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是本世纪初2位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的一场著名是学术论战。

当时学术界有一个较为乐观的判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它们已走过的弯路，是为“后发优势”。

杨小凯认为，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较容易地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

林毅夫则站在“后发优势”一边，认为后发国家应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两种观点，到现在还没法判定谁胜谁负，但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还是蛮大的。秉持后发劣势者，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前景是悲观的。持后发优势者，对中国的前景则是乐观的。

其实就像我有次在朋友圈里发的一段评论，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是个伪命题。如果后发就是劣势，那就无法解释世界文明中心的几次大转势，更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崛起。如果后发就是优势，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后发国家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甚至重新沦落的现象。

伪命题是逻辑学上一个术语，指的是在逻辑上无法成立的判断结论。后发优势还是劣势，关键不在一个“后”字，而在一个“发”字，是怎样的后发？有没有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体制相伴随？阿拉伯文明战胜古希腊、古罗马，是因为它的崛起伴随一种新的文化、体制——高度统一集权制战胜了利益高度分散、被利益纷争所困扰和削弱的城邦制、分省自治制。西方的崛起是对外高度凝聚的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则充满活力的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两者合一的结果。因为有新的文化、体制相伴随，所以后发者就有新的优势。

后来我又补充了一段，作为一个旁证：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正是中国的盛唐，当时的世界，上演的是两个《双城记》。一个是长安～巴格达，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中心城市。“世界的中心，地球的中央，独一无二，它的规模最庞大，它的建筑最庄严……”。一个是巴格达～巴士拉，巴格达是陆上丝绸之路终点，世界贸易中心。巴士拉是海上丝绸之路终点，俗称“中国商港”，因为来来往往的不是从中国来的，就是准备到中国去的船。当时，中国也是世界造船中心，“没有中国的船，根本没法抵御海上的狂风巨浪”。那时长安和巴格达人口都在百万以上，而后来的时装之都巴黎还只有区区5000人，西方人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只有三万人。无论阿拉伯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崛起，本身就证明了后发优势的存在，只要它伴随着新的文化、新的体制，而这种新文化、新体制可以有效地弥补原来的“先进文明”所具有的，且越来越明显的缺陷。

可以说，人类社会从第一缕农耕文明曙光升起在约旦河西岸算起，迄今11000年经历的几次强与弱的转换，先进与落后的交替，以及文明中心的转移，无不如此：既伴随对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的学习、模仿、改进、革命，更伴随新的制度、文化和道路。

而且这种新制度、新文化很难产生于旧中心的内部，也不可能来自对旧的“先进制度文化”的模仿，它符合“熵”定律：由于能量耗散的存在，任何一种制度、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正效应递减，负效应累积，直至正效应完全丧失。

明白这一点，再来讨论后发优势还是劣势，就会清楚得多。如果只是简单的技术赶超+制度模仿，用负效应已日益明显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来“完善”我们的制度，那就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即便优势，最后也会丧失。如果伴随一种新的制度，那就有可能是优势。当年法国也曾模仿过君主集权+军国主义，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最终使西方崛起，完成对东方超越的恰恰是不走东方路的英国。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内涵的，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前景悲观。当今中国这种”分散发财，集中办事“体制，既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西方自由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混合体制，用我曾经讲过的话说，”我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这场新的伟大实践，这场实践的成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新的贡献“。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依然会以理性乐观主义为底色，面对市场，对待投资。

简单模仿的后发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劣势，这在股票市场上也一样适用。一个新的强势板块崛起，领先上涨的股票总是获得最大收益，领先介入的投资人总是获得最丰厚的利润，到其中的落后股也开始纷纷崛起时，再到里面去挖金，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还能赚点。运气不好，追进就是吃套。所以做热点就得趁早，要不，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永远在自己设定的战场里作战。

2019年涨幅前五的行业指数是：酿酒、元器件、半导体、家电、工程机械，其中酿酒和家电也是2016和2017年涨幅前五的行业指数，其余三个则是近几年头一次进入涨幅前五。根据“双两”经验法则——领先两波多头市场或持续两年半左右，2020年，酿酒和家电跌出前五是大概率事件，谁能替代它们，挤进行业涨幅前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