340亿是谁买入的，登记公司肯定将这340亿股票登记在所有买入人的名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股票），买入人并不关心是谁把股票抛给了你，即使知道抛给你的人融券期限是半个月，并不影响你买入后放三年，显然是虚增了340亿的流通盘。

桥归桥路归路，这样算下来，每家上市公司季报的股东持有的股票相加，肯定超过所有公司发行在外的法定股票数，简单讲虚增差额就是融券数（当下就是340亿）。

以我的推断，所有权没有转移的融券仅仅是所有者的“锁仓”约定，这个融券库是虚拟的股票库，买入者是“真实的券”是虚增的流通盘。

我国的证券法规定，我国的股票交易是现货交易，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股票），第二股票实行的是实名制，股票转让后必须过户，转让才生效，我们每天晚上看到股票的交割转让数，以及买卖发生的资金清算，这都是通过第三方来完成的，资金有托管银行清算，股票有中登公司登记过户。

公募基金持有的股票，所有权是基金（产品）持有人，股票登记在该基金的名下（也是实名制的），他的出借是一个名义上的出借，所有权还在基金产品名下，别人拿了所谓的借到的券怎么有处分权呢？就好比我的产权房借给别人住，但别人无权把我房子卖了，如果卖成功了，那这个房子就会有二个产权人，这是违反民典法的，但事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过户是不能成交的。

举个例子，1986年11月，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范尔霖之后还亲自到上海为这张不同寻常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因为不过户股票不是你的。

中国股票实行实名制同理基金公司持有的基金份额市值都是有第三方托管清算的，基金管理人是无权变更其中股票所有权转移给任何第三方的，如果基金管理人（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借出股票，任有借入人拋售，假设抛出股票是实物券（001号～009号），一个小散买其中的008号，当天008号就过户在了这位小散的股票户里了，这就形成了二个持有了二张相同编号的股票，当然因为没有过户，其实融券的人是无权卖给他人的。

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这给全市场人为增加了流通盘，用虚拟的股票标的投放到了股票的二级市场。

我以为转融通制度不仅与证券法不符，同时通过虚增流通盘卖出，人为的扩大了流通盘，这种“裸空”制度是做空当下股市的元凶之一，必须关了。

可喜的是第二天证监会就发布了暂停转融券业务：自2024年7月11日起，中证金融公司暂停转融券业务。存量转融券合约可以展期，但必须在2024年9月30日之前了结。

然而现在还存在证券公司可以借券给融券者，不和其合法性和上述公募基金转融通有什么区别，出借人股票减少了吗？所有权过户了吗？是大宗交易过户？还是二级市场竞价过户？如果没有过户那不就是虚增流通量吗！

巴菲特曾表示，没有人可以通过做空自己的国家而成功。他在2015年的致股东信中提到：“事实上，在过去的238年里，谁曾因做空美国而获利？”但在A股做空却大行其道。

三、减少股市衍生品工具的推出，尤其是高杠杆衍生品。

这是2024年2月我给吴清主席46条建议中的内容《为证监会吴清主席点个大大的赞》：前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曾发文：2015年股灾指数大跌和股指期货密切相关，对冲基金千万不要变成主角，把现货市场、产品市场扭曲了的重要观点。

本人建议不仅不能增加股指的衍生品工具的推出，而且应该减少，建议只保留上证50指数期货，而且交割期为一年一次，其他品种等到了6000点以后再恢复。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扰乱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用的是什么办法？就是做空工具。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对冲基金大量地抛售对冲了799种美国金融股的时候，美国SEC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它几乎不知道谁在卖空，所以最后只有下禁空令（最最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只能用看得见的手来扭转市场）。同时大幅提高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

2015年股灾时，8月22日（星期六）我在金融投资报发文《股灾反思七点建议期指存在制度缺陷》，二个工作日的星期二晚上，证监会就采纳了我的二条建议：限制开仓总量和提高保证金比例（二个月后又采纳了期指交易时间和现货交易时间必须一致的建议），下跌的市场立刻得到缓和。

前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聂庆平，当年从联办出来参与筹建证监会，并且是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从证监会退休后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聘为兼职教授，作为学者他曾发表文章（演讲）：2015年的1月，到2015年的8月，金融股指期货的交易量，大概达到了37万亿，那是大大地超过了现货，从限制政策出台后，即2015年的8月，到2015年的12月，整个股指期货交易量，或是金融期货的交易量，只有3700亿，可见期指对现货市场的撼动力是如此之大。

这是最权威的心平气和的评判，不是普通专家的逻辑推理，而是拿数据说话（他是拿得到数据的）。

四、限空后还要做加法

1. 互换便利三个月才对敲了500多亿，我以为利率太高了，央行的1.75%，商业银行的2.25%，对金融机构央企来说没有积极性，建议央行能否降到0.175%呢？否则还是应该央行直接入市（最近二年我连续发文三次呼吁央行直接入市），或推出平准基金。

2. 长期以来我一直呼吁设立政府官员也能直接进入股市的股票ETF基金（不低于二十家）的FOF基金，本人早在2017年5月25日就发表了《发行（公务员）FDF股票投资基金——向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建言》的文章。股票市场监管很严的美国议长都能直接购买股票，凭什么我们的官员只能做储户而不能成为基民呢？信心比黄金贵，希望们能定投FOF基金，给市场以信心。

3. 在中小股东没有获得赔偿前，不能一退了之，本人2024年6月4日在上发表了《请把对准数千万中小投资者的枪口抬高一寸，罚没违法大股东的股权，吸收合并优质资产的大股东，让退市股重生》等一系列重整退市股的建议。

一句话，做多中国资产，做多中国股市符合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看看国外股票市场年年创历史新高，甚至月月创历史新高，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十几年股市停留在3000点保卫战上实在讲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