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历史需要进步，需要学习并融合先进文明，需要远离邪恶。 以下由本博编摘自网络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国家和百姓之间应该是一体的，就像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驻守外国公使郭嵩焘对于当时清朝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评价的。他也曾经游历欧洲见识到了那个时候的外国议会，认为清朝的尧舜之治根本不存在，英国人的议会制度才是真正中国古代渴望的那种“三代之治”。

　　郭嵩焘看见的英国

　　所谓的三代之治其实说的很明确，就是天下百姓都有共同参与治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家族的，而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实际上都是打着尧舜之治的口号走上了专制独裁的家天下道路，真的是为人所不齿。

　　郭嵩焘以当时中国人的视角去睁眼看世界认为中国的远古民主制度实际上被英国的议会制度发扬光大了，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后来清廷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是验证了郭嵩焘说的话，证明了清朝士大夫之中的骨干分子学习的只是西方国家军事技术这些皮毛部分，真正内核优质的政治制度没有学到。

　　根本政治制度如果学习了的话是可以彻底改变当时旧中国的悲惨命运的，但奈何的是时代并没有给郭嵩焘这些人机会，只是让他们这些人看到了这个机会，未来中华后继者如果朝着这个方面孜孜不倦努力的话，中华民族整体才会走出这个历史性的低谷，重新迎来复兴的可能。

　　郭嵩焘算的上是晚清历史以来少数觉醒看到世界真实面目的官员了，但这样的觉醒之人在那个污泥一般的社会之中其实是相反孤独的，因为周围官员的作风和他完全不同，甚至会朝着郭嵩焘泼脏水，这些清廷官员是占据了大数量的保守派，他们一直沿袭着数百年来的做法，拒绝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改革。

　　学习西方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如果学习西方的话会使得天朝上国的面子散落一地，曾经和郭嵩焘一起做事，并且在英国驻守时候担任外交副使者刘锡鸿本来和他是好朋友，但看到郭嵩焘这样的言论之后开始和他绝交，并且公开辱骂郭嵩焘是中华民族的汉奸，是大清国的卖国贼。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更有其他人感到不理解，觉得为什么郭嵩焘去了一趟英国之后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不知道他不是中了外国人的“洋毒”。但也有少数开明之人还是看到了好处，就像清廷当时的恭亲王和李鸿章就是看到了西方国家先进地方的少数人，他们可以和郭嵩焘进行内心深处的交流。

　　对于西方学习的本末

　　但也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恭亲王、李鸿章这些人学习洋务学的是西方军事工业技术，而郭嵩焘主张学习的其实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想要将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使用到大清国身上，这自然就不被他们所理解了，所以郭嵩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得不到重要，他看不惯很多人，认为林则徐置办的洋务其实也没有抓住关键点。

　　但是他却没有辱骂林则徐，在后来他的日记之中提到自己相当敬佩林则徐人格，他的道德是完美无缺的，这样对于时代有着清晰认识的人在当时其实是很可悲的，很少有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们的做法，所以郭嵩焘医生之中活得相当的郁闷，而且在他去世之后，清廷都针对他的作风不给谥号。

　　郭嵩焘觉得即使是当时的清廷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但到了千百年之的后世，肯定会有人知道自己说得是对的，到时候的中国肯定会是按照自己想法实行的民主制度，为此他还专门的写下了一首小诗：“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对于国家和百姓之间最为清晰的认识就是国家和百姓之间不能割裂存在，绝对不可能存在百姓穷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国家单独实现富强的道理。

　　他的一生之中都是主张学习外国人优秀制度和契约精神，他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迅速衰落，而西方社会快速崛起，而且他明确的指出了西方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外国人的领土面积世界大国都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财富拥有和国民幸福程度却是远超中国，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为民富，而不是将财富集中在国家身上。

　　所以郭嵩焘一针见血的指出：“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他认为当时洋务运动学习的商业、造船、火器都是西方社会的末流，朝堂议会政治才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并且他在甲午战争二十年之前就指出日本学习到了西方社会的根本，将来肯定会战胜中国，后来的事情果然印证了他说的话语。

　　那个时候的中国陷入到了极端的黑暗之中，整个世界的西方人都在拼命的抢夺中国人的资源和财富，对于这样的情况郭嵩焘其实是相当消极态度的，他和晚清时代的维新思想家王韬是一样的态度，认为当时的中国很难通过温和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王韬这类人比较乐观的认为百年之内中国人可以重新走向富强。

　　结语

　　但郭嵩焘却又是不同，他觉得中国人要恢复到汉唐宋明时候的精气神和强大状态，那至少是需要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去除社会之中的各种弊病，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要努力赶上世界逍遥一百年时间，改变中国人自身的枷锁需要100年时间，最后再用100年时间改变中国人人心，新一代完全代替旧人才能使得中国走向复兴。

　　郭嵩焘|需要三百年，才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

　　以下内容来自：《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郭嵩焘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一位晚清官员，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驻英、法)，见识过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见过的“西洋”。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1847年与李鸿章同年考中进士。1856年初，他奉曾国藩之命去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并第一次与洋人打了交道。对于西洋人和西洋文化，从未超脱出中国传统儒学的郭嵩焘有点始料不及，他发现原来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也很讲礼貌有文明，其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更是超乎想象，带着工业化的美，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1875年，英国的一位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由此引发一场中英外交风波，搞的清政府非常被动。而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朝廷派遣至英国，顺势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

　　在英国的两年里，郭嵩焘像一块海绵一样积极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和成功的根源，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自己国家迟暮，之后更是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期望以后能够改变中国。

　　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相比于魏源，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他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无法让中国真正强盛起来。

　　然而，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独醒者”，郭嵩焘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他的同僚们还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肯醒来，对于郭嵩焘的言论不屑一顾，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对于一些晚清保守派来说，郭嵩焘所主张的学习西方方式是典型的“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一度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而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视他为叛徒，差点烧了他的房子......

　　而对于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派来说，郭嵩焘的主张又太过超前，毕竟洋务派们只是想学习西方的军事和工业，对于西方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却不屑一顾。恭亲王、李鸿章等人，虽然对郭嵩焘十分欣赏，但对其主张却兴趣缺缺，而郭嵩焘也对于洋务派没有多少信心，比如他曾直言李鸿章办洋务是“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说林则徐处置洋务不得要领，而他之所以没有痛斥林则徐，完全是因为林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认为洋务运动存在巨大的短板。

　　如此种种，郭嵩焘这个先知先觉者慢慢被时代所不容，使得他一生都郁郁寡欢，对于国事连连叹气。

　　而在他去世之后，虽然有李鸿章等大佬为他陈词，但是晚清朝廷却不愿意给这个推崇西学的人多少体面，不愿给他谥号。

　　郭嵩焘在当时清朝的士大夫群体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主张学习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

　　由于看到了晚清政治体系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西方人崛起的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1895年)，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

　　面对时代的昏沉，他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

　　他有他的理由。

　　郭嵩焘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如此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能够赶上世界。陷入今天的人们再回头看他的这些话，不禁唏嘘，虽然他的话不全对，但是回望中国那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人们不禁感叹郭嵩焘说对了一些点。

　　以上是对郭嵩焘先生一生及其思想的简短回顾，内容均来自中南大学孟泽教授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称郭嵩焘“众醉而斯人独醒”，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剧。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既是一部郭嵩焘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变革史与思想变革史。该书讲述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透过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本书以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串联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晚清军政重要人物;通过描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同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反映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如今，我们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艰难道路上，溯源历史，找到变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