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吴桥兵变被人戏称为：“一只鸡，改变了历史”。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对明朝最终灭亡肯定要付一定的责任，也为后来被崇祯帝处死，埋下的伏笔。大明王朝在崇祯帝的领导下，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最终走向了毁灭。本来朝代的更替，历史上也是很正常，受苦的是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吴桥兵变是发生于明朝崇祯年间的一次兵变。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首领皇太极率军围困明帝国边境的大凌河城3万余军民，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崇祯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陆路支援辽东。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明朝调集各路援军，耗费18个月才最终打败了这伙叛军。叛军首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狈逃窜，最终浮海投降了后金。

　　吴桥兵变出现 在明清易代的关口，是一场十分值得研究的战役。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平衡，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明清交战的作战方法。

　　第一部分：简解

　　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后袁崇焕杀毛文龙，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诸将。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祖大寿受困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雪，部队给养不足。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李九成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恐遭非议，于是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史称“吴桥兵变”。

　　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 ，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

　　后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识，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馀位，西洋炮三百位。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 ，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葡萄牙人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陷害，元化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馀”。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

　　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孔有德兵败于沙河的祖大弼、张韬等关外兵，莱州之围遂解。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日后成为大清南下横扫千里的大军。

　　第二部分：事件背景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本部由海路抄袭建州叛军后路——耀州(今营口附近)。但遇到风浪，未能成功。孙元化大怒，复令孔领八百骑由陆路赶赴前线增援。

　　第三部分：过程

　　一、中计哗变

　　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当时属于山东)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又部队行抵吴桥时，与山东人屡有摩擦，县人皆闭门罢市。有一士兵强取身为山东望族，东林党干将(《东林点将录》内称“浪里白条”)的王象春之家仆一鸡，该丁被“穿箭游营”。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要求查明真相。此时，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的李九成正好归来，恐遭非议，于是乘机煽动众人抢劫哗变。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变，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史称“吴桥兵变”。而此前不久皮岛的东江军也发生兵变，本来就与他们不睦的东江总兵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幸得素与孔有德的不和的东江军尚可义等部救援方得免。于是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说张焘“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朝中布满指责孙元化，潜攻东林出身之大学士周延儒和废止东江、登州两镇的声音;另一面，朝中东林分子和支持孙元化的一派，则心存侥幸，主张招抚叛军。日后朝廷举棋不定，几乎放任山东糜烂的局面，与朝中此种内斗不无联系。

　　二、事态扩大

　　叛乱后，孔有德遂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其间，山东巡抚余大可托疾数日不能出，等到实在不得已了，才派遣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鑨率数千人往御叛军于阮城店，但山东兵不堪一击，“皆败而走”。大成惊恐万分，于是一下子变成了“主抚派”，极力避免交战。

　　与此同时，与孔有德交好的东江镇旅顺副将陈有时和广鹿岛副将毛承禄(毛文龙从子)也起兵响应，该部一举发展为七八千人的大军，一度割据半个东江镇，企图与山东叛军南北呼应，一举建立一个辽东武人自己的国家。总兵黄龙一时间居然只剩下皮岛单基地和几个游击在苦苦支撑，“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诛叛党，纵火焚其舟” 。陈有时、毛承禄不能抵挡，败走登州与叛军主力回合，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顺，以阻断断关宁、天津两镇来的援军，为叛军赢取时间。黄龙调动游击李维鸾偕尚可喜等击破，立即移军驻扎其地，援军才得通畅。此后，黄龙遂率本军经营该堡，主持北线平叛战局，直到次年七月败亡。而留东路于副将沈世魁等毛帅“外戚”。

　　叛军逼近登州，孙元化急令总兵官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遗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本部援辽浙军)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开始交战后其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不向叛军妥协，拒绝称王(时孔有德自称都元帅，封手下为总兵等职务，似有自开一国的打算)。城中葡萄牙军事教官有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录等12人死亡，15人重伤。孔有德念旧，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举发，诏送镇抚司，狱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叛军在攻陷登州后，开始部署营伍、伪授官爵，并铸“都元帅”印，推原官阶较高的李九成(参将)为首、孔有德(游击)为副，耿仲明(游击)则自称都督。此因在吴桥初叛之时，是由李九成和李应元(千总)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时，皆以九成为前驱，故有德虽为叛军的直属带兵官，但却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勋”而让先。李九成外号“三大王”，尤长于鸟铳，“可择人命中”，时人有称：“虽孔有德肇乱于吴桥，而造谋桀鷔，为众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实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贼，抗我王师，凶恶至极。 ”知李九成初确为叛军之首脑。

