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主要经济体中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从60万亿增加到了200万亿，大约是300%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产总值的和，增加额度超过了20%。

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债务总值的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但仍远高于相应的经济增长率。政府运用更多的公共借款来保持社会需求，维护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抵消了企业和家庭适度负债的减少。

假设平均的基准利率是2%，那么300%的债务除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代表着市场经济需要将基准利率增长到6%，才能使得公共和私人有足够的能力偿付利息。

金融市场现在由于高度的债务水平限制了市场的需求量，负债沉重的借款人和国家被限制住，无法增加政府以及个人开销。债务服务支付将收入转移给具有较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者。较低的利率是，防止违约，降低收入储蓄，有足够储蓄以满足未来的需求，提升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等等的必要因素。

由于更高的基准利率会导致借款人的延期并造成债券持有人的损失，导致了政策正常化的困难性。债务同样降低了灵活性和韧性，这样导致了经济特别容易受到冲击的影响。

通过加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来限制借款水平的成效非常有限，经济几乎没有任何恢复。

需求放缓、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缓、人口下降、生产力下降和政治不确定性都是影响因子。廉价的大众商品，尤其是能源价格的下跌，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缺乏定价能力和货币贬值一直保持着通货膨胀处于低位。

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债务减免或者违约。这样导致了像退休金这样为了未来需求做准备的资金全都被违约了。

通过附加的国家赔偿短缺或者减少未来的消费来正面带动经济活动。储蓄者的损失引发经济活动的急剧收缩。巨额的贬值对银行和养老基金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政府需要通过向银行输送资金来介入市场，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正常运转。

无法通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违约或者通过重组来摆脱债务，政策制定者必须试图通过消失来减少借款。官方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胀率来使得过渡负债人保持高度的借债额。在欧洲和日本，通货紧缩需要通过负利率的实施，会导致债务票面面值的显著降低。

对于货币或主权债务持有人来说，债务货币化，人为降低利率以及负利率其实就是相当于所征收的税务。长远来看，它将财富在借款人以及货币发行人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就像是经济大萧条，会给社会和人们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满。

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了一个周期为永远的量化宽松。疲软的经济体迫使政策制定者同时实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

如果经济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出现反应，那么增加经济活动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作用，会导致刺激政策的暂停。较高的利率会减慢经济的发展，并且引发金融危机，因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如果经济不响应或者有外部的冲击发生，就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市场产生额外的刺激压力时寻找方法去保持市场可控性。自始至终，债务水平持续增加，会使得经济处于越来越难以处理的位置。如今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济学家Ludwig Von Mises对于这样的经济结局是非常悲观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办法来避免由信贷扩张带来的经济崩塌，另一种选择是，危机是否会成为自愿放弃信贷扩张的结局更快到来，或者在货币体系整个崩塌后，作为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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