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吴桥兵变被认为是改变明、清双方实力对比的一场变故，根源还是在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耿忠明、孔有德、尚可喜降清后均被封王，可见毛文龙手下人材济济，亡明者，仍明自己也。以下由本博编摘

　　第一篇：吴桥兵变与孔有德之乱

　　一、萨尔浒大战与东江抗金

　　1619年萨尔浒大战，明军阵亡军官自杜松以下310人，士兵45870人，损失甲仗驮马军器数百万，极大地震动了明廷。熊廷弼第一次就任辽东经略时，曾击退过后金军数次进攻，但很快被罢官。不久以后，沈阳、辽阳、广宁诸多城市失守，明朝退守辽西。熊廷弼第二次被召入京后，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第一次提到了登州在恢复辽沈中的地位：

　　“恢复辽左，须用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堡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是以应再议于登(治在今山东省牟平县)、莱(治在山东掖县)、天津(即今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见明《天启实录》卷六)

　　即以广宁布置马步军牵制主力，登州地区设置海军深入敌后。明朝接受了建议，决定任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统制辽东、天津、登莱三方，以经略辽东。明朝还赐给熊廷弼尚方剑和21万军队，所需粮草器械则责成户部、兵部、工部三部支付，又答应了熊廷弼关于任用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并等人，熊廷弼还请求多任用辽东籍人民如故赞划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经略职方主事军前赞划，用以收拾辽人之心，明朝一概答应。熊廷弼虽然上任，但他和王化贞闹出了经抚不和，广宁失陷，三方布置看起来已经崩盘。

　　但在广宁失陷之前，王化贞派遣都司毛文龙进入辽东半岛展开游击战，给三方布置带来了新转机，第三方从广宁变成东江镇。毛文龙战果丰硕，生擒了九连城守将佟养正，招抚了汤站和险山堡的人民，并转战朝鲜，取得了镇江大捷，占领了皮岛。毛文龙在皮岛征收商税、货物税，还组织人民挖参。皮岛上有大量人口，据明朝人汪汝淳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除了他招抚的辽民外，就是毛文龙的东江军了。

　　毛文龙手下的军队约有36000余人，东江军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航海来援的南兵军官，二是投奔毛文龙的原任辽东都司卫所军官，三是毛文龙提拔、便宜札授的辽兵军官，四是由原广宁从征家丁及毛文龙子侄组成的骨干军官，这部分与毛文龙关系最为亲密，占领军中要职。如毛文龙从子毛承禄(又名毛承祚)为东江镇副总兵，姻亲陈继盛为副总兵，张攀、张继善、王辅、尤景和、王承鸾、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为广宁从征家丁，他们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在毛死后大部分都投靠后金。

　　天启二年到七年，明朝共计拨款白银1050971两，米豆杂粮934579石，布匹127312匹，每年大概白银17万多两。按照关宁军的标准，每名士兵每年需要银16两8钱、米6石，这些只够雇用士兵一万余人，而下拨粮食如果扣除贪污，则只够发给两万人左右。按毛文龙的说法，36000人每年也需银一百万两左右，但根据毛文龙在1628年的报告，东江镇军费从来没有足额发放，而辽西明军却可以得到。

　　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但毛文龙还是以岛屿为基地和后金打起了游击战，很多不堪忍受后金残酷统治的人民纷纷杀官兵投奔毛文龙。为了躲避毛文龙骚扰，后金多次迁徙沿海居民，1623年东江镇将领张盘收复了旅顺，还不时出兵进入后金境内，令后金“不能无东顾之虞”。从天启三年六七月至天启五年底，毛文龙袭取了金州、复州一带，并屡次渡过鸭绿江袭击后金辽东路宽奠、叆阳、凤凰城一带，但也存在多次讳败为胜的情况。 1627年后金侵入朝鲜，东江势力不但坚守皮岛，而且接济固守龙骨山的朝鲜义兵千余人，可以看到东江军在抗清起到的作用。除了军事骚扰还有政治攻势，如招纳辽民何策反降官取得了很大进展，据统计，天启三年到四年，仅见于《满文老档》的后金方面捉拿逃民和毛文龙奸细的事件就有18起，这还是不完整记录。毛文龙有力地接应了辽民反抗后金压迫的行动，孙承宗统计他招纳了17-18万的辽民，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此外，毛文龙还广派间谍，这有力地支持了明朝和朝鲜情报搜集工作。