　　较晚成书的清代文献则多称当时乃以孔有德为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时原均任参将，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后飞黄腾达，而遭阿谀者蓄意窜改所致。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县志》中，则因叛军陷城时曾杀戮甚惨，故编纂者只称兵变的带头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

　　叛军曾将搜刮的财物拨出万金来犒赏辽东沿海诸岛，诱令同反。此一策略相当成功，如辽东半岛沿岸的鹿岛、石城岛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镇守在皮岛的黄龙敉平。由于黄龙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时被杀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尽忠假持黄妻刘氏的金簪为信物，欲说降已攻抵长山岛的黄龙，但黄龙不受威胁，力歼叛党，并直趋旅顺。 在黄龙的围剿之下，欲叛离的岛众纷纷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龙诸义子之首的广鹿岛副将毛承禄;而阵容最浩大者，则是旅顺将领陈有时(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领的七、八千人，有称初叛于吴桥的兵士原即多为陈有时的部下，孔有德因此应允在攻破莱州后，所得尽归其众。

　　三、出兵平叛

　　山东巡抚余大成闻登州已失，却束手无策，唯闭户修斋诵经，被人讥之为“白莲都院”。崇祯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黄县。余大成遭革职，寻遭逮治。二十九日，总兵杨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与叛军在掖县八十里外的新城镇接战，当时叛军有骑兵五千名、步卒万余，明军只有骑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结果王营未战先溃，叛军且取其火器以攻杨军。明军最后星散四溃，仅御蕃率亲军三百人退抵莱州。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从治和谢琏两抚俱抵莱州。初三日，叛军至，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战，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四千名。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揉，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户部尚书毕自严、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抚议，或称：“孙元化乃以甘言啖贼，借名激变，特倡一抚之说……犹甘心囚首诡计入都，欲始终用抚之一着，以缓须臾之死。 ”或称：“非逆贼欲抚，乃败事之孙元化欲抚也;亦不独孙元化欲抚，乃左右护庇元化者之皆欲抚也。 ”前述的毕、刘、王等官员均为山东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应均是痛心乡里遭叛军荼毒至惨。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且叛军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 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 ”刘重庆以及王万象乃于六月初五日同时疏请调派关外的精锐入援。

　　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度深入内地，其战斗力特强。叛军或听闻此一新发展，乃经由屈宜扬表示愿受抚，刘宇烈在将此一情形上奏后，奉旨一方面“励集援师，亟解莱围”，另一方面，如叛军确实真心输诚，应命其提出自赎之道，刘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莱城之围以示诚意。

　　七月初二日，叛军声言抚事已成，两军不必放炮，为取得官军的信任，孔有德还将一名试炮的部下割耳游营。初五日，刘宇烈差官赍圣旨至孔营，有德要求面见谢琏始定解围和开读圣旨之期。初七日，在莱州城外宣旨之后，朱万年竟遭诱杀，谢琏亦被执。初十日，东抚朱大典和新任之山东巡按谢三宾奉命速赴行间督诸将进剿。二十二日，叛将陈有时在攻平度时被杀。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祯帝将孙元化和张焘弃市，宋光兰以及王征遣戍，熊明遇则解任听勘，并且派人拿解刘宇烈至京究问。

　　崇祯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师，合二万一千名马步兵，分三路进军。十九日，在距莱城五十里外的沙河发生会战，叛军大败东遁，莱州之围遂解。是役虽捷，但杀敌不多，惟叛军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余均乘机四散逃逸，在当时所掳获的兵籍簿上列有叛军共九万余人，知此乱的规模实非等闲。而遭围城逾半年的莱州之役成功牵制了叛军主力，令其无法流窜它处，应是敉平吴桥兵变的转捩点。

