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哥解读电商

作者：李丰

刚才李总讲了投资和消费，也有一些我觉得他不会讲的角度。经常有去年和前年各种有关宏观经济数字、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我选了这些内容以后，听完上半场觉得还是有点重叠，好在没有太多的不同。去年最后两个月我花了一点时间和李成东探讨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所以抽出一小部分解释。

首先来讲一个有特定意义的事件，去年12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这是180度的政策转折，今天我们不是评价这句话是对还是不对，只是看另外一个问题。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是企业的创始人或主要决策者，涉及到企业本身的战术和战略决策，跟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某种意义上是类似的。今天公司内很多策略是面向解决过去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发展中碰到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过去快速发展中的哪个部分，也有一部分政策是面向未来的，希望公司能去到的地方。除此之外，也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政策空间，如果从公司运营来看今年风调雨顺、融资顺利，所以有很多空间来做你想做的长期、中期和未来的事情，但如果有很大的压力，比如因为突然出现行业恶性竞争，外部环境产生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是没有政策空间。

要是映射到中国来看，讲一讲大家最熟悉的，我们都非常受益于改革开放给了巨大的中国成就和成长。改革开放有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也有大家广为传诵的历史事件，1992年1月的南巡讲话，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南巡讲话，发出来的时候是1992年3月，就是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隔了大概两个月。再往前的南巡是八年前的1984年1月，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前的1977年11月。我们都讲1984年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包括今天大家知道的海尔、华为都属于84派，再往下就是1992年之后成立、被称为92派的泰康，包括后面的比亚迪和腾讯。

这些是历史事件，今天大家都熟悉，但我只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非常有领导力也非常具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地方，时隔八年以后为什么要在南巡或者在深圳把讲过的话再讲一遍？当然我也不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时我还在象牙塔念高中忙着考大学。

把所有现象总结起来，1988年到1992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老百姓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连续两年经历比较大的通胀，或者是工资的减少，民营企业少了60%，国际环境也比较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这些发生在1988年到1991年的中国，这些也是1992年1月南巡讲话发生的大背景。提起所有这些事情的意思并不是忆苦思甜，今天虽然不容易，但那个时候更苦。有第二次南巡讲话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大家对改革开放这件事情和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民营企业家、老百姓，可能需要重新加强信心。

换个角度理解，从2018年到2022年，我们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些特殊的状况。2018年7月开始，中国过去五年连续经历了这样几件事情：突然而至的，然后在贸易基础上叠加了科技战，就是从华为开始跟芯片有关的科技战，2020年又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我们有大半年在解决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国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2021年，疫情依然波动起伏，我们有两个季度是有点政策空间的，中国也是当年世界上唯一一个降杠杆的国家。2022年，年初冲突，此外全年我们需要解决疫情和经济的平衡以及经济企稳的问题。

快速讲完五年的所有事情就是说2018年7月到2022年12月之间，这段时间去掉2021年第二到第三季度的一段时间，其中的五年或者四年半的绝大部分时间，政策可能是不连续的，因为要解决更多的是当期问题。这种状况多多少少跟刚才讲到的那四年有点相似，当时中国的挑战也是每年有不同，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国际，贸易的、经济的和其它问题，当然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强大很多。

如果按照刚才的讲法，我们把有政策空间的时间点拿出来，就是2022年底到现在，并不是说宏观事件影响的只是突发的、远超预期的，需要当年用大部分政策空间面对的问题，暂时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暂时可见的范围内没有。2022年12月，2021年第二第三季度和2018年7月前，如果连成相对的宏观政策，这些点的政策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为了解读和尝试提供一个新角度，假定这些点是连线，无非这样一些新闻。

为什么说中国2018年第二季度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新闻，在那之后开始进入大部分政策用来解决贸易战、科技战、出口退税等等问题。2018年6月期间在发改委的官方网站公布的全国性文件，其中一条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文件中包括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的限制，在此之前外商投资占比在汽车行业要求是必须跟国企合资，必须占比不超过49%，国企占比必须不少于51%，这是我们当时知道的所谓的合资车厂的关系。去年车市发展得很好，2018年3月小鹏拿到造车新势力的第一张民营牌照，后面一年大概又发行了一些民营企业造车牌照。汽车制造行业曾经都是100%国有垄断，现在“看来”仍然是，但国有垄断的局面已经在被打破。2021年又有发布大家都知道的教育双减、房地产和金融等等政策，这些政策和2018年那个点并不连成一条线。

