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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刚 / 01月05日 13:56 发布
如果个人觉得赚钱难,那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人水平不行,找不到赚钱的门路;另一个是社会上的钱太少了,不够大家赚的。
如果企业觉得赚钱难,那可能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家企业不行,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无法赚钱;另一个是社会上的钱太少了,不够大家赚的。
如果政府觉得赚钱难,那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个人和企业隐瞒税收不肯纳税,另一个原因是个人和企业真的没钱,以至于政府无法纳税。
一个社会,无非就是个人、企业、政府三大主体。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互相赚钱。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回一些钱,再通过转移支付给不同的个人和企业发钱。
所以,如果个人赚钱难且很多人都觉得赚钱难,如果企业赚钱难且很多企业都觉得赚钱难,如果不同的地方政府觉得赚钱难且很多地方的政府都觉得赚钱难,那么,找一下原因,除了自身的问题之外,总不能排除另一个可能性: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社会上的钱,指的是“基础货币”。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对基础货币的正确认知:所谓基础货币,是银行发行的原初货币,贷款,不属于基础货币。
简单点说,基础货币的概念就是:它是干净的钱,属于自己的钱,跟外人无关,只跟国家有关,因为它是国家发行出来的。
相比之下,贷款的钱,算不算货币呢?当代经济学是把贷款统计为货币的,而且发明了类似于广义货币(M2)的概念,来统计社会上的钱。其实,贷款,是需要偿还的,只不过偿还期限有长有短而已。任何一笔贷款,都是需要还的。所以,贷款,不是基础货币。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贷款也不能算是货币,而是虚拟的货币。
如果你手里有100万元资产,其中现金是5万元。这时候,你未必敢大手大脚花钱、消费、买东西,因为你手里还有95万元贷款呢!这些贷款,可能明天就要还,也可能有的后天就要还,你必须精打细算,确保到期能还款,否则,你的生活要倒霉了——还不上贷款,你的100万元资产要拿去拍卖,拍卖后的所得可能只有90万元,你已经还不上贷款了,这时候,你就破产了——此时,你根本就不是拥有100万元资产的富翁,而是一贫如洗的破产翁了。所以,贷款不是钱。
只有央行发行的货币,才是真的基础货币。我们说的“国家发多少钱”,其实就是“央行应该发行多少基础货币”的意思。
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总量只有12.88万亿元,每个中国人平均不到1万元,你能相信吗?
当然,当代金融统计,认为央行的基础货币不只有发行的货币,还有别的项目,比如银行存款等。由于央行自身是空白的,它的资产是等于负债的,所以,从负债角度说,央行的基础货币只有发行的货币、金融机构的存款两大项。如果从资产角度说,央行账户里有黄金,有外汇,有债券,等等。人们如今习惯上把央行的全部资产或者全部负债(它的资产等于它的负债),都看做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到2024年11月底,中国央行的总资产是45.37万亿元。这个数字,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基础货币总量。大家赚钱啊,赚钞票啊,有利润啊,有收益啊,都是在这个45.374万亿元的大蛋糕里切。张三多了,李四可能就少了。居民个人多了,企业可能就少了。个人和企业多了,政府可能就少了。
所以,回到上面的问题,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45.37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合理不合理呢?如果说不合理,那么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说央行的45.37万亿元基础货币多了,那物价就要涨,钱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央行的45.37万亿元基础货币少了,那物价就要跌,钱就更加值钱了。
每个人,其实可以从物价趋势的角度,简单做一下判断:你觉得未来物价会涨还是会跌?由此你就知道当前的货币是多了还是少了。
但是,注意,这里是转折:货币多了,或者货币少了,总有一个临界点,只有多得太多,物价才会涨,只有少得太多,物价才会跌。而另一方面,有时候货币不多,物价也会暴涨,有时候货币不少,物价也会暴跌。这里面与供应和需求有关系,是我们以后要探讨的话题。
我们这里先只讨论一个话题:国家应该发多少钱,才能让人觉得满意,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满意呢?
(注意,别想多了,这里不是说国家给你个人多少钱你才会满意,而是社会上应该有多少钱,才会让整个社会都觉得和谐顺利幸福)
这就是基础货币总量论的起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要落窠臼于传统的货币理论,也不能被现代货币理论束缚,更不能被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缠住。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到货币的本源,从货币诞生的角度来观察。
我们假设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大陆(就像中国的版图这样,四周要么是大海要么是高山,与外界完全隔绝),人们在生活,完全自给自足。
第一阶段,原始部落里阶段,部落里的人无论有无分工,结果是自己收获,自己消耗,如此生老病死繁衍。此时,无需货币。
第二阶段,部落交换时期。部落内或者部落间,因为物资的多样性,自己用不完的东西,拿去别人那里交换。这是以物易物的阶段。也不需要货币。
第三阶段:交易时期。但部落交换的规模逐渐扩大、物资资源逐渐增多的时候,以物易物的模式落后了,制约的因素太多。于是,慢慢产生了“一般等价物”。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互相之间都认可的商品,后来慢慢演化成了货币。从最初的贝壳到后来的金属,再到后面的铜和白银,直至最后是黄金。这都是“硬通货”。是有形的通货时代。
从通货时代到纸币时代,是一个绝大的飞跃,金融理论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纸币时代到数字货币时代,更是一个极大的飞跃,货币理论也应该彻底更新了。但是,无论怎样更新,“基础货币”的本源是不会变的,它就产生于最初的“以物易物”时代之后。不管是贝壳还是黄金,硬通货,才是我们所认可的“基础货币”。
现在的问题是:基础货币的总量应该是多少呢?
