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口少子化，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日本。诚然，严峻的少子化困境已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头号拦路虎，举国上下为之抓狂不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急得连连高呼“国难当头”。

可鲜有人注意的是，“国难当头”的还有韩国，其人口增长困境甚至比日本还要严重。

日前，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最终版《2018年韩国新生儿出生统计》显示，2018年韩国新生儿数量32.7万，为1970年以来最低，且国民生育率降至0.98‰，即平均每名女子终生生育不到1个孩子。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规模，其生育率需要达到2.1‰的标准，而低于1.3‰则被视为“超低生育率”。于韩国而言，不仅生育率显著低于超低水平，还因此成为了近代以来全球首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韩媒也用“世界首创”来自嘲。

曾几何时，韩国也是“人丁兴旺”。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表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年均新生儿数量在90万名左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指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态势，近些年更是加速下滑（参见图1）。

与之相应的是韩国人口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从1970年的4.5‰暴跌至80年代中期的1.5‰，而后虽有复苏迹象，却也难以止住继续滑落的趋势，以至于新世纪伊始到今天，韩国的生育率居然比不过以少子化著称的日本（参见图2）。

持续多年的低出生率叠加人均寿命的逐年延长，让韩国经济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Wind数据显示，1970~2018年间，韩国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重由41.87%降至13.36%，其规模也从1349.9万人缩减为689.8万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由3.47%提升至14.42%，其规模则从111.9万人增至744.6万人（参见图3）。也就是说，今天的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要比15岁以下少年儿童还多出54.8万人，可谓不折不扣的“老年人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老龄化速度正以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推进。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时，就成为了“老龄”社会。

基于这一界定，如果把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所用时间长短（即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从7%上升至14%所用年限）作为衡量老龄化速度快慢的标准，那么结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统计，美国用了大半个世纪，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5年；反观韩国，仅用了18年时间，就完成了由“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演变。

生育率长期低于日本，老龄化速度又明显快于日本。更要命的是，这些局面非但没有好转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韩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着实要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已发出警告称，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状况的继续恶化，那么到2026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过21%，并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从2031年起，韩国总人口会开始逐步减少，到2065年将减至4300万，100年后的2165年会进一步萎缩至1500万，最终归于消亡。

韩国自然也不例外。近些年，韩国经济疲态尽显，其中固然有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出口增长乏力，以及国内汽车、半导体等主要产业发展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不过除此之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主要影响如下：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韩国15-64岁的人口总数于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因而适龄劳动力人口也会不可避免地有所削减，这将进一步给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带来压力。

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受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影响，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加重了韩国政府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

另外，韩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也在攀升。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就意味着除养老金外，政府部门在医疗护理方面的支付金额也会随之提升，这便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韩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不仅如此，韩国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的基层行政架构还遭受着崩塌与消失的威胁。来自韩国雇佣信息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倘若当前的低出生率现状继续保持下去，30年后，全国200多个地方自治机构中的1/3或将丧失职能甚至消失，其中以义城郡和高兴郡为典型代表。同时，由于人口规模的持续萎缩，这些地区的大众交通、学校、医院、药店等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基础结构也将陷入崩塌的窘境。

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走低。

事实也正是如此。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与青年希望财团联合发布的《青年生活质量实况调查结果报告》，在1578名受访者中，有44%的年轻人表示不希望有孩子；韩联社援引韩国就业门户网站Scout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多数韩国人对生育后代的态度并不积极，有59.4%的受访者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其中一部分原因，要归于韩国人生育观的改变。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早已不复存在，在竞争激烈的韩国社会里，如果孩子长大不能立足，就有可能成为父母的累赘。为此，父母势必要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待让孩子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可若是多生一个，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这样，农业社会的“多子多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子多负”，而“少养精养”的方式已备受韩国大多数家庭追捧。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韩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抛弃多生育子女的“光荣传统”，开始以少生甚至不生孩子为新潮。

然而，观念的改变并不是韩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各方机构的调查结果来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理由，那就是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

这要从韩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说起。

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韩国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崛起，离不开“出口第一”、“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采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举全国之力扶持了几个大型企业，并以此大力吸引来自全球的资金、技术与产业转移，促进对外贸易，局面被迅速打开。可以说，韩国经济的腾飞，这些大企业功不可没。

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三星、现代等掌握着大量资金资源且受到政策保护的大型公司实力日渐强劲，在国内几无敌手的他们通过不断地并购扩张，最终渗透至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垄断并控制了韩国经济。

有数据显示，光是三星、LG、SK和现代四家巨头拥有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韩国总资产的1/4，销售额也占到韩国所有企业总销售额的20%以上，这比香港的四大家族更甚。于是，世人开始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财阀。

更进一步讲，当财阀们控制经济和社会之后，政商关系变得极为畸形：为了获得政府更多的优惠政策扶持，财阀千方百计地与相关机构及政府要员搞好关系，输送政治资金；而为了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政客们也会有意识地去亲近势力庞大的财阀……结果就是财阀占据了全社会大量的资源，他人难有出头之日，甚至历届韩国总统中的不少人都因腐败而锒铛入狱或结局惨痛，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朴槿惠均是如此。

那么，以上种种对于普通老百姓又有何影响呢？

很显然，在财阀阴影笼罩下的韩国，年轻人想要拥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错的薪资，几乎只有“削尖脑壳”地加入财阀控制的大公司这一条道路，因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没什么钱可赚，进不去大公司，基本就宣告了阶层跃迁的失败。

但现实却是，能加入大企业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于是，韩国百姓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人占据了绝大多数。Wind数据表明，2008年至今，韩国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6~0.75的极高水平，远在0.4的警戒线之上（参见图4）。受此影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自顾尚且不暇，生孩子还是先放放吧。

更有甚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也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韩国保健福祉部和保健社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个韩国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0多年里，父母需要为其支付的养育费用超过3亿韩元；如果将这一数字按年平均，每个孩子每年需要花费约1400万韩元。而韩国雇佣劳动部的统计结果表明，韩国一名公司正式员工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养育一个孩子，每年要花掉的钱超过一名普通员工年收入的1/3。

需要注意的是，4100万韩元是平均工资，若是考虑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甚至是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在韩国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大得多。

这还没将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花销计算在内。

生活重压如此，韩国人活着都要竭尽全力，又怎能有意愿去生孩子呢？

为了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的持续蔓延与恶化，韩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

早在1994年，韩国政府就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并于2004年开始推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2005年，时任总统卢武铉设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2006年起，先后制定实施了第一个( 2006 ~2010年) 、第二个( 2011~2015 年) 和第三个( 2016~2020 年) “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五年基本计划”。此外，韩国还全方位地为国人营造有利于生育孩子的环境，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

即便如此，韩国依然没能从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走出来。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撰文称，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而今，他的预言仿佛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这从韩国首都首尔的现状中可窥见一斑：2019年上半年，首尔的生育率仅有0.76‰，比全国的0.98‰还要低；若不是韩国最大城市的光环吸引着外来年轻人口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首尔可能早就踏上“灭亡”的道路了。

这或许是韩国“空巢”的一个序章。

一切麻烦的解题之匙，都是如何激发出韩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然而，并不是所有韩国年轻人都不愿意生育。

最近，一家韩国媒体在对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这就足以说明，在过去的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同样强烈，丝毫未曾衰减。

生育问题，真的从来都不只是生育问题。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