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黑鹰光伏

在光伏领域，刘永行正在下一盘大旗。

这位74岁的企业家，依然每日五六点起床，依然全国到处飞，依然奔赴生产一线。

在他看来，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机会无处不在。

“机会失去没有关系，下次有的是机会，人生有的是机会，年轻人有的是机会，现在我这个年龄机会还很多。”

不声张、不宣传，几乎是悄无声息落下重笔。

不上市，基本不融资，不依赖银行和资本市场，在刘永行看来任何资本游戏都是极其危险的，他只相信自己的钱。

企业成立四十年，东方希望建立起“六谷丰登”的大循环产业；而新的四十年，东方希望瞄定“碳中和”，“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就沿着工业硅、多晶硅，沿着它的产业配套往下游走，争取把它连起来。”

过去几年，东方希望与新特、协鑫、通威、大全等企业在光伏多晶硅环节形成“五虎争霸”格局，而未来，刘永行瞄准“垂直一体化”。

从2020年开始，东方希望先后在云南丽江、广西北海、河南三门峡、宁夏加码光伏项目，涉及硅料、硅片，组件等多个环节。

进入2021年的夏天，这家企业继续加码光伏的重磅消息再次传出；而到了2022年3月18日，宁夏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这其中，就包括东方希望砸下1500亿元的新能源材料项目。

该项目一期规划年产12.5万吨多晶硅、14.5万吨工业硅、10GW单晶、10GW切片、10GW电池、25GW组件等。最终将建成年产高达40万吨高纯晶硅、49万吨工业硅的产能。

最新的消息是，4月18日，东方希望36GW光伏玻璃项目落地广西北海。

由于东方希望没有上市，外界无以知晓此前其宣布的各种投资项目的具体进度。人们也不免质疑：那么多的项目，那么大的投资，钱从哪来，这是不是在赌？

对此，四年前刘永行曾说过：“我只花10%的精力去赌”。他更喜欢“搏”：“赌是贝字旁，是指拿钱赚钱，主要靠运气；‘搏’是提手旁，是指要下功夫奋斗，右下一个‘寸’字，是指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一寸一寸地努力。超前一点可以，但一定要和能力匹配。”

无论是电解铝还是多晶硅，刘永行从“起意”到行动都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干光伏，刘永行是来得迟了一些。但东方希望的每一个员工都知道他们老大的一句“名言”：“甘而后进，反而先进”。换言之：我就是后来者，但我有底气和方法打赢行业里绝大多数现存的规模企业。

其实，干企业那么多年，刘永行始终是这么想的，也一直是这么干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喜欢“走笨路”，走不容易的路，而且一走到底，贯通上下游。

时下的光伏竞争愈发激烈，新的竞争格局仍在蓄势酝酿，未来迷雾太多，身处其中的我们何去何从？

刘永行说：“你认为今天时代变化快，你是在庐山之中，你跳出庐山看庐山，变化就不快了，山还是山，地球还是地球，人类还是人类.....跳出眼下几年的变化，站在更高的维度，很多问题你就能看明白，你就能不为所动，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你做得端行得正，竞争力强，你怕什么？倒闭又不是你倒闭，困难也不只是你困难！”

刘永行曾在2021年6月提及，当务之急是让疯涨的多晶硅价格回到合理区间。

“当年做的时候，我立了个目标，每吨300万的时候不做，30万也不做，我们能不能做到3万、5万、7万，这是正常价格，我们有很好的利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碳中和，才能把成本降下来，下游的发电成本才降下来。”

在光伏商圈，刘永行似乎是个“局外人。”

他从来没有和施正荣、李振国、朱共山、高纪凡、靳保芳、李仙德等光伏大佬出现在同一场活动里。

2013年进入光伏产业后，即使在硅料环节权重日增，刘永行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对产业的任何看法，更遑论评价这个领域的竞争对手。

