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如果当初道光选择了奕訢继承皇位，那么满清的历史一定是另外一种写法。也不可能有以后清庭的一系列自作蘖，可能会有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以后随势进入现代社会。但在历史的绝择关头，大A却总是走最坏的那条道路，真正无可奈何的宿命。以下摘自网络

　　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奕訢自幼与咸丰帝奕詝一同成长，深受道光帝宠爱。道光帝死后，根据其遗诏被封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时废时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以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与之签订《北京条约》。次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授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长期为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后逐渐倦怠政事，终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获起用，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善后。此后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但暮气已深，无甚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逝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为“忠” ，后世称“恭忠亲王” 。有《萃锦吟》《乐道堂诗钞》等传世。

　　奕訢是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中枢的首脑人物，因精通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西人称之为“(清)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第一部分：人物平生

　　一、早年经历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时，爱新觉罗·奕訢出生。为道光帝第六子，与后来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属异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

　　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六岁时便入乾清宫上书房读书，与奕詝同往来，关系密切。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百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宿儒翁心存为师。不久后，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道光六年的榜眼)。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十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

　　二、兄弟构隙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帝属意奕訢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奕訢的补偿。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占尽优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奕訢之母静皇贵妃修墓，亲令皇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訢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随后，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咸丰帝。

　　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曾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给奕訢为府邸，命仍在内廷行走。八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奕訢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因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訢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此时，奕訢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訢请旨尊封皇太后，咸丰帝碍于抚育之恩，只得依奏，于七月初一晋封其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快快。康慈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她“不系宣宗谥，不拊庙”，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訢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令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以示惩罚。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奕訢复起，被补授为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三、临危受命

　　时值清朝内忧外患，纷至迭起，危机四伏之际。对内，太平天国起义未灭，江南难定;对外，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訢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敌对清朝的威胁。但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奕訢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爱新觉罗·耆英去天津参与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奕訢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伍弥特·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在朝廷主战派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此时，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的状况，使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与英法方面关于放还巴夏礼、罢兵和谈等事进行了艰苦的交涉。 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奕訢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奕訢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四、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訢认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国，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指太平天国)”，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他愈发坚定了先镇压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指捻军)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他就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在这份奏折里，奕訢虽然看到了列强窥伺所导致的危险，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镇压各路反清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一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訢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奕訢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湘军首领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訢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

　　在《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奕訢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奕訢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成为了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訢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朝的军事实力，尽快镇压各地起义。他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奕訢于向咸丰帝提出购置法国枪炮，“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雇佣外籍工匠，在上海制造，用以剿灭太平天国。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创立了安庆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应运而生。

　　五、亲王议政

　　辛酉政变

　　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大部分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訢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等人，对列强的疑惧未解，对奕訢鄙夷不屑，将其内外政策搁置不理。而咸丰帝与奕訢的隔阂历经风浪，始终未能消除。和议达成后，奕訢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咸丰帝却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 兄弟间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列强赞成和支持奕訢一派夺权。

　　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咸丰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訢，“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55] 奕訢于八月初七日兼程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和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把只有中官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奕訢总揽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7]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总的来说，奕訢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他以显赫的权势，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各地起义。与此同时，奕訢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爱新觉罗·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 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奕訢对外态度中的矛盾。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当同治三年(1864年)初，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时，他便与英国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干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訢极为恼火，上奏请求福建、广东不许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可见其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奕訢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奕訢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訢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奕訢在奏请购买欧洲军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訢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七、几度起落

　　奕訢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訢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

　　但是，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却主张削弱地方势力，这就引起了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导致清廷中乌齐格里·倭仁等顽固派不满。这时，由于奕訢的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也对他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訢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訢，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訢当然是不满的。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虽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首先发难，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日后两宫太后就以同治帝名义颁诏，以其目无君上，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 ，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责奕訢：“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经过两宫太后干预，同治帝赏还亲王世袭罔替。十二月，同治帝驾崩，奕訢与慈禧太后等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訢先是倚重文祥。文祥于光绪二年(1876年)逝世后，改由深受奕訢信任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主持日常事务。当代学者姜鸣认为“在1880年前”，奕訢“只是把把关”。

