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晋四大家族中庾、桓、谢氏皆曾北伐，目的各异，涉及家族利益、威望提升及政治选择。北伐虽代表正义爱国，但屡战屡败，内因如家族利益、内部矛盾、内乱频发、将帅私心等是关键。

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政权，然四大家族士子中仍不乏以北伐中原、恢复故土为己任者。故东晋一朝自建立至覆灭，始终都有北伐之举，东晋著名的北伐将领众多，如祖逖、殷浩、庾亮、桓温、谢安、谢玄、刘裕等，主要集中在四大家族中的庾、桓、谢氏家族中。

这三大家族都曾在东晋朝廷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而三者之间的北伐目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了东晋北伐的成败。故此，针对这三大家族北伐目的异同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书中所体现的庾、桓、谢家族北伐目的的异同

颍川庾氏一族，包括庾亮在内的兄弟诸人，均倡言北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庾亮、庾翼二人。庾亮有四篇文书涉及他的北伐政事决策，分别是《请放黜陶夏书》、《请留庾怿监秦州疏》、《斩陶称上疏》和《谋开复中原疏》。其中，前三篇涉及庾亮军中任用人选之考量，将陶侃二子陶夏、陶称以不忠不孝罪名论处，而针对其弟庾怿将佐的失职则极力求情，提议仍应将庾怿留镇秦州。

东晋时期，庾亮与陶侃的不睦由来已久，庾亮在其《报温峤书》一文中就曾表示对陶侃拥兵自重的担忧：“吾忧西陲，过于历阳。”此处的“西陲”代指镇守荆州的陶侃，从中我们可知庾亮与陶侃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放黜陶夏”、“斩陶称”、“留庾怿监秦州”正是他排除异己、重用亲信的军事政治决策。

《谋开复中原疏》作于成帝咸康五年，此时庾亮镇守武昌，他以石勒新死为由，提议“乘衅齐进”，北扫敌寇，以期恢复中原。在疏文中他表示愿意襄阳石城，做北伐的准备，“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胁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一举收复故土，还都洛阳。

然而事实证明此时北伐时机尚不成熟，后征虏将军毛宝和西阳太守樊峻领精兵戍邾城，壮烈战死，庾亮的北伐大计也因此终止，终忧愤发病而亡。庾亮弟庾翼任征西将军时，开始重新谋划据守襄阳一事。他在《北伐至夏口上表》中提及：“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襄阳地处荆楚，西接益梁，是南北必争之地，是以庾翼提出假使长驱中原必先徙镇襄阳，并愿意亲自前往。在《北伐上疏》一文中他又强调为讨伐石勒，必先调遣诸人包括谢尚、袁真、曹据进军，桓温、何充等人戍守广陵等地，“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路永进屯合肥”，这些举措将原先驻守襄阳的桓宣了排挤出去。

至此，我们可知，庾氏兄弟倡言北伐更多地是想占据襄阳这个军事重地，以稳固其在荆州、江陵的地位。庾氏所求并非全在恢复晋朝国土，最终是为达到巩固家族利益，提升个人威望的目的。

庾翼在扩张家族政治版图时重用了桓温，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桓氏家族起家之时地位较低，甚至不被视作士族。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他必须建立显赫军功以增声望，方能在朝中占据一席之地。永和五年，后赵武帝石虎死，北方战乱不断，桓温此时据守着庾氏旧地荆、梁之处，选择静观其变。

此时会稽王司马昱做抚军将军，并引荐名士殷浩等辅政，企图对抗威权日重的桓温，桓温当即回军还镇，向皇帝上疏：“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

桓温表明自己欲北征扫敌，驻军武昌，却遭朝廷司马昱等人猜忌、排挤，心中气愤，遂写下这则疏文。而桓温佯言北伐，实则为在声势上压倒众人，并不打算损耗自己兵力用以北伐。永和十年，殷浩出师败绩，桓温借此打压殷浩，并且逼迫朝廷作出表态。

在《上疏废殷浩》一文中，桓温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认为殷浩“过蒙朝恩”，又历数殷浩罪状，指责其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无雪耻之志”，致使“奸逆并起，华夏鼎沸”，向朝廷提议严厉追究其失职之过，不可偏袒徇私，以彰公正，以诫来者。此后，桓温在朝中权势极高，无出其右，《晋书·桓温传》记载：“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北伐主将之位终归之于桓温，他亦趁势继续倡言北伐，以期提高左右东晋政局的能力，为桓氏家族谋划。隆和元年，桓温写下《请还都洛阳疏》：“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

桓温的态度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步步紧逼朝廷，以北伐之名要挟朝廷，改善自身处境。于是，次年桓温被朝廷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在朝中煊赫一时。桓温一生，共有三次北伐实举，前两次北伐大获全胜，在朝中亦声威大震，家族地位随之提升，但距离朝政中枢却还有一定距离。桓温不满足于现状，继续假借北伐之名扩张自己在朝中和地方军事势力，这就有了第三次北伐。

此一战后，桓温的北伐事业终止，声势渐损，即便其晚年有不臣之心，亦不敢断然篡位。

桓温在《与弟冲书》中说道：“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晋简文帝的遗诏中要求桓温继续辅佐幼主司马曜，与桓温所设想之可自取天下，以桓代马的情形大相径庭，因此内心忿忿。

但无奈有朝中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士族牵制，桓氏一族亦难以独揽政权。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承继荆州军事大权，但北伐之事终是回天乏术，桓氏一族也渐趋衰落，直至桓玄因篡位后伏诛致桓氏一族在东晋盛极而衰。

