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时分，成百上千名白领接连涌出位于首尔市中心高大宏伟的三星总部办公大楼，这些员工个个看上去志得意满，但是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公司2005年业绩斐然，利润高达70亿美金，股票价格空前高涨，这都意味着公司员工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事实上，许多公司雇员都会在假期蜂拥至那些价格昂贵的酒店度假消遣。

然而，距离办公大楼仅一个街区外的场景却大不相同，令人惊愕。只见在地铁底下的通道昏暗处，成群无家可归的人穿着单薄破烂的衣衫，蜷缩在脏渍斑驳的床单或是卡纸板中瑟瑟发抖，有的正从杯中舀面吃，有的在喝一种本地烧酒。几乎这些所有人都在仰头向路人乞求施舍。只听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很饿，只给一点零钱就行。’”

上述文字，出自于2006年1月23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如果不是出现了“首尔”和“三星”，似乎很难让人想到这样的场景是出现在韩国——毕竟，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固有印象都是“亚洲四小龙”、“东亚奇迹”等亮眼标签，以及偶像剧中的都市气息、白领精英与一幕幕浪漫的情节。

而今，新晋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的横空出世，给世人呈现出韩国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宛如天堑一般的巨大贫富差距与阶级鸿沟，底层人群和上流人士，彼此之间的“气味”都是那么难以逾越。这才是韩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作为世界排名第11位的经济大国，韩国的经济成功不言而喻。然而，自新世纪伊始，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态势却不容乐观，最直接的表现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中产阶层人口规模一再缩减，而富人却比以往更加富有。对此，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曾在2006年首次内阁会议上表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他现在“最为痛心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有韩国学者表示，这种两极分化已然成为了一枚“定时炸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经济社会的“割裂”现状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倘若深入剖析，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财阀模式”。

一

“汉江奇迹”的诞生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李承晚当选为首任总统。

由于早年长期的海外漂泊生涯，李承晚在国内缺乏牢靠坚实的政治基础，他登上总统宝座后，大肆推行独裁统治，“先统一再建设、不统一不建设”。

至于经济方面，李承晚政府则主要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公开数据显示，自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起到1960年，美国给予韩国经济援助17.45亿美元，联合国韩国复兴署也援助了1.2亿美元。可是坐拥如此巨额援助的李承晚，却没有将这笔巨款用于国家建设，而是一门心思想着武力北进。

如此一来，举国上下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等到1960年的总统大选，李承晚因舞弊行为引发民众反抗，爆发四一九运动，迫于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夏威夷，五年后客死美国。

在经历了尹潽善政府的短暂过渡后，韩国在1961年迎来了第三任总统朴正熙——顺便提一句，52年后，他的长女朴槿惠也将执掌整个国家。

朴正熙上台的那一年，韩国经济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不仅全国人均GDP只有邻居朝鲜的1/3，其他方面的产出更是惨不忍睹（参见下表）。也正因为如此，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已成为韩国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朴正熙一改李承晚时期的执政理念，主张经济建设是第一要务，还做出了“我们也要过上好日子”的承诺。这既是出于对全国人民迅速摆脱贫困、实现民族富强的强烈愿望，又是谋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与摆脱对美国援助依赖的关键所在。

目标确定之后，朴正熙政府开始着手策划并推进全方位的经济发展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该计划的亮点在于囊括了对韩国经济发展全局的设计，包括投资、资源分配、金融、税收、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关乎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而最为核心的地方在于推行外向型经济模式——这与当时韩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匮乏的资源禀赋、落后的科技实力、狭小的市场规模等现实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1964年政府提出了“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等口号，将出口导向上升为国家战略。

此后，在外向型经济模式驱动下，韩国经济正式步入了快车道。按照时间轴，我们可以将1961~1996年的韩国经济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60年代）：借着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低附加值技术密集产业进行第一次转移之时，韩国抓住了机会，纤维、轻纺、日用品等行业得以迅速崛起。

第二阶段（1970年代）：1973年1月，朴正熙政府发表“重化工业化宣言”，确定钢铁、石油化学、汽车、机械、造船、电子、有色金属、水泥、陶瓷及纤维工业等为十大战略投资重点产业，并成立以总理为首的重化工业促进委员会，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政策和财政重点向重化工业倾斜；同时，还积极引进技术和生产设备，建立研究机构，帮助国内企业成长。

