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

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

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

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

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

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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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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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

（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

（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

（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

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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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

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

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

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

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

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