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再度站上了风口。

日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这是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后的又一个重量级纲领性文件，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共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纲要》不仅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详细勾画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蓝图，还提出了到2025年和2035年将要实现的宏伟目标，令人无比振奋。

自从2017年底明确了“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理念以来，长三角各地区开始加速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到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再到启动各项专题合作……而今，《纲要》的出台，又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背后的深意，值得琢磨。

长三角，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包括江浙沪皖四个板块，是国内公认的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亦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群。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就开始对长三角区域实施城市群发展机制的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三角各省市、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愈发密切，相应的合作发展机制也不断进入新的领域。现今的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同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一起，并称为“全球六大城市群”。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长三角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据统计，2018年全国经济总量为90.03万亿元，而长三角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和16%左右的人口，贡献了全国GDP的近1/4。

从城市方面看，全国16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有6个坐落于长三角，分别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参见下图），其中，杭州、南京、苏州和宁波凭借自身经济、环境、就业、宜居等诸多方面的优势，跻身于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新一线城市”阵营之中。

城市之外，长三角的县域经济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百强县榜单，长三角地区共有45个县上榜；其中，江苏省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稳居前四名，它们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区域协调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并称为引领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前行的火车头。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各省市均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产业体系。具体而言，国际大都市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江苏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开放程度极高，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浙江的优势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且民营经济颇为发达，生态环境优美；至于安徽，特色在于创新活跃强劲、制造特色鲜明、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

另外，从收入增幅上看，2018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江苏省各城市多居于8.4%~12.3%，浙江省各城市多居于8.6%~9.9%，安徽省各城市则多居于8.1%~9.1%，均显著高于全国的6.5%。叠加上海外滩璀璨的霓虹灯，南京人声鼎沸的“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杭州西湖畔熙熙攘攘的游客，合肥热闹非凡的淮河路步行街，长三角的繁华与富庶着实羡煞旁人。

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累累硕果，但若是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还有不少深层次的瓶颈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行政色彩有待于进一步弱化。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可以说是行政意志驱动的，因而政府部门在长三角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今，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仍旧是行政色彩占据主导，不仅容易让长三角一体化偏离最佳路径，还会因各地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在非合作博弈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伤整体发展效率。这也是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较大桎梏。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三角虽然整体实力强劲，但其内部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较为严峻，这势必会掣肘长三角一体化的良好进展。除却政治和制度的因素影响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差异。

具体而言，上海、苏南、浙北的要素资源更加丰富，政策环境也极为友好，而苏北、浙南和安徽全省都相对匮乏，这便直接导致了产业差异，要素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不具备优势产业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和被动，久而久之便拉开了差距。

第三，各地产业同构，产业集聚水平不高。

有关资料显示，长三角核心区的各个城市中，超过半数都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需知，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产业的衔接与产城的融合，其目的是要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功能整合，要求企业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达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然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重复建设较为严重，难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集聚水平的不足。

第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够。

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未能形成，各城市的功能和管理体系偏于各自为政，利益共享和产业协同机制不够明确。例如，各省市间科学数据库、专家库等创新要素资源仍未开放共享，各地的研发投入也具有排他性，不愿意分享技术带来的外溢效应等。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影响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进程。

在此背景下，《纲要》的“官宣”可谓正当其时，它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全面提速，以及国家对其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放眼全球，区域一体化都是大势所趋。长三角一体化的提速，更加迎合了当前时代的主流。

纵观世界发展史，已有美国的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英国伦敦大都市圈等城市群为世人做出了榜样，那里云集着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优质资源，无论是企业、科研机构还是人才。而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同样也是这一潮流的顺应者。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地球上1.5%的土地上聚集着全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在日本，3500万人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实现超过日本60%的经济总量；在美国，2.43亿人集中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城市群，成为世界生产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群是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也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区。

事实上，城市之间不管如何竞争，协同发展终归是大势所趋。只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禀赋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当“唯GDP论英雄”时代已渐行渐远时，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才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倘若一味地在发展过程中追求贪多求全、面面俱到，到头来很可能是什么都无法做好。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而这种劳动分工理论，除了适用于人群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因此，我们应该具备“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维和着眼于未来的视野来定位城市经济发展，即不局限于单一大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而是应同时考虑周边城市的相关要素和特点，将上下游结合起来，合理配置要素，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降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并取得更大的效益。

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所言：“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我想，这大概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底层逻辑与终极奥义。

值得一提的是，《纲要》中多次提到了“世界级”、“国际”等字样，可以揣测的是，长三角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是成为国内的领头羊，而是要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放眼全球，成功的先例不在少数；找到可以对标的典型，或许可以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在我看来，长三角可以对标东京湾——上海和东京，都是本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与世界一线城市，在各自城市群中的地位首屈一指；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类似于横滨、千叶、川崎等地的角色，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产业体系。而东京湾“一超多强、辐射周边”的格局，同样符合长三角的现状。

那么，东京湾是如何炼成的呢？我认为主要秘诀有二：

一则，各区域合理的产业分工。

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的合理定位与分工，这是东京湾区最为显著的特征。例如，东京中心区行政部门、教育机构、高端产业与商业圈云集，发挥着中枢职能作用；横滨和川崎承担着工业发展的使命；千叶则是关东地区重要的港口群所在地，等等。各地之间相互协作配合，共同推动着东京湾的发展。

事实上，东京湾内京滨和京叶工业区的成长之路，本质上正是作为大都市的东京，其功能定位变化和重工业及相关产业逐渐转移至周边地区的过程。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开始，东京就已着手实施产业布局战略，将机械、重化工等制造产业向大都市区外转移，此战略不仅很好地缓解了东京城市负担过重的问题，还促进了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也推动了京滨和京叶两个主要工业区的形成与发展。实施工业外迁后的东京，则加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其产业结构也由传统工业化时期的重工业主导，逐渐转向外贸、金融、精密仪器制造、高新技术研发等新兴产业的引领格局。久而久之，东京成长为堪比纽约、旧金山、巴黎、伦敦的世界大都市。

二则，政府与市场的有效配合。

政府方面，日本政府对东京湾进行统筹管理，以此促进区域间跨行政的协作。具体来说，首先，日本通过立法将权力下放至东京湾内各个城市，使它们能够充分依托当地特征与比较优势进行动能定位，进而促进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其次，为了确保各城市间战略性协作的有效推进，日本政府对整个区域制定了前瞻性规划，同时为了避免决策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矛盾以及对某一地区的倾向性，日本积极发力各领域的共享平台建立与行政体系改革，而这些政策的实行都不受行政区划和城市等级的限制，一视同仁；最后，日本政府利用财税手段，引导东京湾各地的产业发展，包括对边远落后地区提供贷款支持，以财政补贴来推动新兴产业城市开发等。

市场方面，日本尊重市场的力量，通过发挥其价格机制来有序引导东京湾内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优化各地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此过程中，要素的跨城市流动几乎不存在任何地域准入门槛，这也克服了各地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难题，促成了各地产业协同与互补的局面。

除此之外，日本还致力于东京湾内的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各地的“产学研”结合与科技成果转化，科创实力大大提升，而创新驱动发展下的东京湾各地，也因此而成为享誉全球的创新型城市群。

这些，也正是致力于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江浙沪皖的2.25亿常住居民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会因长三角的再度腾飞而改变，而幸运的你我他，都将成为这个崭新时代的见证者。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