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网络

　　旧日军的参谋们，如何“下克上”推动了侵略战争?

　　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日军内部的“下克上”现象。其行为主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下级参谋们。他们胆大妄为，往往擅自策划并造成对外侵略的事实，然后再得到的事后认可。“皇姑屯事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带有这种特征。旧日军的参谋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其“下克上”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01/近代参谋制度起源于法、德，日本效法了德国

　　“参谋”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后汉书・邓寇传》：“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而在辅佐军事长官出谋划策的意义上，古代军队就已有参谋职能，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股肱”“羽翼”“幕僚”等。参谋作为官名，始于唐代。《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天下兵马元帅下有“行军参谋”。

　　然而，现代军队的参谋制度，则起源于近代欧洲。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猛烈冲击了欧洲的旧秩序，引起了各封建君主国的仇恨和恐惧。它们结成反法联盟企图扼杀共和制的法国。为了应对武装干涉，1793年6月，法国雅各宾派政权颁布“全民皆兵”法令，以公民义务兵役制取代募兵制，使第一共和国很快就有了120万人的庞大军队。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1753—1823)成功实行了军事改革，法国新军投入战场后连连取胜。后来拿破仑得以挥师席卷欧洲，大半功劳就在于征兵制和卡诺改革。卡诺的国防部办公室被认为是现代谋部的雏形。

　　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启用了新军军制，设统制官为最高指挥官，下设正参谋官协助指挥，这就是参谋长最早的起源。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的民军军制效仿日本军队，设立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系统，并在军和师设置参谋长职务，职责与日军中的参谋长完全相同。

　　1796—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兵种增多。除了步兵、骑兵等传统兵种以外，还有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等新兴兵种，师和军逐渐成为固定编制单位。1801年，拿破仑任命贝尔蒂埃(Louis Alexandre Berthie，1753—1815)为军团参谋长，参谋处设4个科。这个参谋处已经基本具备现代参谋部的组织架构。然而，它并没有得到拿破仑的充分重视和运用。后人认为，这也是拿破仑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拿破仑留下的课题，是由普鲁士人完成的。

　　1806年的耶拿战役，法军以少胜多，普鲁士军队充分暴露了制度的落后。此后，普鲁士学习法国，不仅采用了义务兵役制，还进一步完善了参谋制度。1821年，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等人的“军事改革委员会”正式把此前的军需总监部更名为谋部，世界上第一个“谋部”就此诞生。

　　1858年9月，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出任第四任谋长。他在任内创造了普鲁士谋部的辉煌时期。

　　毛奇曾说：“历史上，不需要别人出主意、自己思考问题定下决心的统帅难得在百年中涌现出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军队指导者需要顾问”，“一支军队组建一个司令部是十分重要的”。在他下，普军打赢了1864年的对丹麦战争、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以及1870年的对法国战争。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就是因为普军有一个出色的谋长及其谋部。

　　1866年6月2日，普鲁士国王颁布内阁令，命令毛奇全权指挥军队。这道命令开创了普鲁士军事史上由谋长指挥作战行动的先例，普鲁士谋部结束了60余年来无权指挥作战的辅助地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谋部。经过毛奇改革的谋部，其编制、任务及人员选拔与训练等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普鲁士的谋部模式，被各国军队引进和效仿，其中就包括近代日本军队。

　　1870年，普鲁士打赢了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投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成立德意志帝国。看到这一战果，日本开始全面学习德国的军事制度，特别是谋部制度。1884—1888年期间，日本政府邀请数名德国谋部军官赴日，充分学习吸收德国谋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参谋体系。

　　日军中的参谋一词始见于1968年新政府军与幕府军之间的戊辰战争。当时东征大总督府中设有参谋一职，西乡隆盛就是其中一人。在近代日军中，首任参谋是小坂千寻，他在赴法留学期间取得了法国参谋合格证。

　　日本戊辰战争的最后一役：箱馆战争

　　旧日军的参谋们为何恣意妄为?这与军政和军令分离的二元指挥体系有很大关系。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开始建立近代陆。其由原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藩阀把持，则由长州藩(今山口县)藩阀把持。其后，日本以法军和德军为蓝本，则学习英国，使得两者在发展路线、对外战略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设立参谋局。1872年2月，兵部省被拆分为省和省，参谋局改为省参谋局，1878年12月改称参谋本部，并从省中独立出来。军事行政即军政系统和指挥作战的军令系统分立。

　　军政系统为省和省，军令系统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军政系统是政府行政机关，听命于内阁首相，而军令系统则直接向天皇负责而不受内阁制约。