实则，不管在光伏圈，还是在整个中国商圈，类似刘永行这样的企业家几乎都是个“特别的存在”。

有人曾和刘永行聊到当下的商界明星，有些人急于在这个时代证明自己，求大、求快，比如加入某某某俱乐部，刻意与谁谁谁站在一起。刘永行说：“我就不和他们站在一起，他是他，我是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做好自己的事，发挥自己的长项。”

这显然是一个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客套和空话上面的企业家。刘永行还不止一次和朋友说，他是个不擅长和政府打交道的人。

笔者由此想起七年前采访过的另一位商界巨擘——山东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已逝）。张、刘二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尝尽人间疾苦，历经波折晦暗，终有云开日出。

他们创业经历相仿，涉足的铝电煤化工等产业有重叠，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都“不擅长和政府打交道”，都在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红海”市场中赚钱，都将涉足领域的业务做到了世界级——山东魏桥多年前便以超过3500亿的营收闯入了世界500强。

特别重要的一点：东方希望和魏桥都拥有规模庞大的自备电厂！——这对涉足大制造和重化工，乃至光伏上游硅料的企业而言，是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极难复制。

张士平曾告诉笔者，非常看不惯有了职位、财富或权势就带上一大班随从讲风头和排场的人，“管理、纪律和作风都是上行下效。如果一个领导出行要有十几个跟班，这种作风，何谈企业的效率和成本控制？不用想都明白。”　——这与刘永行每次出行都轻车从简颇为相似。

与张士平一样，刘永行不喜欢拿他看书学习、陪家人的时间，消耗在各种名利场和某些利益圈中。刻意结交权贵的那一套方法，对他而言：

不是正道，行之羞耻。

但搞重化工业非常依赖资源，据“砺石商业评论”，也曾有因投资项目审批卡壳，下属心急火燎地跑来跟刘永行请示：实在不行，要不要花点钱去公关吧？刘永行想都没想就给否了！

抠门得连一包茶叶钱都不会掏出来用“做关系”的刘永行说：“那是犯罪的事。我宁可慢一点，甚至不干了，也不想害人害己”。

刘永行自有一套与政府“相处”的准则：我认认真真做好企业，为地方上税，解决就业，多做贡献；政府也都需要干干净净的优秀企业来做经济发展的标杆、做社会责任的样板、政府政绩的保障，“那么好的企业在那儿，我们可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获得提拔重用啊！”

即使早已功成名就，但刘永行如今仍然保持着“素与简”的生活。四川有个说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但这几样，刘永行都不会，他也曾由此自嘲“我真是个二百五。”其估算：“像我这样的生活，即使按现在非常高的生活标准来看，1000万完全够我过一辈子了。”

刘永行是四川省新津县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属鼠，今年72岁。1968年，从西华大学毕业的刘氏四兄弟为摆脱贫困，变卖手表、自行车筹资1000元，从孵鸡、养鹌鹑开始创业。1986年，刘氏兄弟创办专门研究饲料的希望科学研究所。1991年，四人在成都组建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任董事长。

1995年，刘永行四兄弟明晰产权，进行资产重组。四兄弟分家，这成为当年商圈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永行曾告诉知名媒体人秦朔老师，之所以是1995年分家，而不是更早，是因为他们的母亲1993年去世，老人在是不会分的。

进行资产重组后，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老三刘永美（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集团，而老四刘永好成立新希望集团，由此各自在相关领域开疆拓土。其后十年二十年时间，四川“刘氏四兄弟”在中国商圈声誉日隆，至今纵驰不绝。

2002年，刘永行正式进入第二主业——铝电复合体产业，分别在包头、山东、河南等地建设年产规模百万吨的电铝项目和氧化铝项目。截止2016年，东方希望的电解铝氧化铝年生产能力已经超过500万吨。

