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俄乌冲突、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国际粮价是否会对国内粮价形成冲击，进而导致国内通胀攀升？我们解读如下：

年初以来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国内粮价也有上行，但涨幅大幅弱于国际粮价。截至2022年5月6日，三大主粮中，稻谷国际价格上涨20.3%，国内价格上涨2.1%；小麦国际价格上涨47.9%，国内价格上涨13.9%；玉米国际价格上涨38.5%，国内价格上涨5.3%。整体来看，在俄乌冲突扰动供给、能源价格上涨推升成本的背景下，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国内粮价也有所上行，但涨幅大幅低于国际粮价。

先从成本端看国内粮价的影响因素，理论上粮食生产成本主要分为四大类。依据发改委公布的《202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0年国内三大主粮（稻谷、小麦、玉米）的成本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人工成本占37%、土地成本占21%、租赁作业费占16%、化肥费占13%，四项合计占三大主粮生产成本的87%左右。

而实际上，从粮食成本波动的拆分来看，化肥与人工是波动的主要来源。拆分三大主粮生产成本的波动，人工成本占其中的33%、化肥成本占其中的23%，二者合计可以解释三大主粮生产成本波动56%。同时，当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时，往往人工成本是主要推动因素、化肥成本其次。例如2008年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同比上升16.9%，其中化肥拉动5.8个百分点、人工拉动3.2个百分点，2011年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同比上升17.6%，其中人工拉动8.3个百分点、化肥拉动2.6个百分点。

化肥价格主要受上游的能源、矿石价格推动，同时国际价格也有部分传导。粮食生产中使用的氮、磷、钾肥以及三元复合肥，其主要原料为煤炭、天然气以及钾矿石、磷矿石，在今年上游原材料大幅涨价的背景下，化肥价格已有明显上涨。此外，由于我国钾矿石储量不足，钾肥主要依赖进口，国际化肥价格上涨也会对国内化肥价格形成冲击，但其他几类化肥国产化率较高，受国际价格影响相对有限。整体看，我国化肥价格波动明显小于国际化肥价格波动，上游原材料价格是影响化肥价格的主要因素，国际化肥价格是次要影响因素。

假设当前化肥价格的环比增速不变，则年内化肥价格同比增速将维持在20%左右。以三元复合肥为例，当前三元复合肥价格已涨至3358元/吨，较2020年7月的前期低点2447元/吨上涨了37%，也已超过2008年的历史高点3309元/吨。当前三元复合肥的价格每月环比上升60元/吨左右，假设这一趋势维持，则年底将涨至3800元/吨左右，但在基数效应的作用下，同比增速将维持在20%左右。

人工成本的变化则与整体通胀环境较为相关，年内出现类似2011-2013年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粮食生产的人工成本与整体通胀环境较为相关，当通胀上行时，人工成本往往也随之上涨，例如2008年、2011-2013年、2019年均体现出这样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3年人工成本的大幅上涨有一定特殊因素，彼时一方面中国处在跨过人口红利拐点时期，16-64岁人口占比见顶回落，另一方面城市建设推升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外来务工人员工资快速上升。换言之，种地的收入需要向快速上涨的进城打工收入靠拢，这推动了粮食生产中人工成本的快速上升。而当前来看，在房地产建设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对外来务工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强，难以出现与2011-2013年类似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

我国粮价自2004年起长期高于国际粮价，进口配额制度与最低价收购制度是我国粮价与国际粮价差异的基础。

• 进口配额制度：总体来看，我国主粮的对外依赖度较低，三大主粮的年净进口量/年消费量比例均在10%以下，其中稻谷的净进口量/年消费量比例更是只有1.2%。理论上当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食，可以通过进口降低国内粮价。但国内粮食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配额以内的进口低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高关税，且90%的配额被分配为国营贸易配额。因此进口的权力实际上握在官方手里。当然如果国内外粮价差距过大，国际粮价加上高额关税的价格还要低于国内粮价的话，国内厂商是有动力进口粮食的，但总体来说还是以官方进口为主。

