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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良好，财政增收结构也呈现积极变化。从税收增收的产业结构看，第二、第三产业税收增收贡献相当，分别为47.5%和52.3%，来自实体经济的税收增收贡献大幅提高。

        根据刘伟副部长的介绍，上半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增速9.8%，超过GDP增速2.9个百分点，上半年税收增收额占财政增收总额的92.9%，比去年全年提高13.3个百分点，说明税收增速高于GDP最少3个百分点以上。2017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低于全国公共预算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仅从分配角度分析，长期困扰中国分配中的国家拿走国民收入比重过高，居民与企业在分配中所得过低的情况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这必须引起决策层以及各方关注。
       从税收增收项目看，工业商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环节税等主体税种都保持两位数增长。然而，整个经济却在6.9%的个位数增长，税收出现了最可怕的现象竭泽而渔式征税。这对经济发展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工商业增值税两位数增长，必然大大加重工业商业负担；个人所得税两位数增长，必然加重居民税负，最终影响到居民消费；进口环节税两位数增长，必然导致进口企业负担加重，进口消费品消费者负担增加。上半年主要税种呈现两位数增长不值得喜，反引人忧。
        更加应该关注的是，上半年，第二、第三产业税收占比高达47.5%和52.3%，与其把此当作“来自实体经济的税收增收贡献大幅提高”作为“成绩”来标榜，倒不如把其作为实体经济税负大幅度提高、增值税大幅度加重实体经济负担的严重问题来看待。
       税收作为实实在在从实体经济、个人劳动者腰包掏银子的分配工具，千万不要说来回话，不要横竖都当作成绩来总结。比如，当解释税收增速慢时就标榜给企业减税多少，比如2016年减税5000亿元。当税收增速快时，又标榜实体经济税收贡献大幅度提高，这让税负加重的实体企业欲哭无泪。
        说实在，目前实体经济实体企业以及个人的经营状况根本难以支撑两位数的税收增长。去年的增值税税率确实下降了，但是税基大大扩大了，企业的总税负绝对额不降反增。笔者怀疑所谓的减税5000亿元或是按照降低的税率百分点乘以过去纳税对象得出来的，根本没有考虑税基扩大增加的税收额度。
       对于增值税绝对不能过度迷信。增值税利弊兼有，争议性很大，这是美国稳坐世界经济强国的头把交椅，又是近年来国际税制改革的主流，但喜好改革的美国人，对于增值税却一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增值税作为一个年轻的税种，于1954年首创于资本主义法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它的范围迅速波及整个欧洲，风靡全球。但美国至今未采用增值税这一税种。尽管增值税在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国内也一直有呼吁采用增值税的主张，不过美国国会和政府一直不为所动。原因主要是，增值税具有累退的性质，有违税收的公平目标。增值税为了满足中性要求，在税率上力求采用有限或单一的比例税率，这样形成了增值税累退的性质：收入越高的阶层，实际承担的税负占总收入的比重越低；收入越低的阶层，实际承担的税负占总收入的比重则越高。当然还包括增值税的税务成本大，增值税税负易于转嫁、税收归宿不确定等原因。
       绝不能否认，增值税的全面实施是实体经济等各层面上半年税负增加的因素之一，这务必引起决策层关注。
       上半年税负增大，税收过快增长，税收归宿也令人堪忧。能源原材料行业税收大幅增长，无疑转嫁给了消费者；部分中高端制造业税收较快增长，税负正在削弱创新能力与动力；互联网、信息技术等行业税收快速增长，税收出现打压新经济的苗头。
       这些现象都应该密切关注，尽快完善税制，弥补漏洞，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