　　但毛文龙还是因为侵饷冒功、侵害朝鲜、要挟朝廷等飞扬跋扈的行为被忌惮，最终蓟辽督师袁崇焕斩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死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善后：宣慰各岛军民，废除毛文龙时代的“虐政”，联络朝鲜，整编、控制毛文龙时代混乱无纪的东江兵马等。他将岛军队分为四协，让毛承禄、徐敷奏、陈继盛、刘兴祚各领一协，以陈继盛暂摄总兵官事。虽然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国除患，但也造成了东江军内部离心。不久后，皇太极绕路进关，酿成乙巳之变，刘兴祚在勤王途中战死，其弟刘兴贤被俘虏，皇太极命令他写信诱降弟弟刘兴治等人，刘兴治等掀起内乱，经过内乱，东江军力更弱。

　　二、吴桥兵变

　　(一)兵变背景

　　乙巳之变爆发时，东江军部分军队由孔有德、耿仲明率领勤王，但因为袁崇焕下狱，这些人就调到了登州，其中就有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等，他们也是日后掀起叛乱的主角。

　　孔有德大约出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是铁岭矿工出身，“长于弓马，不识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沈后，孔有德同其兄孔有性投奔明将毛文龙，参与了镇江大捷，后转进朝鲜皮岛。他与同乡耿仲明过从甚密，据说拜耿仲明为义兄 ，后来人们多以“孔耿”连称。孔有德“骁勇善斗，临阵先登，为诸将冠”，累升至参将。毛文龙收他为养孙，赐名永诗。他对毛文龙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以至于在贵为清朝藩王后依然“每言(毛)大将军时事，辄于色不自胜”。与孔有德是同乡的耿仲明早年经历不详，但很早就投奔毛文龙麾下，耿仲明深得毛文龙重用，被倚为心腹，收为养孙，赐名有杰，累至参将，并掌管军中财务。耿仲明身材高大，面色黝黑，手掌却洁白如玉，他不仅骁勇善战，在毛文龙军中还以狡猾多智闻名。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死于袁崇焕之手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认为毛文龙无罪受诛，十分寒心，不服陈继盛管辖，投奔孙元化，随他去了山东登州，耿仲明都与孔有德在一起做事，孙元化以孔有德，耿仲明为中军参将。然而，毛文龙被杀一事，在两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种子，为叛乱埋下了伏笔。

　　崇祯三年四月，孙元化就任登莱巡抚，他在任上则积极采用西法练兵，组建了以下军事力量：

　　一，以葡萄牙炮手为基础的登州火器部队。拥有佛郎机炮20余门，西洋铳320门，鸟枪1000支，登州还成为全国装备最精良的地方和火器铸造演练的中心，他还组建了15支精锐的火器营，每营车辆则以120辆双轮车、120辆炮车、60辆双轮车构成、其中火器则有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1200支。人员则由2000士兵、2000卫队构成的多兵种联合。

　　二，东江军，以孔、耿等人分为左营参将和中军参将。他们家人为后金所杀，厌恶后金，又长期在东江军，军事素养过硬。孙元化还招抚了8000人左右的辽人，训练他们使用火炮。

　　战果也很惊人，刘兴治之乱后，皇太极趁机进攻皮岛，孙元化命东江总兵黄龙指挥，副总兵张焘以西洋大炮在东江一带击败后金，13名葡军累计发射19次西洋大炮，杀敌600多人，击毙代善第五子巴喇玛，取得“麻线馆之捷”，辽东巡抚丘禾嘉赞誉它“海外以来第一大捷”。

　　但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兵围大凌河，孙元化调孔有德等人率兵2000增援，配备300余门大炮，孔有德不愿前往，逗留迟缓，逗留两月才离开山东境内。行至吴桥，因粮饷匮乏，士兵夺取了当地大族王象春家里的鸡和狗当伙食，王象春之兄王象乾当过兵部尚书，王象春之子找孔有德，孔有德惩罚士兵，导致军队哗变，并在部将李九成的推波助澜之下，起兵作乱，发生了著名的“吴桥兵变”。史载，李九成将朝廷给与的巨额购马款贪污，走投无路，故而谋反，以上是《明史》《清史稿》的官方说法。以此看来，孔有德的叛乱，纯属饥寒交迫，被迫无奈，但事实如何呢?民间史料《平叛记》记载，孔部军纪败坏，逗留不前，在本来有充足粮饷的情况下经常对沿途敲诈勒索，实行劫掠，又逗留不前，一路挥霍，导致行至吴桥，粮饷用尽，百姓闭门不纳，最终狗急跳墙，在兵变之前，莱州知府知孔有德“必反”但未加阻拦，《中国明朝档案汇总》中，则记载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奏疏，在他的口中，吴桥兵变是这样的：当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孔部行至吴桥，发生变故，毕知县亲往军中查问，只见孔部士兵将孔有德捆绑，索要粮饷，毕知县好言劝慰，但叛军全然不听，他们强行让毕知县给与饭食，之后下乡掠夺，毕知县见状急忙命县中丁壮，保甲等上城防御，以防不测，至傍晚时分，孔部才拔营离去，无论如何，我们有相当的理由认为，吴桥兵变绝非是因饥寒交迫而被迫哗变，而是一场在孔部士兵和李九成等人精心策划下的阴谋，至于孔有德本人，事先是否知情，是否系其自导自演，就不得而知了。

