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新一届监管层的期许和热望，上证指数在今年1月4日创下2440.91点的近年新低后开始反弹，并在2月后加速上涨，一直上涨到4月8日的3288.45点，之后就一路走低，近半年多来一直在3000点上下徘徊。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欧美股巿在经历了10年大牛市后仍然迭创新高，但中国股市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有近百只股票创下了历史新低。如果说，前几个月的股市低迷还可以用的不断加剧来解释的话，那么在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已经完全失据。股市的主要矛盾和不利因素已经从外部转到内部，人气极度低迷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监管者对市场和投资者缺乏应有的敬重，导致市场在本来已经十分扭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走向扭曲。
        从中国股市的现实来看，股市中的主要问题是在三大定位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偏和扭曲。
        一是市场定位。这个问题的本质涵义是，中国股市到底是以投资为主还是以融资为主。如果是以投资为主，那就应该把监管工作的重心放在二级市场，就必须有保障市场健康和有序运行的完善法律，就必须切实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是以融资为主，那就会把监管的重心放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制度建设、市场秩序和财富效应都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样的市场，只能产生离心力而不可能具有吸引力，不可能形成社会资金和境外资本“进得来、留得下”的内在机制。近几个月来，一级市场上的IPO突然提速，一周17只股票发行，这恐怕又创造了近年来股票发行的最新纪录。如果创业板也开始试行注册制，那么IPO的速度还要更快。据统计，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A股将有1541亿股集中解禁，以市场的现有价格计算，解禁总市值将高达1.9万亿元之巨。IPO堰塞湖、大小非堰塞湖和股票质押堰塞湖将形成合力，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如果不考虑市场的这种严峻现实，继续加大新股发行力度并且放松大小非减持，那么市场将形成恶性循环，不但牛市会越来越远，而且反弹的力度也会越来越弱。
        二是监管定位。这个问题的本质涵义是，中国股市的监管到底是行政管制还是市场决定。如果是以融资为主的市场，那就必然是行政管制；如果是以投资为主的市场，那就必然是市场决定。反过来说，行政管制只能是以融资为主的市场，市场决定才能是以投资为主的市场。中国股市的最致命缺陷，是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决定，市场监管不对市场和投资者负责。在这样的体制和机制下，行政扩张取代了市场的自我扩张，行政收缩取代了市场的自我收缩，行政协调取代了市场对自我协调，行政选择取代了市场的自我选择，“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看不见的手”就会成为缩回去的手，监管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会成为常态，股票市场这个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最高形态就会被层层的行政钳制扭曲为政策工具，市场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环境就会完全丧失。
        三是发展定位。这个问题的本质涵义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到底是注重市场规模还是追求市场效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和标志，股票市场的本源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但在中国股市，市场所本应具有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基本都丧失殆尽，衡量市场监管成败的主要标志是融资规模而不是市场效率。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巿场，在这种情况下，还醉心于市场的规模扩张而不是效率提升和制度完善，市场的矛盾就很难不日积月累，市场的运行也很难不步履维艰。中国股市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股市，前一段时间，日本股市曾一度超越中国股市而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近10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在恢复中，日经225指数也从10多年前的6994.90点上升到最高的24448.07点，上涨了大约2.5倍，但日本股市主要依靠的并不是规模扩张而是效率提升。根据李志林教授提供的数据，最近10年日本股市的新公司上市不到200家。如果中国股市不在集约化经营上下功夫，继续走粗放式的发展道路，那么这个“肥胖儿”的功能和作用将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会被投资者彻底抛弃。
        市场定位、监管定位和发展定位都是决定股市发展方向和发展命运的重大主题，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足以对整个市场造成致命伤害，而在这三个方面都同时出现严重扭曲和不断走偏的情况下，指望市场能出现正常和健康的发展趋势，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一厢情愿。中国股市的发展必须尽快重新定位，中国股市的监管必须尽快改弦易辙，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必须尽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