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户籍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后文称《任务》），内容覆盖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表述：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相关表述还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而此次《任务》特别突出了“落实”二字，标志着取消落户限制来到了必须要严格执行的层面，不能再有半点含糊。

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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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的城市有哪些？

按照《任务》的表述，这里的衡量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而非全域人口或市辖区人口。

具体在城市层级划分上，参考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500万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500万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300万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则属于中小城市。

换句话说，除了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外，其余城市都必须要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如此一来，基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30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10座城市，大城市（Ⅰ型）包括哈尔滨、长春、大连、合肥、昆明、太原、长沙、苏州、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14座城市。

而除了上述30座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都将真正实现“零门槛落户”——这当中，不乏贵阳、南昌、兰州、石家庄等省会城市，以及无锡、佛山等“万亿俱乐部”成员。

伴随着“零门槛落户”的遍地开花，我国城市经济将步入新的竞争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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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门槛落户”能带来什么？

答案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更高层次推进。先说市场化。

众所周知，近些年受种种因素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重创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尽管凭借各方的努力与举国上下的团结一心，我们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推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并在2020年成为了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若想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我们势必需要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力。

正因如此，国家越来越重视市场的地位，不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还在公开场合和官方文件当中反复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从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角度来看，“零门槛落户”正是体现了我们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雄心，意义深远：

一方面，人们的自由迁移和定居谋生都将不再受限，特别是那些身在农村、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转出，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供需错配现象同样会得到显著改善，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亦会大大提速；

另一方面，户籍差别的本质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异，如今“二元户籍”即将成为历史，那些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福利与特权也将日趋淡化，不同人的身份地位将更加平等，发展机会也更为均等——这些同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说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国际经验一再表明，城镇化的推进，对于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与区域协同发展来说都有着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广大农民已经拥有了自主择业的权力，但农民进城后却往往因户籍问题而无法实现身份的转变，这便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以及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性改善。

不过，在“零门槛落户”的新背景下，一个农民进城后，他的身份与可以享受到的福利都会真正有所转变，其收入也会大大提高，这也必将会反过来继续拉动我国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继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前景令人无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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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落户限制固然可喜，但却非一劳永逸，只因它并非是城市吸引人口来此生活发展的唯一筹码。

最近几年，我国各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许多二线城市都拿出极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人才入驻，这当中就包括“零门槛落户”。然而，“抢人”虽简单，“留人”却不易，纵然二线城市有百般利好，仍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向一线城市“回流”。原因在于，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而绝非一处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便在客观上要求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步伐必须跟上。

不仅如此，城市福利的差别也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城市福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户籍福利，包括就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一系列带有一定竞争性的公共品，这些福利的获取是基于户籍本身，即需要居民通过获得本地户口才能够享有；二是非户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非正式的就业机会、秩序、信息、环境和文化氛围等一系列非竞争性的公共品，这些福利只需要劳动者来到这座城市即可享有，不同城市居民之间非户籍福利的区别，取决于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人口的迁移必然要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即便是没有了户籍限制，大家可以自由迁移，但多数人还是会倾向于选择到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福利增量的城市，即包括户籍福利与非户籍福利在内的总福利。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剧情却是，尽管大城市的户籍门槛很高，户籍福利对外来人口来说遥不可及，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尽管小城早已全面放开外来人口落户，但却常常无人问津。

宁愿当大城市的非户籍居民，也不愿意当小城市的户籍居民，现象的背后是我国人口迁移的无序性，同样不利于各地区劳动力失衡局面的扭转与协调发展的推进。

正因上述种种，若想真正实现区域层面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让各地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除了户籍之外，我们还应大力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尽可能降低其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非户籍福利差异。唯有如此，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里扎根，进而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户籍墙倒，只是开始，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