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袁世凯，在国民党执政之前，被尊为“共和之父”、“中国第一华盛顿”。到了49年后，陈伯达的一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从此袁世凯被彻底批倒批臭。在袁世凯执政后也是比较重用张謇，张謇也真心实意的为袁世凯效劳，但张謇反对袁世凯独裁。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对中华民族功大于过，这无可否认。

　　以下文章摘自网络

　　张謇，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状元实业家” 、教育家、水利学家、书法家，都是集于他一身的著名标签。

　　袁世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被定义为军阀、卖国贼、窃国大盗的人。张謇与袁世凯，几十年间分分合合，无论是个人恩怨使然，还是与家国大义有关，都演绎了中国近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共同的恩人——吴长庆

　　张謇，江苏南通人，前半生勤奋读书求取功名。同治十三年(1874 年)，孙云锦邀请张謇担任其幕僚同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参与案件审理。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张謇就此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两年后的光绪二年(1876 年)，吴长庆令庆军营官刘长蔚邀张謇入军幕，“ 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月俸二十金” 。彼时的张謇正苦于发审局人事复杂，隐居惜阴书院，于是便应了淮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成为吴长庆的淮军—— 庆军营幕僚。

　　在庆军营期间，张謇深受吴长庆信任，参与了庆军各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张謇也对吴长庆知恩图报。光绪八年(1882 年)，朝鲜发生“ 壬午兵变” ，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张謇随吴长庆壬午东征，助力吴长庆朝鲜建功，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 清流” 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张謇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

　　张謇与袁世凯的交集，便是从吴长庆的庆军营中开始的。

　　袁世凯六岁便随后来官至二品的嗣父袁保庆一起走出偏僻的项城袁寨乡间，先后到当时的一、二线城市济南、扬州、南京生活了十余年，嗣父袁保庆不惜花重金为袁世凯请各种私教，可即便自幼就享受着各类私教资源，第一次应试的结果，袁世凯还是榜上无名。随后，嗣父袁保庆四十八岁时在江宁盐法道任上染病去世，彼时十五岁的袁世凯失去嗣父的管束，开始整日结交乡间混混胡作非为。族叔袁保恒便将袁世凯带到京城，依然为他请师授课，督促他用功学问。然而第二次应试，袁世凯依然榜上无名。两次应试皆以落榜收场，袁世凯自认不是读书的料，执意投笔从戎，当时，族叔袁保龄原本是要将袁世凯介绍到北洋李鸿章处帮办洋务，但袁世凯深知自己想在人才多得一抓一大把的北洋衙门里混出名堂，基本没戏，于是转而求族叔袁保龄介绍自己到淮军提督吴长庆军营里寻个差事。如果一个人从步入职场才算真正开始步入人生的话，那袁世凯被吴长庆留在淮军庆军营，可以算是袁世凯正式入职的开端。

　　吴长庆，字筱轩，号延陵。安徽庐江县人。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结拜兄弟。袁保庆在南京江淮盐运使任上去世时，当时驻军扬州的吴长庆和刘传铭亲自到南京主持丧事，护送灵柩过长江后，又派十几名亲兵帮着袁世凯扶柩回乡。

　　袁世凯来到吴长庆军中后，受到吴长庆格外关照。袁世凯从庆军营起步，后随吴长庆远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一步步从营务处帮办，到驻朝清兵前敌营务处会办，再到驻朝庆军营副营管代。

　　随着法国在越南挑事，战事吃紧，李鸿章决意调回驻守朝鲜的庆军六营中的三个营加强旅顺防守，吴长庆带着庆军三个营回旅顺，袁世凯则留在朝鲜。吴长庆回国前，把庆军副营管带和驻朝庆军前敌营务处总办的重任交给袁世凯。庆军副营是吴长庆的嫡系贴身卫队，这几乎就是衣钵相传的意思。有这两份实权的加持，袁世凯简直无异于驻朝庆军的统帅了!毫不夸张的说，因为有了吴长庆在淮军中对袁世凯不断的栽培提携，袁世凯才有了后来平定甲申政乱的作为，进而才有了后来被李鸿章知晓、赏识、重用的机会，自然也才有了后来在军界政界的一番“ 作为” 。于公于私，吴长庆都绝对算是袁世凯步入职场最重要的贵人。