　　在上述军事体制中，参谋的职责是负责起草并帮助军事主官实施作战计划。由于军政和军令完全分离，指挥某一级参谋的仍然是上一级参谋而不可能是行政长官，政府的军政部门无法指挥他们。

　　日本参谋本部和的参谋机构——军令部各自下设4个部门，分别负责作战指挥、教育和，军备和动员，，通信等职责。参谋本部及师团、旅团的司令部，从上到下都设有参谋职衔。参谋的职务种类大致分为作战参谋、参谋及负责补给的兵站参谋。其中，作战参谋的地位举足轻重，或兵站参谋一般都从属于作战参谋。

　　在陆里，任参谋职位的都是大学(陆大)和大学(海大)毕业生。陆大条例中明确说明，从志愿入学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军官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培养，毕业后担任参谋职务。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参谋，到陆大读书几乎是唯一选择，而陆大毕业生一毕业就成为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子”。陆大在培养一大批现代化职业军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的军人。二战中的多名甲级战犯毕业于陆大。

　　以陆大出身的校(佐)官级军官为中心结成的“双叶会”“一夕会”“樱会”等团体，进一步强化了中坚幕僚的势力。例如，在“九一八事变”时，这些团体的中心成员永田铁山就任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冈村宁次就任人事局补任课长，这些都是当时日本的要职。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也是这些团体的成员，他们在当时就是拥有浓厚法西斯思想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也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

　　参谋们的力量来源于“统帅权的独立”。所谓统帅权，系指天皇拥有的统帅军队的大权。统帅权的独立，可以上溯至参谋本部脱离省独立的1878年。当时，这些都是效仿了普鲁士的制度。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君权高于议会权力，其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内阁，议会和内阁无权过问。天皇统帅陆，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凡有关军令及军事指挥事项，军令机构可以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

　　02/“下克上”文化的怪胎——日军参谋们

　　“下克上”最早来源于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600)。“下克上”一词在日语中的含义是：身居下位的人战胜或夺取身居上位的人。例如，“武家”即武士们夺取“公家”即天皇朝廷的政权。

　　在日本战国时代，幕府为日本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是被架空的虚君。然而，天皇为“万世一系”，幕府却难以逃脱被更迭的宿命。由于战国时代的日本未能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国内诸侯大名势力纷纷崛起，中下级武士阶层依靠武力控制或推翻上级的“下克上”事件也就时有发生。

　　1582年6月21日凌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在京都本能寺被心腹明智光秀所杀。当时，明智光秀对茫然失措的部下说“敌在本能寺”。这句话，后来成了代表“下克上”的流行语。由于近代日军中“下克上”成风，特别是参谋们的“下克上”往往决定了日本对外战争的走向，因而人们就以“敌在参谋本部”来描述二战中的日军。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近代军队，但“下克上”这一战国时代的传统却被保留下来，成为日本二战前后的一种“政治惯性”。

　　本来，国策是由政府制定的，军队只不过是执行国策的工具。但日本关东军的参谋们却把这个关系给颠倒过来。他们设计一种国策，然后付诸实施，再逼迫政府承认。如果政府不肯承认，就施加压力，甚至实现倒阁。在参谋出身的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后，军部干脆包办了政府，他自己兼任了首相、陆相、外相、文相、商工相、军需相以及参谋总长。

　　旧日本不重视实战经验，许多指挥官是全靠在陆大时的成绩高低或人脉当上的。如陆大成绩前几名的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陆大学习成绩最优秀者会被安排到参谋本部，而一旦进了参谋本部，那就等于晋升有了保障。这些毫无实战经验的参谋们，突然有一天会被委派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可以想象，他们的作战指挥水平会有多么脱离实际。

　　日本一线部队的作战计划，一般都要受到参谋本部的管控。而这些作战计划，正是那些校(佐)官级参谋们制定的。例如，当年调动50万中国派遣军的“大陆一号”作战计划，就是由陆大毕业的几个少佐参谋所制定。日军第25军闪击马来半岛，其幕后制定计划的就是日军参谋本部新人，号称“昭和三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少佐。

　　那么，“敌在参谋本部”的说法是从何而起的呢?

