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定边县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张献忠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初为捕快，进入延绥镇成为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丧命。

　　崇祯年间，组织起义，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翌年攻入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大顺三年(1647年1月2日)，引兵拒战对抗清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射死。

　　第一部分：人物平生

　　一、早年经历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少时曾读书，后参军，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二、反明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中原混战

　　张献忠桐城之战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张献忠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进攻。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

　　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农民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农民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四、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农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同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攻进河南时一举占领许州，杀了左良玉的哥哥。

　　次年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

　　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五、再举义旗

　　张献忠声东击西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朝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 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农民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农民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六、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

　　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农民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

　　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农民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面对军令，从总督到将帅。再到士兵。几乎是无人去执行。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

　　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七、兵指鄂中

　　张献忠破明襄阳之战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31]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农民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

　　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农民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

　　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自己的部队，张献忠不愿意，而李自成反而想要杀他，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

　　这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农民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农民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农民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农民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农民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农民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 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用了数百辆车子也没拉完。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

　　八、鏖战湖广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

　　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带书给他，表示不满。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

　　张献忠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害怕，考虑去向。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农民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

　　十月，农民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说明农民军对官绅恶霸的憎恨。在农民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 。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

　　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

　　九、再进四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农民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曾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农民军击败。农民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农民军俘获并处死。

　　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农民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 。八月初七日，农民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

　　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建立大西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 [56] 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

　　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

　　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十一、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农民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 ”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

　　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劝谏他不要乱杀，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 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十二、中箭去世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 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 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发箭射之，张献忠中箭而死。时年仅四十岁。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第二部分：主要成就

　　一、政治

　　参见：大西政权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设立成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内阁有左右丞相，六部各设尚书，及委派地方官吏。又颁行新的历书，叫作“通天历”。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分为举人、进士等名目，录取者大都用为地方官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根据地逐步稳定。

　　二、经济

　　大顺通宝、西王赏功

　　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 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后大西政权于大顺年间(1644—1645年)设立铸钱局，铸造“大顺通宝”。版式为钱，多阔缘大样，制作较为精细，铜色金黄。有光背和背“工”，“户”，“川户”等字样。发行时间短，如今存世量不多，光背相对较多，背川户价格最高。

　　三、军事

　　大西军在明末

　　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

　　在军制方面，大西政权设有五军都督府，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约有数十万人。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同时建立分开正规军(皇兵)与地方武装(里兵)，实行“皇兵出师，里兵守城”的军制。

　　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从崇祯三年(1630年)米脂十八寨起义开始，到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病逝于云南为止，在反对明朝封建统治政权的压迫剥削和抗击清军的侵扰中，转战十六省，经过了三十二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这次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很有意义。

　　第三部分：历史评价

　　一、总评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领袖。在明末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中，他的队伍卓有战绩，称雄一方，是推翻以崇祯帝为首的朱明王朝统治的重要方面军，也是李自成大败后重整旗鼓的重要借助和支持力量。他骁勇刚毅，剽悍顽强，又多谋善战，机诈幽默。他的起义，反映了革命农民的利益，而他的生活道路，又有明显的农民阶级的缺点和局限性。

　　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学者，将他描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嗜杀成性的神经病狂。解放后史学界发掘了很多为张献忠辨诬的材料，逐步还原了他的真实面目。

　　张献忠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张献忠不仅敢于战斗，而且善于战斗。而在2010年召开的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都肯定了张献忠的军事才华。

　　张献忠既带领苦难中的人民群众起义，英勇反抗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又中的爱国将士，奋起抗击清朝满洲贵族入侵者，其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二、史书评价《明史》：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惟献忠最狡黠骁勍”;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三、历代评价

　　谷应泰：“献忠无他技巧，止以阴谋多智，暴豪嗜杀，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 [80]

　　吕思勉：“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第四部分：人物争议

　　一、屠蜀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首先前提是：四川人口的锐减。《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四川西充人、明湖南偏沅巡抚李乾德在一封书信中，述及甲申后入蜀所见到的景象：“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间存遗黎二三，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断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从这段文字描述证实，张献忠屠蜀之余，在某些州县出现的“轻则割耳鼻断手”的现象，确实客观存在。明清之际的四川遗民，多为兵戈之下逃生的残民。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不外是通过流离外窜，或者就地藏匿而幸免于难的。

　　正方观点

　　(1)史书和笔记记载。

　　张献忠屠蜀的一些史书和当时人的笔记记载，《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客滇述》记载：献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朝见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

　　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

　　献忠在成都日求人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户百户后，杀僧道工匠医生，皆令州县解至成都，杀而投其尸于南门外大桥下。各州县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献忠号令。……贼益忿怒，于是尽屠州县百姓。十月，贼令保宁守将刘进孝屠保宁，引兵还潼川;后数日，张能奇复屠保宁，无一噍类。