2024年的最后一个周,即将迎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周,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累计回笼8187亿元基础货币。而整个12月,央行累计净回笼货币2.2万亿元。如果央行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大规模放水,那么,年底的央行总资产估计还不到44万亿元,比2023年要下降1.5万亿左右。
如此奇特的景观,按说只能发生在经济火热、物价高企、利率走高的环境下。否则,央行干嘛要收回货币而不是扩大货币供给呢?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形势到底是怎样的呢?物价明明涨不动,11月上海和北京的消费数据下降超过了10%,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央行为什么要继续收紧货币呢?
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央行以及经济和金融管理部门的很多人都认可,目前的货币供给是宽松的。这一点,从日益走低的国债收益率上能反映出来——如果不是货币宽松,国债收益率为什么越走越高,连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跌破了2%?
问题是,利率与基础货币多少是否成正比呢?
关于利率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这里显然核心就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内,究竟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呢?
我们回到当初的假设:假设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大陆(就像中国的版图这样,四周要么是大海要么是高山,与外界完全隔绝),人们在大陆里生活,完全自给自足。随后开始以物易物,再后来逐渐进入交易时代,有了基础货币:硬通货。
我们假设,一位农夫,每年劳动100天,产出的粮可以供自己日常消费。但是,他很勤劳,每年劳动200天,产出的粮食,自己吃完了,还有剩余。这剩余的部分,是用超出他基本消耗水平的劳动换来的。他可以把多余的部分拿去交易,换回来的,就是货币,基础货币。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基础货币,与人的超额劳动有关。超出了维系自己生存之外的劳动,理应可以兑换为基础货币。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鸿蒙初开,最原始的时期,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
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回答:最起码,那个农夫多余的劳动产量,应该可以完全兑换成货币。
既然如此,基础货币的初始值M0应该等于全社会所有人超额劳动的量。即这些货币,可以购买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超额劳动。
设立一个参照系,假设1亿元可以购买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超额劳动,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社会上有基础货币1亿元。有这1亿元,可以买断所有人超额劳动的全部产出。
然后,第二年,应该是多少货币?要增加多少?
人口有出生有死亡,有新增的劳动力。要想让增加的人口也参与额外的劳动,货币必须有一个增量。我们假设这个增量为a。即第二年的货币增量应该是M1=M0*a。
以后的问题就简单了,货币增量,必须保持a的增速。这就意味着货币总量必须不断增长。只有货币不断增长,才能让社会上的人们劳动不断增多。
这个货币增量系数a应该算多少呢?
它应该与两个指标相关:第一个,是人口的增速。第二个,是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人口增长越快,货币增速应该越大。劳动生产效率越高,货币增长速度也应该越大。
我研究过北宋、南宋和明清阶段政经形势最好的一段时间,它们的货币增速,大致是100年增长100倍左右。即货币增长百年百倍。如果这算复合增长率,其实就是每年4.7%左右。如果按照每年5%的比率增长,100年时间增长130倍而已。
百年百倍的货币增长,或者每年5%上下的增长速度,其实是能满足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
另一个例子或许也能证明。到1950年之前的400年间,欧洲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存贷款利率长期均值就是5%。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推算,1867-1960年,美国的货币增长157倍,年复合增长率5.4%。1960年,美国的基础货币总额是491亿美元。到2023年底达到5.82万亿美元,63年增长118倍,年复合增长率7.8%。综合起来,1867-1860年期间,货币增长18600倍,年复合增长率6.5%。
这就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对照: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在经济最好的阶段,基础货币的增速不能低于百年百倍。如果以美国为参照,合理的基础货币增速应该是6-8%。
为了简单一点说明问题,假设增速是每年7%,那10年时间,总量翻番。
用这样的理论来对照中国,我们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体制问题,我们一度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货币不是社会的必需品。或者说,货币不是唯一促使人们参与劳动的媒介。人们不是为了货币而劳动,而是因为集体组织、集体和个人荣誉等要素去劳动。货币不是衡量劳动多寡的标志物。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还曾引发了很多问题。一直到1994年底,中国银行里的存款才比贷款多(即存款总额-贷款总额>0)。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1994年的时候才是0元。
那么,1949-1994年的45年时间,中国本来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呢?这个数字,很难确定。
目前的数据可以参考的是,1952-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5万亿元。今天看来,这些GDP的统计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农村数亿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广大城镇职工和公务人员,工资也是低得可怜。1952年,中国有5.75亿人,那一年的GDP是679亿元,等于每年每年100元。而今天,中国每人每年的GDP创造量接近10万元。
即便如此,我们假设1978年末中国应该5万亿元基础货币,按照每年7%的增速10年翻一倍,那么,到2008年应该是40万亿元。而实际上,到这一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规模刚刚突破20万亿元,相当于理论模拟值的一半。
同样,按照理论模拟值,2018年中国的基础货币应该是80万亿元,2024年应该是120万亿元——而实际上,中国的基础货币只有45万亿元左右。中国的基础货币缺口可能高达75万亿元。
我们退一步,假如我们认可1994年后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逐渐增加,逐渐满足了合理性,那么,到2014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总额34万亿元,按照10年翻番的标准,到2024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应该至少68万亿元。我们实际上欠账至少23万亿元。
于是,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在中国央行看来,中国是不缺钱的,没错,中国不缺贷款,我们的贷款规模足够了,但我们的问题是老百姓手里缺基础货币。如果每个中国人能平均发放2万元基础货币,中国新增28万亿元基础货币,则中国经济立刻就能活过来、活起来、腾飞起来。
因为,有了这些基础货币,才会有真正的、无需刺激的消费。有了消费,才会消化企业的产能,才能促进企业生产,才能促进社会服务活起来。
一招棋下去,满盘皆活,就是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