九年前，刘永行带领东方希望进入光伏产业。截止2016年底，金属硅一期产能15万吨/年，规划产能45万吨/年；多晶硅一期产能3万吨/年，规划产能20万吨/年。

到了2019年12月12日，世界单套产能最大的多晶硅项目――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多晶硅项目（一期3万吨）冷氢化、精馏装置经过全面调试、联运，于2019年12月1日顺利产出合格的三氯氢硅产品。其中冷氢化装置三氯氢硅转化率超过20%，精馏装置精馏提纯后的三氯氢硅纯度达到99.9999%。

此举标志着新疆东方希望年产12万吨多晶硅项目实现全流程贯通，项目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全面投产运营阶段。

靠着自有资金滚动发展，2021年，东方希望营收已达1257亿元，跻身世界10大电解铝及氧化铝生产商。

在东方希望甚至是刘永行所有治下的公司，近乎独资的股东列表足以令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通常外界的形势越是危急，他越能赚钱——刘永行曾在2001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登顶胡润财富榜中国首富。鉴于如今高涨的铝价，如今这个规律又将持续下去。

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他逆势上升46位，超越黄峥、王兴等人，个人财富达到1350亿元，和桥水基金的达里奥并驾齐驱。

对于“首富”，刘永行曾表示，“人家是一个机构，当成娱乐新闻做的，我们离它远一点，但有时人家盯上你了，推不过。”

自称不擅长处理政府关系的刘永行，将东方希望旗下200多个子公司的业务版图拓展到了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越南、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

东方希望成立十四年时间，在商业世界里几乎是“九死一生”的刘永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经营个性和从商理念。对其而言，最高的哲学：

“一切的原点就是‘敬畏大自然’”。

由此出发，刘永行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理念：其一，顺势而不随流；其二，明道却非常路；其三，习术要善修正。

三句话，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大方向，大战略是不允许犯错误的；第二个层面，可以犯一些小错误，但尽量少犯；第三个层面要允许犯错误，但要及时修正，一点一滴，经年累月的改进。

换句话总结，即“道法大自然，跟踪小数据”。也就是在保证大战略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真正把成本控制和效率做大极致。这是刘永行治下的东方希望始终屹立不倒并持续壮大的不二法门。

具体到投资和项目，就是““既好，又快，还省”，而且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

“我们在细节上要争，在别人看不起的小事上要争，大事不强求。你势对了，道对了，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点一滴改进，日积月累，你自然就成了。”

东方希望甚至拒绝上市。刘永行曾解释说，之前做饲料业的时候，因为不缺钱，所以无需融资；“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我们希望用钱最好紧一点。”

从商这么多年，刘永行唯一称得上“崇拜”的企业家只有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18年前，54岁的刘永行曾找到一家中介机构的朋友，希望能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免费替王永庆当三年助手。

但朋友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你是有产业野心的人，人家会对你存戒心”。

夙愿未了，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也于2008年10月15日逝世，但其经营理念对刘永行的影响深如铁烙，特别是贯通数个产业上中下游的商业打法长期影响着刘永行。

也就在过去十几年，刘永行先后打通了饲料和重化工两大产业的上下游。而在2020年，在光伏平价上网的前夜，刘永行开始为打通光伏产业链上下游而集中发力。

新疆天山北麓的东端，距离乌鲁木齐200多公里的吉木萨尔县，有一个叫做“五彩湾”的地方。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广袤荒凉的大漠戈壁上，新疆准东开发区在这里一年又一年热闹起来了。

每年，大量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东南西北口音的人都会来到准东开发区参观、访问、学习、谈生意。

这里也是东方希望打造重化工循环经济圈的标的之一；也是刘永行的“得意之作”，他在这里砸下千亿打造的“煤、电、铝、硅、化工、生物”六大产业为一体的“六谷丰登”循环经济产业链如今棋至中局。

这里有3900亿吨煤炭储量，相当于2019年中国全年能源消耗总量的90多倍，这里的一吨煤的售价只要60多块钱，但如果你想要运到内地，运费就要比这个价格贵上好几倍。

由特变集团开发的“五彩湾二号”露天矿很浅，地下40米就出煤。源源不断的“黑金”，在露天矿附近的转换站，由一条长达26公里的传送带，以每小时4000吨的运量发到火电厂的煤棚。其后，大量的煤持续运进电厂，由此造就了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集群之一，这里的发电量相当于三峡的一半左右。

几百亿度电源源不断地发出来后，它没有“按常规”进入国家电网长距离输送网络，而是就地利用，生产电解铝；此外，巨量的煤电还被拿来生产半导体硅......

