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2020 年7月份至今，中美博弈再起波澜，美国对华政策焦点从贸易领域转向外交和科技，两国关系出现负反馈循环。

近期特朗普总统民调支持率明显下滑，落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10 个百分点左右，在大选前，除了美国政府各部门采取的限制活动之外，中美之间任何能够强化总统角色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加以利用，来实现提振选民支持率的选项。

从1970年代至今中美关系经历多个发展阶段，总体呈现波浪式向前的趋势：

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91年，期间中美共同话题是反对地缘政治霸权扩张。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78年布热津斯基撰写《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报告，提出“联手中国抗击苏联扩张”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卡特政府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加强技术援助。这一段时间内美国放弃50-60年代对华封锁政策，接受中国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推进制度改革。

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8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期间的战略接触阶段，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先恶化再快速修复向好。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平衡作用下降，中美之间共同语言消失，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这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开始采取“Engagement Strategy”（交往战略）的对华战略。根据黄亚生教授的观点，Engagement Strategy是指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体制改革，它和“遏制战略”最本质区别就在于它认为美国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该帮助和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因此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期间，中美关系仅仅存在短期恶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向好的。特别是在交往战略指引下，克林顿政府同意中国加入WTO组织，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法案，小布什总统积极支持中美贸易发展，在9·11事件后将中国从战略竞争对手再次调整为战略伙伴，开启中美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

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体现为奥巴马政府质疑美国对华“交往战略”有效性，特别是2016年至今特朗普政府放弃对华“交往战略”。在2009年奥巴马访华推销G2失败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审视对华“交往战略”有效性，伴随着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考虑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2012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2013年美国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推出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美国“C5+1”机制，再到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关系逐渐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阶段。

从美国政治层面来看，当前阶段美国对中国不支持程度达到放弃“交往战略”以来最高水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7月份美国民众对华不支持率达到73%，是2005年以来最高水平，明显超过上一次美国大选期间55%的水平（2016年）。从美国两党数据来看，对华反对态度也同样达到2005年以来高位水平，其中执政党共和党对华反对态度占比达到83%。

从特朗普第一次参选总统和第一届任期表现来看，经济问题为其世界观的核心，“农民”是其在政治上着力争取的首位。但是随着中美博弈从贸易扩散到5G等科技、股市、司法和外交等领域，其对华关系策略可能会产生一些细微变化。

例如我们以前期美国制裁中国中兴通讯和华为事件与近期Tik Tok事件对比分析来看，中美科技博弈前景不乐观。前期中兴通讯和华为事件中，美国政府和美国高科技公司之间利益诉求存在明显矛盾。如下图表5所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限制华为获取美国高技术产品，特别是在高通利润近65%来自中国市场情况下，会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但是近期美国政府促使Tik Tok与字节跳动相剥离，而微软公司对收购这一优质资产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前期中美科技博弈的内在格局。如果后续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联手打压中国科技公司，那么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呈现出更大不确定性。

站在大选期来看中美博弈，特朗普仍然有可能在多个领域打“中国牌”：

一是金融牌，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和SWIFT对中国重要银行发起制裁；

二是地缘政治牌，煽动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印度、越南、日本等国家采取对抗行为；

三是科技牌，继续打压类似华为、Tik Tok这一类公司在美国市场生存空间；

四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牌。

虽然在大选期间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应当关注到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正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以不变应万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海外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第三，中国正处于以5G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风口上，中美波折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中国推进科技创新，推进科技国产替代信心。据此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对市场风险偏好整体影响有限。

第一，中美博弈引致对经济安全重要性明显上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内需占主导特征，对外部摩擦的免疫力较强。从历史维度来看，2006年之后，内需在中国宏观增加值构成中重要性增强，从2006年的72%上升到2016年的82%。同一时期，出口和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出现趋势性下降，出口从13%下降到9%，全球价值链从15%下降到9%。从中国宏观增加值结构的横截面维度来看，2016年内需贡献超过82%，出口贡献8.9%，全球价值链贡献8.8%。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摩擦免疫力逐渐增强。

第二，尽管中美关系在大选期趋于恶化，但海外投资者仍不改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态度。截至7月31日，今年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1183亿元。2020年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额与往年相比波动幅度较大。今年3月北上资金受疫情因素影响，累计流入额一度减少至-279.68亿元，为近年来最低水平；7月9日北上资金累计流入1810.61亿元，为近年来同期最高。整体来看北上资金仍然维持2017年以来持续流入中国A股市场的趋势，预计8月份到年末外资仍会有1000亿元到2000亿元的流入规模。

第三，中国正处于以5G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风口上，中美波折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中国推进科技创新，推进科技国产替代信心。2020年是5G建设放量之年。2020年的5G建设的无线侧支出，可望在2019年的基础上继续迅速爬升。5G换机周期将持续2-3年，有望带动消费电子、半导体均复苏。预估2020年全球的5G手机占整体手机出货比重约可达15%（约2.25亿只），而大陆内需市场将有1亿只的爆发前景。5G手机放量，使得通信行业中的泛射频器件、电磁屏蔽件，电子中的射频前端、处理器芯片等部件需求持续提升。这些细分领域有望迎来确定性增长。

投资策略：把握中美关系波折不改“乘风破浪”趋势的投资机会

第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链条上，受益于内循环政策+库存拐点+机构资金加持的内需消费板块。把握内需驱动力强，需求和库存两端同步改善，出现需求和库存剪刀差出现拐点的饮料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特别是北上资金长期重仓方向优质核心资产。

第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链条上，把握具有中国比较优势、全球竞争力的周期类、制造业核心资产。如行业景气向上的有色、化工、汽车、机械等价值龙头，重点把握成长周期股，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新汽车和新军工等方向成长龙头。

第三，目前中国正站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风口上，重点关注政策催化的消费电子、半导体、5G、工业互联网和信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