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

“最近看完了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些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得到了解答，这是我这些年看过的最好的经济学书籍了，连之一都没有。

……经济学并不能对你的投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那种通透感、再加上对经济大环境的理解，会让我觉得读这本书绝对物超所值。

这本书，还有上面提到的书购买链接在xx号文中可以找到，《经济学原理》适合经济学入门，《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适合作为社科普及读物，《人的行为》和《国富论》适合有一定耐心的读者。”

上一篇，我们看完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经济主逻辑，我们接着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主逻辑。

第二部分 清楚的主逻辑

上一篇中的那段摘录，是浓缩地讲了建国以后30年的发展逻辑，下面我们看看1978年以后几十年的发展逻辑。

从1978年到1996年，出现了三轮的“放权—通货膨胀—整顿混乱—经济发展缓慢—放权”这样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循环。

从理论上讲，对于这种“活—乱”循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思路，即1994年提出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让银行来选择投资的项目。

如果投资需求增加，银行就依靠利率来平衡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利率上升，投资需求下降，储蓄需求上升，投资和消费都下降，经济就不会出现过热。

但从1983年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之后，国有企业一直依靠着低息贷款生存，如果让银行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来决定是否贷款，就会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的倒闭。

因此，银行要实行放开利率的改革，就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才有可能。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第一部分的摘录讲的逻辑里，经济的主线——投入、产出——都是控制死的，但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积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放开了一些口子，允许一些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给了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这个口子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条“轨道”，这就是我国特有的“双轨制”。

实际上，双轨制一直延续至今，我国至今在银行利率等领域，还是双轨制的思路，没有完全放开。

双轨制我们留到后面有机会再谈，先来说说摘录中的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也就是摘录中所说的“放权”。

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作者对这一点的分析，清晰明了：

如果让银行自己选择愿不愿意贷款给某家企业、以什么价格贷款给她，这个问题一定能得到缓解。

但问题就在于这里，历史上成立的国有企业，大多在活力和狼性方面，是没办法和民营企业相比的，这是所有权和激励机制决定的。

1983年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一样，是财政拨款的，而不是自己融资，83年改了以后，国有企业要到银行去借钱，都是一个父母，银行自然得借。

所以，为什么直到现在银行利率还没有办法完全市场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国有企业，一旦断了贷，经营就要出现问题，甚至要破产。

既然这样，我们来看看，作者眼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难点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和一般的大企业有一些共性，即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

这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所有者的激励和经营者的激励不一样，前者追求投资回报率，后者追求工资和福利。

第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从理论上讲，要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

……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在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以后，靠市场竞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上述改革方案的前提是战略思想的转变，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如果要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放弃赶超战略的思想，真正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关于这一段，我们拿万科来开头，讲讲它的内涵。

万科经常被市场诟病的一点，就是“公司无实际控制人，造成了管理层实际控制了公司，并涉嫌以各种方式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按照我对万科的理解和分析，上述结论不是事实，但公司确实现状是无实际控制人。

对于一家股份制公司来说，委托——代理问题是必然存在的，原因这一段摘录讲得很透彻：

首先，股东不可能比管理层更了解公司实际情况，这种信息不对称，天然埋下了股东和管理层的冲突。

其次，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埋下冲突种子的基础上，因为人天然是利益驱使的，所以，理论上来讲，管理层是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想方设法为自己“谋福利”的。

比起非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在国有企业会更加突出，因为中小股东好歹会关注公司的情况，毕竟那是自己的血汗钱。

但国企的所有者，追根溯源是“全民”，注定了没有人会去真的较真。

这也是这些年国企高管限薪的原因之一，有点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限价——既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索性就强制限制。

解决的方案，作者给的就是两步：

第一步，去掉国企身上的政策性负担，比如要承担就业、解决部分非市场化需求等，这一步，是为了给下一步开路。

第二步，创造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让市场去解决国企的壮大和淘汰问题。

这两步看起简单，但其实切到了命门，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但凡是国企发展比较好的领域，一定是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这里说的好，说的是管理优秀、制度先进、回报丰厚。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充分的竞争创造出了一个信息丰富的环境。

举个例子，地产行业的国企，发展都还不错，原因当然有政策和银行的支持，但地产行业充分竞争、数据获取容易，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中国人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在一个各种指标可以横向对比的行业，哪怕都是国企，也自然会分出个高下。

这时候，股东该抛弃哪些企业、支持哪些企业的管理层获得高回报，也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了。

第三部分 我们的选择

未来中国的经济，从宏观来说，一定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改革的关键，如前面所说，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各种改革文件的常客，为什么国家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了。

在这条宏观主线之外，对于未来经济如何发展，如前文所说，“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有为政府”和“市场竞争”充分结合。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我们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作为理解的开端，看一段摘录：

许多人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要驱动力，但提高消费取决于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要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将大受影响。

因此，中国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消费取代投资，而应该集中在改善投资效率上，从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提高、就业创造和工资增长，这些才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

为此，政府需要解决供给侧失衡的问题，包括杠杆率过高和产能过剩。

我之前的看法也是这样的，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如今看起来靠谱的就是消费。

关于“出口不好做”和“靠投资拉动的经济方式已经不可行”，几乎已经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了。

但是，作者确实提了个好问题：

消费确实可以驱动经济增长，但是，老百姓怎么样才能有更多消费呢？

这样一想，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了——我有了钱自然会消费，不用你“刺激”。

想要提高收入，就要提高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大环境也很重要，这个大环境，就是经济中的产业选择和技术水平。

而要有更高水平的技术、有更先进的产业，说白了，还是要靠投资。

只不过，“此投资”非“彼投资”，无用投资、低端投资已经没有用了，要把资源从这些地方移出来，用到更有效的方面。

而这种做法，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吗？

这么一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也都是有背后的根源的，只是老百姓不一定能完全理解罢了。

那么，为什么我国在这个阶段，选择做“供给侧改革”呢？毕竟如果这个事情逻辑这么清楚，不是早就应该开始做了吗？

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国家经济已经高速发展这么多年，还有老龄化阴影在前，接下来是不是注定要陷入低速增长的泥潭了吗？（vil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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