根据东方希望官网介绍，截止2016年底，集团自备电厂发电能力已经超过400亿千瓦。而据中电联的数据，截止2016年底，全国自备电厂装机容量超过了1.42亿千瓦，从区域看，山东和新疆居前两位。

拥有规模庞大的自备电厂，加之自身数十年的能力“修炼”，让东方希望在所涉足的领域常常可以“秒杀”很多竞争对手。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依托自备电厂，实现电力自供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以魏桥集团旗下中国宏桥为例：在2012年国内的铝产业出现行业性亏损，89家规模铝企巨亏113.5亿元的情况下，中国宏桥依托低廉的电力成本，加之其他环节极其强大的的成本控制能力，狂赚净利润54.5亿元。

当时有一位国有铝企的中层曾想笔者抱怨，自己这几年做得也不差，但魏桥、信发等企业比：

“他们的电力成本只要2毛，我们怎么比？”

具体到光伏上游多晶硅的生产成本中，能源成本、折旧成本和原料成本是主要部分，而人员工资成本是最少的，其中能源成本占比最大。若想降低多晶硅生产成本，必须从能源、原料两处着手，虽然折旧成本也不少，但是折旧是固定成本，建成后很难再降低。

在硅料领域，类似于东方希望，德国瓦克和韩国OCI两家海外最具代表的企业都不是光伏企业，而是大化工企业，多晶硅生产依托于成熟的综合化工体系，原材料与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率更高，而且，他们也都拥有自备电厂。

但瓦克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施拓知还是有些许抱怨：“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支付的电价每度还不到2欧分，如果我们的电价和中国一样，那么，瓦克将是全球超纯多晶硅生产领域效率最高的企业，并且可远超其它公司。”

但是没有“如果”，如果瓦克的施拓知知道东方希望的用电成本只需要0.07元/度，是否会更加失望。而且，东方希望的自备电厂还向多晶硅项目提供了便宜的蒸汽。这让东方希望在2018年就将多晶硅现金成本目标调整到25元/公斤。

除却自备电厂的“先天优势”，对于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所有竞争对手而言，东方希望的“恐怖”之处，在于将降本和提效坚决贯穿到公司与项目运营的全链条。笔者的一位媒体朋友在三年前参观访问了东方希望新疆五彩湾和内蒙包头的项目后，称刘永行将降本增效做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刘永行的时间表，一半时间在上海总部，一半时间新疆、三门峡、重庆、晋中、包头、呼伦贝尔等工作现场。刘永行到下属公司检查，基本不去办公室，他喜欢在工厂里面四处走动询问细节。他让项目负责人或班组长汇报工作时，也从来不喜欢听大而化之地讲；他也不喜欢泛泛地问，而是问具体的各种数据。

曾经有些分公司总经理答不上来，他们辩称那是财务的事，是生产部经理和销售部经理的事。刘永行说：“我是董事长，我也是管小事的！”他质问：

“我都知道你怎么不能知道呢？”

特别是进入重工业领域后，刘永行愈发关心成本和效率，他亲自设计了《成本管理日报表》，将矿耗、入磨铝硅比、碱耗、电耗、汽耗、煤耗等100多个数据纳入其中，要求每天对每个数据检查、改进。

刘永行对各种小数据极为“上心”，在和一线生产环节交流时对各种数据如数家珍，并能毫秒间运算出所要追问的结果是否正确、合理。

比如：一吨赤泥能耗多少电？怎么节约一吨水、一度电？糖酸转化率是多少？多大面积库房能装多少料？怎么减少一个劳动力消耗？为什么大电流交流电绝不能用钢管套？工业硅电炉高温烟气回收能不能做到100%？

