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网络

　　这场战争历时七年，清军死亡大约超过1万人，耗费了700万两白银，名将明瑞、傅恒、阿里衮、叶相德、吴士胜都死于这场战争，对清朝造成了很大的消耗。如此多的伤亡并未改变明朝以来的边界。

　　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中南半岛霸主地位被大幅削弱,由于这场战争在进行，因而对的破坏更大。的死亡人数远超清朝。清缅战争中，不得不将暹罗的军队撤回来，暹罗则在华人郑信的带领下趁机独立，建立了吞武里王朝，称霸中南半岛的愿望落空。在这场战争中严重消耗的国力，最终走向了衰落，不久就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历时七年的清缅战争

　　1765年，清廷制服了乌什叛军，彻底将西北边疆的局势稳定住。还没从西域事务中完全回过神来的乾隆，却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帝国的西南边疆。

　　当时虽然有了一些乱局的信息，但是朝野上下认为无非是蛮夷间互相攻杀的小麻烦。结果这场小麻烦引发了延续数年的战争，将大清国军政体系的种种弊病揭露无疑。

　　01

　　一战：当红文人的悲剧落幕

　　战争始于时任云贵总督——刘藻。

　　刘藻本来在县城里担位低微的学官。1736年，他经岳钟琪之子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核后得以入职，自此仕途平步青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从小小翰林院编修升至内阁学士之位。

　　这期间他还当过言官，擅长将不痛不痒的谏言与奉承结合起来，让皇帝非常舒心。

　　1747-1750年间，他在告养回老家照顾母亲的间隙，先后听闻皇后与皇长子过世的消息，居然两次赶赴京师面圣和参加祭奠，皇帝大为受用，赞扬他“识君臣大义”，特批其带着内阁学士的头衔荣归故里。

　　恰在当时，曾经权倾朝野的张廷玉想告老还乡，却被皇帝以刘藻为例痛批了一顿。虽然是被稍加利用打压张廷玉，但仍能显示出刘藻在乾隆心目中塑造出的良好印象。

　　因此，即便刘藻休了长达七年的假期，重归官场后却能顺利从布政使、巡抚做到总督，丝毫没有受到空白期以及逐渐步入花甲的年龄影响。

　　1763-1765年，已经大体平静了上百年的云南边境骚动不已。的新王朝亟欲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打算给当红的文人总督圆满完成任期的机会。

　　起初，的索贡之路并不顺畅，滇缅边界上的土司们因为脱离束缚多年，不愿轻易低头，所以抵抗激烈。为了震服反抗者，缅王派出越来越多的军队施压。他的大军同时正向着暹罗都城阿瑜陀耶高歌猛进，因而完全有信心与余力在清缅边境出手，土司们逐渐难以抵敌。面对缅兵在普洱府沿线的四处出击，刘藻领衔的云南官府被迫介入，先后派遣七千多名绿营将兵迎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手，清军虽然未能迅速反击成功，但战局远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两军处于胶着状态，控制的区域互相交错，没有一边倒的败绩。然而，刘藻无愧于自己的纯粹文人身份，在问题尚未扩大的时候就已经昏招叠出。

　　调兵遣将的工作在他手里彻底失序：有的部队调到半路被无端撤回，有的部队开始是派往甲地，结果走到半路改成去乙地。甚至有中途改成去其他地方的部队，沿着更改的路线出发后，又被要求返回原定路线，战机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他给皇帝的汇报也充满了矛盾之处，让后者大为光火。令皇帝更加愤怒的是，有小部队一时下落不明，刘藻不加核实直接就报称军官战死，损失大部分兵力。

　　结果不久后，这支部队军官和大部分士兵都安然返回大营，明显有未经激烈战斗便逃走的嫌疑。刘藻随之又以一份细节错乱、经不起推敲的汇报向上解释，使得皇帝对他的信任尽失，决定换人主政。

