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出炉！

近期关于人口的所有疑问和猜测，如今都有了明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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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人？人口总数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减少？

在5月11日上午10时召开的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正式通报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简言之，我国人口总数超过14亿，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且在过去10年仍保持了低速增长态势。

那么，比起“六普”，“七普”数据所显示的人口结构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

从区域分布层面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人口进一步向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群聚集，而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幅度最大。

从城乡分布层面看，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为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比为36.11%，城镇人口比2010年上升了14.21个百分点，反映出1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的稳步推进与可喜成就。

从性别构成层面看，我国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1.24%和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比起2010年在基本持平的基础上略有降低，反映出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在持续改善。

从年龄结构层面看，我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各自占比分别为17.95%、63.35%、18.70%，比2010年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见下图）；而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已达到13.5%，比2010年上升4.63个百分点。若是从区域分布角度来审视，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充分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以上便是当前我国人口格局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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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眼下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此次“七普”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距离“中度老龄化”社会的14%已是近在咫尺。

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年轻人口所占比重的逐年降低，而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近些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一路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只有10.48‰，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减少。

一言以蔽之，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少子老龄化”特征，而且还有加剧之势。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人口结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体而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我国适龄劳动力规模已呈现出缩减之势，这将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

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年轻人减少与老年人增加，会使得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上述种种绝不是危言耸听，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8%，15-64岁人口在近20年里足足减少了一千多万，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高达3：1，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对此，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声称这是“国难当头”。

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剧情在我们国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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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才能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呢？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断降低，年轻人不爱生娃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尽管很多专家学者一再呼吁“放开三胎”或是“放开生育”，但归根结底，年轻人不爱生娃的核心原因并非政策的放开与否，而是养育孩子的高成本、住房和育儿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存在冲突等一系列因素。

事实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上述种种，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生育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育问题，它既是家事，也是国事。要想真正让年轻人放下思想包袱去生育，进而走出少子老龄化的泥泞，势必要针对人们的切实困难采取措施，如此方能对症下药、治本达标。

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