制定经济政策和宏观政策跟做企业一样，既有面对解决快速发展的问题，又有面向未来做持续布局这两个目的。今天我们只是在努力理解，提供一个角度，理解经济宏观和政策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发生、怎么连续，而不提供评价时点、力度是不是正确，因为这需要过十到十五年回头来看。有些政策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现在所谓的广义货币有不到300万亿人民币，大概260万亿，大家总是说中国印了太多的钱，但中国有一个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货币乘数非常高，储蓄率也非常高，拿了以后去存，存了以后拿了又存，所以货币乘数很高，所以广义货币的量非常高，M2也非常高，其实基础货币量没有想像的那么高。中国1995年以后汇改和利率的第一次改革，这些钱去了哪里呢？产能扩张，就是工厂大规模建设、制造业大规模发展，也是刚才讲的政府投建的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我要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刚才李成东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只好重叠一部分，就是中国会不会重复日本的问题。日本有如下几件事情非常特别，刚才讲到中国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货币和生产方式是外储必须强制结汇，所以需要在历史上对应人民币基础货币，3万亿外储对应20万亿的基础货币。日本是一个外贸导向占经济比例非常重要和非常高的国家，就是战后经济复苏的时候，但因为刚才提到的《广场协议》，所以对一个外贸国家汇率不能自主且被干涉的时候是有巨大影响的。日本曾经发生的资产泡沫非常高，崩溃之前的1989年，日本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比例45%，美国当时只占30%左右。经济主要支柱的外贸中的汇率部分不能自主，被强行要求升值，同时因此而导致的资产泡沫，就是以日元计价的资产更大规模的膨胀、涨价或者上升，这些事情大概形成了一个循环，然后循环导致的结果是一本书《失去的三十年》讲的日本的变化，包括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也是分析日本衰退。

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1995年以后，大概用两年的时间，企业产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加起来累计的资产规模在两年多的时间衰退三年的GDP。假设中国加起来是700万亿的全国总资产，两年的时间衰退三年的GDP意味着两年要减掉360万亿的资产价值，意味着两年内就要减掉一半，大概相当于房地产产能和基础设施。如果我们重复日本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溃坝，经济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最敏感的那个项目被调整，加上经济结构在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两件事情共同推高了资产泡沫，突然一下子贬值以后导致两年内变成这个状况。

我讲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为了便于理解，2014年到2017年开始的制造业去产能，以及房地产的去金融化和正在努力想要做的基础设施证券化，不是从银行借钱，想要把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通过资本市场的固定资产证券化形式分散开来，变成长期和匹配的对应方式。这些是中国在过去五六年中努力想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不成为日本这个状况。方法就是要想办法让房地产、基建、制造业产能扩张三个巨大的蓄水池且有泡沫的地方泄洪而不是溃坝，要把里面泡沫化的部分抽出来放出来，以至于最后不会因为某些突发原因，比如现在的突发国际问题，比如经济上制裁中国，或者突然全球需求萎缩，人民币突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出现日本曾经出现大衰退的开始。

刚才也有讲到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在全世界会导致一个结果出现，就是一定会变成消费社会。《失去的三十年》还有写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日本赶上垂直分工，没有赶上水平分工，意思就是日本很牛的地方是在七十年代之前什么事情都自己干，没有赶上水平分工意思就是没有像苹果一样把供应链架构在全世界，自己只负责中高端的部分，而且在全世界水平分工以后，日本制造的部分被中国抢走了非常多在水平分工中的位置。简单来讲，上面被美国Block住了，自己的产业没有进行重新的全球分工，下面的部分被中国的性价比拿掉了，几个部分一起在产业结构上出了问题。

