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七月， 直、奉两系与段祺瑞之间的直皖战争，最终以皖系的全线溃败而拉上帷幕，段祺瑞只好请辞总理以求停战。

　　只是此时的段祺瑞，并不甘心就此结束其身居高位的政治生涯。当他某日在军机室里焦躁地踱着步，不经意瞅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军用地图最北方的外蒙时，于他眼中突然闪现出一缕坚定而兴奋的目光。

　　旋即便召来他的死党徐树铮，向其道出一个大胆的“曲线救国”方略来。徐树铮闻罢，亦是眼前一亮，脱口叫道，“妙计，实乃妙计，如可一举收复失地，当真是大功一件”。

　　原来这徐树铮不止颇有计谋，更是敢想敢干。二人既然计策已定，便付诸行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徐树铮已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拉起一支由四个混成旅和一个补充混成旅组成的军队来，徐树铮又心思极密，一早便派出心腹周雄，秘密潜入到库伦城内刺探情报去了。

　　据周雄探来的情报称，此时的库伦共有三支武装。其一是外蒙的一万多军队;其二是驻扎库伦的一千多白俄军;其三又有日军一百二十名。徐树铮闻后大喜，“库伦一战可定矣。 ”

　　遂咬破手指，从副官手中接过五色国旗，书了一个“杀”字，大吼一声：“杀出一

　　条血路! 不复失地誓不还。 ”北洋军士气大涨，顿时也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呼喊：“杀出一条血路，不复失地誓不还。 ”

　　十月二十三日，徐树铮亲率军向中蒙“边境”进发。二十八日即抵达离库伦一百四十里的叨林。驻守此地的是日军支持的蒙匪富升阿和俄匪谢米诺夫两支队伍。因为素来不和，给徐树铮只用一招“离间之计”，就使得双方火并起来，待到两败俱伤，徐树铮又意外杀到，不费吹灰之力便给全部歼灭了。此为收复外蒙的第一战，出师告捷，北洋军士气大涨。遂又攻占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外蒙要地。

　　十一月六日，即结束了外围战斗，徐军主力直指库伦。

　　十一月九日，外蒙高层召开会议，因为此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白俄的庇护是指望不了了，便寄希望于日军驻库伦办事处的松井中佐。

　　岂料这早已在徐树铮的预料之中，在计破日军支持的蒙匪富升阿和俄匪谢米诺夫时，先已经以武力震慑，不费一枪一弹，只一通电话，就迫使日军缴了械了。外蒙当局只请来一支白俄军队，约有千余人，又被徐树铮抓住其国内正处多事之秋，军心不稳的软肋，故布疑兵，很快就给击退回蒙俄边境，说什么都不敢再回库伦城了。

　　眼见着白俄军的溃败，外蒙当局的活佛与王公们也放下彼此成见，企图一致发兵叛乱了。岂料此时徐树铮大军已入了城，八十辆大型卡车组成一支车队，浩浩荡荡开来，车内的士兵熙熙攘攘却并不见人，只把清一色的德式枪支显露在外，外蒙当局听闻，立马就打消了武装叛乱的念头，寄希望于和谈。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徐树铮突然出动三个混成旅，包围外蒙的军队驻地，在宣读了大总统徐世昌的电文后，命其交出所有军械。 外蒙军官尚未来得及将消息传递出去，万余士兵就被当场缴械。 还顺便软禁了“总理先生”巴德玛多尔济。活佛哲布尊丹巴和王公见大势已去，只得同意撤销自治。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总评：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 ，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 ，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著作，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徐树铮自然也被打入“反动”人物的黑名单中。但由于他曾收复外蒙古，加上晚年与孙中山的联合，所以对他的评价不算太过贬低，甚至比起直系当权时略有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发掘运用，人们对徐树铮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趋向客观，尤其是时下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徐树铮以其收复外蒙古的功绩而耀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变得正面起来。总而言之，徐树铮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正如为徐树铮作传的学者王彦民所说，徐树铮“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

　　各界评论：

　　袁世凯对徐树铮的评价是：“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孙中山在听说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后，致电盛赞道：“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康有为对徐树铮的评价是：“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喑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张謇对徐树铮评价甚高，也对他的死极为痛惜，他所作的挽联是：“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此外他还填了《满江红·挽又铮》、《满江红·题又铮遗像》六首词，表达他对徐树铮的哀悼与追思。

　　徐树铮的同僚李思浩的评价是：“段派之中，徐又铮最为芝老所重用，他也最为跋扈，当时敌派对他无不侧目，即段派之中，大多也对他不满。……又铮这个人，有才气，在我看来，也不能算是坏人，但喜欢用权术，而又心地偏狭，目空一切;凡是才力和他差不多的，或妨碍他独揽一切的，他都不能相容。靳(云鹏)是一个，张志潭也是因为受他排挤而投奔直系的。段芝泉对又铮最赏识，真可说是言听计从，而且处处加以包庇。由于徐的心地偏狭，不能容物，有不少人因而背离了段。”

　　徐树铮的部下孙仲尧的评价是：“徐树铮才华横溢，文武兼资，而又勇于负责，是中国不可多得之人才。徐树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以及关于西北边防的筹划等，都具有远见卓识。他兵不血刃而能使当时的外蒙取消独立，尤可以显示他的应变才能。只是由于皖系失败，徐氏平时任事太勇，锋芒太锐，遂成为奉、直两系和官场中一般滑官老吏的众矢之的。否则段祺瑞和徐树铮在历史上都将会另有一番记载。”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是：“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就难免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恶和忌嫉的重心。”

　　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的评价是：“段祺瑞的统治，主要依靠徐树铮、张志潭、傅良佐、曲同丰诸人，而徐树铮尤为寸步难离的重要僚属。徐树铮威福自擅、左右政局，是段祺瑞的灵魂、段记北洋政府的决策人。直系军阀曾通电声讨徐氏罪状说：‘朦蔽总揆，胁制元首，……国会夭绝，都门祸起。……安福诞生，结党营私，揽权窃柄。……强分界限，挑拨感情，既思以北图南，更谋削直祸皖。……欺蔑前辈，藐视王章。’这正显示出徐树铮炙手可热的显赫权势，而段祺瑞则倚之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之，甚至不惜以个人去就维护徐树铮的弄权。”

　　台湾学者、评论家李敖早年对徐树铮评价不高，他在1962年撰文批评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在编写《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中的曲笔，认为徐树铮是“一个心狠手辣、纵横捭阖的宦海人物”，强调“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不认为民国史中关于徐树铮这一段史事，还有多少翻案文章好作，他的为人行事早已为天下人所共见，任何对他的洗刷都难免‘愈描愈黑’之讥”，并指责“他对蒙古的高压政策带来无穷的后患与隐忧”。 [65] 但后来对徐树铮的评价转变，称赞道：“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他了!”

　　徐树铮在蒙古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侵略者，蒙古历史书声称他“侵略”蒙古是受日本嗾使的，谴责他在蒙古推行的军事独裁和铁腕政策，指控他禁止蒙古人自由活动，监视、搜查、拘捕、拷打蒙古人民，强迫蒙古人民为其军队提供服务和劳役，并恢复1912年外蒙古独立以来蒙古人拖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和利息，成为蒙古人民身上沉重的枷锁。而被徐树铮处死的蒙古王公达木丁苏荣，也被奉为民族英雄。在蒙古作家仁亲所创作的著名大河小说《曙光》中，亦花费相当篇幅描述徐树铮在外蒙的活动，将其塑造为一个邪恶而残暴的将军，控诉他给蒙古人民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