　　(二)兵变爆发

　　叛乱发生后，孔有德等人率军于11月29日从吴桥出发，连陷陵县、临邑县、商河县、齐东县、德平县、青城县、新城县等地。面对叛乱，登莱巡抚孙元化和山东巡抚余大成采取姑息政策不为准备，加上山东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士骄弱，叛军所过之处，明军一触即溃。登莱总兵张可大知道孔有德居心叵测，想率兵西行，但为孙元化阻止。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因为严密守备，叛军未能攻下，遂绕过黄县，直趋登州。

　　1.登州战役

　　1631年12月22日，叛军抵达登州城南的神密山。登州(府治蓬莱县城兼登州卫、登州镇)背山面海，扼守京津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隔海与山海关、宁远、旅顺、朝鲜、日本遥遥相望。明初设登州卫，明末设登莱巡抚于登州卫，与关宁和天津互为犄角，登莱巡抚袁可立曾在此操练水师。

　　双方军事力量如下：

　　孙元化的部署是这样的，围绕登州展开了3次激烈战斗。

　　1.一打登州。一日，登州西门(迎恩门)方向，叛军开始攻城。明军和葡萄牙炮兵利用事先标定的尺码发射开花弹和霰弹，叛军无处躲藏，狼奔豕突，进攻失败。

　　2.二打登州。1632年1月2日，孙元化派遣张可大的步兵右营和张焘的步兵左营。在相对宽阔的登州城东门外和叛军战斗。叛军分为三部分，李九成为前锋，孔有德和李应元各领一军为左右翼，自东往西席卷而来。双方先以炮战打乱对方队形，接着叛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向前冲。浙江兵排成了前后五层在中间，步兵在后，炮兵、骑兵在左右，到五百步距离，守军佛郎机炮开始发射，但是叛军让继续向前，守军于是举起了鸟铳，在一百步(约合156米)，射左右，叛军骑兵立即损失惨重。

　　.第一排的士兵发射完毕迅速退到后面另组队列，而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排数百名士兵重复操作，发射完毕后，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连续重复，结果李九成的先头部队大败，此时浙江兵向前击杀叛军。但辽兵忽然大喊败了，还攻击浙江兵，导致浙江兵大败而归，张可大、张焘率少数兵力逃走。此战明军损失游击、都司以下官兵上千人，叛军接受投诚辽东兵数千人，俘获数千人，登州明军机动兵力消灭大半。

　　3.三打登州。登州古城呈方形，城高池深，“周长十一里，面积八平方公里，城墙高3丈5尺，厚2丈”，外包砖石，内实泥土，外有护城河，城门四座，城门楼皆为三层檐。城垣高大坚固难以攀缘，守军还有12000-13000人。城防经营多年，登州城和水城互为犄角，城防设施完善，从红夷大炮、“神威大将军”炮到火铳、箭弩、滚木、礌石、桐油、火把一应俱全，指挥体系也很完整，存粮也比较充足。但叛军此时派遣数百人装成难民进城，内有耿仲明与都司陈光福及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为内应，1632年正月初三，叛军进城。孙元化被俘，登州卫指挥栾巨金及广大登州卫军官没有一人投降，张瑶等登州士绅也奋起抵抗。据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记载，陆若汉等葡萄牙教官40余人也在城中协助守城，12人战死，15人身负重伤，4人逃跑，剩下被俘的十多名军人后来被释放。

　　登州失陷后果严重，叛军俘虏明军8000人、战马3000匹、饷银10万两、红夷大炮20—30门、西洋炮300—400多门，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掳获居民男女几十万，民间白银数十万两，奸淫掳掠，并将东江镇总兵官黄龙家眷一家杀尽。作为抗金基地登州损毁，更严重的是中西交流的萌芽被掐断，徐光启等建立的新军中途夭折，先进火炮技术落入孔有德叛军手中。

