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任泽平

　　特别鸣谢：华炎雪、李晓桐、刘派、王一渌、曹志楠、白学松

　　对本文数据整理有重要贡献

　　先后经历百年未遇之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大疫情，中国均成功应对，展现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经济活力以及蒸蒸日上的国运。

　　发力新基建，推动新房改，启动新周期，有助于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回世界之巅。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走过漫长的黑夜就是黎明，萧条的尽头是繁荣。经济预测本质上是哲学问题，周期轮回的背后是人性的宿命。

　　我们在2020年提出“通胀预期”，2021年1月提出“流动性拐点”“一季度是经济顶部，随后向潜在增长率回归”“滞涨”，5月提出“大宗商品价格高点临近”。

　　通胀预期、流动性拐点，这是周期自身的演绎，机会来自这里，风险也来自这里，所有的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股市房市债市商品等都将围绕这一逻辑展开。

　　2019年初，在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论调时，我们提出“否极泰来”“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底部靠信仰，顶部靠理性。

　　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孩”，推动社会认识深化，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初倡导以“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主的新房改。

　　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一、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复苏分化，美联储政策转向或引发全球流动性拐点

　　步入2021年中期，全球经济呈现复苏分化的鲜明场景，中、美、欧等经济体陆续恢复，但印度、拉美、东南亚等部分新兴经济体仍深陷疫情。复苏不平衡带来的供需缺口，叠加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过剩的流动性也推高了各国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估值。全球滞涨已来，滞涨是对货币超发的惩罚。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开始引导市场预期，将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和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渐行渐近。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疫情、高债务和资本流出的多重打击，能扛过这轮美元周期吗？会否在局部地区引发资本市场动荡或引爆金融危机？

　　(一)美国经济进入复苏的中后段

　　美国经济下半年将从复苏转入过热。当前美国疫情控制和疫苗接种情况较好；供需两端持续恢复、需求端快于供给端；复苏沿着房地产、商品消费、设备投资、服务消费顺序依次展开；就业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仍然不足；物价创历史新高。

　　经过一年的房价大涨以后，房地产销售降温、投资仍有韧性。在全美范围内，标普CoreLogic凯斯-席勒房地产价值指数同比上扬14.6%，创下198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也是房价连续第11个月加速走高。本轮美国房地产周期开启于2019年，疫情期间美元流动性释放、叠加新居住需求，推动地产销售快速上涨。2020年下半年新屋和成屋销售累计同比分别达37%和18%，2021年5月回落至9%和4%(两年复合平均)。5月美国新屋开工两年复合平均增速10%，基本恢复至近十年中枢水平，后续受低空置率、低库存、低居民杠杆率、高房价等因素支撑。

　　消费复苏由商品逐渐转向服务。大规模财政刺激带动消费加快恢复，商品消费方面，5月美国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恢复至疫情前126%和111%的水平(2019年12月为基期)，地产相关的家具和家电涨幅最为明显。服务消费进入加速恢复阶段，5月美国服务消费恢复至疫情前96%的水平，得益于消费场景放开。2021年6月中旬后美国大多数州开始陆续解封，截止目前，51个州中仅有9个州仍处于封锁状态。

　　就业有望在下半年加快恢复。当前美国就业面临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主因失业救济金的发放降低了居民就业意愿。6月新增非农就业85万人，失业率5.9%，改善缓慢。非农就业缺口超900万，创历史新高，而劳动参与率始终没有改善，薪资上升较快，反映就业意愿不强。未来，随着救济金退出、居民储蓄释放，居民返岗意愿将上升。

　　CPI、核心CPI均创历史新高，主要受服务业修复、工资上涨的影响。5月美国CPI同比5%，核心CPI同比3.8%，其中，租车服务、二手车、机票以及搬运储存和运输费用均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上升。印证外出活动相关服务与商品在不断恢复。

　　(二)警惕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全球流动性拐点渐行渐近

　　疫情以来，美国推出无上限QE，以及拜登一系列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美国M2增速于2021年2月达27%，创历史新高，通胀高企，房价、股价大幅上涨。

　　美联储正在引导货币政策转向预期，时间和力度相机抉择。6月FOMC议息会议，美联储对经济及就业恢复的认可度提升，但大幅上调通胀预期。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就业修复和短期通胀高企之间的抉择。

