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借钱”？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答案。

从需求角度看，年轻人没有钱，所以才借钱。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寻安全高息理财产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贷款可供选择，他们看都不想看。

从供给角度看，银行零售转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费金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贷款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贷款产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一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

从消费场景看，购物消费已经“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军、有社交拼购，直播平台里有网红带货，内容社区里更是“种草”泛滥……买买买的背后，消费贷款大放异彩。

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慢慢地，年轻人习惯了消费时去贷款，大家也习惯了年轻人用贷款去消费。

不止消费，但凡工资能做到的，贷款都能做到，作为“未来”的工资，贷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如约而至。

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

消费升级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据悉这部分人群有2亿人；二是消费贷款的鼎力支持，让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触及中产生活品质。这部分人群，也在2亿人左右。

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城市消费升级，是个渐进过程；而消费贷款的普及，则发掘出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表现出相当的爆发性和突发性。

下沉市场一词，于2017年左右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众视野，满足了五环内人群的猎奇心理；直至拼多多来了，市场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种突然性认知的背后，消费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应居首功。有了额外2亿人的消费加持，消费升级显著提速。

宏观上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长靠消费，相比四年前提升27个百分点。

中观上看，50%的新车和30%的二手车销售靠贷款，一半以上的学员贷款付培训费，以至于汽车、教培、医美等大额消费行业早已与金融机构紧密捆绑。

分期付款与大额消费天然契合，心理学家早就给出了答案——“一旦给出分期付款的选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额，不再留意合同的长度”。通过延长分期年限降低单月支出，大额消费将变得与小额支出一样随意。

微观上看，消费者用贷款追求中产生活，租更好的房、买更贵的手机、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据苏宁金融双十一战报，任性付当天24期分期贷款同比实现5倍增长，戴森吹风机、华为手机、iPhone新品、联想轻薄本、西门子洗碗机等成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费，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消费升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机会。

过度负债如影随形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过度负债也必然如影随形。大多数人，用贷款改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人，被贷款改变生活，直至为贷款而活。

在统计数据中，国内居民杠杆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新闻案例中、在调研报告里，年轻人的杠杆率已让人侧目，引发无限担忧。

越是吃不饱的人，越容易撑着。年轻人群、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一旦贷款变得“唾手可得”，往往会来者不拒。当秉持“每个成年人都值得1万元贷款”的从业者打开水龙头，消费贷款不仅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美好工具，也成为摧毁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国内外，概莫能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做过一次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2016-2017年间，英国城市居民消费贷款使用率为77%，农村地区略低，也高达68%。其中，15%的英国人存在过度借贷问题，在伦敦，这一数字则为17%。

从国际经验看，对借款的倚重，已经是普遍现象，经济越发达，借贷越普遍。从居民杠杆率国际对比看，2018年，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平均为72.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9.9%。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负债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杠杆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结果，为何如此呢？我们固然可以从宏观视角找出种种理由，但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想从微观个体视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种非理性动物。

先看一个相似的例子。众所周知，越是发达国家，肥胖问题越严重。从宏观视角找原因，饮食结构与快餐文化、食品产业及舆论引导、生活节奏及工作压力等都是理由，但具体到每个人，不过是理想身材与口腹之欲之间、理性自制与感性冲动之间，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罢了。

从各国经验看，只要食品供给充足、价格可承受（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肥胖总会发展为社会问题。如美国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称之为肥胖。

不止欧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会的我国也不甘落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2018年我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无法阻止每年280万人“因胖致死”。

某种意义上，过度借贷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但依靠自制自律，无法阻止一个“借款人”变成“过度借款人”。于是，我们对“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对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的感慨，而是付诸行动，拯救那些陷入“过度借贷”泥潭的年轻人。

我们能消除“过度借贷”吗？

好在，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病态与常态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过度借贷”都是一种社会病态。问题是，过度借贷，似乎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当“病态”变“常态”，病态还是病态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总结社会风气的演变规律，“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把这一精辟的总结用于负债，我想也是恰当的。勤俭节约一直是传统美德，当年轻一代把借钱当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辈的我们，总会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风险，大谈特谈“借钱生活是一种病态”。

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借钱生活，究竟是以苦涩收场的文化异动，还是开社会潮流之先声呢？恐怕还无法断言。把借款比作诱人的高热量食品，谁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轻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控制高负债，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学会与高负债共存——控制它，也接纳它，看看社会的发展，究竟把我们带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