　　叛军派人带着白银万两到东江镇的各个海岛诱降，旅顺副将陈有时先叛，广鹿岛副将毛承禄叛，辽东半岛沿岸的鹿岛、石城岛“兵民皆叛”，后果十分严重，因为光陈有时就有能战之兵八千。幸亏得总兵官黄龙积极行动，才大破陈有时于旅顺，斩杀叛军一千余级，迫使他率领残部七千泛海跑到登州投靠叛军。后来黄龙立即命令东江镇游击李维鸾，游击尚可喜联兵赶跑了高成友，并在旅顺驻扎军队，长山列岛海路得以畅通。他的功劳毋庸置疑。

　　2.围攻莱州

　　攻克登州后，叛军将目标转向莱州，打算先取莱州，然后向东南推进，以逆时针方向攻克高密、平度、胶州、即墨、莱阳、文登，一统半岛割据一方。 会后留下耿仲明以数千兵守登州，其余兵马前往莱州。

　　此时新任山东巡抚徐从治和登莱巡抚谢琏在1632年二月初一带兵进了莱州，两天后叛军就包围了莱州。朱万年做了以下准备：1.制定守城25条;2.加强城防军力，将莱州周边的守军全部调来守城;3.加强物资统筹，加紧储备粮草，向殷实之家募捐，公布捐助粮银数额，少者公议再加;4.严防奸细，对居民逐户清查登记，实行连坐，严格防火救火措施，严禁聚饮聚赌和聚众喧哗，实行宵禁，设置岗哨;5.巩固城防设施，朱万年还组织民夫在城外清空射界，在城门楼前垒高墙，在城跺上置箭帘，在城墙上设置红夷大炮，在城跺下堆雷石、备钩叉;6.发动士绅百姓组织民兵武装参加守城。全城共计1778跺，将城内青壮年编派城头以充跺夫，每跺5人轮流包干，手持木棍日夜值守。为防敌人夜间偷城，每5跺置一小灯，每10跺置一大灯，用长杆引索挑出城外。他还制止了一家贵人逃出城外，稳定了人心。

　　莱州明军有骑兵900人，步兵3000-4000人，通州镇援兵300人，合计不足五千。另有千余民兵，装备为中式自制炮、佛郎机轻型炮共数十门。 其他火枪、鸟铳、三眼铳和砲石、滚木等。指挥官有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通州镇副总兵官杨御蕃、京营神机营参将彭有谟、莱州知府朱万年。

　　叛军方面有骑兵5000人，步兵10000多人，大炮100余门，其他火器、弓弩、攻城器械无算。指挥官有都元帅李九成、 副元帅 孔有德、都督耿仲明、总兵官李应元、 总兵官陈有时、总兵官“毛承禄。

　　二月初三，叛军从南门攻城，但由于莱州墙高15米厚13米，还有城防设施完善，奸细被肃清，所以叛军接连受挫，遂转向平度。平度在2月15日当天就失陷了，叛军随即四面攻打莱阳城，由于地形复杂和城墙坚固没能夺取。当地卫所虽然战斗力低下，但为了保卫家乡他们，为明军调兵平叛争取了时间。叛军头目除耿仲明留在登州筹备后勤外都在莱州，数万叛军集中400门大炮攻打莱州，又采取挖地道、筑土台等方式但都被破解，城内还组织了2次偷袭。有一次叛军差点火药爆破成功，幸亏及时防堵。叛军无法，只能围困莱州。

　　三、明朝平叛与叛军逃跑

　　(一)刘宇烈兵败沙河

　　明廷开始调集军队消灭叛军，第一支援军是约五千人的京东军队，以通州镇总兵杨御蕃、天津镇总兵王洪率领。 第二支是山东卫所军包括文登营、即墨营火速出兵。除此之外， 命令东江镇总兵官黄龙从海上进攻登州叛军。后两支部队没能打败敌人，京东军队抵达莱州东北80里新城镇后遭遇叛军主力。杨御蕃率通州兵、王洪率天津兵一起与叛军接战。 叛军有骑兵5000、步卒10000多人;官军骑兵不足1000、步卒不足4000，兵力对此为1：3。天津兵先被击败逃跑。叛军缴获了重炮后再攻打杨御蕃军.后者仅剩主将杨御蕃率卫兵三百人突围进了莱州城，三路援军均以失败告终。