日本跟中国比较大的不一样，是从外需转内需这件事情不好做，因为需要一个较大规模的内需体量撑住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全球只要一进老龄化一定会进消费，最简单的一句话叫做干活的人变少了，花钱的人变多了，所以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消费，只是在经济结构上所谓消费的事情能不能撑得住经济发展，各个国家情况不同。

这些跟中国双减、教育和医疗有什么关系？一个政策是为了解决硬币的另外一面。我们从最简单的逻辑举例，比如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工厂最大的贡献者是从九十年代初中期开始的，1980年以来被解放的数以亿记的农村劳动力贡献了中国制造业中最大和相对高性价比的劳动力产能，2012年之后中国变成投资拉动经济结构。这些农民工或者外出务工人员是我们最大的制造业贡献者，过去三十年有些被社会淘汰。从不同的统计口径看，他们的孩子，也就是留守儿童和城市边缘儿童的数量是很庞大的。大家都知道留守儿童是父母不在身边，城市边缘儿童是跟着父母在城市边缘打工，住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没有城市资源或者城市福利属性和身份属性，他们的父母也是一样。主要有几个问题：还不能异地医保结算的时候，一旦生病就要回老家看病，家里孩子可能只能上打工子弟小学和初中。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期出生的孩子，这批人中许多应该是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的，变成了二三十岁的人以后，

刚好赶上2012年以来的新服务业平台的发展，许多人成为新服务业的从业者，不管是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还是专车司机或其他。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发展城市的消费和服务业，假定十年后又有新型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行业和平台来提供就业机会，但全世界能够提高单人附加值唯一可行方法叫做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今天在打仗的和，大家可能难以想像它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0%，名列世界前茅，中国是什么样呢？七年前的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 40.0%，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57.8%。

把这些拉通来算，大概是这样几个问题。要想解决将来社会经济竞争力和老龄化、附加值提高几个共同问题的焦点，需要结合现在的经济结构和将来的人才结构中的平均高价值问题，在此基础上要解决受教育的问题。当然，和还是挺厉害。需要较好地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这句话，可以预见如果是打工子弟要是没有上高中和大学，再过五到十年就业以后如果找不到能挣钱的、高附加值的工作，会需要若干社会抚养成本。这些就是硬币的另外一面，也是改革开放中我们制造业发展的一部分社会成本和社会问题，今天你们看到的很多政策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群面向未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中国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些也是我的个人揣测，理解政策有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是知道跟什么相关和为什么会来。我们没有在评价时间是否正确、力度是否正确，只是努力描一条线，这件事情为什么出现，并没有评价力度和时间正确与否，因为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解释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政策问题，下面再讲一讲大家关心的反垄断问题。去年第二第三季度的时候我跟有些互联网平台的高管聊过，中国互联网平台在完成一些调整后会被反垄断。其实中国的反垄断不是从互联网平台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就一直有，但中国过去所有行业都是经历了国退民进。因为我们1980年所有行业都是国有所有制或者公有所有制，过往存在的所有行业，不管是城市服务、城市流通、农业、工业、制造业、金融业，这些都是国退民进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因为国退民进，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到垄断阶段，行业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八十年代的反垄断的板子都打在国企身上，第一步是政企分开，第二步是一拆多，一拆二，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

过往反垄断主要打在国企身上，社会上没有人喊疼。打个比方，如果不是因为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只有中国电信是中国历史上单一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到今天为止大概不需要民营企业提供社会研发，可以指定研究机构提供社会研发，如果不是因为一拆二、二拆三，腾讯赶上了三拆七，那个时候腾讯不太可能第一年作为寻呼机业务较好的软件服务提供商得到第一桶金，当时作为那么小的初创公司能够给九十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寻呼机提供软件服务的机会。

引入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后来电信也有发生很多改革，包括子公司层面进行混改，中国国企改革最后结果只有两个的就是电网，三桶油下面还有多元化市场主体和民营企业的石油公司。为什么只拆成了两个而不是三个？原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写过一本书，写到二十年中国能源企业改革和能源企业反垄断。为什么电网只拆了两个，就是南网和国网，没有拆成七个以上的网的原因是为了保证网络效率，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本书。