　　我们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的路径是：缩减购债规模—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其中，缩减购债更关注就业改善，加息更关注通胀的演化。时间节奏看，2021年三季度美联储或将讨论缩减购债规模并引导市场预期，最早于年底开始缩减资产购买，2023年进入加息进程。

　　(三)拜登新政：调节收入分配、基建刺激计划、联合盟友和对华强硬

　　“拜登经济学”的关键词是建制派和实用主义，主要有六大内涵。

　　一是，与特朗普富二代出身、发家早不同，由于命途多舛、出身平民，拜登主打亲民路线，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

　　二是，作为从政40多年的老牌建制派政客，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熟悉政治运作规则、处事圆滑、更平衡包容，政治立场经常服务现实需要而灵活多变；

　　三是，面对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多个群体利益诉求分化等，拜登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迎合现实选举的实用主义立场，甚至选择摇摆多变；

　　四是，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短期经济救济、调和贫富差距、通过发展新基建参与全球竞争。拜登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五是，拜登执政思路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美国对华遏制态度不会改变，只是具体做法有所不同。

　　六是，过去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均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属于温和的鸽派。但近年来尤其2020年总统竞选以来，拜登团队称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G7峰会对中国态度强硬，发布公报批判新疆、中国香港、领海(南海及东海)、台湾等内政问题；允许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等。

　　面对特朗普留下的摊子和美国日益撕裂的社会，拜登执政的挑战很大，而且78岁高龄，健康状况令市场担心，也可能影响其执政。

　　(四)大宗商品超级通胀高点临近，未来高位盘整、品种分化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始于2020年5月，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为第一波主升浪，2021年4月开启第二波主升浪，2021年5月高位盘整、品种分化。去年以来，LME铜最大涨幅达129.4%、动力煤涨96.7%，螺纹钢涨94.7%，原油涨270.7%。

　　此轮通胀主因：中美欧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改善；巴西智利印度疫情失控、澳大利亚和中国经贸关系恶化、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等带来的供给约束；美国继续货币宽松、拜登刺激计划、中国不急转弯等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阶段或已结束，高点临近，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和焦虑会逐步缓解，但欧美经济复苏、印度拉美深陷疫情所带来的供求缺口仍然存在，所以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可能高位盘整、品种分化。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表现呈现分化态势，黑色价格回落，有色受新能源需求支撑，能源化工类价格仍保有韧性。疫情带来的出行限制压力缓解、消费场景放开、美国复苏进程由商品转向服务、欧美国家谨慎放宽跨境旅行限制等，支撑油品需求加速回暖。6月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5.9%，南华螺纹钢环比-6.9%，LME铜环比-5.5%。

　　二、中国经济：下半年放缓但有韧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

　　我们维持此前判断：中国经济周期正从复苏转入过热和滞胀，我们正站在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2021年一季度前后是经济顶，随后回归潜在增长率，增速前高后低。

　　房地产和出口是疫后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当前均面临下行压力；消费、制造业投资持续恢复，但受居民收入、就业形势不佳、成本抬升压制利润等影响，难以对冲。上半年政府专项债发放进度缓慢，或在四季度加快发行托底经济。政策层面，货币政策正常化、财政扩张力度放缓、房地产金融政策收紧。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面临下行压力，但韧性较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放缓和通胀高点已过，市场对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也将逐步缓解。

　　(一)房地产和出口可能是未来的主要拖累

　　近期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出现韧性回落的现象。6月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下滑、新出口订单连续两个月处于临界值以下，30城商品房销售回落、土地购置负增长、资金来源回落、房地产商务活动指数处于临界值以下，货币金融数据回落。小型企业景气收缩，与大中型企业差距持续拉大。

　　房地产短期看金融，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面临下行压力。6月房地产经营活动指数落入临界值以下；5月房地产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9.0%，较4月下降1.3个百分点。从先行指标来看，6月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0.9%和2.7%；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为-31.6%和-0.3%。政策方面，房地产调控加码，金融政策收紧，“三道红线”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集中度管理限制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度，土地集中供应制度对房企资金施压。

