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网络

　　永不加赋的太平盛世背后

　　1898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按照干支纪年又称戊戌，正当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的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刊行了著名的《劝学篇》，核心内容之一是教导国人忠于朝廷。为此张之洞列举了大清超越历代王朝的十五项仁政，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薄赋”——老百姓纳税少，主要证据就康熙五十一年(1712)昭告天下的“永不加赋”国策。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玄烨史无前例地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中国古代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农田的土地税(田赋，也称田税)，二是针对成年男性的人头税(丁银)，统称地丁钱粮。圣祖的“永不加赋”政策，意味着今后不管增加多少人口，人头税总额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清政府做出了一个超越汉、唐、宋、明的庄严承诺：只要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变，需缴纳的赋税就永远不会增加。如果真是这样，大清的确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关爱百姓、最仁慈的朝代。

　　正确认识清代“永不加赋”国策的前提，是弄清楚康熙时期的赋税是否属于“轻徭薄赋”。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一般都存在一段相对轻徭薄赋的时期，汉、唐、宋、明莫不如此。然后逐渐层层加码，税外有税，最后民众不堪忍受，王朝崩溃。取而代之的新王朝又开始同样的历程。而清朝是个例外。它摆脱了王朝周期律，直接继承了明朝末年的重税。

　　满洲入关之初，非常重视政治口号。在官方的政治宣传中，清兵入关是为了替明朝皇室、臣民复仇，平定李自成等残酷对待百姓的“流寇”。同时，朝廷强调，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生民于倒悬，顺治初年宣布全面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

　　但从顺治四年(1647)开始，万历年间加派的“辽饷”改头换面，悄悄以“九厘银”的名义进行征收。此外，清初还新增了一些明代没有的苛捐杂税，又因为物价大幅上涨，赋税相应水涨船高，使得清初田赋不仅远远超过万历前期还没有加派辽饷时的法定数额，甚至高于万历末年的赋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康熙时代。

　　更糟的是，清初的赋税收入，绝大部分被朝廷拿走了，地方经费大幅压缩，地方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国家赋税由地方征收，交朝廷的称为“起运”，留给地方的称“存留”。满洲入关后，连年大幅削减存留。顺治四年(1647)，堂堂总督，每个月可支配的各种办公经费合计仅五十四两银子，而知县才区区八两。到顺治九年(1652)，又砍掉了近一半，总督也只剩下二十九两。地方没钱，但朝廷交办的任务丝毫不能打折扣，否则会遭受百般凌辱，多有地方官员因此愤而自尽。

　　康熙三年(1664)，李自成余部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被围自焚，全军覆没，军事征服全面结束。但朝廷并没有停下对地方极限施压的脚步，康熙五年、七年甚至进一步大幅下调存留比例，康熙七年留给地方的赋税仅为6.4%。这一年，总督每月只能拿到八两办公费，知县才一两。地方政府除了关门，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在群臣苦苦劝谏下，圣祖仁皇帝终于大发慈悲，同意从康熙九年开始，将存留银恢复到13%左右。

　　不久，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刀兵再起。历时整整八年的三藩之乱，延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平定。在此期间，仅剩的地方经费(包括官员的俸禄)几乎全数被国家征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必须维持正常运转，否则官员会被治罪。可想而知，地方官员只能使用非法手段，向老百姓摊派。

　　清代官员的俸禄极低。一品高官，法定工资每月仅十五两银子，最低的九品官则不到三两，在清初不过比普通体力劳动者一月劳作所得略高。因为官员俸禄来自赋税，朝廷以此自我标榜，宣称俸禄低微意味着老百姓可以少纳税。如果只是最低条件下维持单个人的生存，哪怕九品官，俸禄也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可事实上，即便官员全是大公无私的圣贤，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生计。做官需要基本的体面，必不可少的开支比普通人大得多。和朝廷宣传相反，低俸意味着最清廉正直的官员也必须依赖非法收入，才能以清贫的方式养家糊口，才能让衙门保持运转。至于饕餮之徒，则可以借机堂而皇之地鱼肉百姓。

　　康熙八年(1669)六月，监察官员御史赵璟给刚在上个月擒拿鳌拜、真正开始亲政的皇帝上过一道奏章。他举例说，一个七品知县，每个月工资刚好三两整。一家人一天粗茶淡饭，加上喂养马匹——清代官员只能私车公用，就需要五六钱银子。“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县级官员，势必“取之百姓”。县级以上的府级、省级官员，不直接管理百姓，没法直接伸手向百姓要钱，“势必取之下属”。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得通过县级官员，让百姓买单。

　　一开始官员们出于不得已，向百姓摊派或接受下属贿赂，数目不大，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和衙门运转。日久天长，非法收入日积月累，数目越来越大，一旦揭穿，就是重罪。既然两袖清风也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很多官员索性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于是上下串通一气，“下官行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

　　到了康熙末年，低俸问题甚至大大恶化了。地方行政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各省普遍要求官员捐俸禄，衙役捐工食银(即工资)，填补开支缺口。也就是说，即便这可怜的微薄俸禄，官员们往往也拿不到手。

　　这种情况下，康熙年间贪污盛行，官员极其，就毫不奇怪了——甚至常常有人以办公为名，将大家伙捐出的俸工银据为己有。

　　三藩之乱平定五年后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户部库存银两升至两千六百零五万两，超过了战前有据可查的康熙十二年(1673)的两千一百三十六万。很快，康熙三十年(1691)、三十三年连上三千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一百零一万两个新台阶。康熙五十八年(1719)达到最高点四千七百三十七万两。在盛世光环背后，由于以上讨论的原因，百姓生活一直很困苦。

　　而地方财政的窘困，也日甚一日。地方官员往往挪用地丁钱粮，事后再想办法补上，最终负担还是落到了百姓头上。但再怎么压榨，民众身上能挤出的油水终究有一个限度。挪用公款补不上，造成亏空，成了全国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

　　亏空的原因，圣祖一清二楚。还是康熙四十八年，玄烨在上谕中承认，地方存留除了一减再减的俸工银，“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如有拖欠，绝不放过，非补齐不可。“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有挪移正项(即地丁钱粮)之事，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亏空的普遍存在，是吏治败坏的猛烈催化剂。既然亏空是因公所致，就借公用为名，中饱私囊。

　　更有甚者，一些别有心机的巧宦发掘出了亏空的妙用，蓄意制造亏空。比如手气不好，抽到贫困地区(为了彰显公平，清代继承晚明弊政，抽签分配中下级职位)，为了尽早离开没有油水的地方，聪明人会挪走部分国库钱粮，造成本来并不存在的亏空。等因此被革职后，马上补齐亏空，恢复任官资格，然后一力钻营富裕地方的美缺。再如清代各榷关的长官(称监督)都是有名的肥缺，按规定任期只有一年。人心不足蛇吞象，眼看任期将尽，金饭碗指顾间易手于人，饕餮之徒急中生智，谎称亏空，申请留任，要求填补完亏空后再走。康熙末年，蔚然成风。

　　这就是胤禛继位时面对的太平盛世。这位有清一代唯一一位不以玄烨为然的皇帝，毅然决定推行其父坚决拒绝的火耗归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