　　这些校官级(大佐、中佐、少佐)参谋们喜欢越级过问决策，导致日军作战水平一路下滑。当时欧美军队已经出现立体化作战雏形，而日本还维持在一战阵地战理论，而且还发明了“玉碎理论”，让日军在滩头和美军拼刺刀，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溃败。

　　参谋们位卑权重，也使他们容易“下克上”。在趾高气扬的日军参谋们看来，一线部队的联队长只不过是负责在阵亡名单上签字的傀儡，师团长只不过是作战计划的执行者，只有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才是作战的灵魂。因此，参谋们往往会背着军部和大本营搞一些小动作，而且往往因为他们是精英分子而获得特赦。这种情况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傲气。

　　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日本因缺乏战略纵深及战略资源，必须将“满蒙”作为后方基地，必须拥有中国东北铁路的经营权和驻军权、土地租借权、矿山及森林的采伐权等。

　　1929年7月，石原莞尔对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得到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推崇。后来，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组成了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小团体，这四人也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发动者。

　　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认为，张作霖是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对抗省和内阁。于是，经村冈下令，在河本大作的主谋下，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凌晨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皇姑屯事件”)。.

　　1931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当时中日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看，这无疑是一场豪睹。当时关东军只有10600人，重火力也就只有两门24公分大炮。而东北军则有44.8万兵力，其中正规军就有26万8千，仅在奉天就有6万人左右。东北军不仅占据人数的绝对优势，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关东军后来缴获的战利品就有：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日军都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在事变策划阶段，对于石原莞尔的计划，参谋本部和都有共鸣，但担心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但石原已做了逐一分析，认为这几方均不会出面干预。如果东北军真的抵抗，关东军没有胜算。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而其中的两个大队(营)当晚已经越过了边界。

　　他们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情被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得知。林久治郎向外务省通报了关东军参谋可能制造冲突的情况，外务省向陆相南次郎汇报了情况，裕仁天皇也要求南次郎采取措施，整顿关东军的军纪，防止关东军未经政府和天皇允许制造事端。于是，参谋本部派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前往奉天(沈阳)阻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然而，为了帮助石原莞尔及关东军实施计划，建川美次故意不坐飞机而在途中拖延，给了石原等人准备和实施计划的时间。等建川坐火车到达奉天，已是9月18号傍晚。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决定当晚就动手，关东军突然袭击了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板垣征四郎才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大将报告了事变情况，而本庄繁则擅自决定，命令关东军展开进攻。

　　本庄繁向日本政府发出电报谎称，东北军挑起了冲突。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紧急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若槻礼次郎和日本政府高官们一致认为，关东军是事变的挑衅者，为了防止日本被国际社会制裁，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令，内容包括：不准进攻东三省，不准在占领区成立新的军政府。但关东军对政府的命令不予理睬，继续扩大战争，准备进攻哈尔滨。

　　必须指出，日本政府不扩大事变的方针，并非良心发现，而是认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军官们已经不顾政府的禁令，以“下克上”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继续扩大战争。对于政府的禁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还计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杀害首相等内阁官员，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可见，日本关东军参谋们“下克上”发动战争的气焰已嚣张到了极点。

　　由于拥有兵力和火力优势的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而不战而撤，东北不久就全境沦陷。到了1932年年初，关东军占领东三省，扶持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石原莞尔们以“下克上”的方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的既成事实，然后逼迫日本政府给予认可。由于“九一八事变”事实上搞成功，日本由此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事后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全日本的英雄。石原莞尔被誉为“战略大师”，板垣征四郎以中将军衔升任陆相。这一结果更加刺激了日军参谋后辈们纷纷“下克上”，都想效仿石原莞尔制造轰动性的“成果”，因而争相推动和扩大了侵略战争。

　　1937年，日军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其幕后参谋武藤章等人，在事变之前面对前来劝阻的石原莞尔说道：“我们只不过是将石原阁下在满洲做过的事重新做过一下而已。”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是“七七事变”的主要策动者，而他也曾在参谋本部庶务科担任参谋。他曾宣称：“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应该由老子承担。是老子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形成了“大陆政策”，侵占“满蒙”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但日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则是由一个个“事变”的具体进程决定的，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偶然性。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参谋们起到了在每个节点上“下克上”突破现状、一步步扩大日本侵华战争的恶劣作用。

　　日军参谋们的“下克上”，既推动了侵略战争，同时也加速了日本的败亡。“七七事变”让日本陷入中国全面抗战的泥潭中，拖垮了日本经济。辻政信等参谋盗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命令发动诺门罕战役，导致关东军遭到重创。但他们犯了错也不会受到严苛的处罚，反而可以将那些联队长、师团长排挤掉，为自己的晋升铺路。因此，每当日军打败仗，都是师团长和司令官背锅。数年后，这些参谋就能顶上这些岗位，“下克上”的戏剧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演。

　　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有28名，其中有18人曾经当过参谋，其中15人为。被判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除广田弘毅是文官以外，其他全是旧日本参谋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