　　基建投资乏力，逆周期调节必要性下降，地方财政空间有限。1-5月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速2.6%，较1-4月上升0.2个百分点，增长乏力，主要受专项债对项目投资审查严格、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影响。上半年专项债发行进度放缓，地方政府发行意愿不强，或在四季度加快发行托底经济。

　　制造业投资持续恢复，但上游受环保等约束，下游受大宗商品通胀挤压，制造业投资反弹力度有限。1-5月制造业投资两年复合增速0.6%，年内首次转正。1-5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21.7%。

　　成本上升对下游企业利润压制仍然存在，上、中、下游企业利润分化，大、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分化。经济K型复苏不仅体现在居民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在企业经营上。6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1.7%、50.8%和49.1%。1-5月采掘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累计同比分别为141.4%、198.1%、62.5%和19.6%，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3%、31.3%、22.4%和4.1%。

　　消费疲软，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与就业、收入、复苏K型分化有关，未来反弹力度有限。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平均增4.5%；其中，商品和餐饮消费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4.9%和1.3%。消费是经济的慢变量，受居民收入和就业影响，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复合实际增长4.5%，不及2019年同期6.8%。此外，疫后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或带来消费中枢下滑。

　　出口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新出口订单收缩，下半年出口高增长可能难以持续。5月中国出口金额(以美元计)两年复合平均增11.1%，较上月回落5.6个百分点；6月新出口订单指数48.1%，连续两个月落入临界值以下。机械设备类出口趋势上涨，劳动密集型类出口高位放缓。

　　疫后中国出口的高增长，得益于防疫物资供给、海外供需缺口拉大、以及产能替代，但在近期发生了改变。一是，疫情从全球蔓延逐渐转向局部经济体传播，防疫物资需求量大幅下降、供给充裕。5月中国防疫物资出口份额从去年同期的14%降至8%。二是，美国供需缺口收窄、耐用品库存持续上升、经济修复的重心转移到服务，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制。美国产能利用率、工业产出指数已接近疫情前水平。耐用消费品自2020年9月开始补库存，尤其是家具、汽车和家电，库存水平已超疫情前。三是，新兴经济产能处于恢复进程，产能替代效应将逐渐减弱。

　　货币金融指标持续回落，印证流动性拐点。未来，随着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处于高位，稳杠杆、防风险压力仍大，美联储政策收紧预期加强，社融增速将延续下滑趋势。存量社融同比从2020年10月13.7%下滑至2021年5月11.0%。

　　(二)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关注猪肉和粮食价格

　　通胀已在全球范围内传导，国内PPI创新高、海外通胀快速抬升。2021年5月，国内PPI同比上涨9.0%，创2008年以来新高；美国CPI同比5.0%，PPI同比6.5%，创2010年以来新高水平，PCE通胀达3.9%，远超美联储长期通胀目标2%水平；德国PPI同比7.2%；日本PPI同比5.0%。

　　国内PPI对CPI的传导正在显现，但是受终端需求温和复苏影响、叠加此前猪肉价格周期下行，PPI向CPI传导整体并不畅通且存在滞后效应，但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5月国内PPI同比9%，CPI同比1.3%，PPI-CPI剪刀差持续走扩。价格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传导存在滞后，从分项看，5月CPI非食品价格同比1.6%，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而食品项环比下降1.7%；PPI生活资料价格环比0.1%，同比0.5%，远不及生产资料涨幅。

　　6月底猪肉价格呈现阶段性反弹的特征，但供需基本面尚未出现根本性转变，猪肉价格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6月底生猪现货和期货价格均涨超15%，结束此前连续5个月下跌；猪粮比4.47进入一级预警。本轮猪周期始于2018年中，持续上行至2019年底，开始高位震荡，2021年初加速下跌。产能方面，生猪存栏量与能繁母猪存栏量均于2019年10月见底后持续增长，2021年初能繁母猪存栏环比放缓，但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转变。此前我们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猪肉价格周期下行对CPI的上涨起到一定平抑作用。重点关注近期猪肉价格反弹对CPI的影响。

　　当前美洲干旱天气对农产品价格和国内CPI影响相对可控，后续需要关注干旱面积是否继续扩散。CBOT大豆、豆粕、豆油、玉米价格自6月低点分别反弹9%、5%、16%、14%。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占比在80%以上，豆价内外联动性较强，但美国豆作物带主要集中在北部、中西部和部分南部地区，西部干旱对豆作物影响不大。中国玉米进口占比低，且多进口自乌克兰，当前美玉米价格对国内影响有限。

