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由本博编摘自网络

　　1841年1月20日，钦差大臣琦善向英军求和，并私下议定条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此事传到京城，震动朝野。道光皇帝大怒，以琦善私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下令将其锁拿解京问罪，与此同时，查抄琦善在北京西城定阜大街的“一等侯”宅。当查抄的消息传到琦善宅第时家人已乱成了一锅粥。

　　皇帝的心腹，官场的宠儿

　　谁也不会想到琦善会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在此之前，他曾承袭祖上的一等奉义侯，宅邸正是祖上的三等奉义公府。琦善一身兼具满洲正黄旗与奉义侯双重身份，在官场上可谓青云直上。二十五岁，他被任命为正三品的河南按察使。在官场上，同僚下属要恭敬地称呼他为“大人”。嘉庆皇帝非常器重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琦善在官场上也相当有魄力。在担任河南按察使期间，琦善连续将两任上司河南巡抚弹劾罢官。那一年，他还不到而立之年。

　　三十岁时，他已升任从二品的山东巡抚，成为一代封疆大吏。道光五年，道光皇帝称赞琦善既聪明能干又任劳任怨，升他为两江总督兼漕运总督。琦善一人身兼两大总督，可谓风光无限，官途盛隆，更体现了道光皇帝对他的极度宠信。两江总督掌控着清朝的经济命脉，漕运总督掌控着清朝统治者的粮食命脉。对于琦善，这两大总督兼具一身，油水极高。在此期间，琦善在北京的“一等侯”宅第设立银库，金银珍宝充满银库。

　　琦善的仕途并未封顶。四十二岁，他又调任权力最重的直隶总督，四十九岁拜文渊阁大学士。二十七岁，琦善被同僚下属称为“大人”，四十九岁，他被同僚称为“中堂”。这一称呼最为官场中官员所欣赏。

　　从二十七岁到五十一岁的二十四年间，琦善在官场上不仅一帆风顺，还步步高升。但五十一岁时，琦善的仕途出现了巨大的波折。这一年，五十一岁的琦善接到道光帝的圣旨，让其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与发起鸦片战争的英军交涉谈判。琦善到达广州后，竟然撤除了虎门等处的防御措施，以示“绝无猜疑”，致使广州门户洞开。他的妥协让步给英军以机会，造成清军军事上的失利，外交上的被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琦善又与英军私下订立条约，割让香港，赔偿巨款。朝野为之震动。道光帝下令将其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往军台。

　　琦善在鸦片战争中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配军台。后又有人告发其收受英人贿赂。道光帝下令彻查，发现确无此事。琦善在战争中也未有传说的卖国动机与行为。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作为主和派的琦善与作为主战派的林则徐二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都被发配流放，这种情况在中外尚属罕见。琦善后来获得赦免，几经官场沉浮，任热河都统、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咸丰二年(1852)任钦差大臣组建江北大营围攻太平军。1854年，病死于扬州。

　　对于签订穿鼻条约的琦善来说，琦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琦善(1786年-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曾任直隶总督。1840年，英舰北犯大沽，他奉命与义律谈判，旋任钦差大臣抵广州，主张对英妥协，后被革职。1853年再任钦差大臣，建立江北大营对抗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年)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历史学家陶元珍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

　　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1841年，当英军到达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外务，在经过调查确信打不过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但清政府不同意。一年后，清政府在炮火下签订了《南京条约》。对比《南京条约》和《穿鼻条约》我们看到琦善的外交胜利。前者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割让香港，但保留在香港的关税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后者赔款六百万。二者虽同样丧权辱国，但论得失，后者较好。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不平等条约签订，时人总要找个替罪羊，总要找个借口，此时琦善正好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是个不二人选。时人还说他接受洋人大量的金银贿赂，可后面清流们也进行的调查，均无证据和口实，只是猜测而已。最主要的是皇帝本人的态度，当时为闭众人口，把琦善革职查办，甚至抄家，不过后来过了风口，又把他起用，不得不说当时处理琦善只是在替背黑锅。

　　琦善这个人其实有本领、能干事，但生在了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当了一个弱国的官，在一个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年代，他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又改变什么，只能在一个受控的环境里，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所以说他和李鸿章一样，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给予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