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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月入9万 却坦言钱不好赚:靠天吃饭的无人机飞手丨意想不到的新职人

好心情   / 06月09日 21:01 发布

  当眼前的无人机机翼展开时,足足有2米多。腾地起飞后,它的目标不是冲上云霄,而是下方的土地。

  王建森像是一个“中间人”:脚下是田野,眼前是天空。当他操纵起手中的遥控设备后,链接的还有新科技和传统农业。无人机就是他们这群飞手们的生计,时节一到,带着它走南闯北。

  2019年,无人机驾驶员被纳入国家职业大典。这一职业被定义为通过远程控制设备,驾驶无人机完成既定飞行任务的人。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名、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全年无人机累计飞行小时2311万小时。

  2023年,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而在我国低空经济相关产业中,无人机行业一直备受关注。

  王建森作为一个普通的植保飞手,并不知道频频被提及的“低空经济”会把行业和这群飞手们引向哪里。一次次起飞,让他们变成新老行业的衔接者,带来的还有一众行业的试验和变革。

  几年前,王建森决定踏入这个行业时,无人机刚刚成为风口。之后,他目睹一大波人涌入这个行业,在短短几年间让竞争走向白热化,自己反倒不再那么“吃香”。

  候鸟
  33岁的王建森,之前没想过,有一天会和父亲一样天天和农田打交道,但打交道的形式却不太一样:他是个植保无人机飞手。

  在闯入无人机行业前,王建森尝试过不少活儿,最后没混出个什么名堂,他决定还是回家。

  家里有200多亩田,父亲很早开始就开始在泰州老家经营传统农机业务,但一个愈发严峻的问题摆在眼前:农村人力凋零,愿意下田干活的人里最年轻的都50多岁,请人打药的人工成本逐年上涨。王建森谋划着和朋友一起买下无人机,自己操作。

  2017年,王建森花了十几万元,包括发电机、电池、保险等在内,买下了第一台农业无人机。

  那几年,国内多家无人机企业将目光投向农业赛道,无人机的前景被市场看好,而会飞的飞手也一度短缺。每当王建森飞着无人机出现在田间地头,这个新鲜玩意儿,总会吸引来几十人在一旁围观。

  瞄准了“农业、互联网、科技”的概念,金海霖也决定投身无人机行业成为经销商。相比于人工,它雾化效果好,可以实现人、药分离的同时,效率是人工洒药的30-60倍。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节省人工。

  他去浙江慈溪考察农业无人机试验打药,对效果抱着怀疑态度的他想试探种植户的想法,对面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哪怕效果有问题也要试,因为真的请不到人了。”

  不过阻力也同样存在。他去上海、浙江的村子里推广无人机洒药,不少农民质疑:同样的药量,人工洒药水管得拉来五升水、十升水,但无人机的水箱只需要一两升水,这真的能有效果吗?

  金海霖组建了一支八九个飞手的飞防队,花了很大力气在人手和管理上。最初他们免费帮农民打药,把每一次起飞当作推广农业无人机的机会。试验等待的时间不需太久,拿除草来说,十天半个月左右便能看到是否有效。

  他也去村子里开宣传课,熟悉的村主任拉来了十几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金海霖觉得用不用无所谓,但先让大伙儿知道农业无人机。几年的时间里,金海霖除了销售,也组织培训,不仅教植保技术、还教航拍、维修,积累合作了一批从他这成长起来的无人机飞手。

  逐年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孕育出了许多无人机飞防组织和飞手。飞手们一边成为无人机生产经销商的客户,一边服务于广大的农场农户。王建森在上海的朋友卢小虎,几年前也成立了一个植保无人机飞防团队,王建森偶尔会从他这里接到一些上海的业务。卢小虎形容团队里的飞手们就像候鸟一般,他们的路线,跟着作物的生长变动,年复一年按时“迁徙”。最远时,他们去过新疆参与病虫害统防,也到过海南、陕西、山西、安徽等地的农场。

  对于奔波在全国各地的无人机飞手而言,一年的时间是被不同作物划分开来的。小麦被播种下地,也开启了飞手们一年的工作。两遍药洒下去,他们可以获得暂时的歇息。六月水稻季再开始施肥、打药直到九月,中间他们还会为了玉米相关的作业而来回奔波。

  老客户通常会提前几天在电话或者里给王建森打好招呼。到了时间,哪儿有活,王建森便带着装备上路了。

  连续作业20多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是常事。今年这个四月里,天气阴晴不定,但很多药也都有药期,王建森只能加班加点,“三天两头都在下雨,为了赶着难得的晴天,连续干满了36个小时”。

  当蓝海变成红海
  飞防队组建的第一年里,金海霖团队里的几个人打遍了小半个中国。飞防队里最厉害的飞手,那一年在“大疆”(无人机品牌)的作业量排得上前三。

  金海霖告诉我们,现在团队里的一线飞手,累积下来的作业面积基本上达到几十万亩。最好的光景里,一个肯干的植保飞手,一年收入也能有三十多万元。

  最初,王建森也没想着靠这赚钱,只满足自家需求就好。后来当地的药剂师给他介绍了不少农场和散户的活儿,王建森渐渐积累起了泰州本地的业务,又逐渐拓展到外地,眼看着无人机这块的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但王建森眼里,飞手们赚的是辛苦钱。起早贪黑是日常,活最多的时候,也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节。一辆皮卡,拉着无人机、发电机、水箱、水管、油桶,奔波在乡镇农田、果园间。

