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

----太史公在两千多年前，写出如此深刻思想的文章，真是“绝唱”。

----透出”人性“，不敢说”光辉“。

----老子的“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不现实的。

----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然也。这里的“财“，可以理解为一切有益之事；”死“：为之去努力。

----范蠡有大智慧。

----《货殖列传》的确写透了社会与人性。老子的思想亦不敢苟同，现实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组成的，太史公用人性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了统治阶级引导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种认识，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评价。
《货殖列传》是真正的社会学的鼻祖！对后世之人（所有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无出其右。

附：原文（节选）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輓：通“挽”，挽救。挽救近世风气衰颓。涂：涂抹，堵塞），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chuhua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户说：按户劝说。眇 (miao)论：微妙的道理），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 gu：楮树，树皮可以造纸）、纑（lu：山中野麻，可以织布。）、旄（mao：牦牛尾，可以做旗杆上的装饰品）、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旃：同“毡”，旃裘，用毛织物制成的衣服）、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大概，大略）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同“耶”）？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xilu，盐碱地)，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调节物价出纳货币）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编入户口册）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斗：打仗。修备：做好准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丰收）；水，毁（歉收）；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ｔｉàｏ），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滞留、停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为鸱夷（chī yí皮制的口袋，也用来盛酒）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随时逐利）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经营产业）者，能择人而任时（把握时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远房同姓的兄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增长，增利，指发展）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不贪一时之利、讲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卻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攻剽：抢劫财物。椎埋：杀人埋尸），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xiē 打击，弹奏）鸣琴，揄（ｙú，拉，引，提起）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同“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装模作样）相矜（争相夸耀），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过度劳神）极能，为重糈（xu粮食）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陷入）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争夺财物）矣。

赏析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