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每个中国人平均发放2万元，经济将满盘活

2024年的最后一个周，即将迎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周，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累计回笼8187亿元基础货币。而整个12月，央行累计净回笼货币2.2万亿元。如果央行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大规模放水，那么，年底的央行总资产估计还不到44万亿元，比2023年要下降1.5万亿左右。

如此奇特的景观，按说只能发生在经济火热、物价高企、利率走高的环境下。否则，央行干嘛要收回货币而不是扩大货币供给呢？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形势到底是怎样的呢？物价明明涨不动，11月上海和北京的消费数据下降超过了10%，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央行为什么要继续收紧货币呢？

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央行以及经济和金融管理部门的很多人都认可，目前的货币供给是宽松的。这一点，从日益走低的国债收益率上能反映出来——如果不是货币宽松，国债收益率为什么越走越高，连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跌破了2%？
 

问题是，利率与基础货币多少是否成正比呢？
 

关于利率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这里显然核心就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内，究竟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呢？
 

我们回到当初的假设：假设有一个完全封闭的大陆（就像中国的版图这样，四周要么是大海要么是高山，与外界完全隔绝），人们在大陆里生活，完全自给自足。随后开始以物易物，再后来逐渐进入交易时代，有了基础货币：硬通货。

我们假设，一位农夫，每年劳动100天，产出的粮可以供自己日常消费。但是，他很勤劳，每年劳动200天，产出的粮食，自己吃完了，还有剩余。这剩余的部分，是用超出他基本消耗水平的劳动换来的。他可以把多余的部分拿去交易，换回来的，就是货币，基础货币。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基础货币，与人的超额劳动有关。超出了维系自己生存之外的劳动，理应可以兑换为基础货币。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鸿蒙初开，最原始的时期，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
 

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回答：最起码，那个农夫多余的劳动产量，应该可以完全兑换成货币。
 

既然如此，基础货币的初始值M0应该等于全社会所有人超额劳动的量。即这些货币，可以购买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超额劳动。

设立一个参照系，假设1亿元可以购买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超额劳动，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社会上有基础货币1亿元。有这1亿元，可以买断所有人超额劳动的全部产出。
 

于是，因果关系产生：因为有1亿元的基础货币，所以，全社会的人愿意在养活自己的劳动之外，额外劳动，社会的财富由此开始增加。增加的财富量，用货币表示，就是这1亿元基础货币。
 

然后，第二年，要增加多少？

还是1亿元吗？可能不够。为什么？因为人口有出生有死亡，有新增的劳动力。要想让增加的人口也参与额外的劳动，货币必须有一个增量。我们假设这个增量为a。即第二年的货币增量应该是M1=M0*a。

以后的问题就简单了，货币增量，必须保持a的增速。这就意味着货币总量必须不断增长。只有货币不断增长，才能让社会上的人们劳动不断增多。
 

这个货币增量系数a应该算多少呢？

它应该与两个指标相关：第一个，是人口的增速。第二个，是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人口增长越快，货币增速应该越大。劳动生产效率越高，货币增长速度也应该越大。
 

我研究过北宋、南宋和明清阶段政经形势最好的一段时间，它们的货币增速，大致是100年增长100倍左右。即货币增长百年百倍。如果这算复合增长率，其实就是每年4.7%左右。如果按照每年5%的比率增长，100年时间增长130倍而已。

百年百倍的货币增长，或者每年5%上下的增长速度，其实是能满足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
 

另一个例子或许也能证明。到1950年之前的400年间，欧洲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存贷款利率长期均值就是5%。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推算，1867-1960年，美国的货币增长157倍，年复合增长率5.4%。1960年，美国的基础货币总额是491亿美元。到2023年底达到5.82万亿美元，63年增长118倍，年复合增长率7.8%。综合起来，1867-1860年期间，货币增长18600倍，年复合增长率6.5%。

这就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对照：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在经济最好的阶段，基础货币的增速不能低于百年百倍。如果以美国为参照，合理的基础货币增速应该是6-8%。

为了简单一点说明问题，假设增速是每年7%，那10年时间，总量翻番。

用这样的理论来对照中国，我们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体制问题，我们一度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货币不是社会的必需品。或者说，货币不是唯一促使人们参与劳动的媒介。人们不是为了货币而劳动，而是因为集体组织、集体和个人荣誉等要素去劳动。货币不是衡量劳动多寡的标志物。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还曾引发了很多问题。一直到1994年底，中国银行里的存款才比贷款多（即存款总额-贷款总额>0）。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1994年的时候才是0元。
 

那么，1949-1994年的45年时间，中国本来应该有多少基础货币呢？这个数字，很难确定。
 

目前的数据可以参考的是，1952-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5万亿元。今天看来，这些GDP的统计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农村数亿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广大城镇职工和公务人员，工资也是低得可怜。1952年，中国有5.75亿人，那一年的GDP是679亿元，等于每年每年100元。而今天，中国每人每年的GDP创造量接近10万元。

即便如此，我们假设1978年末中国应该5万亿元基础货币，按照每年7%的增速10年翻一倍，那么，到2008年应该是40万亿元。而实际上，到这一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规模刚刚突破20万亿元，相当于理论模拟值的一半。
 

同样，按照理论模拟值，2018年中国的基础货币应该是80万亿元，2024年应该是120万亿元——而实际上，中国的基础货币只有45万亿元左右。中国的基础货币缺口可能高达75万亿元。
 

我们退一步，假如我们认可1994年后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逐渐增加，逐渐满足了合理性，那么，到2014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总额34万亿元，按照10年翻番的标准，到2024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应该至少68万亿元。我们实际上欠账至少23万亿元。

所以，结合我此前分析过的根据经济增长速度、根据对比美国增速等，中国合理的基础货币规模应该是70-80万亿元，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中国当前应该增加20-30万亿元基础货币供给，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于是，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在中国央行看来，中国是不缺钱的，没错，中国不缺贷款，我们的贷款规模足够了，但我们的问题是老百姓手里缺基础货币。如果每个中国人能平均发放2万元基础货币，中国新增28万亿元基础货币，则中国经济立刻就能活过来、活起来、腾飞起来。

因为，有了这些基础货币，才会有真正的、无需刺激的消费。有了消费，才会消化企业的产能，才能促进企业生产，才能促进社会服务活起来。
 

一招棋下去，满盘皆活，就是这种局面。

发钱给张三，张三开心。发钱给李四，李四开心。但是，每个人平均发钱，很多聪明人就开始担心了：发了这么多钱，物价岂不是要飞涨？通货膨胀岂不是要飞上天？

果真如此吗？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