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作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首先要了解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加上美国也是国际上从来都是讲道理国家，从清廷的梁诚到民国的顾维钧，其才能得以发挥是有必要条件的。试想，如果碰上的是日本、俄国之类的不讲道理的国家，即使有李鸿章的这样的才能也无计无事。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 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便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1881年，梁诚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尚未毕业就被召回国。起初在总理衙门做事，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任满回国后，曾两次跟随我国特使，先后赴英国和美国，表现了爱国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博得赞誉。

　　第一部分：主要经历

　　1903年至1908年间，梁诚曾以三品卿衔资格，担任晚清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并代表清政府出访美洲多个国家。他曾为中国争回部分“庚子赔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 并把多余款项用于教育，根据清华大学校史馆的记载，梁诚还在清华大学的建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协助张之洞从美国手中争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1912年2月5日，响应陆征祥的呼吁，联合驻英公使刘玉麟奏请速颁诏旨决定共和。

　　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便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幼童团，曾在安多佛菲利普斯学院就读。1881年在安多佛毕业后，梁诚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被召回国。曾两次跟随中国特使，先后赴英国和美国。

　　1903年至1908年初，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无数华人遇难，他即电驰海内外募款助赈，并率属捐俸，亲临该埠处理后事。1904至1905年间，他曾敦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减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赔款。照条约清政府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得到美国国会和老罗斯福总统赞同后，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后被用作建立清华大学。同年奏请朝廷宣示进行立宪改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16日袁世凯组阁。1912年1月11日梁诚被免驻德公使回国，定居香港。1912年3月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经友人唐绍仪、周自齐等力邀，梁诚终未到民国政府任事。1917年病逝。

　　第二部分：外交生涯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是中国的名校之一，也是中国系统化留美教育的发源地。但很少有人会将它与一个名叫梁诚的广东人联系在一起，更鲜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清华大学就不可能存在。他就是广东籍晚清外交官——梁诚。梁诚，原名丕旭，广东番禺县(今广州海珠区)人。梁诚1864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他自小好学上进。1875年9月，未满12岁的梁诚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赴美。但好景不长，1881年，清政府突然下诏撤回留美学生，梁诚不得已回国。此后，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自此踏上了晚清外交舞台。1886年，梁诚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1903年起担任驻美公使，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他与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的因缘。

　　1900年，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开战，结果北京失陷，紫禁城被占。1901年9月，清政府与参战的11个列强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支付战争赔款白银4.5亿两，这就是庚子赔款。

　　一、交涉赔款

　　庚子赔款无疑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在1905年，一个转机出现了，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本国原索赔额度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所余1200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梁诚闻讯后，他立即抓住机会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多次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交涉，提出：“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则答曰：“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表示了对梁诚倡议的支持。次日，海约翰便让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得到海约翰的首肯后，梁诚遂电告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

　　事已至此，似乎退还赔款已经顺理成章，可怎料风云突变，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和广东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也同时爆发了排华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使得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美方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讨论退还赔款事宜。

　　二、据理力争

　　梁诚则顶住压力，决定用事实说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频繁地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各种档案，从资料中他证实了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所提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由此推算出赔款数目确实是虚高的。他还多次走访参与赔款的美国当事官员，查出中国实际应赔付给美国的只有200多万美元。

　　梁诚在美多年，深知美国政治运行模式，因此，他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频频招待记者，四处奔走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退款要求，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施压。梁诚还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绕过顽固的国务卿鲁特，找到与他关系较好的新任内务部大臣和工商部大臣向老罗斯福陈述重核美国损失的必要。梁诚甚至还通过私人关系直接向老罗斯福施压，在安多弗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曾告诉聚会的校友们他与罗斯福之间的一段交情：“当时我跟(老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力普埃克塞特学校，而使安多弗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在多方压力下，老罗斯福终于让步，当年5月2日，他正式通知梁诚同意重新对美国的庚子赔款数目进行核实，退款数目最终定为1000多万美元。

　　三、庚款兴学

　　梁诚本人曾为留美幼童，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1903年他出任美国公使之时，同行学生就有26人。同年，他还选送了7人到阿姆赫斯特读预科。此后，梁诚多次出席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大会，向中国留学生讲述他早年在美国的留学经历。这些经历无疑在他心里种下了兴办教育的种子。

　　早在1905年4月梁诚与即将赴中国的驻华大使柔克义商讨退款数额时，柔克义就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提出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退款，当时梁诚虽回答说，中国不可预先对外宣布如何处理内政，但他已意识到美国有意干涉的意向。出于中国可能会失去对这笔钱的掌控，梁诚建议外务部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办学堂、派遣留学生。

　　梁诚本人作为“留美幼童”的一员和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见证人，他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大趋势。从1895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引发了国人深深的思考。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至此，出国留学成为很多中国青年救国图存的一条重要途径，赴日留学人数激增，从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总数竟超过了2.2万人。

　　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梁诚在致外务部函中所言：“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美国)欢迎。”果不其然，梁诚的这一提议迅速被美国政界所接受，老罗斯福和驻华大使柔克义更成为用退款兴学的全力支持者。中美双方很快达成协定，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中国每年将派送100名学生，到第四年时，中国将有4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会派送50名学生。用退款兴学的目标得以实现。

　　四、资建清华

　　1905年，中美关系一度陷於低谷，美国政府也把该要求束之高阁。但梁诚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美方正式照会，声明美国总统答应将谈论退还庚款余额一事。1908年12月28日，老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将多余庚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款数共计1196万美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庚款兴学”，梁诚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选派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于1909年10月在北京西郊设立游美肄业馆，并定咸丰时期的“清华园”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学校的建设费用几乎全部来自梁诚努力争取而来的庚款退款。游美肄业馆创立之后，留美教育逐渐系统化。1911年2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科，每科学制为四年。次年，清华学堂改由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不再参与，留学色彩更趋浓厚，学堂本身则直接听命于美国驻华使馆，由美国对董事会及校务进行控制。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

　　梁诚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为清华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从而使系统化、大规模的留学教育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第三部分：对休育的贡献

　　1875年，梁诚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幼童团，就读于麻省安度华学校，是留美学童中最著名的棒球手。

　　求学期间的梁诚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棒球比赛，如1881年间，曾参与对额士达(EXETER)争夺锦标一级，他凭其个人技术优势，得获大捷，数十年后仍为当地人士所津津乐道。梁诚奉召回国后，历任翻译、参赞等职。

　　1902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古巴、秘鲁大使，1903年抵美接任伍廷芳任驻美公使。当梁诚上任驻美公使不久，恰逢他的母校举行建校125周年纪念活动，他被邀请为贵宾，“其肖像至今仍挂在该校之图书馆壁上”。当时的美国总统有一次曾问梁诚说，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有一位“获得好评、蜚声校际的棒球好手究为何人”?梁诚回答“就是我”。从此以后，梁诚在美国“对于交涉事项，一帆风顺，而白宫政员无不刮目相看”。所以1903年至1908年初，梁诚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他不负国家重托，经过反复交涉，争回我国庚子赔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开办了清华大学;争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益等。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体育为外交服务的最早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