　　乾隆虽然喜好刘藻式的文官，但并没有对他处理军务的无能感到意外，在谕旨中强调他是书生，错误多很正常，身为带兵大员的云南提督应当分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因此，先是将刘藻降为湖北巡抚，等到发掘出他越来越多的失误后则改为革职，并要求他一面赔偿因胡乱调兵造成的公费损失，一面继续在云南帮忙处理军政事务。除此之外，再没有提出任何将他从重治罪的措施。

　　只是刘藻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也许他认为即便乾隆一时没有严厉处罚，也难保以后不会再心血来潮将其狠狠整治。当初征讨金川的两大重臣就因为战事不利，下场或斩首或赐死。

　　因此，刘藻选择提前自我了断。

　　皇帝认为刘藻明明应该痛定思痛继续效命才对，怎能自杀逃避。忍无可忍之下，乾隆严令刘藻家乡的地方官监督其后事办理，只能按照普通人规格下葬，墓碑上决不允许刻写他一生的事迹。

　　于是，这位以文才和“谏言”走红的书生总督就此黯然告别历史舞台。

　　除了将规模不大的边境反击战打成一团糟外，本阶段最荒唐的事情是清方从朝廷到封疆大吏对敌情的混沌认知。

　　他们并非对一无所知，而是出于盲目的自大心理，没有去深入整合已有情报和搜集新情报。东吁王朝败亡、内战对边境的扰动、雍籍牙家族崛起称王，乃至缅方直接派人来境内索贡的明确信息都已呈上堂前，朝野上下大多数人仍旧一厢情愿将战事当成是因内讧而管束不力，使得匪类骚扰殃及大清边疆的治安战。

　　02

　　二战：老牌能吏晚节不

　　正是这种敌情研究的颟顸使得朝廷继续在误判形势的基础上决策，于是还没有对敌人军事能力引起警惕的乾隆又派了缺乏军旅经验的杨应琚前往云南收拾局面。

　　如果真的是对付游兵散勇般的土匪，杨应琚可能比刘藻更胜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优秀称职的官员，家风熏陶下的他年轻时便负有“能吏”的盛名。与刘藻主要靠文笔和作秀取悦皇帝不同，杨应琚历任多地封疆大员，虽然没有指挥过战事，但是将筹办后勤、兴修水利、组织屯田等政事处理的井井有条。

　　杨应琚的开局非常幸运，1766年4月他到任后，由于受到规模越来越大的清军反击以及疫病的影响，缅兵逐渐撤离边境。可怜的前任总督本来只需坚持一段时间就能看到希望，现在功劳全拱手让给了继任者。

　　杨应琚同样没有深入研究战局的来龙去脉，不知道这是新政权的主动作为，只是安排了追击之类的收尾工作便坐享其成，沾沾自喜的新总督此时绝对不会预见到他将成为新的悲剧主角。

　　杨应琚来到云南时已经年届古稀、官至一品，按理无需再采取新的对外行动来邀功，但实在架不住大好的形势自己送上门。木邦、蛮暮等缅北土司纷纷前来寻求内附，他们认为这次清缅冲突是一个脱离苦海的契机。与其长期忍受精力旺盛的缅王压榨，不如选择一个会对他们实施佛系统治的皇帝。

　　边防将领和属下文官都向总督建言，可以趁势向这些地区进兵，将之并入版图。众人游说之下，刚刚受皇帝重赏的杨应琚开始动摇了，决定上报并筹划进兵事宜。

　　1766年10月，杨应琚派人前往搜集了一些情报，并绘制了地图一并呈给乾隆查看。单从他的汇报情况来看，又是粗糙概略的碎片信息，地图也不够准确、明晰，其中对于政局的关键结论直接误导了清廷的决策。

　　该份情报称，虽然幅员辽阔，但雍籍牙家族不得人心，势力范围分崩离析，缅人也很畏惧天朝的兵威。很有可能清人仅仅是了解到缅北诸邦的分离态势便想当然的以为整个面临解体。没做进一步查探与分析的天朝决策头脑们哪里知晓，核心地区不但相当稳固，而且主力军正在暹罗势如破竹。

