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围绕中国经济的争论比较多,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主要是两种观点,即:中国经济谨慎乐观论(主要是从宏观上看),总体经济还不错,GDP增长5%,进出口的增长幅度,外汇储备增长幅度都不错;另一种观点是悲观论(主要是从微观看),大学生就业较难,企业关停较多,中小企业对前途信心不足,感到迷茫等,从宏观看和微观看的分歧比较大。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未触及实质,本文希望分析一下深层原因,希望通过客观理性的分析,有助于形成共识,政府能完善新形势下的各项制度,以适应新的现实。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诸多现象其深层的原因,是与中国的产业升级有关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本文不展开）。

        那么：

        中国应该产业升级吗？

       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主要是为发达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附加值低,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素质能力要求低,因此大量的中小企业纷纷成立,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包括中小企业老板)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因为中国只负责生产,其它如销售渠道,品牌建设,产品设计,技术研发都不用管,甚至重要(关键)的零配件都是买家自己从其它地区采购,中国企业的经营及管理十分简单。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长期从事这种低端劳动,在联合国长期投弃权票,当核心的利益及尊严受到侵犯时却不能(不敢)反击(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很难长期持续下去的,因此中国必将(终将)进行产业升级,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逐步升级。

        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呢?即:升级的步骤,方法,策略呢?升级带来的挑战预判及应对预案呢？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获得的信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该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

       我们没必要纠缠于它,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已经走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除了向前狂奔,已经没有退路。

       显然,我们在进行产业升级前的两个预判（也许：“专家们”压根就没有进行预判?!)误导了我们：

       第一个预判:我们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并不会丢失传统低端产业

       这一个预判现在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原因是：

       1.中国的低端产业被美国(西方)打压,不得不离开中国

        具体表现是2018年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打压中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他在今年竞选宣言中扬言一旦再次当选,将提高到100%-200%），导致大量在中国投资的西方企业关闭工厂,转移到其它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国）,同时也带动本土的企业外移,这一个过程正在进行中,尚未完全结束。

        不要对美国(西方)抱有任何幻想,无论谁当选,都无法改变其打压中国的政策,因为当中国正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地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为什么还认为美国(西方)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升级（抢它们的饭碗）而不做任何反应呢?它们当然要竭力延缓甚至完全破坏中国的产业升级,当然要削弱,干扰破坏中国的经济！

        2.因为产业升级的需要,中国让自己的低端产业主动地离开中国

       中国进行产业升级,中高端产品的市场毫无疑问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而不在美西方,对此要放弃幻想），如果中国不将低端产业主动转移到这些国家（当然要选择,要规划）,它们用什么钱来买中国的中高端产品呢?同时美国（西方）将自己的低端产品市场留给了这些国家,中国如何从政治上团结它们呢？

        第二个预判:美西方会遵守它们自己制定的WTO规则和全球要素禀赋互补的国际贸易基本理论

        但是,现实是西方的任何理论,规则都是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对它们有利时它积极地兜售,推行,对它们无利时则弃之如敝屣。

        正是上述两个误判,使得我们对产业升级的挑战预计不足，也缺乏应对预案。

        辩证法告诉我们:低端产业也好,中高端产业也罢,都具有两面性,不会绝对地好或者不好,而是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从事低端产业:比较简单,不操心,符合许多中国劳动者的现实条件,但国家会在外交,政治等方面仰人鼻息,成为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地区)的营营众生中之一员。

        从事中高端行业:会成为明星国家,被众多小国家(小兄弟)拥戴,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但国家要在政治,军事上投入大量资源(比如:为小国家提供援助,甚至军事保护,为小国家的留学生提供资金,提供贷款等）,而且,中高端行业对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国家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系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去改变去适应。

         同时与美国(西方)进入了对抗模式,因为双方会直接竞争(从经济领域延申到政治,军事等领域),这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阻力。

         目前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产业升级之路,但国民尚未对国家发展模式实质形成共识,对新道路上的困难预判不足,预案不足导致了目前的阵痛。

         我们坚持辩证法：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现实问题,因为:你看与不看,它就在那里;你看见或不看见,它就在那里。

         另一方面:我们不必悲观,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向成为蓝色上的明星国家前进,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追求的吗？

         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告诉我们,明星国家是稀少的,要成为明星国家,不付出代价怎么可能呢?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仰视,羡慕,希望成为美国那样的明星国家,但我们以前可能只是看到了它的光环,而忽略了它光环背后付出的巨大的政治,军事,科技,教育的成本及投入。

         没有谁(国家)能随随便便成功！

         我们始终要抓住问题的关键：

         任何转型与发展,它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的总收益变大,而现在我们付出的各项成本正在越来越大(许多隐形成本尚未表现为显形成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我们的转型收益并未能产生足够的增量,完全覆盖我们的成本增量,导致总收益不明显(甚至可能为负)。

         而且,不同的群体对收益及成本(代价)感受是不同的,部分群体感受到收益(比如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人群);部分群体感受到成本(代价)（比如从事低端行业的人群）。

         我们希望且呼吁：

         全民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优势与劣势,收益与成本要有共识(至少社会精英要有共识)；

         政府要引导,约束中高端行业的企业,要制定与新的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政策措施；

          中高端行业的从业者(尤其是高管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它们的成长（发展）建立在全社会(国家)的巨大投入及付出上,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为员工,企业,社会留下足够大的利益空间,来反哺社会(受产业升级影响的群体)。

         企业要销售额,也要利润;国家要GDP,也要国民福利。

         否则全社会将看不到产业升级的收益(只有少数人获利),却要面对不断上升的全社会成本(隐形成本会不断变成显形成本),这种阵痛期就会延长并产生各种思想混乱,阶层对立,社会秩序受损等,而这正是美(西方)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