第三阶段（1980~1996）：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韩国适时地调整发展策略，由技术引进转向“科技立国”，并鼓励企业扩大经济规模、提高效率、增加研发投入、开发新技术和差异化产品，进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而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精密机械、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都随之壮大起来。

上述30多年，是举世公认的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1961~1996年间，韩国GDP由24亿美元激增至5981亿美元；人均GDP由不到100美元增至13137.9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1996年10月，韩国还成为OECD（经合组织）的第29个成员国，跨入世界发达经济体的门槛。

此乃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朴正熙则被公认为这一奇迹的缔造者。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汉江奇迹”的问世还离不开很多韩国大企业的推动，而这些大企业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名字——财阀。

二

财阀如何助力韩国经济增长？

财阀，原本是二战前日本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通称。而韩国的“财阀”，实质上是指那些在国家支持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批经济效益好、竞争力强的大型私营企业，大名鼎鼎的三星、现代、SK、LG、韩华和乐天等跨国巨头，都是典型的财阀代表。

韩国的财阀始于李承晚时期，兴于朴正熙上台后。众所周知，产业政策是以企业为载体，从当时“出口第一”的政策导向上看，若想更多地将本土产品送出国门，势必要依托多家具有足够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但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韩国，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与企业的自发竞争，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起一大批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企业。

在此背景下，朴正熙政府开始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培育扶持一些已成规模的或具有潜力的私营企业，通过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促进其成长壮大。越是经济成就突出的企业，越是政府希望推动发展的部门，就越容易获得支持与正向激励；而一般的中小企业则常常因难以创造佳绩而与政策支持无缘，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在此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得到了合理的界定，即政府追求经济发展计划，而企业追求利润；有能力的企业虽然受到政府的扶植，但却有充分自主权，政府很少介入其具体经营活动。

就这样，一批大财阀企业诞生了，而在“汉江奇迹”中，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来，财阀企业提升了韩国经济增长效率。

就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而言，财阀企业明显要胜过中小企业。有研究表明，在生产效率方面，1960~1972年的12年间，财阀企业的生产额增长了79.5倍，而同期的中小企业生产额仅增长了16.2倍；经济效益方面，财阀企业的总产值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3.6%增至1972年的72.1%，而中小企业的比重则由66.4%降至27.9%，两者的比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财阀在韩国经济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日渐强化，它们对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效果也愈加突出，这对韩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来，财阀企业带动了韩国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与自身发展的需要，韩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产业也有所差异。按照前文所述，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重点产业大体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重化工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的迭代升级过程；而在每一个阶段，扮演“先行者”角色的往往都是财阀企业，它们根据不同时期政府发展战略的调整而改进自己的内部结构与布局重点，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例如，1971年韩国政府发布《重化工业化宣言》之后，财阀企业纷纷将业务重心转移至与重化工业相关的领域，典型如现代集团积极涉足造船市场，还新建了现代尾浦造船等企业。到了80年代，韩国主要的重化工部门几乎全部落入大财阀手中，而财阀企业在重化工业的发力，直接造就了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成功实现。

三来，财阀企业增强了韩国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拓展国内市场之外，财阀企业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半导体、显示面板、新材料、手机、汽车、船舶及相关零部件等多个领域领先全球，以三星、现代、大宇等为代表的巨头均登上了世界500强榜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被吸引至韩国，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此外，财阀企业还容纳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而财阀对于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在员工培训方面也更为严格和正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韩国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政府的支持加上自身的给力，让整个韩国的经济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财阀之手。到了2017年，三星、现代、SK、LG、韩华和乐天六大财阀的营收占韩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仅三星一家年营收就超过了韩国GDP的20%。这六大财阀的产业领域覆盖石油、化工、燃气、制铁、建设、船舶、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半导体、物流、金融、医药、时尚产品等各领域，不仅控制了韩国经济命脉，还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这样强大无比的财阀，也成为了韩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隐患。