　　吴桥之变过程中双方所动用的火炮规模，是中国战场上前所未见的。如崇祯五年正月，总兵杨御蕃与叛军在新城镇进行野战，叛军即动用了红夷大炮五门和大将军三百余门;而杨军亦配置有三十余门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门竟然膛炸，可知当时许多明军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状况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谟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后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识可能源出曾同样驻守旅顺之张焘，他首先列出各种火炮所应用硝、黄和灰的比例，次将火药每斤以纸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错。由于守城时炮口偶需朝下发射，彭氏还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弹之后，以废纸或旧絮、旧毯塞紧，如此，便无坠脱之虞。当时莱州库中仍有万历年间收贮的硝黄约数万斤，但因炮弹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万年遂于三月下旬开始在城内募集以数千斤计之金属，最多时有工匠五十多人负责铸弹，但因铁不足，有时亦铸铜弹，通常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虽然石弹不能“透木、及远”，仍令石工继续削圆石备用。五年二月，叛军也曾以牛车从登州运红夷大炮八门至莱州围城，每门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头;其所用的铁子(即炮弹)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从六至十二斤不等，知各炮的口径约在十至十二公分间。虽然这些炮相当沉重，但叛军对搬运似游刃有余，他们当时应已熟稔西方传入的省力滑轮技术，此因在登州担任监军的王征，早于天启七年出版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即图文并茂地详记举重物之法。

　　第四部分：结果

　　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闻莱州兵败后，遂将软禁于登州的谢琏杀害。三十日，官兵进抵距黄县二十里的白马塘，叛军倾巢来战，号称十万之众，其中包含马兵万骑;是役，叛军再度惨败，有一万三千人被斩，八百人被俘，至于逃散以及坠海而死者，不下数万。

　　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初一日，明军各路俱至登州开始围城。登州三面环山，北面向海，为避免遭敌夜袭，明军乃以数日的时间构筑一道长达三十里之围墙，其高如城，东西两端俱抵海。由陈洪范、刘泽清率步兵守西墙，吴襄、靳国臣等率骑兵接应;刘良佐、邓玘等率步兵守南墙，金国奇、祖大弼等率骑兵接应;牟文绶等率步兵守东墙，祖宽、张韬等率骑兵接应。由于叛军拥有二十几门红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负骁健，常出城搏战，双方往往以数千马步军配合火炮进行大规模野战，互有胜负。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强大，且防守森严(如城中衢路不许辽人以外者任意行走，违者斩之;又，每垛夜间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轮替，传箭警睡;不时还缒人至城外夜巡)，明军数次攻城俱无结果，遂决定采行紧守坐困的策略。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战时殁于阵，改由王子登替代，因九成勇谋均甚于孔有德，且叛变过程主要的攻守战役多由他与陈有时担任前锋，素为辽人所推戴，叛军士气于是大受打击。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高起潜在挂榜山(今蓬莱市城南)新筑铳城，并用红夷大炮轰击城内，令叛兵胆寒，明廷于是决定自北京再赶运四、五门大炮。由于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于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后的耿仲明和毛承禄则于十六日潜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军被俘者千余人，自缢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复山东。

　　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叛军近万人突围，弃城登船而逃。驻守在旅顺、长山、鹿岛的明总兵黄龙，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旅顺而投奔后金，早已严阵以待，周文郁等也穷追不舍。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黄龙率兵伏击，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毛承禄等人，大败叛军。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

　　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叛军及家眷10000多人在鸭绿江口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领的后金兵会合，被要求剃发，登莱之乱遂告结束。由于孔有德带来了后金急需的舰队、红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相待，仍以他为都元帅，安置东京(辽阳)，自成一军，称“天佑兵”，给予特殊待遇，随后便引后金兵攻占黄龙所在之旅顺。

　　第五部分：主要影响

　　此战虽然以明军胜利告终，似乎是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胜利一起给明军挽回了一点面子，振奋了一点军民士气。但登莱局势彻底糜烂，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无算。从此登莱荒芜，东江动摇，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这恐怕是比后金得到大炮更危险的事情。

　　▲孔有德等人降清为皇太极带去了红衣大炮的技术

　　吴桥兵变不仅导致明朝损兵数万，山东被战火摧残极惨，对东江的打击更是致命的。孔有德等人不仅为皇太极带去了红衣大炮技术和水军力量，更是极大削弱了东江的兵力。在皮岛海战中表现优异的东江军大将张焘也因在抵御叛军时部兵倒戈助长叛军实力，而被盛怒的崇祯帝将其与孙元化一起处死。另外，登莱镇经过此乱，几乎被摧毁，再不能发挥对东江的支援作用。黄龙此后便在旅顺练兵，想要恢复军力，将皮岛留给了沈世魁管理，也是表示出对沈世魁的让步。但这样一来，东江就分成了黄龙和沈世魁执掌的两部分，且实力极大削弱，正给了皇太极可趁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