　　为解决莱州叛军，明朝命令兵部侍郎刘宇烈为山东总督，命令总兵邓玘等率领军队，但在沙河刘宇烈逗留不进，结果4月12日叛军夜袭，全军溃散，6门红夷大炮也落入敌手，不久后徐从治也阵亡了，此时天津军将领孙应龙自告奋勇平叛，结果白白送了叛军2000士兵和一批巨舰。

　　(二)朱大典平叛成功

　　徐从治死后，1632年5月朱大典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进入六月，战线就在莱州、昌邑、平度、莱阳一线稳定下来，高密、胶州、即墨、乳山等地保住了。七月初六，本想招降叛军的莱州首脑却被一网打尽。朱万年假意劝降莱州，却让代理山东总兵官杨御蕃开炮，结果牺牲，最后明廷停止招抚，决议镇压叛军。孙元化和张焘也因酿成巨祸被处死。 此时关宁军也到了，关宁军在明末和孙传庭的秦兵、卢象升的天雄军被称为三大精锐，即在辽西走廊防守多年阻挡后金军南下的精锐。

　　八月十二日.各军都纷纷赶到昌邑。十三日，山东巡抚朱大典率军誓师，兵力2. 1万人，敌军10万人。计划如下：第一路中军为总兵官金国奇率领关宁军为前锋和川营总兵邓杞的四川兵为后营，合计1. 2万人担任正面进攻，进攻方向为灰埠(今平度灰埠镇)、沙河(今莱州沙河镇) 一线。第二路南路为昌平总兵官陈洪范、义勇总兵官刘泽清、 密云副总兵官方登元的士兵6000，打下平度后与主力解放莱州府。第三路北路以参将王之富、王武纬率军3000人沿着海岸线、向海庙、土山方向进军夹击敌人。朱大典的作战态度和部署就十分坚决，申明军纪，监军高起潜也表态支持。为应对进攻，孔有德写了三封信，但三封信均未奏效。

　　1.沙河战役和攻克平度

　　8月18日上午卯时，明军出东门分路前进，中路军1. 2万人沿着大路向莱州府方向前进，8月19日，祖宽率领的关宁军 500 名骑兵在沙河附近与叛军4000人遭遇。 祖宽一箭射死旗手后率500精骑冲锋，他们身披重甲，装备火器刀矛，远处放铳近处格杀，叛军以鸟统和弓箭密集阵列射击关宁军，但没有发挥作用，关宁兵势如破竹，明军发射用开花弹压制叛军炮火，叛军只能撤兵。平度方向，明军到达平度东北30里的新河，与陈有时部大战，城上叛军发炮支援，明军奋勇搏杀，阵斩陈有时，叛军遂军心涣散败退。两次战役胜利尤其是陈有时的死，打击了叛军气焰。8月21日，莱州解围。8月23日，明军一部收复招远县城，与叛军对峙于黄县以南，明军在招远休整后，向招远以北80里的黄县继续进攻。招远到黄县间山岭﹑密林、湖泊、河流密布，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

　　2.北马塘大战

　　28日，明军分两路自招远北进，左路是主力近两万人(含中坚力量“关宁军”、数百西南彝族兵，以及邓杞数千川军步兵)，由金国奇指挥、高起潜监军，朱大典率山东行营跟进，他们沿着招远北上的官道走长山——奶儿奋——庙前这条路，先向西北行军，到达北马后转东北直取黄右路军是奇兵，由总兵官陈洪范、刘泽清率领七八千人从招远直接北上穿越招远北部山区，走玲珑镇——下丁家这条路。孔有德则纠集约10万步兵、10000名骑兵由登州、黄县南下试图邀击官军。

　　叛军首先伏击了明军前锋，关宁军奋勇作战，四川兵也加入战斗，此战成为为昌邑誓师以来最大规模的战斗。双方十几万兵士民夫、上百门各式大炮及数百匹骡马在拼死搏杀，叛军民夫趁机逃跑导致士兵动摇。右路援军刘泽清、陈洪范所部又抄了叛军后路，叛军只能逃跑，一部逃向登州方向，一部退向莱州湾。明军“斩首13000人”，被俘800人，叛军失踪数万人。其余奔向登州，明军追到登州西门外，耿仲明发炮乃止，还收复黄县。

　　九月初一明军开始攻打登州，持续了半年，原因是孔有德获得了之前登州守卫的300门大炮，火炮威力强大，城内防守森严，他又制定了很多规矩，还汲取了朱万年守城的经验，使明军无法有效实施夜袭。明军于是决定筑墙围困，东西连绵30里直达海边，且高与登州府城比肩。

