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游子春节返乡的一段段旅程，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春运。

2020年春运自1月10日起开启，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将达到30亿人次，若以每人往返两人次进行简单估算，相当于14亿中国人每个人都参与了春运。有人也因此调侃称——中国的春运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

乡土中国的变迁

春运的背后，是人们对乡愁的寄托，不论离家多久、工作多忙，过年都要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从经济角度看，春运的背后，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变，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就是人们离开家乡，到异地工作生活。

在此，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人们形容中华民族，“安土重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土地自古以来是百姓的命根。费孝通先生在其论文集《乡土中国》中总结道，“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

为什么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深厚？

因为几千年来，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种地，很少离土离乡，人口的流动性极低。

各地种植的粮食并无什么不同，各个乡村之间也没必要互相交易。进而以交流和交易为基础的工商业没有得到持续发展。

不过，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的自然产业形态。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中国自周朝便初步形成了商业，并在中国的汉、唐、宋三朝都出现过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商人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对官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威胁。因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向乐于打击、限制商业和商人，并用官方的经营去代替，但官营的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史就出现了这样的死循环：

新王朝建立，减轻赋税，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出现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大商人和富农增多，朝廷害怕，往往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制度，把经济管起来。管得太紧，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就紧张，国家只好加税，百姓负担太重，发动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既然工商业受抑制，绝大多数人靠伺候庄稼为生，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乡土之气由此慢慢形成。

千百年后，新中国成立，公有化经济制度确立，土地归集体所有。彼时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此，农业要补贴工业，为工业发展创造低成本的有利条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由此形成。

也是在50年代，国家确立了与土地直接关联的户籍制度。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并第一次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农业补贴工业，农民也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及其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直到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手印，从此“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农村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这些剩余劳动力大多是青年人。这是因为在生产效率提高后，大面积的土地种植经营只需少数人就能完成，大量年轻人无事可干。

当时，这些人可以去城市工作吗？不可以，城市的大门还没有向这些年轻人打开。

那该怎么办？乡镇企业这个新事物应运而生。大量年轻人开始离土不离乡，即离开农业去从事工商业；进厂不进城，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但并未进入城市。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权宜之计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改变单一的乡村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了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到200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比1978年的9.23%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由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中国农民开始了千百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土离乡。

“农民工”也开始了城市迁徙之旅，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正式开启。截至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74亿人。

农民工进城的背后，是城乡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到2015年，城市收入约为农村收入的3倍。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保守估计，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个月收入为3000元，每年的收入近4万元。截至2013年，中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平均每个农民的耕地面积为3.67亩，若种植主粮，即使不算种子、农机和灾害损失等成本，每年的收入在2000×3.67=7340元左右，有一小部分土地种植了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好的年景可以获得3万多元的收入，也远远低于城市务工收入。

城市的收入更高，前途更光明，是农村人口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

从离土离乡到离土回乡

从上面农民工增长的图示中，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农民工数量，尤其是离土离乡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趋势在减缓。

表面上来看，这与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空间明显矛盾：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左右，日本的城市化率甚至超过了90%。

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走完，提升空间依然巨大。但为何农民进城的增速变慢了？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滞缓。2016年，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紧紧围绕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到了2018年，国家发改委又发了一遍督查通知，方案落实的速度缓慢。

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滞缓，也影响了乡村的改革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始终拥有在家乡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都是无偿划拨的。但近些年，这些土地出现了闲置现象。很多进城的农民工宁愿荒着家里的土地，也不愿意转让给别人，因为一旦他们年老或生病，无法继续在城市打工时，他们需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谋生。

这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农业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产业，大规模农场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土地分割的小规模种植经济。但土地被闲置、流转不起来，土地的整合就受到了阻碍，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场。

中国农业没有规模经济性，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成了库存。但市场又存在大量粮食需求缺口，只能依靠大量进口去填补。

反观美国，美国人口约3.3亿，其中农业人口约2%，仅600多万人，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全球农产品最大出口国。

乡愁情归何处？

行文至此，我想让大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中国的脱贫问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还是依靠政府补贴？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依靠城市，还是要依靠农村？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推动农民进城，给予他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让城市成为他们新的故乡。

农民有了新故乡，原来的乡村怎么办？我想这也不用担心。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这也将是未来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平衡发展的方向。

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下面的美国经济的地理分布图。这幅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绘制的。图中，蓝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各占美国GDP的一半。可以发现，美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以及南部个别地区，而面积广大的其他地区经济规模都较小。

总量分布的极其分化，并不妨碍人均层面的平衡。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从城市化角度看，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下图中，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城市化率往往也越高。若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还要20年。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要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因此，谁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至少还有20年。

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存在一些限制。但反过来看，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若以上所述的人口流动限制得以放开，可以想象，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大门在慢慢打开，2019年底，国家取消和放宽了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落户限制。未来，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落户制度也将得到改善。

其实，从我们身边就可以发现，一部分在城市奋斗成功的外来人口已经完成了举家迁徙，每到春节，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回到原来的家乡，而是留在了城里过年。城市已经成了他们新的故乡。

故乡，这一千百年来让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词汇，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被重新诠释。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