三

财阀阴影笼罩下的韩国

财阀企业虽然引领韩国踏上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但在政府支持与庇护的土壤之上，一些高负债、高信贷与低盈利的财阀企业开始滋生出来。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开放资本账户之后，以银行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外资不断涌入韩国，而不少韩国财阀在向国内银行举债的同时，还从外资银行贷款，导致债务积累愈发严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南亚外汇危机的冲击下，韩国企业到期的外国债务无力偿还，而境外债权人拒绝给韩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信用展期。于是，从1997年底开始，韩国财阀宛如泥塑巨人一般轰然倒塌，大型工业企业接二连三地破产，其中就包括国内前30家财阀中的6家。与此同时，银行呆坏账高企，经济严重滑坡，外汇储备骤降的韩国政府已无力回天，不得不接受IMF的苛刻条件以获得贷款援助。

至此，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模式的弊端和脆弱性，并着手进行一系列整顿改革，包括调整财阀企业经营内容和企业结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透明度等等，而韩国也由此逐步走出了危机的泥潭，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开始重回正轨。

然而十几年后，韩国财阀企业再度陷入困境：

（1）乐天集团：自2015年开始状况频发，如乐天世界塔施工出现问题，开业时间不断延迟，以及辛氏兄弟争权等等；高层领导自2016年6月起因涉嫌渎职、贪污公款、非法筹措资金等接连受到检方全面调查，二号人物李仁源自缢身亡，集团的业务扩张发展受到牵连。

（2）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工会自2016年9月26日起，因提高薪水等待遇改善问题全面罢工，现代汽车蔚山、全州和牙山工厂生产线停工，这是自2004年以来现代汽车工会又一次大规模罢工，参与人数达到5万人，接近在韩现代汽车工人总数的75%，致超过百亿的产出损失……

与之相应的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乏力，自2012年起，韩国GDP增速始终徘徊在2%~3%的区间内难以突破（见下图）。

问题不断的财阀企业与持续低迷的韩国经济，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韩国已经做出了大量的改革与调整，可无奈财阀企业的根基实在是过于深重，导致财阀模式的“后遗症”仍流淌在韩国经济的血脉之中，而它们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经济问题，依然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一则，严重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作为市场竞争中的庞然大物，财阀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得中小企业几乎没有成长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新兴企业，想要从韩国的市场中分一杯羹简直难如登天：若是业务会对现有的财阀带来威胁，那么财阀集团便会通过自己庞大的势力逼其退出；若是新兴领域有较好的利润和前景，那么财大气粗的财阀便会伸出自己的触角，成立子公司涉足这一领域，进而抢夺新兴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得已之下，中小企业唯有想方设法“巴结”财阀，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财阀的势力。

二则，造成资源配置失衡与生产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公平合理的竞争，否则市场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就韩国来说，受财阀势力影响，很多新兴的高效率行业和公司难以得到充分的资源。而很多低效率的财阀子公司明明毫无赚钱能力，还背负着极高的债务，却能依靠来自集团的资源优势继续生存；更有甚者，一些财阀集团子公司之间为了彼此的存活，常常以互相出资、互相勾结的内部交易行为来相互支撑。这种“大而不倒”严重伤害了市场的公平合理竞争，制约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进而无法让韩国迸发出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三则，裹挟政治致使贪腐丑闻频出。

政商勾结是韩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顽疾，而根源所在便是一些财阀企业的势力过于庞大，在很多领域一手遮天：一方面，在政治慷慨庇护下崛起的财阀，不断利用与政府官员密切的关系来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政客们同样依靠各大财阀的支持来参与竞选，还要指望财阀经济增长来创造政绩。政客与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然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另外，韩国财阀还通过持续捐助政治献金、贿赂政客和政府官员、与政客子女联姻等手段来参与政治治理，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常常还要顾及财阀的“感受”。

如此一来，自建国起至今，韩国历任所有总统几乎都因腐败丑闻而得不到善终，是为“青瓦台魔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16年下半年的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当年这场大规模的以权谋私丑闻将韩国公众对财阀的不满带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三星、现代、SK、LG、乐天、韩华、韩进等九大财阀被有关部门集体调查，九名掌门人悉数出席听证会，就权钱交易问题接受国会议员质询。

带动韩国经济腾飞的是财阀，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的，也是财阀。

四

贫富差距与“汤匙阶级论”

除了经济层面的直接影响，财阀还深刻影响着韩国普通老百姓的人生轨迹。

道理其实很简单。在财阀阴影笼罩下的韩国，年轻人想要拥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错的薪资，几乎只有“削尖脑壳”加入财阀控制的大公司这一条道路，因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没什么钱可赚，倘若进不了大公司，基本就注定了平庸的一生。