• 最低价收购制度：在经历2002-2003年的全球粮食减产之后，2004年全球以及国内均出现丰收，国际粮价大幅下跌（尤其是稻谷），我国为避免“谷贱伤农”推出最低收购价制度。官方设定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在市场粮价有下行压力时买入形成临时储备，在市场粮价上涨时卖出稳定粮价。可以看到在2016年左右，玉米临储政策取消，之后玉米市场价格快速下跌，向国际玉米价格收敛，而稻谷、小麦的临储政策有变化但并未取消，价格则相对稳定。

因此，一方面在最低价收购制度的保证下，国内粮价存在明确的下限；另一方面在进口配额制度规定下，除非国内外粮价差距过大，国内厂商也没有进口粮食使国内粮价向国际粮价靠拢的动力。

复盘2010-2012年国内粮价上涨：并非直接受前期国际粮价上行的传导，而是在维护粮食安全的考虑下主动提高收购价保耕促产。如上所述，国内官方在市场粮价有下行压力时买入形成临时储备，在市场粮价上涨时卖出稳定粮价。2008年受化肥价格上涨、粮价炒作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粮价则在官方频繁抛储的背景下仅小幅上升。之后国际粮价在2008年年中达到高位后快速回落，国内粮价却并未跟随回落。《2008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粮食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丝毫不能放松粮食生产”，此后2009-2012年，在维护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国内逐年稳步上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以保耕促产。2010-2014年，我国三大主粮连续4年年增产量达到1800万吨以上，远超近1980年以来的平均值847万吨。

短期来看，国内粮食储备较为充足，具备稳粮价的能力。短期来看，在化肥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国内粮价存在上涨的动力。但参考2008年同样是化肥价格上涨时期国内外粮价的走势差异可以看出，国内粮价是否会出现大幅、快速的上涨，关键看是否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加以应对。当前来看，2021年末，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库存分别达到1.4、0.7、1.4亿吨，库存消费比分别为66%、45%、52%，明显高于2008年，也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水平。因此，在充足库存的支持下，短期内国内粮价难以出现与国际粮价类似的大幅上涨。

中长期来看，逆全球化背景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内政策或存在提价促产的动力。我们在报告《20220419-两只灰犀牛》中提到，从当前往后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粮食及能源等“硬通货”的可得性可能成为一个筹码，导致进一步的逆全球化。在此背景下，中长期来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政策或存在类似2011年的提价促产的动力。实际上，从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到政策对粮食生产、粮食价格的态度已在边际变化，重新出现了粮食增产、提价的相关表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时隔5年后再次提到要提高粮食收购价，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时隔8年后再次提到要增加产量。

充足的库存是第一层缓冲垫，粮价到CPI粮食分项并非直接传导是第二层缓冲垫。如上所述，在充足库存的支持下，短期内国内粮价难以出现与国际粮价类似的大幅上涨。此外，对比粮食价格同比与CPI粮食分项同比的走势可以发现，二者拟合度并不高，粮价波动远高于CPI粮食分项波动。这是因为CPI粮食分项并非直接参照稻谷、小麦等粮食价格，而更可能是参照大米、面粉等粮食制成品零售价。这将进一步降低粮价波动对CPI的影响，从粮食分项对CPI的拉动来看，2016年以来，粮食分项对CPI的拉动始终维持在0.05个百分点以下，而即使是2011年国内粮价明显上涨时期，粮食分项对CPI的拉动也在0.3个百分点左右。

假设年内CPI粮食分项环比维持当前强势水平，对年内CPI的最高拉动或也仅在0.1个百分点左右。近期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最快的时期分别是2021年11月与2022年3月，从环比超季节性水平来看，上述两个时期CPI粮食分项环比超季节性均在0.5个百分点左右。假设年内后续各月CPI粮食分项环比均超过近5年季节性水平的0.5个百分点，则从同比角度来看，粮食分项对年内CPI同比的贡献最高也仅在0.11个百分点左右。

中长期来看，在维护粮食安全的背景下，粮食价格可能抬升通胀中枢。如上所述，短期内粮价对CPI的影响存在两层缓冲垫。而中长期来看，在进一步维护粮食安全的考虑下，如果政策趋向类似此前2008年之后的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那么最终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会传导至粮食制成品零售价上，从而对国内通胀存在长期抬升的效果。（段超宏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