　　由师徒到路人

　　再说袁世凯一入军营，吴长庆就为他请了两位老师，一是张謇，一是清末著名著作家、书法家朱铭盘。

　　当时，因为张謇的一再谦虚推辞，袁世凯并没有向张謇行正式的拜师礼，但张謇是袁世凯入职淮军后的第一任老师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张謇成为袁世凯在淮军军营的老师后，在随吴长庆入朝前，袁世凯在淮军军营中，写信给张謇都尊称“ 夫子大人” ，面见时则称“ 季直师” 。但后来，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袁世凯对自己老师的称呼开始做着不断“ 调整” 。首先，自从袁世凯因在朝鲜壬午兵变后立功被朝廷赏五品同知后，就不再叫张謇“ 季直师” ，而改口称张謇“ 先生” 了，但彼时袁世凯口中的“ 先生” ，并非对老师别称之先生，而只是普通意义上的某先生之意。又之后，吴长庆统领的三营被李鸿章调回旅顺，回旅顺前，吴长庆将留守朝鲜的庆军副营相托袁世凯，同时让他总办前敌营务处。要知道在袁世凯来吴长庆的军营之前，张謇一直是吴长庆最为信赖的营务处总办。张謇要随吴长庆回旅顺，袁世凯便要与张謇办交接，交接那日，袁世凯又直接改口称张謇“ 啬翁” 了。张謇字季直，号啬庵，袁世凯称张謇为“ 啬翁” ，就完全是平辈的称呼了!中国礼教最注重尊师之道，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袁世凯这一声“ 啬翁” ，直接把张謇从尊师的位置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同辈同僚，这种落差，想必再有修养的人都会心里堵得难受。一个人对待自己老师的态度，最可成为衡量其人品德行的试金石。先不说满腹经纶的张謇当了袁世凯的老师后，对涉世不深笔下功夫也乏善可陈的袁世凯耳提面命的指导之功，单是吴长庆屡次提携袁世凯，每次都少不了张謇在旁荐举美言。可就是这样的张謇，竟然被袁世凯面对面称起“ 啬翁” 。张謇自然极为不满，不过并没有立刻用行动表现出来，但张謇对袁世凯的看法从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原先张謇觉得袁世凯还算是个精明、强干、果决的难得人才，如今这一声“ 啬翁” ，让张謇瞬间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事实证明，张謇彼时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并非错识。后来，袁世凯做了北洋大臣，给张謇写信更是直接改称“ 仁兄” ，张謇无奈给袁世凯回信调侃：“ 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除了对恩师的不敬，在涉及自己前程的问题上，袁世凯同样手段凌厉，简直可以说吃相相当难看。当初，朝鲜是大清的宗属国。作为宗属国的朝鲜国王，在级别上是与大清的亲王级别相当。彼时，袁世凯被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检阅军队，袁世凯觉察到朝鲜国王想要将分别驻守青峰山后营和广州前营的两营调往汉城参加阅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类似壬午兵变的巨大隐患，便以需要奏请身在国内的北洋宗帅为由搪塞拖延朝鲜国王提出的阅兵议程，转身，袁世凯直接撇开正在重病之中的恩人吴长庆，越级密奏李鸿章。随后，袁世凯又连续不断给李鸿章写了多封密奏，袁世凯明明知晓吴长庆与李鸿章积忤已久，不睦日长，不仅不念及吴长庆的知遇之恩，反而绝然置病中之恩人吴长庆不顾，这最终也真的成了压死重病中的吴长庆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跋扈专擅的种种，早被同驻朝鲜的提督吴兆友告到了吴长庆耳朵里，而吴长庆看在与袁保恒结拜兄弟的情谊上，一直庇护着袁世凯，甚至袒护说：“ 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 可袁世凯一次次越过吴长庆直接上书李鸿章，着实寒透了吴长庆的心。病中的吴长庆想到自己不惜数次开罪生死弟兄提携袁世凯，对袁世凯一再排挤自己看中的人一忍再忍，甚至对袁世凯私查自己的海防用度也咬牙咽下，而这些恩情却最终换来他人还没死袁世凯就另寻靠山的结局，令病榻上的吴长庆寒彻心扉。那段时期，袁世凯在朝鲜正炙手可热，一时俨然是朝鲜的太上皇。他一面在朝鲜皇室中运作着自己的名声，一面雄心大起，提笔亲自给李鸿章写信，毛遂自荐自己为驻朝鲜大臣，谋求大清驻朝鲜的监国之位。