互联网为什么特殊？因为只有这个行业从2000年开始100%都是民营，其中的很多商业模式是有网络效应的，就是越大越好，越好越大，百度用的人越多越好用，越好用用的人就越多，最后确实会导致垄断，因为越大越好，越好越大。反垄断目前和中国做了三十年的国企反垄断一样，就是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只要不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可以。

为什么互联网平台一定会被放出来？因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和全世界都不一样，美国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都是在美国所有行业已经充分竞争和充分社会分工以后，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互联网，所以现在充分分工的社会环节加了一层信息化的壳，所以是纯信息的互联网，中国绝大部分平台都是一个产业还在发展变化的阶段就嵌入进这个产业本身，变成平台模式。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淘宝2003年开始，中国零售业连锁2000年开始，因为1999年开始住房制度商品化的全国改革和推广，没有商品房的话连铺面都租不到，要想租100个铺面必须有100个商业单位，苏宁国美也要等到那个时候发展。当然，同期中国有淘宝。中国的餐饮平台中外卖占到21.4%，中国的外卖是中国的餐饮平台的半自有，也是长在餐饮行业里面的社会分工，不是分工以后在外卖加一层。

如果打专车，记得十一年前刚有专车的时候让我试一下，那时候中国专车是从来没有体验服务的，在此之前只有出租车没有专车，所以我第一次在首都机场等专车的时候完全忐忑不安，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情况，后来来了一辆车跟我对暗号。第一次是需要绕过首都机场收费部分走非高速，就是为了节省那5元。美国UBER出现之前，专车在美国存在非常长的时间，供需两端比较成熟，信息化在外面套一圈就体现高效，后来扩展得更多。中国刚开始出现专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专车是什么，司机也不知道专车应该怎么开，所以是被平台定义完的专车重新做的分工、教育、培养、供给，所以只有在中国可以做到全球最好的专车，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内饰肯定是黑色，只有中国专车会配两瓶水和所有充电口，一定是B级以上。要是在美国打UBER一定会打到各种车，无论是颜色、形状、车型还是级别，这大概是最大的差别，所以中国互联网的特点是在产业发展的时候嵌入产业本身，好处就是就业效率高、产业效率高和数字化效率高。只要完成了多元化市场主体这个反垄断的过程，一定会被放出来，就是因为就业效率高、产业效率高和数字化效率高。就业、产业数字化在过去一两个月的文件中都有提到，可以看到180度的转折，只是完成多元化市场主体改造以后，承担了应该有的产业效率推进的作用。

由于时间原因，我只讲最后的结论。这些是我们当时做播客《高能量》的时候的结论，探讨今年的政策方向是什么，按照重要性第一是就业，第二是经济增长规模，第三是经济增长结构。要是做的一件事情涵盖其中的两个因素，比如新服务平台，专车或者快递，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解决了经济结构和产业数字化的问题，就会是今年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刺激对象的出发点，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2018年的时候说过房地产的地位会变，今年又变了一次，前面李成东说房地产销售额今年是15万亿，其实不是，准确定义的话，今年的商品住宅新房销售是11.3万亿，二手房住宅销售是5万亿，加起来大概16万亿，2021年新房商品住宅销售是17万亿，二手房大概7万亿，加起来是24万亿的商品住宅销售。房地产再换一个位置就是180度转弯，构成居民资产向中的65%和银行资产向中的40%，地方财政收入占到40%，因为重要性所以挤掉刚才讲的金融属性，需要稳定住，不然中国的消费和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国的金融系统的资产风险会一块出问题，就像1995年到1997年的日本。为什么作为地基？中国需要重新去做三个梁，使得三个梁是不是平衡，是不是都长得一样高，是不是足够好决定了后面撑不撑得住内需广义市场。