　　乾隆原本有所疑虑，毕竟距离比较遥远，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此，他一开始交代杨应琚尽量审慎办理。在得到“实力衰落”的消息后，皇帝也有了信心。况且，杨应琚没有提出太过激进的方案，只是先派兵进驻缅北重要土司地区再视情形而定。

　　受差劲的情报能力影响，杨应琚先期仅派遣几百名绿营将兵前往蛮暮土司辖地纳降，而另一重镇木邦则干脆没派兵去，只是形式上接受了当地土司的内附请求，并安排三千多名绿营兵在内地靠近木邦的区域驻扎。

　　清军的行动在北部引发了连锁反应，更多的土司加入了投诚内附的队伍，通往腹地的门户登时大开。在尽量不影响进攻阿瑜陀耶的前提下，缅王急忙从各处抽调出约三万人的军队分道向清兵在蛮暮土司区域的驻防地八莫开进，同时警示上一阶段攻势中退至老官屯驻守的万余缅兵加强防御。

　　杨应琚可能是完全沉浸在了建立功勋的美梦中，也有可能是感染疫病后病情发展较快，根本忘记了此时应该做的是查探缅兵动向，以及大举集结援军出境。两个月过去了，缅军厚集了数万人前来反击，懵懵懂懂的能吏总督却只向八莫的清军派去了几百人的增援，那迎接他们的定然是惨败了。

　　随后，缅军果然以压倒性的优势击溃八莫的清军，同时成功占据木邦。新附地区丢了不算可惜，但敌人大军就压在边关外，下一步的意图不明，总督当然坐如针毡，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调兵上前。

　　1766年12月至1767年3月底，杨应琚总共调动了达两万多人的兵力，但是无济于事。已经被疫病折磨得浑浑噩噩的能吏总督步了前任的后尘，兵力调动完全陷入无序状态：前线实到兵数与调遣命令常常严重不符，而且总是朝令夕改，需要部队前进还是停止、后撤根本拿捏不准，造成前方人员在反反复复、无所适从的行军中虚耗战力。

　　缅军虽然存在大量强征土司士兵立场不稳的弱点，主将也因感染疫病而临阵更换，但是整体作战得力。缅王的意图能得到主将的贯彻，而主将亦清楚己方的优势与局限，处处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孤立的清军分部。

　　如果面临清军大军集结，缅兵便很少硬战，于主动撤离后再次寻找清军分散的战机，并且不止一次利用虚虚实实的和谈来巩固自己的优势。清军方面则在总督胡乱调派下受制于敌，当初积极建议开疆拓土的军官们大多表现差劲，能做的远不如自己放的大话。

　　缅军除了夺回内附土司地区外，甚至趁机攻入了云南境内，给清军后方造成了极大的扰动，且在劫掠境内土司的行动中收获丰厚。

　　眼看着杨应琚指挥不好战事还落得重病在床，乾隆被迫调来外省总督与提督收拾局面。然而，新来的两位大员也不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雄才，一番操作后又在木邦吃了大败，且同样被缅兵攻进境内土司辖地劫掠。

　　前线吹着动辄杀伤数千缅兵的大捷，掩盖不了对方一直保持数万兵力在沿线分布，并且攻进境内和后方的事实。乾隆盛怒之下将杨应琚赐死，两名高级将领斩首，另有九名云南文武官员定了死缓。

　　官方统计从刘藻动兵到杨应琚失败时止，清军至少阵亡1800多人，生病死亡的也超过1800人，存营伤兵病员超过6000人。

　　03

　　三站：首席战将折戟蛮荒

　　看着云南官府的无能表现,乾隆终于拿出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边境的局势。其实已经夺走北方重要土司地区，加上此时暹罗战场仍有一定牵制，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向大清的土司辖地发动大规模战争。