　　按照《平叛记》和《崇祯长编》记载，围城明军分为四个兵团，责任到人，每一方向都有炮兵掩护。山东巡按谢三宾颁布悬赏，首先攻入城内的每人赏100两银，还抓到了俘虏，获知了城内军心浮动的消息并加紧进攻，此时6门新式大炮也到了。

　　叛军此时好数万，决心拼死一搏，打算要么效仿李自成等流寇，要么投降后金。围城三个月后，12月3日叛军从西门突围失败，李九成殒命，孔有德心理崩溃，叛军此后杀人为食。明军则调水师5000人前来夹击，从海上完成了封锁。2月13日，叛军准备逃跑，耿仲明、毛承禄决定放弃大城，全力守卫水城，逃跑之前对登州进行了残酷的奸淫掳掠，16日叛军精锐上船逃跑，17日明军破登州，18日破水城。

　　登州水城如下：

　　逃跑叛军还和明朝海上力量进行了交战，冲向旅顺，又被当地明军击败，走投无路的孔有德，耿仲明最终决心投降后金，两个多月的时间作战9次，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后在后金控制区上岸，最后投降后金。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精壮官兵仅剩3000多人的孔有德，耿仲明致书皇太极，请求投降，还不忘夸耀“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皇太极大喜，十五日，以最高礼仪，亲率诸王贝勒出盛京城十里迎接，孔有德，耿仲明虽只剩残兵败将，但其带来的红衣大炮和炮手让后金如获至宝，因此对两人礼遇有加，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成为为数不多的汉人异姓王。

　　四、灾难性影响

　　(一)对明朝影响

　　1.明朝损失了大批精锐将领和士兵。三方布置策以胶东的登莱军、辽东的关宁军、皮岛的东江镇联合绞杀后金，连接朝鲜，构成了一个牢固轴心，如囚笼般缚住后金，设计不可谓不高明。在1621—1631，“三方布置”有效遏制了后金对明朝腹地的进攻。东江军在皮岛虽然没有歼灭大批后金军，但他们经常出兵深入辽东作战，后金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皇太极上位就将东江军和朝鲜视为心腹大患。吴桥兵变后叛军和明军在山东登莱一带决战破坏了山东，叛军到达辽东后的皮岛之战又摧毁了东江镇，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关宁军只能自守。

　　吴桥兵变之前，明军关宁军15-16万，东江兵2-3万，登莱军2-3万，合计有近20万大军，朝鲜军数量也很可观。与之对阵的后金军合计20万，双方势均力敌。且后金擅长野战，明人擅长守城和研发以新式炮兵为标志的先进技术。吴桥兵变之后，仅登州就有大概7000士兵，3000匹马，10万两饷银，20多门红夷大炮，300门西洋炮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皆为贼有。”参与火器铸造的西洋人死伤惨重建立新式军队的计划化为乌有。登州要塞和港口也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不能履行原先使命，甚至不堪再接待朝鲜使团。大批久经战阵将领如陈有时、苏有功、毛承禄等要么参与叛乱被杀，还有一大批将领如尚可喜、沈志祥等投降清军。他们携带的先进的火炮技术改变了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对比。

　　2.打烂了原有抗金部署基地的山东和皮岛，摧毁了明朝地方行政体系。仅就记载来看，登莱之乱前后有众多官员被俘或死去，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初二登州城沦陷，被俘的有巡抚孙元化、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征、知府吴维成、同知贾名杰、知县秦世英等各级官员，总兵张可大自杀。攻登州城战斗中副总兵丁思候、裨将程仲文、祖邦楼在攻城中战死。平度城被攻破时，知州陈所闻殉职。崇祯六年(1633)七月，孔有德攻克旅顺后，总兵黄龙自杀，军官李惟鸾、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阵亡，崇祯十一年(1638年)孔有德部队杀死沈世魁。

　　山东是明末有着1300万人的经济发达地区，叛军在攻城略地途中盘剥地方，残害军民，掠夺财产，导致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山东六府除兖州外均被荼毒。其中济南、青州，莱州、登州四府诸州县白骨千里、十室九空，百姓纷纷逃亡，除被叛军带走的2万青壮外，其余不知所踪。据统计山东仅死者就有15万，还不算江淮一带的伤亡人数。叛军被围困登州期间，残杀妇女，杀人为食，惨不忍睹。

