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如其来，整个卫生系统都动起来了。

这个时刻，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不易。

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有父母子女，有喜怒哀乐，也想休假过年，偷得浮生半日闲。只是，意外和疾病不会过年和休假，14亿国民的健康保障不容有失，他们义不容辞，奔波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

套用一句时髦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一

从“看得上病”到“看得好病”

建国初期，摆在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前的是“人多，病多，底子薄”的残酷现实，急性传染病、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与之相对的是医疗资源的匮乏，偌大一个中国，卫生机构数量仅8915所，卫生人员61万。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经过一代又一代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老百姓真正体会到了“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巨大转变。

1、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数量稳步增加

“看得上病”的关键是要建立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应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队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195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仅8915所，2018年为997433所，增长110余倍；医院数量从1950年的2803所，增加至2018的33009所。

医疗机构床位数由1950年的11.91万张，增加至2018年的840.41万张，增长70余倍。

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从1950年的61万余人增长至2018年的1230万余人，增长20余倍。

医疗资源供给的稳步增长，为城乡居民“看得上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医保覆盖率逐年增加，药价谈判成果显著

如果说看得上病是医疗资源（医院/医生）的覆盖和普及问题，那么看得起病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我国的医保在解决“看得起病”的问题上，至少有以下两个保障机理：

（1）“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普通人的一生难免会生病，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健康的。所以，在健康的时候，缴纳保费救济那些不幸罹患疾病的人，当自己生病时，也可以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救济。从全社会的角度，罹患疾病特别是开销较大的重大疾病的概率一般较小，通过一系列专业的精算与统筹，是可以实现对广大范围内人群的保障和覆盖的。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数据，2018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13.45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

（2）药品准入谈判与集中采购。相信大家对网上流传的那段医保谈判专家“灵魂砍价”的视频还记忆犹新，治疗糖尿病药品达格列净片的价格从“5.62元”被一直砍到了“4.4元”，专家一句“4.4元4太多，不好听，再降4分钱！”，将该药的价格最终定格到全球最低价4.36元。

药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猪肉贵了可以不吃，房价涨了可以不买，但是对于某些特效药、救命药，患者是没有多少弹性的，为了活命，价格再高都要买。

另外，对于药物的定价又不能采取简单的价格管制措施（如米、面、盐等基本生活品），否则将影响药厂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限制医药行业的发展。

如此，由医保出面，和药厂开展准入谈判，集中采购，“以量换价”不失为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一方面，老百姓得到更加实惠的价格，另一方面，药厂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得到提升，进而实现双赢。

在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中，新增的70个药品，价格平均下降60.7%；续约的27个药品，价格平均下降26.4%。使得患者个人负担减少80%以上，个别药品负担下降95%以上。纳入医保的进口药品，基本都是全球最低价。

３、海外新药引进加速，医疗技术稳步提升

不可否认，在医药研发领域，海外的一些国家和公司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受制于相关的审批流程，境外新药在国内上市时间要显著晚于海外发达国家，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2007-2014 年的进口新药获批上市时间与其在美国、欧洲或日本的最早上市时间相比，平均推迟了7年。

2018年10月，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发布《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及申报资料要求，建立专门通道对临床急需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在加强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基础上，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和其他境外新药分别承诺在3个月、6个月内审结。截至2019年６月，两批次共计66个药品入围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有望按照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加快上市的步伐。

除了更多的好药和新药的引入，国内医疗技术也持续提升，以诊疗难度较大的恶性肿瘤为例，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中国医疗质量与技术能力发展报告》，“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液体活检、肿瘤药物浓度监测等新技术，实施肿瘤个体化治疗及全程管理，大大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精准用药，强化肿瘤用药全程质控，有效提高了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使患者可以长期带瘤生存”。据统计，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逐渐提高，已由2000年的30.9%提升到2017年的40.5%。

二

日渐完善的预防和应急体系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句话出自《黄帝内经》，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预防对于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现代医学的验证。

一方面，预防是最经济的健康管理方法，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要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这代表着如果在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费就可减支8.5元，并省下100元的抢救费。另一方面，除了节约钱，预防更能够让民众做到“少生病，晚生病”，远离疾病的痛苦，提升社会的福祉。

针对疾病预防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置，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体系。每年预防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约5亿剂次。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由1970年的7000/10万下降到2018年的559.4/10万，死亡率从20/10万下降到1.68/10万。

近期发生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案例，反映了我国疾控体系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的效率。以下是根据新闻整理的，发现疫情以来疾控体系的动作：

在处理过程中，中国卫生疾控体系表现出来的专业性是有目共睹的。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疫情，避免出现恐慌；到病患的集中隔离，潜在疫源地的封闭；再到迅速完成病毒的基因测序，确认病源，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履行疫情防控的国际责任；以及每日发布《疫情通报》，公告最新的诊疗状态和研究成果。相信随着医疗手段的持续控制，以及春季气温的回升（冠状病毒对热敏感），疫情风险将彻底解除。

三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中国的医疗体系会发展成什么样？笔者认为，除了更丰富的医疗资源配置，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至少还有以下三个趋势：

1、社区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过去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造成大家对社区医疗的信任度不一，经常“小病也到大医院”，不仅增大了大医院的负担，在拥挤的就医环境中，患者也无法有舒适的体验。

针对这样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目前，我国已形成“5+3”为主体、“3+2”为补充的新的全科医生培训模式，建成了由558个全科专业临床培养基地和1660个基层实践基地构成的全科培训体系，5年来累计招收住院医师4.5万人，首批结业考核通过的全科医生已回原社区医疗单位工作。另外，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还积极与当地的大型医院合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大医院的专家服务。

相信，作为医疗体系中最基层也是与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单位——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在未来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疾病预防、基础医疗、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私立医疗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一提到私立医院，不少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莆田系”，其实，随着监管的趋严，以及公众认知的提升，“莆田系”的影响越来越弱，一批有实力的私立医院破茧而出。如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创始人陆道培院士，是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教授，血液病学家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也是骨髓移植的亚洲第一人。在陆院士及其团队的带领下，医院在血液病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诊疗水准。

相信未来将有更多这样的优质私立医院脱颖而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公立医疗体系提供补充，为老百姓提供有特色和差异化的服务。

3、更健全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

如前文所述，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率非常高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基础保障之上，商业医疗保险在保障额度、保障范围、保障形式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发挥空间。相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升，对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认知和需求也将不断提升。在此之上，更多优质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将有机会问世，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全面、更体贴的保障。

最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也不必惊慌，中国疾控体系早已今非昔比，相信一切会很快好起来。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