　　然而乾隆无法接受以如此败局收场，无论是境内遭到攻掠还是刚刚归顺的土地得而复失，于情理于天朝颜面都不可能善罢甘休。

　　1767年3月，皇帝将明瑞从西域调往云南，由他接任云贵总督筹办进攻的战事。

　　明瑞是一等公爵之子，出身起点高，年纪轻轻便能担任要职。他并非是纯靠父辈荫庇的无能之辈，全程参与了清廷对准部、回部的战争，立下许多战功。

　　1764年，平定西域的核心领军人物兆惠死后，当时的首席战将可以说非明瑞莫属了，而明瑞在的表现也完全当得起这个赞誉。当然，清廷对他的资源支持也是强力的，不但从四川、贵州挑选绿营兵，还从京师健锐营、火器营抽取精兵前往支援，加上云南本省能调用的部队，凑足了不少于2.5万人的队伍，并且将数百万两白银、8万多匹驮畜、9万石粮食紧凑地向前方输送。

　　1767年6、7月间，明瑞抵达云南，在他的督办之下，云南官府才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坐在北京深宫中没有可靠情报渠道的乾隆与军机大臣终于明白，他们一开始就卷入了与缅人新王朝的战争，而不是主动接收缅北地区土司之后引起的。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是，缅人居然同时在暹罗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因此，清廷的目的就不再局限于夺取新附土司的地盘，而是直接向都城阿瓦进兵。

　　1767年11月15日，清军兵分两路，明瑞一路约1.7万人作为主力由宛顶出云南，沿木邦土司地区向阿瓦推进;另一路由额勒景额领8000余人向老官屯出发，打算沿江而下与明瑞会师阿瓦。

　　明瑞的前进道路位于东北部的掸邦高原，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地形起伏大，道路少。不过，清军已经于云南境内便攀上了极高的地势，跋涉过了最为险峻破碎的地形。

　　掸邦高原中部自东北往西南方向分布有较为开阔平整的地区，也是近代滇缅公路所通行的区域。即便在清代还远未开发出来的状况下，仍不失为一条合适的进军通道。高原九成的降雨量集中在6-10月，11月-2月雨量减少，而且天气凉爽。

　　明瑞选在11月进兵既是为了避开高温气候时肆虐的疫病，也减轻了暴晒与暴雨对军队的轮番摧折。

　　于1767年4月便攻破阿瑜陀耶，可以腾出手迎接清军的进攻。缅王抽走暹罗战场的绝大部分兵力，组织了三路人马去迎击。

　　缅将摩诃悉都率领3万人向明瑞开进，摩诃梯诃都罗率领两万人绕去清军后方，执行袭击、毁粮任务。另有奈谬悉都带领1万多人去切断额勒景额一路清军的后方。

　　明瑞与主力大军发现沿途的村寨已因连续的战争与缅人的坚壁清野沦为废墟，人烟断绝。清军在木邦境内没有遇到抵抗，明瑞便留下4000多人驻守此地，主力继续向前出发。

　　直到1768年1月份，也就是明瑞领兵从云南出发的一个多月后，清军才遇到几次小规模的袭扰，并轻松解决。此时清军已经非常深入敌境，缅将摩诃悉都可能认为对手开始疲乏，而且前两年清军的拙劣表现还历历在目，便计划遣出更多人马主动出击。

　　结果明瑞领衔的军队与之前的清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缅军在蛮结遭遇惨败，损失数千人。摩诃悉都不敢再大胆采取正面行动，而是转为保持距离监视和尾随清军。

　　1768年2月，明瑞一路长驱直入抵达宋赛、象孔地区，距离曼德勒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了。

　　然而，明瑞的势如破竹只不过是让他越来越接近失败。因为其他几路人马并没有他的指挥能力与精锐兵力，无法起到任何支援作用。

　　明瑞留在木邦驻守的4000多人又分兵1000多在沿途建立通信台站，兵力完全分散。大股缅军发动突袭，将这些驻点一一拔除，并击溃木邦的清军，使得明瑞军的后方彻底暴露，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从老官屯方向进攻的清军出关不久便病死了领兵大臣额勒景额，继任者额勒登额有一定的军事历练，也在平定西域时立过军功。但他实际上缺乏独自领军与强敌交战的能力和经验，面对缅军在老官屯的防御工事毫无办法，而且缅军不断派出零星部队袭扰他的后方，令其无所适从。