　　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时贼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将领劲兵屠各州县。兵到则扬言爷即至，官民皆集操场奉迎;而别遣一队入城，杀妇女婴儿。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其杀乡居人，则谓塘拨，亦不使一人得脱。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

　　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贼悬示城中，呼川人为蜀獠，谓“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杀之”。

　　《蜀乱》记载：“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

　　《后鉴录》记载：“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耶稣会士安文思《中国新史》记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他想占领省城后自封为中国皇帝，事情也正是这样。因此，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亦随之而逃。”“他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神父卫匡国《鞑靼战记》：“我认为只有该死的家伙才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残无人道的勾当。这里要谈的内容，都是从那份材料(即两位传教士所记载的材料)中汇集的，不外是大量令人憎恶的罪行。我相信，即便最忠厚的读者，也会认为干这种事的人不是人，而是一头可怕的野兽;若无更适当的名词，也可称为混迹人间的魔鬼。这个恶魔象一头野熊闯进各省，到处进行抢劫、杀人、放火和征战，带来各种不可想象的灾难。因为他打定主意要摧毁一切，以求无敌于天下，否则，留下任何活人就可能起而反抗。……暴君便是这样使得人口众多的四川变成一片荒野。”

　　(2)屠蜀的目的。

　　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

　　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张献忠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张献忠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比较感激他，为张献忠盖文昌庙。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不是“七杀碑”。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中都有记载。

　　(3)屠蜀的物证。

　　《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于1914年被提倡破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清朝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清朝的查禁。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例如：“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时也发生了“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

　　(4)当代学者考证。

　　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50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5)屠蜀的遗迹。

　　2014年12月，巫溪县古路镇村民冉茂林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块疑似人头骨的东西。而在古路镇名叫玉家洞的山洞中，还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的老辈子回忆口口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村民们耳闻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反方观点

　　(1)前后时间不对。

　　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由湖广溯江而上，占领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在其据蜀的两年中，大肆杀戮，加剧了蜀难的灾难后果。顺治三年(1646)三月，张献忠与入川清军相遭遇，死于西充金山铺。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犹存，四处奔散，乱兵之祸犹未终结，蜀难仍在延续。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部将孙可望率领，从顺庆(今南充)走重庆，进入黔境，其后接受南明朝廷收编，在永历政权的号令下，据滇黔，图四川，占有川南、川西之地。其时，民变已转为清军与南明政权的战争。清军以保宁(今阆中)为根据地，南明以嘉定(今乐山)为根据地，双方展开拉锯争夺，互相攻击，各有胜负。这时原本“无贼”的四川，又成为军将横行、兵戈林立的社会。各派武装长期混战，使得蜀难陡然“转剧”，进而迈入“蜀难已极”阶段。易代蜀难四川受祸之惨酷旷古罕见，也为国内同期其他地区所不及。四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年代，集中在甲申之后的六年间，即在乙酉(1645)、丙戌(1646)、丁亥(1647)、戊子(1648)、己丑(1649)、庚寅(1650)之间。张献忠死后，四川境内“民之存者”更锐减至1%，其中能保全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

　　(2)七杀碑之误。

　　七杀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3)数量有误。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4)其他原因。

　　就死亡原因看，川西地区多死于张献忠屠杀，川北、川东地区多死于摇黄十三家。死于瘟疫、虎患的人口比率，大约占各地10%-20%之间，川南地区多至20%-30%。康熙曾下令“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没有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

　　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蜀难事件，是由潜藏在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爆发的必然产物。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都是基于明代封建制度败坏的结果。四川地区矛盾冲突集中，表现最为突出。为应对“流寇”与“辽祸”，明末四川地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变本加厉征收税银。仅崇祯末年从四川征收的赋税银锭科目就有十余种。百姓负担沉重，官民空前对立，由此激起遍及川西平原州县的民变。崇祯十四年(1641)成都十六个州县闻风而起，一场群众性的“除五蠹”运动就此展开。遍及全川的民变风起云涌，为张献忠攻占四川敞开了大门。

　　明季遗民张懋文在《蜀难纪略后评》一文中，论及张献忠乱蜀之事，称张献忠原本是一介饥民，及至引兵入蜀，竟能风靡全川，“喋血千城”。究其原因，正与明末制度的腐败有直接关系。台湾学者郑均彬指出，张献忠失败后，其余众竞相窜起，四处烧杀抢掠淫辱，川省守土之臣，又无恢复图举之策，以致千里烟火断绝，各地义勇，又自相鱼肉，杀掠而死者，十倍于贼。

　　二、死因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张献忠是被流矢击中而死。但是也有人认为，张献忠是得病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