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要：2021年12月12日，中超联赛第2阶段比赛重启，这算是这个冬天，中国足球最好的消息了。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2021年，在房地产政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房地产联赛”时代不复存在，习惯砸钱的中超俱乐部为钱所困，举步维艰，背后资本该如何？股权改革将近一年，未来中超联赛从房地产天下变成文旅天下，也未尝可知。

1、中超联赛下的房地产角逐（地产对足球俱乐部投资的热情）

2、中超困境（房地产资本落幕、中超欠薪、以及更名减少投资热情）

3、俱乐部未来之路（俱乐部改革道路，房地产退出，文旅企业后来居上？）

2021年12月12日，在经过漫长的4个月休赛期后，2021赛季中超终于迎来第二阶段重启，这算是这个冬天，中国足球最好的消息了。

2019年深足冲超成功，加上当年拿下第八座中超冠军的广州恒大（现广州队），以及斯托手下依靠攻势足球引得好评的广州富力（现广州城），广东省拥有了三支中超球队，那时候的广东足球，一片繁荣。

而如今，广州队没了母公司支持，球员们自发集结备战剩下的比赛；广州城也传出存在欠薪的问题，只有深足喊出了冲击亚冠的目标，只是这样的声音，在如今显得格外冷清。

不只是曾经繁荣的广东球市，往北看，同样能感受到这个冬天中国足球的深深寒意。根据报道，目前16支中超球队，有多达11支球队都面临欠薪问题，而在中甲和中乙联赛，这个比例还要更高。

如今，在房产金主退出后，习惯砸钱的中超俱乐部为钱多困，举步维艰。股权改革推进一年，中超去往何方，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足球进入“房地产联赛”时代

翻阅中国足球发展史，目前房企联姻足球的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出现。在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初，房地产与足球相当疏远，当时的房地产赞助企业只有4家。而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赞助商名单中，后来也曾出现过制药、电器、烟酒甚至轮胎企业。

随着足球投资的成本不断提升，这些企业逐渐被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取代。

2010年，广州恒大进入中国足球，彻底引爆了房地产企业对于足球俱乐部投资的热情，这十年也是房地产业最疯狂的十年。一个“挥金如土”的恒大集团当年以1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用不到4年的时间取得中超三连冠、问鼎亚冠冠军，打造了中超史上的“恒大神话”，同时引领了“房地产联赛”的新型模式。

根据统计，中超16支队伍中，15支球队的股东与房地产有关，10家企业主营的就是房地产业务，分别是广州、申花、国安、深圳、广州城、武汉、河北、河南嵩山龙门、大连人和沧州雄狮。另外，山东泰山和长春亚泰的母公司也部分涉及房地产行业。

一位地产行业分析师表示，地产业的盈利水平、规模在中国经济界是首屈一指的，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差钱是地产大佬们进军中超的直接因素，这些地产商一方面追求广告品牌效应，还有部分企业追求经济政治利益。

以广州恒大为例，恒大至少开辟了三种盈利模式，一是通过球队建设获得门票收入、转会收入；二是通过投资足球，获得在广告品牌方面的大幅溢价，以一场重要球赛为例，假设有500家平面媒体整版报道了恒大队的战绩，如这些版面平均费用在5万元左右，那就相当于恒大一分钱没花，而取得了2500万元的广告效果，这还没有计算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所带来的溢价；三是通过品牌嫁接，如恒大借助亚冠夺冠推出恒大冰泉，先声夺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此外，还有些地产商以足球为跳板，目的在于拿地。而另一种说法是，对当地球队的投资会提高房企在地方政府眼中的“印象分”，对房地产项目的谈判有利。王健林在2011年重回中国足坛时，就直言表示，“万达之所以重新回到足球，首先是领导的重要指示。”

房企入冬，中超成也萧何败萧何

十余年间，中超享受着中国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但当中超与房地产绑在一条船上时，注定会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此前，有媒体统计了九家中超俱乐部母公司或相关企业2020年前六个月的财务状况。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平均为-5.5%，净利润增长平均为-36.0%。其中有五家的营业收入下滑，有七家净利润为负增长。甚至还有一家企业为亏损状态。

2021年，在房地产政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叠加新冠病毒的催化作用，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归零，相关企业的财务状况大面积承压，对于其他还在牌桌上的玩家而言，“赔本赚吆喝”的足球生意也已经一去不返。

广州跟河北无疑便是最好的例子，作为中国足坛上一掷千金的俱乐部，现在都由于母公司恒大集团、河北华夏幸福出现了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

此外，中国足协还规定各俱乐部从今年开始必须改为中性化名称，不能再有任何商业元素，某种程度上更是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热情。

春节期间，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则在内部讲话中表示：“苏宁要坚定地聚焦零售发展，自上而下地聚焦主航道、主战场，做减法、收缩战线，不在零售主赛道的，就要该关的关，该砍的砍。”随即，江苏足球俱乐部通过官微发布公告：即日起，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同时在更大范围内期待社会有识之士和企业与我们洽谈后续发展事宜。

当然，中超落入如今的尴尬境地，也跟俱乐部自身缺乏自我造血功能有直接关系。新华社曾给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产投失衡算过一笔账，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收入为6.86亿元，平均支出11.26亿元，平均亏损4.4亿元，与日本J1联赛，韩国K1联赛的投资收益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正如足协陈戌源所说：“我们中国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韩国K联赛的10倍；我们中国俱乐部一线球员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5.8倍，是韩国的11.6倍。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我们难道还不觉醒吗？”

即便如此，也很少看见哪家俱乐部尝试过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有分析称，2015年恒大亚冠夺冠时，将东风日产启辰花费1.1亿元的胸前广告替换成“恒大人寿”时，这种商业化尝试就已经结束了。

俱乐部职业之路在何方

目前，中超、中甲至少有6家俱乐部完成了股改，包括山东泰山，今年年初，国网山东电力将山东鲁能40%股权转让至济南文旅；河南嵩山龙门，股改后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由郑州市国企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洛阳市国企洛阳旅游发展集团和建业集团各占40%、30%和30%的股份；沧州雄狮、浙江、陕西长安竞技（上述三家为地方国企和私企的混合所有制）以及昆山。

但更多俱乐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遭遇了困难，停滞不前，包括重庆两江竞技、河北、青岛、广州、广州城等。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策问题，因为没有明确清晰的政策，很多省市的相关部门不予配合；二是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三是俱乐部负债过多，“改”不动；四是俱乐部的“高额合同”过多导致俱乐部负担较重。

几位中国足球界的专家曾分析股改的三种模式，一是引入多家股东；二是股权多元化+会员制模式；三是足球基金会模式。

“这或许是一条出路”，足球专家分析，“接下来几年中超将逐步从企业联赛进化为职业联赛，谋求走上一条自给自足的道路。”当然，这条路或许会更艰难，不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