　　消极气馁的额勒登额选择了直接撤兵回云南境内，甚至将自己关在大营内，让全部精锐八旗兵护卫，而放少量绿营兵出去执行任务。

　　不管乾隆在发往前线的命令中痛责额勒登额多少次“该杀的”，敦促他速去支援明瑞都无济于事。明瑞孤军进至象孔后便迷失道路，因为这片区域的前方横亘着海拔千米以上的山脉。

　　虽然翻过山脉便是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平原及阿瓦城所在位置，但是在此时清军能利用的交通与地理信息条件下根本一筹莫展。通往山那边直达阿瓦的隘路仅有一条，是近代滇缅公路的延伸段。而清军没有发现这条要道，也不能再漫无目的地强行翻山。

　　当初为了轻装突袭，全军上下只备了两个月左右的粮草，马上要消耗殆尽。明瑞无奈领军折往西北方向的山区，因为听闻那里有一些土司的存粮，他打算获取补给后撤兵回境。而缅军既已掌握主动权，便增加了袭扰的次数与力度。

　　然而明瑞与其他同时期庸将的高下分别再次凸显，缅军的多次偷袭全被他领军击退，而缅人也很难找到可以将之围歼的机会。明瑞还率军突袭了一次缅军大营，缓解了围困的压力。

　　在撤军途中，明瑞坚持不抛弃伤病兵员，一直拖在队伍后方行走，并且由他带领官员、精锐侍卫殿后掩护。

　　1768年3月23日，清军抵达了距离云南边境很近的猛育，缅军也在周边聚集4-5万之众。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困，除去阵亡和伤病员后，只剩5000多可战之兵的清军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

　　不过，明瑞出色的指挥能力为大部分人带来了生机。缅军虽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清军，但缅将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绝不主动发起进攻。经过之前多次交手,缅将大概认为假如实在无法吃掉对方，那逼出国境也算功成。

　　明瑞没有坐以待毙，他派人探寻到一条可以突出包围圈的小路。于是，他在3月27日晚上安排前队、文员先后从大营潜出，自己仍旧在后方掩护。

　　黑夜之中，缅军因为不清楚清军的意图，所以没有马上进攻，只是保持距离开火，不过仍旧给清军造成了一定伤亡。清军在争渡一条深溪时互相踩踏，又在水中溺死不少人。天亮后，反应过来的缅军加紧了攻势，殿后的明瑞与另外几位大臣全部力战阵亡。

　　他们最后的努力没有白费，清军有大部分人成功突围回到云南境内。

　　大清首席将星就此陨落，阵亡时仅三十多岁。如果不出意外，他将会长期为皇帝贡献自己的军事才能。

　　乾隆唯有重处责任人才能平复悲痛，他将额勒登额和辅佐的提督谭五格正法于军营，额勒登额的父叔兄弟子侄辈统统拟斩立决，女眷削去旗籍，发配给伊犁驻防的厄鲁特兵为奴。

　　皇帝已然在心中烧起了复仇之火，但是目下他很难寻觅到明瑞这样不但能统帅孤军直入敌境建立战功，还能在危机中以寡敌众护住大部分兵力突围的将才了。

　　04

　　四战：厚恩国威铩羽而归

　　清军全部撤回云南后，缅王打算见好就收，放回了若干清军俘虏，请求和谈并重开贸易。然而，在乾隆眼中只要不是彻底称臣纳贡，都没有和解的必要。

　　然而缅王同样倨傲不驯，尤其是作为多次战局后的优势方，怎么可能轻易臣服，所以战争还会继续。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寄望于下一场大战后了结事端。