　　3.暴露了明朝政治混乱腐败的真相。孔有德部队所以造反，根源还在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导致东江军离心所致，按法律袁崇焕应予以严惩，但崇祯帝反而包容袁崇焕，对东江军为毛文龙鸣冤视而不见，让东江军心寒。在乙巳之变后又杀了袁崇焕，又得罪了关宁军，一蠢再蠢，无可救药。孔有德部队存在问题，孙元化不加整顿，发生叛变则措手不及。叛乱发生后，战和不定，措置失宜，不仅使只有800人的叛军膨胀到数万，还裹挟了几万青壮和火炮技术投降后金，没能堵截成功，实在是失策。

　　(二)对后金(清朝)影响

　　彼之砒霜，我之蜜糖。后金全程看戏，结果喜从天降，明朝内部自相残杀损失大批军事力量，叛军还带来了先进火炮力量，其中不少是明朝从澳门买来的。”孔有德降金时有战船100多艘，男女 12000 余人，其中战将 107 员，精壮官兵 3643 名，水手壮丁 448 人，虽然军队只有1.2万人，但保存下来的都是百战余生的精锐，保持了完整建和军事骨干,有明军原任和叛后自封的副将级以上军官39名，参将以上军官44名，游击将军以上军官共100余名,士卒也有很强的战斗力。所以皇太极接见孔有德和耿仲明时居然用抱见礼表示隆重，而且封他们为总兵。嘉奖孔有德曰：“尔元帅孔有德，原系明臣，知明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遂举大众，夺据山东，残彼数城，实为我助。且又全携军士官民，尽载器械甲胄，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朕深嘉赏。”可见皇太极之高兴，因为他不仅得到了一批久经考验的精兵，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和明朝一样精良的火器和红衣大炮。

　　此外在叛军投金之前，后金已经掌握了铸造大炮的技术，只是缺少发射经验。据张煌《三大技术进步效应与明清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逆转》论述，佟养性说“上奏指出:“目今新编汉军，马军仅三千人，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拿。况攻城火器，必须大号将军等炮，方可有用。然大号火器拿少，又无济于事。”皇太极出城相见，表明了对拥有熟练操控火炮技术的叛军重视。到1643年松锦大战时期，辽东巡抚黎玉田就说明朝以火炮抵御后金，但现在后金铸造了100门大炮，感叹到“奴之势力，在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

　　叛军还引导后金军攻破了明军辽东半岛南端至山东半岛的防御，降清后不久，叛军就清军南下攻克旅顺，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朝鲜投降后，叛军又与清军攻克占领皮岛，并不时侵扰长山岛。丢掉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山东沿海已成为防清的最前线。为褒奖孔有德等人的功绩，清廷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3个辽东叛将均封为王，他们日后也成为清军入关的得力干将。

　　对于登莱之乱不能孤立看待，1628-1644年，明朝就爆发了22起兵变，逐步消耗了明军自己的力量。而登莱之乱的爆发，源头还是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又没有做好后续措施，加上关内人民对逃难辽人的排斥，使其不满达到了顶点，爆发是必然的。孙元化本人只注重技术，不注重对军纪和思想教育，徒有精良装备却不知道为何而战，结果因为一点小事就屠戮本国百姓，忘却家人被杀的深仇大恨投奔敌人。孔有德等人本来就对擅杀毛文龙不服，孙元化却加以使用，是用人不察。他们叛乱后又盲目相信他们的忠心，起码的防备工作也不做，守城要诀也不执行，登州陷落已成必然。明廷内部战和不定，没有在叛乱爆发就坚决剿灭或者招抚，反而给了叛军许多空间牟利，导致一批官员白白牺牲，孙元化本人的死更是卷入党争的结果，明朝从上到下腐败成风，文官武将只有私立没有公心，这就导致不止一支部队反叛或被消灭，到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只能在孤家寡人的情况中上吊，而他给明朝留下的烂摊子最后也让明朝不久后就灭亡了。

　　第二篇：还原吴桥兵变的真相：起因并非是一只鸡，毛文龙的死才是关键

　　关于吴桥兵变，一直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这是一只鸡引起的兵变，明朝自此走向亡国之路”。从文学趣味性来讲，这种说法很有意思，然而理性地分析吴桥兵变，其实就可以发现，导致兵变的，根本就不是一只鸡的事情。