　　袁世凯毫不遮掩的名利心也最终导致了张謇与他彻底绝交。

　　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张謇从朝鲜归国，得知吴长庆病重，立即北上探望，并守在吴长庆病榻前，直至闰五月二十一日吴长庆病逝。

　　张謇在为吴长庆守灵期间，收到吴兆友的信，状告袁世凯擅自做主，挪用巨额军饷收买人心，终日居于朝鲜王宫，从不到灵棚祭奠恩师…… 原本对袁世凯已经避之唯恐不及、视为可耻小人的张謇就此与袁世凯绝交。

　　张謇的绝交信历数了袁世凯十一款心术不端的事实：不尊重恩公吴长庆，以朝鲜人不懂大清礼仪愚弄之;不尊重提督吴兆友;威福在我，凌蔑一切，执法严苛自己却不受约束;对老师张謇“ 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 等等。将袁世凯热衷政治、迷恋权力、急功近利、投机钻营、目无师恩的人品揭露无疑。

　　张謇在料理完吴长庆丧事之后，想到了世道对吴长庆的不公，想到了官场的黑暗，想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对仕途心灰意冷。于是，张謇谢绝了李鸿章、张之洞的相邀，毅然南归回籍，从此走上了一条专心制艺和实业救国之路。

　　分分合合难取舍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 《变法平议》书。《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开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辛亥革命爆发，张謇得知袁世凯有意愿促成共和，不计前嫌，主动写信给袁世凯，表示支持袁世凯积极促成共和大业，还主动承担了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

　　宣统三年(1911 年)11 月6 日，张謇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 趋于共和” 的现实，赶紧退回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民国元年(1912 年)1 月10 日，张謇打电报给袁世凯，向袁世凯解释设立临时政府是为了稳定南方形势而不得已为之，以期打消袁世凯的疑心。同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但袁世凯根本不为所动。

　　在立宪运动中，张謇与袁世凯也曾有过较为愉快的合作。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政府以“足疾” 为由令其“回籍养疴” ，回到彰德后袁世凯表面上装出不问政事的模样，实际上与各地心腹保持着密切联系，伺机东山再起。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张謇等人失望之极，可还是决定赴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言” 。途径彰德时，张謇特地去拜访袁世凯。在张謇眼里，袁世凯是一位极具政治潜力的下野人物，人虽被革职，可在新军和官僚中的影响牢不可破。张謇与袁世凯的洹上会谈，不仅使两人多年的芥蒂得以消弭，而且还使张謇认识到，清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全国局势了。而要想维系政局的稳定，不得不依靠既有实力又比较热心于新政的袁世凯身上。

　　然而，随着事态发展、时局变换，袁世凯转而背弃共和，复辟称帝的野心端倪愈显，但张謇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断去电向袁世凯解释、调和其与南方革命党之间将欲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状况。

　　1913年10月16日，年逾60的张謇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号称名流内阁的农工商总长。然而，入内阁不到一个月，张謇就察觉到袁世凯走向独裁的种种迹象。因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张謇仍存规劝之心。怎奈袁世凯早已彻底被猪油蒙了心，完全没有任何回头的意思，非但不听张謇的劝告，又于5月1日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张謇顿生退意，但袁世凯并不批准张謇的辞呈，可张謇去意已决。到了1915年，因为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第一时间愤而辞职。1916 年4月，张謇对袁世凯发出最后一次规劝：“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不久，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一命呜呼。而张謇则于1926年8月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与袁世凯，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