　　乾隆命令先期一直在后方辅助明瑞进攻的阿里衮继续办理粮草、调兵事宜，后者军事经验比较有限，乾隆又将伊犁将军阿桂调任云贵总督，以期更快进展。

　　阿桂年轻时因能力出众一度平步青云，但是运气极为不佳。他参与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时差点由于勾结张广泗与讷亲相争的罪名被皇帝处以极刑。乾隆最终考虑到他的父亲阿克敦兢兢业业为三朝皇帝工作一生，就只有这个独子，便将阿桂从牢中放回了家。毕竟是满洲重臣之子，阿桂在出狱一年后便重归仕途，后跟随清军参与了平定准部、回部的战争。

　　明瑞担任伊犁将军期间，阿桂一直作为副手辅佐，对驻防、屯田贡献颇大。但是，乌什叛乱中他与明瑞攻城数月不利双双被皇帝责罚。乾隆倒并没有因为过往的问题而弃用他，对他的能力依然很看重。他本来性格沉稳，经过多次吃亏后行事更加谨慎小心。皇帝派他前来督办进攻的战事，但他赴任后发现实际操作难度非常高。

　　他没有明瑞式的悍勇，对攻缅全局充满了疑虑。这种犹豫之情流露于向上的汇报文书中，进攻之事也没有加快推进。

　　因而他和其他持悲观论调的云南官员多次遭到皇帝痛加指责，甚至骂出“你们一直如此畏缩拖延的话，我另外派人来办理，看你们到时候脸皮还厚得起来么”之类的羞辱言辞。

　　在此期间，乾隆已经指令傅恒前往云南担任第四次攻缅的统帅之职。

　　傅恒的出征，代表皇帝对战事的重视度提到了足够高的级别，也暗示着他对其他办事大员的不信任程度。

　　傅恒是与乾隆感情最为深厚的皇后之弟，能力的确出众，但他的一路高升、获得的隆重赞誉自然与国戚身份脱不了干系。平定西域，他在后方无论是出谋划策还是主办调兵运粮事宜都令皇帝相当满意。

　　第一次大小金川之役，傅恒在前线没待多久就班师回京，顺便得封一等公爵及各种御赐物品。在身份加成的影响下，前面两任统帅的长久围困之力和名将岳钟琪的单骑招降之功都不能和他提的几点改进策略相匹敌。

　　1769年8月下旬，傅恒为了达到快速进兵的效果，不顾炎热的气温和疫病盛行期，强行分兵两路向进攻。他本人统帅西路军，先后兵不血刃地收服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孟拱、孟养土司势力。他本意是想沿此条线路向南往雍籍牙王室发源地木梳前进，再与东路军汇合夹击缅都阿瓦。

　　很可惜，他的计划完全失败，虽然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获取了粮草和车船支援，但是军营中疫病开始肆虐，甚至有一支分遣部队连官员带士兵病死了五百多人，士气被严重动摇。

　　如果继续按原计划执行，他们将很难及时与西路军汇合。傅恒非常焦急，所以经常甩开大部队而轻装简从地赶路，折往西路军方向前进。至此，不但没有了奇袭效果，连兵力都已经不足。

　　阿桂统帅西路军的进展也很缓慢，因为他先后筹办了造船、铸炮的事宜。加之他性格谨慎，一路军行小心翼翼。他的西路军每天先由数百名精锐前哨探路，其后一定距离内又跟着一百多人作为衔接引导，最后才是主力部队。

　　每到傍晚扎营之时，他就派出分遣部队在距大营2-3里范围内的重要地点设立埋伏哨。西路军与缅军发生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水陆战斗，袭扰的缅军一路败退回老官屯，与该地的大部队集结并巩固防御工事。

　　1769年11月17日，在路上折腾了快三个月的清军终于接近了缅军布防的重地老官屯，这里是两国贸易的重要地点，顺江而下能直抵阿瓦。然而，他们早就饱受瘟疫和疲累，士气难以振奋。

　　当初是3万多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现在却仅有1.6万人成功集结到了前线，而他们将要强攻不少于3万缅兵驻守的老官屯。缅军建立起了坚固的木寨工事，并且在船队的帮助下完全控制住了通往阿瓦方向的航道。