刘永行的看法是，做好小数据，不断把指标变小，把各种排放降至世界最低，追求点点滴滴的改进，就能提高竞争力，就能“活下来”。

在去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刘永行表示，重资产公司在发展上走长路，自然负债会很高，但如果转型成半重资产公司或轻资产公司，那这劣势就变为优势了。

刚开始的时候，东方希望用饲料厂积累下来的一千万资金去银行贷款一千万，但并没有获准，所以刘永行悟出来了两条原则：一是要靠自己滚动发展，二是不依靠银行，甚至不依靠上市。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无关精力，全身投入到自己的模式里以减轻负债，推动公司的发展。

所谓“滚动式发展”的模式，就是把大的项目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做，第一期完全使用自己的资本金，一期完成投产后产生的现金流再滚动发展第二期、第三期。所以直到现在，东方希望的重工业再大的投资，第一期从来不找银行贷款，都是做起来之后，银行认为这个投资好，主动找上来，包括新疆五彩湾当年的的投资也是如此。

在刘永行看来，创造企业的相对优势，要从投资建厂时开始：一是投资要比别人省，别人三千万，我们只要一千万，同时建设质量过硬。二是建设速度比别人快，别人半年到一年建一家工厂，同样的工厂我们只要三个月。别人还没有建好，我们就开始获得折旧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收益了。

刘永行在内部讲话中透露：同样的产能条件下，东方希望的资产是国外公司的六分之一，是国营企业的三分之一，是很多民营企业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东方希望的劳动效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能源消耗基本是全世界最小的。

为了对抗周期性和不可预知的困难，刘永行特别看重“现金流”，他的方法是：首先，保住净利润加上折旧，可以拿来投资的，用来发展；其次，保住销售回款，让流动资金不断；再者，保住融资，如果产业不好，银行肯定不给你贷款了。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净利润加上折旧能保证命，“现在利润减少，如果还有很好的折旧，也就是少一点而已，还可能发展。”

在刘永行看来，太多企业过分把精力集中在上市和银行融资，过分依赖债券，有一定的危险性。

“市场形势不是完全按照我们预设的。现金流是要命的。要考虑最差最差，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所有企业都不能维持了，你还能不能维持。”

老板对细节的极致关注和洞察，常常让东方希望团队眼中“无与伦比”的工厂，经刘永行一看就变成了“问题工厂”，处处都是改进空间。

2010年，包头电解铝项目人均效率已干到300吨，年年净利超过10个亿，但刘永行反复要求调高目标，怎么办？

刘永行拉出一队人马，到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观察优秀同行每一个动作的有效性，还制定了劳动效率提一倍、工资翻一番的政策，20多天回来，示范区间的劳动效率目标已经达成，为后来的全公司劳动效率达标树立了榜样。

刘永行到底有多“抠”？有个“洗碗槽”的事例广为流传。刘永行视察时，“溜达”到项目公司的食堂，食堂的洗碗槽是一排水龙头，洗碗时哗哗地冲。

刘永行问水流量有多大？办公室主任说这个东西没标准。刘永行说我有标准，飞机上卫生间的水龙头摁一下出一次水，一般洗手的话摁三到四下就可以把手洗干净。那么摁三到四下出水量是多少？他说我有一次用水杯量了一下，摁一下大概是50—80毫升，我们按80毫升计算，摁四下就是240毫升。我们这个水龙头就算洗30秒钟，30秒钟能放多少水？

后来东方希望对公共区域的水龙头都实行限流。

刘永行的“抠”应该是被逼的。

亦如光伏产业制造环节，超过90%都是民营企业；刘永行亦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之一，近四十年风雨中来去，其深知民营企业生存之难。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颇为特别，如魏桥、东方希望、福耀玻璃等等，他们的掌舵者也可视为中国民企发展的缩影之一：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兵行蹊跷，勇于博取；他们未如大多同代人般在产业周期起伏、宏观调控、产权之争等历险中被淹没，反而抓住鲜有的机会，在某一领域左冲右突，最终轰然成势。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家，亦如张士平、刘永行，极其低调；一些成名企业家的言谈举止甚至朴实得像和蔼的老农。