中国的汽车2003年到2004年是全球最大的零部件生产国，那个时候生产的是中低附加值，结构件为主，中国2009年开始就是全球单一最大新车销售国家，到现在为止每一年都是。中国在过去的十三年的世界第一中，中国自己最高的一年出现在2017年，因为2015年跟去年一样实施了购置税减免刺激政策，2017年中国卖了2500万辆的乘用车和2900万辆机动车，累计出口第一次突破104万辆汽车。2022年中国汽车消费本来有挑战，因为4-5月同比下降10%，作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卖3000万辆车的话汽车单规模是3万亿，不算零部件维修、替换、保养、加油、装饰，如果这些都算上的话，汽车的产业链价值或者产业链费率大概是4倍左右，3万亿的产业意味着12万亿的产业规模。

去年2个月负10%左右的增长，6月，为了同时解决能源问题，经济刺激问题，面对疫情不能高接触性消费，其它行业不能刺激，针对消费最后推出购置税减免，导致的结果是刚才讲的去年正增长，正增长以后的结果，中国2021年是汽车出口第一次突破200万台，2017年第一次突破100万台，去年达到300万台，这是2017年，2021年和2022年的变化。去年还有产生一个变化，就是2017年单车价值9万元到2022年出口单车价值已经变成12万元，大概上涨30%，相比日本还有差距。这些是中国汽车作为内需的特点，去年新能源车688万台占到全世界当年新能源车销量的60%，2017年汽车消费的最顶点，民企占当年汽车销量的10%不到，2017年比亚迪41万台，较好的是吉利120万台，长城90万台，加起来不到250万台，当年的机动车销量是3000万台，乘用车是2000万台，加起来不到250万台。2018年改了以后取消了外商投资整车股份比例限制以后，第一个案例是2018年的比亚迪100%，之后宝马和大众纷纷把国内产能变成控股和独资，然后在中国已经变成第一产能，超过德国本国大众和宝马控股的产能。

去年中国卖的这些车中，民企包括比亚迪和长城，吉利大概还是130-140万台，没有算特斯拉，要是把这些新势力都算上大概占到汽车销售的40%，就是2017年国企靠产品垄断90%的最大单一消费市场，2018年出台政策把这些拿掉，并且发放民营企业牌照，批下外资产业可以控股和独资的产能。时隔五年以后中国汽车销量再次正增长，得到的结果是民企加外企占到半壁江山，国企只占一半，中国汽车出口从100万辆变成300万辆，单车价值从9万元变成12万元。我们讲的还是供给商，不是整车，因此还有做电机的、做电控的。

回到前面讲的，结论就是政府推出政策支持新能源车发展，不是只为了需求，最好是通过新的需求能够带动新的结构形成新的供给，拿汽车套在里面就可以理解，新能源是汽车的新需求，新的结构是完成了一次新的产业链和竞争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中国原来的只大不强的汽车零部件2003年变成全球最大产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经过这次新结构以后全部变成了中高附加值的新产业链结构，因此才可以和东盟做进出口。东盟从2020年开始超过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双增最大贸易伙伴。

如果你变成了中高端的供应链和需求的代表，占到全球去年新能源车销量的60%，导致的结果是可以做这样几件事情：增加贸易伙伴，就会把其中一部分供应链挪到别的国家去做全世界的生产和配套，中间品来自于你、设计来自于你、品牌来自于你。一部分销往全球，一部分销往最大的全球单一需求市场。当然，中国和美国在总量上是全世界第一，但在很多新需求上我们是第一。那么靠这个新结构，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供应链升级问题，也有解决外贸全球布局和增加贸易伙伴关系问题。我们跟东盟比不只是出口增加很多，我们对欧盟的出口和我们对欧盟的进口都会多增或者双增，或者大规模增长，所以从消费结构来讲对中国会影响比较长的时间。手机如果不是因为华为受到限制的话，应该已经跟刚才讲的汽车这件事情的循环一样已经完全走完了，2003年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手机装配零部件产能提供商，2012年变成全球最大单一智能手机市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结构，所以把当年中低端附加值的产业变成新的全球能够提供精密加工附加值的产业链，中间出现了华为、小米、VIVO、OPPO。整个循环在各个行业都会出现，如果凑巧在这个循环，不管是供应链端、产品端、需求端都可以，都是正向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