　　清军再也没有绕道进攻的兵力和时机，只能正面强攻老官屯的工事。

　　由于运输困难，清军仅准备了寥寥数门重炮，还得分配在陆地炮台和船只上，其他轻炮又很难对的木栅产生大的破坏。

　　因此，清军虽然每天从早到晚保持射击，但实际的火力密度和强度很弱，给了缅军不少选择避弹与修补工事的时间差。为了提振士气，傅恒与阿桂都冲在距离缅军工事50米左右的地方督战。清军无奈之下开始挖掘地道前进，希望通过炸药将缅军的木栅破坏。

　　然而，他们的火药本来就质量不高，加之受大雨的影响，以及江边的土壤湿度大等因素，根本毁不掉木栅。同时，因为老官屯水域沙洲多，水流也较急，清军的船队无法为进攻的陆地队伍提供有效支援。

　　截至1769年12月初，清军寸步难进，伤亡不断增大，疫病依旧如影随形，包括副帅之一阿里衮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将领已经病故，统帅傅恒也卧病在床。此时统筹全军的只剩下阿桂了，他心急如焚，生怕大军崩溃。

　　现在进攻乏力，退又不敢退，一是没有皇帝明旨，二是怕撤退变成溃退，被缅军抓住机会围歼。万幸的是，缅军率先做出了和谈的表示。缅将摩诃梯诃都罗顶住压力，勉强说服了其他将领，主动向清军大营提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建议。

　　傅恒和阿桂没有细究对方的提议，私自决定议和，毕竟现在能保持全身而退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的运气不错，就在这几天内，皇帝主动提出撤兵的谕旨也抵达前线大营，他们才终于能彻底松下一口气。

　　清缅两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完全称得上是草草收场，因为主要靠双方前线统帅临时私下勾兑在先，所以根本没有对和约进行讨价还价和细致推敲，落得一纸空文而已。

　　缅王将摩诃梯诃都罗等人重罚，乾隆皇帝亦一直对阿桂紧紧逼迫和斥责。

　　从明瑞出兵到傅恒退兵这个阶段，清军又至少阵亡了3000人，病故数量更是高达4800多人，连傅恒都在回师不久后死去。整个清缅战争，清方征调的马骡等驮畜死亡率则是恐怖的98%。

　　而根据土司的情报，缅军在老官屯的阵亡不超过2000，因病死亡的数量也远远不及清军。复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大清最后却寸土未得，如果不是因金川战争转移注意力，以及又陷进暹罗战场，难保不会再大打出手。

　　05

　　这场战争暴露出了清朝从政治到军事方面的诸多弊端，整体封闭的对外环境与交流渠道，使得清廷上上下下情报混乱，不成体系。

　　乾隆及军机大臣们对一开始便透露出轻蔑，先是导致刘藻、杨应琚这两次用人失误，然后明瑞、傅恒阶段虽重视度上升，但是在细节上还是漏洞百出，对敌我双方综合力量的比较、环境条件等等根本没有清晰的认知。这迫使军队总是在被动应敌，哪怕是攻入敌境的阶段，亦常常因情报滞后或不准确而失败。

　　清军装备落后、士气低下，即便是八旗，训练、武备水平实际与绿营大体是同质化的，军事效能上不会有很高的区分度。作战体系受皇帝疯狂重视骑射的影响，只在特定战场才有大力发挥余地，在东南亚湿热的林地、山地难以见效。

　　缅王虽然直属的精兵不多，训练度也低，但是装备了不少从英国人手中获取的燧发枪，威力与效率都在清军的主力鸟枪之上。缅王甚至还握有一些法籍炮兵相助，在他们的直接参与或指导下，缅军的西洋火炮也发挥了不错的效果。

　　这些精锐配以数量庞大的诸侯、土司炮灰部队，凭借着地利与工事，完全能让低效的大清军队损失惨重，毫无建树。

　　不过，哪怕惨痛的失利一时震动了乾隆与军机大臣们，也无法在他们心中激发更大的改革意图。大清将继续维持并驱动着这架效能低下的军政机器走向金川战场，再次收获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