　　光绪七年(1881年)除夕，沈桂芬去世。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八、甲申易枢

　　光绪十年(1884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颜扎·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该年系甲申年，这一事件又称“甲申易枢”。朝廷在罢斥奕訢等人的上谕中称：“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此外，被停赏亲王双俸。此后，奕訢家居养疾，常于京西的古刹戒台寺“养疾避难”。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朝廷赏还奕訢亲王双俸。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奕訢在恭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

　　九、新旧之间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屡招败绩。清朝统治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在此情况下，“想借重其(奕訢)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的慈禧太后于八月起用奕訢为“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訢年老多病，并无实权。由于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奕訢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訢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奕訢会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訢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为由，赞成换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奕訢因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被赏赐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訢再度被授为宗人府宗令。此时，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二月间，奕訢“痰喘频作”，闰三月，奕訢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视，奕訢虽气息奄奄，仍“殷殷以国事为忧”(见“轶事典故-恭王遗言”) 。至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奕訢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与慈禧太后再临祭奠，赐陀罗经被，并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库雅拉·启秀办理丧事。奕訢逝世隔日，懿旨赐谥号“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与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得单谥“忠” )，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位列东庑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之次，超勇襄亲王博尔济吉特·策棱之上)。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第二部分：主要影响

　　奕訢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主政期间，他罗致了文祥、宝鋆、沈桂芬等内膺重任，作为其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他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外膺封疆，并支持这些地方督抚兴办洋务运动，开办中国近代早期的军事工业;在外交上，奕訢主张维持与欧美列强的和平，建议借师助剿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其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常设机构，也开启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程。其任职中枢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以及西北回民起义，促成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奕訢本人也获得“贤王”美称。

　　第三部分：历史评价

　　一、中国

　　平天国之乱平定后，以同治帝名义发表的上谕对其功绩肯定道：“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在私下说：“我在上海曾见过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则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 他还在咸丰十年(1860年)回复曾国荃的书信中说：“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

　　与奕訢同时代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记载了自己对奕訢的印象：“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叙谈颇久，人甚明亮。”并高度评价道：“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

　　王闿运在所撰《祺祥故事》中认为：“恭王、孝钦(指慈禧太后)皆有过人之敏智，而俱为财累。”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载：“光绪初，恭王奕訢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无敢僭越。”

　　奕訢死后，光绪帝在上谕中予以高度评价：

　　朕叔恭亲王，天赋聪明，宅心忠正。……凡军国重事，无一不尽心规画，上协圣谟。中闲养疴数年，又复起膺重寄。夙夜匪懈，始终不渝。……朕惟近支尊长中，王年德最劭，勋业最隆。失此股肱，曷深震悼。

　　溯当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秋狝木茧。恭亲王奕訢，留京办事，中外乂安。迨同治初元，垂帘听政，恭亲王首膺重寄。入赞枢机，荐拔贤才，肃清区宇。数十年来，蹇蹇匪躬，恪勤罔懈。王之功绩，薄海咸知。王之悃诚，祖宗昭鉴。

　　近年以来，军国重事，实赖王竭诚匡弼，悉协机宜。一旦失兹柱石，中外臣工，谅亦同深感悼。尔诸臣等，当以恭忠亲王为法，各摅忠悃，共济时艰，以竟贤王劢相国家之志。

　　慈禧太后在奕訢死后亦降懿旨道：“恭亲王奕訢，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闲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

　　许指严《十叶野闻》：“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称：“清同治间恭王长军机最久，畺吏中以左文襄最负时望……。”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称赞奕訢“真心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二、外国

　　在奕訢留守北京，与英、法、俄谈判后，西方人就开始对他产生兴趣。如同治四年(1866年)法国《环球画报》记者弗尔努瓦(H.Vernoy)便说奕訢“年富力强而且精明睿智”，并认为：“虽然年纪不大，恭亲王却已成了清朝立宪派的首脑。”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认为他“处事决断、态度开明，并且有着相当开放的思维，因而被公认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领袖”。

　　美国记者、作家约翰·拉塞尔·杨恩(杨约翰)曾跟随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访问中国，并见到奕訢。他后来回忆道：“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的国王李熙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与臣下的对话中批评奕訢道：“恭亲王为天子叔，不以为国，招入外敌，乱其国家，其人之不善可知也。”

　　奕訢死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曾在清海关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作家马士提到：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说：“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