  副驾驶上通常还坐着一个帮手,一般是飞手的妻子,或是请来的小工。飞手在作业时,帮手就负责换电池、抬药、抬肥料等后勤。

  当无人机开始作业时,更换电池的次数比想象中要频繁得多:几乎每作业5到8分钟,就得换一次电池。200亩地的作业下来,光电池就得更换差不多30到40次。

  无人机飞手,也是一门靠天吃饭的生计:下雨时飞不了,农药会被雨水稀释;风大了也得停工;有时候正午时分温度过高,药液挥发可能导致效果不佳,他们也得暂停。

  夏天,王建森时常会在傍晚才来到田间地头开工,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收工。对于这样的老飞手而言,他们对夜里出工已经游刃有余,王建森解释,夜晚打药,可以避免由于高温带来的药害,也会减少高温下的药物蒸发,有些虫子有夜出性,所以晚上作业杀虫的效果好。但刚刚入门的新飞手不太敢夜里作业,视野受限,万一遇到障碍物多的田块,分分钟可能“炸机”,也就是失控。

  飞手们最怕遇到“炸机”,送去维修,若是遇上排队,来回折腾两天都干不了活。早年的时候,无人机还不稳定,王建森时不时要拿去商家那里修,每回在旁边围观,他也弄懂了维修的一些门道,再遇到故障,自己也能上手修理。时间不等人,农忙时节,无人机没法飞的代价,就是一天少赚好几千元。

  同时,农业植保的特性,也无法满足飞手们一年到头稳定的工作需求。机动性强,哪里有活就得立刻动身,奔波的日子带来的是不稳定的收入。农闲时间,飞手们得谋求无人机之外的活儿。卢小虎团队里的飞手们,会去陕西山里用无人机拉光伏板。

  王建森还发现,这一两年,业内打起愈发严重的“价格战”。王建森刚入行那几年,一亩地的收费大概在十几元左右。“以前我们在很多农场的收费大概在5.5元一亩,后来逐渐降到4.5元,现在甚至卷到了3.5元。”他盘算下来,包括住宿、来回车费在内,几乎做的是亏本生意,王建森干脆放弃了很多客户。

  “这一行,是哪里挣钱哪里花。”高频次的飞行,对无人机电机的要求极高,也意味着一台农业无人机的寿命通常不会太长。王建森几乎每一年都要换一架新的无人机。

  旧行业和新思维
  “现在飞机太多了,钱也越来越不好赚。”短短几年间,王建森发现,蛋糕虽然越来越大,但分蛋糕的人也在变多,飞手们不再是过往的香饽饽。随着无人机自动化的不断升级,飞手们面临的,可能是角色被弱化的趋势。

  现在的无人机已经足够智能了:作业时无人机飞行的地块,离作物高度多少距离等数据,可以在无人机遥控器上提前设定好;启动后,它可以按照程序设置,把搭载着的肥料、农药洒向田野。如果没有电线、树等障碍物,在很多时候飞手们可以等着无人机一键返航。

  除了无人机经销商的植保队和飞防联盟,不少农户也和王建森当年一样,自己买来设备。他们不需要有太高的学历,经过培训就能快速上手。

  这些年来从金海霖的培训基地走出去的飞手有7000多人,农业相关的飞手有3000多人。无人机相关职业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也由此产生出一批培训考取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机构。

  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由民航局发放,这是当前唯一被法律认可的无人机执照。和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类似,在拿到执照前,学员们得学习民航无人机法规、飞行原理、气象学等理论知识,继而完成一系列规定的无人机飞行操作。

  在上海青浦的一个无人机培训机构里,好几位学员正在报名和练习无人机操作。他们中有人来自传统造车行业,想要通过掌握无人机技术谋求转型的可能;有人是学习无人机专业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未来想成为无人机教员。

  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朱鹏说,公司从创立至今,参与培训的学员除了学生,不少是来自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自从无人机的运用逐渐被普及,会飞无人机,已经成为很多行业工作人员必备技能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无人机飞手充当了许多行业的衔接者。他们的加入,为原本不少传统行业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高职、中职院校开设了无人机专业,而这些学生在毕业后,也会向植保、航拍、测绘、编队表演等多个方向就业。

  在朱鹏看来,虽然无人机这行的门槛并不高,但如果未来想要深耕在这一领域不被淘汰,飞手们需要掌握的,可能远不止飞机操作,还需要在更高的视角对行业动态有所掌握,成为复合型人才,“这个行业,也需要拥有更高综合素质的人加入。”

  自从开始在无人机领域创业,金海霖也开始不断学习农业知识。在他看来,目前,植保是无人机行业目前发展最成熟的领域,但对于飞手而言,“不是装上药水,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不同作物、同一作物不同生长阶段、不同的病、不同的虫,打药的要求都不一样。“以前可能觉得农民能干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但越接触越发现,老祖宗几千年的积累,比很多东西都有用。”

  他觉得,无人机和飞手,很像承前启后的试验者参与到现代农业变革中。2022年,金海霖团队开始试验变量施肥。所谓变量施肥,就是先利用测绘的飞机在农田上方航拍,给作物的长势做标定,随后把数据传到数字化应用平台,在平台建立模型以后再生成处方图导入到施肥的无人机上,实施精准施肥。在金海霖眼中,这是数字农业的未来。

  金海霖期望,低空经济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出,能为无人机行业,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为飞手们迸发出更多的机会。

  而眼下,水稻季来了,飞手们期待着,今年还能多接点活。他们又要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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