四大家族中除琅琊王氏安守朝廷，不议北伐外，其余的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成员都先后扛起过北伐的旗帜，而能担起北伐重任的也绝对是在家族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为该家族发展至鼎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关键人物，如庾亮、桓温、谢安、谢玄之流。

他们倡言北伐或是为占据军事有利地形，提升个人在朝中威望和家族地位；或是以北伐作为要挟朝廷的砝码，以徐图社稷；再或是为家族声望不坠，为门户长远发展而做的政治选择，最后也因北伐事业使家族地位达到东晋南朝的最高点。

不论各家族加入北伐大军的初始目的具体为何，归根究底皆是为家族声势、地位的建立而做的谋划，正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同时，门阀政治的兴衰也与北伐有着紧密联系，哪个家族举起了北伐旗帜，其就成为当轴士族，代表着门阀政治的兴盛得以延续。而当东晋末年没有家族担负起北伐重任，也就意味着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北伐事业在偏安江左的东晋时人心中是正义的代表、爱国的象征，因此参与北伐的几大家族在北伐事业的进行中前赴后继，也是为取得民间舆论的支持，使门阀士族政治在东晋得以持续百年。

而这其中，庾氏家族贡献最大，通过北伐事业胜利，慢慢累积军功，其承继并取代了琅琊王氏开创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局面，使之变为庾与马共天下，这二者本质相同，区别只在于由谁担任当轴士族而已。

同时，庾氏家族在北伐进行时也为桓温家族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庾翼主动提携了桓温，以及占据襄阳，稳固荆州、江陵之据点的军事成果后为桓温所用等，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使得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权力在东晋始终居于高位，门阀政治这一特殊政治形态亦盛百年方衰。

二、管窥文书中反映北伐屡战屡败的原因

东晋一朝屡次兴兵北伐，然却屡战屡败，始终未能恢复故土、还都洛阳。东晋北伐功败垂成的原因有很多，需要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从其时执掌朝政的四大家族主要成员的文书中可窥得其端倪。

首先，在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组织形式，司马氏与士族门阀共同治理国家，利用各个士族之间相互牵制来达到平衡的效果，这是东晋建立的政治基础。而东晋政府本身并无北伐实力，由士族执政者牵头发起的北伐战争会壮大某一士族实力，打破前期苦心经营的平衡，这又是司马氏乃至东晋南北士族所不乐意看到的。

观王羲之的《报殷浩书》、《又遗殷浩书》，可知其不赞同北伐之举，“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也就是说，王羲之认为稳固东晋政权的上策莫若固守淮水的疆界，而对北方宜采取怀柔之政。

后王羲之又在他的《遗谢安书》中反对其征役流民：“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谢安并未遵从王羲之的建议。

不可否认，王羲之的建议有其高瞻远瞩之处，鉴于当时南北关系和实力悬殊的现状，北伐难以取得成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排除王羲之为门户私计的考量。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中能靠武力建立军功之人极少，到了桓、谢之时，王氏家族也逐渐衰落，而庾、桓、谢氏家族通过北伐取得政治地位的提升，因此王羲之的担忧也不是完全多余的。

其次，士族执政者选择北伐要么是扩充个人势力和提升家族地位，要么有私心且并不积极北伐；要么是利用北伐排除异己，以达到争权夺利之目的。以桓温为例，慷慨陈词要求朝廷迁都，“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朝廷也同意并命他镇守洛阳，解除其荆、江之职时，北伐平洛后他又不愿在洛阳，上表举荐谢尚据守洛阳，却不等谢尚抵达洛阳，只留下二千兵镇守洛阳，自行南撤。桓温多次与担北伐大任的殷浩争权，坐视前线失利，拥兵自重，导致北伐失利很多。

再次，东晋虽历时百年，然内战频仍。朝堂内南北士族争权不断，朝堂外权臣手握大权，叛乱时有发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玄篡立等多场战事，直接导致了北伐的根本大计无从实施，乃至最终动摇了东晋朝之根基。桓玄妄图以桓代晋而立，攻入建康后发布《入京矫诏》、《祯祥矫诏》、《下书受禅》等等，严重破坏了东晋政权，北伐事业暂时中止。

此外，北伐将帅有较多流民帅，具有政治野心，如刘裕等人每战必权衡个人利益得失，终东晋一朝未能有坚持北伐者。此外，东晋时北方战争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北方侨姓士族南来后将相对安定的江左视为人间乐土，安居乐业，贪图苟安，再不愿回到北方战乱、蛮荒之地。

对待北方来犯，只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求一方平安。如桓温请迁都洛阳时，大臣孙绰上疏提出反对：“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还都洛阳系“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总结

除上述原因外当时北方胡人武力颇强，北方为五胡政权侵占，虽呈现割据纷争之态，然其势力相对南方而言过于强大。此外，胡人善骑射且多骠勇野蛮，难以将其歼灭。且晋室衣冠南渡后，经过几代的开垦、经营，江左一带逐步成了鱼米之乡、富饶之地。尤其门阀士族在江南多地置办田产后满足于现状，不愿再兴兵北伐。

东晋北伐失败在现在看来，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然追根究底，内因才是致使北伐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从司马氏皇族到几大门阀士族，再到南方吴姓士族和寒族，或追求自身利益，或贪图一方苟安，都从根本上不愿取得北伐最终胜利。（墨染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