　　一、说法由来

　　关于吴桥兵变的起因是一只鸡的说法，来源于史书上的一段记载。

　　崇祯四年，祖大寿被皇太极率军围困在大凌河城，孙元化急令孔有德率八百骑增援祖大寿。部队行至吴桥时，遭遇大雪，无法前行，补给消耗殆尽。有一位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丁的一只鸡。由于家丁与士兵发生冲突，士兵就将家丁杀死。王象春的儿子得知后不肯罢休，坚决要彻查此事。士兵们愤懑不已，将领李九成由于将买马的军费花完，担心遭责，于是趁机哗变。孔有德受到李九成父子的煽动，也发动了叛乱。

　　自此，一场规模巨大的兵变发生，并席卷了整个山东。朝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损失了数万人，后金还得到了火器和工匠。

　　所以，很多人都说，是一只鸡将大明推向了深渊。

　　二、兵变真相

　　然而，这种说法玩笑成分居多。如果说一只鸡就可以毁灭明朝，那么一定说明明朝已经出现了无法挽回的问题。

　　更何况，吴桥兵变的真正原因根本就不是一只鸡。

　　首先来看吴桥兵变主谋的身份。孔有德、耿仲明，毛文龙的养孙;李九成、李应元父子，皮岛的旧将;毛承禄，毛文龙的养子。

　　可以看出，发动叛乱的将领与士兵，基本上都是江东兵的旧将，而他们又都与毛文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一个人叛乱可能还是偶然，但如此多的人都叛乱，不可能与毛文龙没有关系。

　　实际上，吴桥兵变发生的真正原因，也正是毛文龙的死。

　　在吴桥兵变发生前，袁崇焕奉命去皮岛视察。毛文龙对袁崇焕态度傲慢，俨然一副土皇帝的样子。袁崇焕见毛文龙狂妄，有尾大不掉的危险，就以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杀。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有利有弊，但很显然的一个问题是，毛文龙的势力并没有就此覆灭。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后，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就发动兵变，孔有德等人投靠了孙元化。

　　尽管孔有德、毛承禄等人这个时候还没有和朝廷公开决裂，但他们对朝廷必然持怀疑态度，抗金的态度也逐渐暧昧起来。

　　孔有德、毛承禄等人率军前往吴桥时，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朝廷本来给军队配了两个月的粮草，可是短短的行程，毛承禄等人却足足走了两个月，开了骑兵跑不过步兵的先河。

　　到了吴桥后，由于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合，所以吴桥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孔有德的部队没了补给，于是要求撤军。

　　很明显，孔有德、毛承禄等人压根不想前往大凌河城与皇太极作战。自从毛文龙死后，毛家的势力就不再愿意为明朝卖命了。所以尽管祖大寿那边已经到了食人的惨景，孔有德、毛承禄这边却还是雷打不动。

　　从登州到吴桥，正好把粮食吃完，没有补给，又要求返回登州。至于那一只鸡，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没有这只鸡，也会有一只鸭，一条狗。总之，当毛文龙死以后，毛承禄和孔有德就不可能再死心塌地地为明朝拼命了。吃军饷不打仗还行，但要是让他们与后金作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当军队行至吴桥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兵变。毛承禄、孔有德等人遥相呼应，一边反攻登州，一边在鹿岛兴风作浪。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方面的将领和官员却表现出了差劲的反应能力。接受孔有德等人的孙元化面对叛军不知如何是好，丧失了平定的大好时机。山东巡抚余大成见山东局势彻底糜烂，干脆放弃不管，整日待在府中诵经打坐。

　　在相关官员的纵容或不作为下，孔有德、毛承禄等人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多达数万人的队伍，他们号称十万，占领了山东各地，建立起了一个由辽东武夫统治的“国中之国”。

　　也难怪广东道御史宋贤气得骂余大成和孙元化是侵饷纵兵，贪秽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 (《藏钞本崇祯长编》)

　　三、兵变结果

　　尽管这场兵变最终被成功平定，但它对于明朝的打击是巨大的。

　　首先，光是为了平定兵变，朝廷就损失了上万士兵，叛军中被斩杀和淹死者不计其数，而他们可全都是明朝的兵。

　　其次，孔有德等人没有被朝廷诛杀，见局势不妙，他带着家眷和士兵上万人投降后金。为了讨好皇太极，孔有德还给皇太极写了降书：“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孔有德致书皇太极乞降手本》)

　　孔有德带来的叛军皇太极实际上看不太上，但孔有德手下的火器和工匠却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吴桥兵变以后，后金的军队火器装备率迅速上升，水军实力也突飞猛进。

　　反观明朝，经此一役，山东局势彻底糜烂，无法挽回，并且还损兵折将。江东岛上的势力也损失殆尽，面对后金再无进攻和制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