但这些企业家逆势赚钱的能力，获取资源的凌厉，成本控制的能力，乃至在某一市场中的“杀伤力”，让竞争对手生畏，无人能及。

刘永行曾说，在市场竞争中，民企没有豁免权，自生亦自灭，所以金融机构普遍怕给民企贷款，风险溢价也高。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更是把抱住政府、投融资平台、央企国企的大腿当成安全之道。

“那么民企怎么办？天助自助者，只有靠革自己的命，靠成为竞争中的强者，才能活下去。这种压力倒逼我们追求极致，降成本，提效率。”

东方希望的发展曾遭遇四次巨大危机。一次是创业初期合同被骗，几万只鸡卖不掉，濒临倒闭；一次是进入饲料行业后，打完价格战，账上只剩数百万，差点撑不过去；而在刚进入重化工领域初期，项目被停，银行没收全部资金，几乎垮掉；在化工领域逐渐做大后，一个大项目被停产，200亿资产报废，生死一线间。

时间的熔炉，市场的煎熬，商业的淬炼，让刘永行如履薄冰，决策上极为谨慎。有些人认为刘永行投资决策过于保守了，但刘永行认为：

“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对于第二年的发展规划，东方希望通常要准备四五个预案，困难的时候要七八个。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季度、月度复盘、调整，实现“精确导弹式管理”。“你必须可进可退，困难时谁救你啊？求银行，银行不理你啊，去融资，融不到资啊。”

秉性使然，加之作为企业家的压力，让刘永行在日常行止上极为专注。正和岛高纪合伙人贾林男曾在新疆五彩湾跟访刘永行三天时间，让其惊讶的是，三天时间，除了睡觉，刘永行那只苹果手机没有一次响起铃声，他只用iPad打开过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1分钟。

在、电话的使用上，刘永行设了一道“隔离层”：秘书严格过滤后，极为重要的再转给刘永行。那三天时间，为验证某一个数据的准确性，刘永行主动拨给干部的电话不少，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

按刘永行多年来的习惯，要保持获取信息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多了就是污染，就是低效，我们不能做信息的奴隶，不能成为时代潮流的飘萍，应该独立，该走大河走大河，该辟小溪辟小溪，顺势而不随流。”

高度的专注，高度的耐心，高度的细致！类似与魏桥张士平、东方希望刘永行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如狩猎的猛虎，时机未到前，不管多恶劣的天气，他们都可以在丛林中沉潜，这个过程可能熬数年甚至上十年的时间。

事实上，不管是进入重化工领域，还是进入到光伏产业，刘永行从“意起”到真正投资，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其间是不断的考察、学习、评估，当然也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的筹集和积累。直到机会成熟，才“一跃而起”，一锤定音。

早在1992年与弟弟刘永好到美国考察饲料厂时，刘永行意识到应该进入重化工，他开始多方积累；1999年总部搬到上海，还是没有做；到2001年，东方希望与山东信发在山东合作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项目，试水后发现可以独立做了，才有后来在全国的大布局。

而决定杀入多晶硅，刘永行也至少盘算了十年。众所周知，光伏多晶硅行业业历经凶险，不少明星光伏企业亦倒在产业链这一环节的扩张或“用力过猛”。2016年9月，江西赛维破产重整方案被法院裁定，有12家银行共持有赛维集团破产重组公司债权合计271亿元。面对残酷起伏，东方希望一出手就规划分期建设12万吨，底气何来？