但现实却是，要想在三星、现代、LG这样的财阀企业中谋个职位，必须先考入韩国SKY（韩国最著名三所大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包括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才有机会。但放眼全国，每年SKY的招生名额都只属于极小一部分人，而毕业后能进入财阀企业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此一来，韩国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穷人更是占了绝大多数。

不仅如此，韩国的高失业率同样是一个“老大难”，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失业问题。自2016年起，韩国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已然成为了韩国社会的又一不和谐因素。根据《韩国先驱报》的报道，韩国青年真实的失业率远高于此前官方公布的数据，每4名韩国青年中就有1人没有稳定工作。报道还称，按照政府的统计，韩国15~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9.8%，但是这一数字不包括打零工者和临时工，无法真实反映韩国当前紧张的就业市场；若是考虑韩国统计局提供的补充数据，将每周工作不足36小时且想换工作的人以及季度性上班的人群纳入统计范围，那么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应该为23.8%，对应的失业人数要超过100万。OECD发布的数据同样显示，2018年韩国失业人口中25~29岁的人群占比高达21.6%，在36个成员国中连续7年排名第一。

基于收入差距与年轻人高失业率的现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的人口生育率正呈现出比日本更甚的断崖式下跌（见下图），并被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视为“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自顾尚且不暇，年轻人又怎么有心思去生娃呢？

事实上，受收入低、就业难等难题困扰，韩国的许多年轻人已经感到未来希望渺茫：家庭出身好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好的资源去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进入更好的公司，或者继承更丰厚的财产；而家庭环境艰苦的年轻人，不仅在接受高等教育上需要贷款，找份好工作同样是难上加难。

于是近些年来，一个有趣的新理论在韩国民众之间流传开来，名为“2030（20~39岁人群）汤匙阶级论”，该理论源自于“含着银汤匙出生”（born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的英语俗语。在“汤匙阶级论”中，按照父母财产程度与家庭背景的不同，20~39岁的年轻人被划分为“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和“泥汤匙”四个等级，而代际相传的存在，使得父母的最终学历与经济条件将直接影响到子女后代的命运走势。具体而言：

（1）“金汤匙”：指资产20亿韩元（1100万人民币）或年收入二亿韩元（110万人民币）以上的家庭；

（2）“银汤匙”：指资产10亿韩元（550万人民币）或年收入1亿韩元以上（55万人民币）的家庭；

（3）“铜汤匙”：指资产五亿韩元（275万人民币）或年收入5500万韩元以上（30.25万人民币）的家庭；

（4）“泥汤匙”：是指资产不足5000万韩元（27.5万人民币）或年收入不足2000万韩元（11万人民币）的家庭。

说到底，“汤匙阶级论”基本可以等同于“拼爹”。许是因为如此，韩国大多数民众对于自己未来发展的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韩国国家统计厅公布的“2015年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一生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自己在同一代群体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时，只有21.8%的人回答“可能性很高”，有62.2%的人称“可能性很小”，剩下16%的人则回答“不知道”。在很多韩国年轻人看来，他们“即使努力也无法改变什么”。

至此，《寄生虫》中发生的看似荒诞却又令人动容的故事便显得合情合理，而这又是韩国社会基层固化严重的真实写照。

五

尾声

从多年前的“汉江奇迹”，到如今的经济增长乏力、贪腐丑闻频出与阶层固化严重，财阀企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透过财阀模式，人们看到了韩国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增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是被少部分人所享有；而放任财阀这样的庞然大物继续增长，却忽视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如何释放中小企业增长活力、推动市场效率的提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众福利以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是摆在韩国人面前亟待攻克的难题。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早在1982年，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就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得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即：强势利益集团对于国家总体实力之衰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强势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增加社会成本，导致制度僵化，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

尽管如此，但将韩国经济社会从财阀的裹挟中彻底解放出来，依然是任重道远——毕竟，在大众强烈的改革呼声中上台的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致力于破除财阀特权的同时，自己的民众支持率也在下跌；即便民间舆论对财阀当道深恶痛绝，但能进入财阀企业工作，却仍是许多韩国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联讯证券：《反思韩国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对外开放与财阀》，2018年；

2、 金英姬：《韩国财阀企业功过得失及启示》，2017年；

3、 周建军：《经济增长作为不稳定力量: 基于韩国财阀模式的考察》，2011年；

4、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1982年。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