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天津的名义GDP为16538万亿，常住人口为1546.95万人，因此，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应该为10.69万元，折合美元为1.64万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5，下同)，这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12,616美元以上)。不仅如此，天津作为直辖市，这些年来它的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北京和上海，成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人均GDP水平第一的行政区域。我感兴趣的是，当人均GDP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之后，是否意味着居民是生活水平也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类似水平，是否意味着该区域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注人均GDP增长与收入不匹配现象

　　为何世界银行把人均国民收入(GNI)作为衡量一个收入水平高低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等同于是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由于中国的GDP与GNP相差极小，故可以用人均GDP来替代GNP(或GNI)。或许人均GDP更容易获得和进行比较的缘故，但是，通过比较天津与其他直辖市和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现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增长不匹配。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还低于浙江、江苏。

　　如2015年浙江城镇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56.3%，上海51.3%，但天津只有31.9%，与前者竟然差20%左右。

　　天津作为人均GDP最高的大城市，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会远低于上海，甚至包括农村人口较多的浙江、江苏等省呢？是否居民收入水平被低估了？最近蚂蚁金融根据他们统计的居民网络消费数据，也发现了天津在网络消费的人均水平上明显低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海南、福建、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前七个省市的消费权重较大)。

　　因为网络销售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交易和结算数据来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统计简便，看来还得承认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呢？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可能与产业结构有关。天津的第三产业占比才52%，比全国平均水平只高两个百分点，而且还是2015年首次超过50%，而上海和北京都在70%左右的水平了。说明天津的服务业占比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偏低。

　　第二，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关，统计显示，2015年GDP的贡献比例中，民营经济只占4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出现负增长，这也会导致国企员工的总体收入水平难以提升。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传统产业占比估计较高，故也面临产能过剩或盈利增速下行的问题。尽管天津也有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等，但目前看，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大，如天津的统计公报说，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365.25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2.8%，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公报中，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或许这两个指标的涵盖范围不同，但不改变结论。

　　事实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是普遍现象，不只是天津特例。因此，天津是可以作为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全国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一直说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创新驱动不足，也不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大。如2015年全球各国的最终消费/GDP平均水平大约为70%左右，其中美国82.6%、日本77.5%，但中国只有51.6%。

　　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但是，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当然也是偏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养老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所致，此外，还有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高储蓄假象。

　　消费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如201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43.3%，但美国2014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69.6%。彼此相差达26个百分点。为何差距会那么大呢？这可以从GDP的构成中找原因。

　　GDP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第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所得税。从中可以发现，折旧、税收、社会和其他福利支出提高虽不会影响GDP总量，但会对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影响是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的年均增速要大大快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非税收入中，中国的社会保险远高于美国，如美国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不高，只有名义工资的6.4%。。中国企业在缴纳的“五险一金”中，企业需最低投入个人工资的35%，个人最低需缴纳个人工资的16%。如2015年天津用人单位和职工社保缴费基数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上调到2812元(涨11%)和14058元(涨10%)。这意味着，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员工也得按照2812元的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另外还要扣除住房公积金，比例各个城市不同，但天津、北京等较高。

　　那么，为何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要超出全国水平13个百分点呢？我们可以把可支配收入进行细分，根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接近6000元，高居全国之首，是天津的两倍多。说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达，财源广进，同时，也不排除存在避税和逃税现象。

　　从网上消费水平看，尽管浙江的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五，但网销水平排第三；江苏人均GDP排第三，但网销水平排第四。此外，福建、海南的网销水平也明显超过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如果在将网络消费的产品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天津在享受型网销的排名竟然在第12名，这充分说明，GDP的高增长和人均GDP步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后，不意味着消费一定能升级。

　　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减税和降低五险一金的缴纳比重，否则的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很难提高，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但可悲的是，尽管社会缴纳比例很高，但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却依然很大，这就是长期存在的所谓两难，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估计这些问题都绕不过去，如果不通过税制改革来推进，今后还会变为三难或四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