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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王与马,共天下”
黑郁金香 / 2023-04-18 17:39 发布
本博评论: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为司马家打工的历史。但晋武帝司马炎立了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做接班人,局面很快失控,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摧的时刻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差一点亡国灭种。
“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
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要起立相迎。
“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一、江南形势
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 。在司马睿到来之前,江左侨姓门阀士族之实力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面。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
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二、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 ”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三、王氏家族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之上。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
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
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第二部分:处理过程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
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王导有个堂哥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一商量,想出一个主意来。这年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禊(xì)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祓禊,所谓“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这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晋元帝认为他能够得到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王敦掌握军权,自以为了不起,把晋元帝不放在眼里。晋元帝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外重用了大臣刘隗和刁协,对王氏兄弟渐渐疏远起来。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内部就出现了裂痕。
第三部分:主要人物
一、司马睿
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东晋的开国皇帝(318年-323年在位)。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晋武帝司马炎从子。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317年称晋王,318年即帝位,为晋元帝。323年去世,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
二、王敦
王敦(266年-324年),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一直有夺权之心,最后亦因而发动政变,史称王敦之乱。后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三、王导
王导(276年—339年9月7日),字茂弘,小字阿龙。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成帝于朝举哀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仪式赠物之礼,比照汉代的霍光及安平献王司马孚。
第四部分:历史评价
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