　　三、面对美联储可能的政策转向，国内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

　　2020年5月以来，经济持续复苏，货币政策正常化，狭义流动性保持宽松，广义流动性收紧，社融、M2增速快速回落，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力。

　　展望下半年，经济边际放缓，但韧性较强，大宗商品价格高点临近，收紧货币政策对于对抗本轮输入性为主的通胀是无效的，反而会误伤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应“稳字当头”、“以我为主”，延续“稳货币+结构性紧信用”格局，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宽裕的同时稳杠杆，注重发挥结构性作用。未来如果确认经济放缓和通胀高点已过，可以适当往中性偏松的区间修正货币政策取向。

　　中国应该是全球最有条件抵抗这轮美元周期冲击的，拥有相对强劲的基本面，以及提前一年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通过汇率、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我国产生影响，但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处在历史高位，风险总体可控，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但需警惕，全球流动性退潮、国内信用收紧、金融去杠杆环境下，债务风险暴露问题。

　　四、下半年四大风险

　　(一)全球疫情仍严峻，或延缓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德尔塔”变异病株引发全球疫情持续蔓延，部分国家日新增确诊出现反弹。截至7月2日，全球日新增确诊43.6万例。其中，巴西日新增6.5万例、印度4.7万例、阿根廷2.1万例、哥伦比亚2.8万例、印度尼西亚2.8万例、英国2.7万例。《柳叶刀》报告显示，在第二剂疫苗接种至少两周后，辉瑞疫苗对“德尔塔”的保护率为79%，阿斯利康疫苗为60%，有效性较以往有所下滑。英国、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均出现疫情反弹。

　　(二)全球流动性退潮，新兴经济体面临金融脆弱性、深陷疫情和资本流出的多重风险

　　随着美国加息周期临近，新兴经济体面临下一轮美元周期考验。若以100%的债务率，20%的负债率，100%的短债与外汇储备比为安全线进行测算，同时考虑到经济基本面、货币超发、通胀严重、疫情反复的经济体，目前债务违约风险较大的是阿根廷和土耳其。

　　2020年2-3月，美元指数短暂走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三个新兴经济体采取了加息措施，以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压力，但随即土耳其便发生股债汇三杀的情景。

　　(三)谨防国内债务风险

　　国内信用收紧、金融去杠杆、流动性退潮，房地产、地方平台、僵尸企业等债务风险开始暴露，有的深陷流动性危机之中，个别的命悬一线。

　　近几年经济环境压力较大；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边际收紧；2021年房地产调控加码。

　　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防控仍任重道远。建议：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谨防触发重大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与流动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资管新规、MPA考核是三大抓手；给企业自救的时间窗口，不宜政策叠加；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四)中美贸易摩擦重启风险

　　上半年，拜登上台后忙于应付国内疫情和社会撕裂。随着美国疫情逐步控制，经济逐步复苏，内部矛盾短暂缓解，未来可能会腾出手来重启中美贸易摩擦。

　　拜登执政思路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美国经济复苏进入尾声，警惕中美博弈再次陷入胶着。不要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二)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下降265万至1200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3%。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

　　预计放开三孩的生育效果也将不及预期，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建立生育支撑体系。

　　(三)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少数地方政府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企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八大建议：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一)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二)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我们建议：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

　　(三)推动新房改，通过人地挂钩、控制货币超发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

　　第一，推进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如东北和西部地区售卖用地指标，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东北、西部地区用地指标大量浪费的问题，同时解决长三角、珠三角等人口流入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问题。第二，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控制货币超发，稳定购房者预期，抑制投机需求。第三，稳步推动房产税试点。总原则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立法先行”是先立法再开征；“充分授权”是授权各地方因地制宜试点、不一刀切，本身房产税按照国际经验就是地方主体税；“分布推进”是积极稳妥推进，要力争方案成熟并做好社会预期引导。

　　(四)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方面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将生育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和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五)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建议：1)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资本市场乱象。3)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资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六)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七)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议：1)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2)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八)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本文作者介绍：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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