早在七年前，刘永行就说：“有些企业在多晶硅500万元一吨的高点杀入，我们一直在旁边观察，多晶硅价格断崖式下跌，300万、200万、100万、80万、50万、30万，我们还不做，跌到20万时我们开始认真思考，14万时我们杀入，你问我的底气？就是准备多晶硅跌到7万时还能长期活得好，5万时还能盈利，3万时还能维持。”

“前几年中国、韩国、美国一直在打多晶硅贸易战，后来由于技术落后等原因，一度萧条。东方希望本着‘小数据做到极致’的原则，在研究别人多晶硅行业的同时，没有仿照他们的路线，而是发挥我们的理念，‘甘而后进，反而先进’，让他们先去搞，我们在后面观望，并且努力降低自己的成本，做了大量的设计和优化，最终以较高的竞争力成功进入了多晶硅行业。”

如上所述，凡进军新产业，东方希望都是百分之百用自有资金，只有成熟项目才动用一些银行贷款。2016年，东方希望还主动减少了20亿的银行贷款。一如既往，东方希望杀入多晶硅的所有资金，也全部是自有资金。也就在硅料环节，在大西北潜心耕耘数年后，东方希望的竞争优势在最近两年很快凸显出来。

据申港证券，2019年全球硅料厂商加权平均可变成本水平在61元/kg左右，即使是国内五大厂，也只有新建产线可以做到40元以下。

东方希望入局够晚，但野心也够大，其多晶硅规划产能12万吨，三年前就提出目标生产成本25元/公斤左右，将太阳能级多晶硅的生产成本做到与工业硅的销售价格同一水平。

遥想2008年以前，在国内多晶硅企业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国际上的七大硅料企业分别为Hemlock、瓦克、REC、MEMC、德山、三菱、住友，他们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今时不同往日，全球多晶硅的竞争进入新的“七雄争霸”。他们是国内五强，包括东方希望、新疆大全、新特能源、通威股份、新疆协鑫；而国外典型代表则只剩下德国瓦克和韩国OCI。

新一轮惨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剩下的国内二三线多晶硅企业可能会很受伤。根据东方证券的预测，头部CR7企业的市占率在明年将超过90%。

一如通威、东方希望和协鑫，目前还在生产多晶硅料的企业都在电费便宜的西北、西南区域，中东部地区的硅料企业如南玻、LDK硅料等企业已经停止生产，甚至在西南边陲电费不是很高的云南云芯也在2018年下半年停止了生产。

 有自身观察人士判断，如果哪家企业真的达到了20元/KG的目标，在依托巨大的规划产能，或将对其他多晶硅企业形成“降维打击。”

当上游的布局成型，优势凸显后，在平价上网的前夜，十三五的收官年，刘永行领导的东方希望，在河南三门峡、云南丽江和广西北海等地，计划抛出数百上千亿集中发力光伏，其意欲如何？

直到今日，还有人疑惑：东方希望到底会不会布局光伏垂直一体？答案板上钉钉。

四年前的一次谈话中，刘永行就表示：东方希望进军硅料环节，推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又启动了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在刘永行此前的循环产业链中，他已提出“拟零排放”，而切入光伏产业链上游硅料后让他有信心做到的不止于此。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它会拿回生产所消耗的能源的20倍，所以我们做到的不是‘拟零排放’，不是碳中和，是大规模的负碳排放，而且我们也恰恰规划在了前面，现在国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我不是瞄准碳达峰，而是直接朝着碳中和做事。”

从研究光伏产业之初，刘永行就坚定认为，新能源一定不能依赖补贴，一定是本身具有竞争力。“依靠补贴的高价违背了规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碳中和，你必须用这个成本能够取代化石能源，做得到才能去做这件事。”

在2021年6月，刘永行曾对外提及，当务之急是让疯涨的多晶硅价格回到合理区间。他希望，通过扩大供应，“多晶硅价格2022年就能下来，估计会降到5-7万元/吨。”

毫无疑问，时下的光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黑鹰光伏会持续关注东方希望在光伏领域未来的发展和带来的变局。

亦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笔者想到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的一段文字：“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文末是刘永行2021年的“足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