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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唯一缺憾是对金融创新定调过低，以监管、防风险为基调、过度强调合规合法前提下的金融创新。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传统意义的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经济金融大危机，1929年到1933年，美国银行倒闭的达9108家之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特格尔法案（亦称“1933年银行法”）对银行的业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管制。其中一项就是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其存款利率也有上限的规定。
　　在上述法案通过以后，30年工夫，银行家一直按照3-6-3规则过日子：他们对储户按3%付息，对借款户按6%收息，下午3点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们和同行不用竞争，银行也不愁没有生意。但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一方面工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已超过银行的资源，另一方面储户由于存款利息太低而转移到其他投资上，迫使银行不得不设法开辟新的业务来吸收存款。
　　银行创新出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就是逃避了利率上限的限制。与此同时，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创新工具应运而生。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吸收投资人的小额资金，用来投资于银行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和国库券等短期票证。这与余额宝货币基金投资于银行同业协议存款品种有着惊人的相似。
　　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是美国金融市场创新大爆炸阶段。除了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两大品种外，又出现了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个人退休金账户、股金汇票账户、电话转账制度、自动转账制度、货币市场存单、小储蓄者存单、存款协定账户、货币市场存款户、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等等。之所以叫这些金融工具产品为金融创新，就是其绕过了1933年银行法特别是逃避了利率Q条例上限的限制。
　　美国监管当局是如何对待上述金融创新的呢？经过长达20年的观察期后，1980年3月，美国公布《1980年放宽对存款机构管制及货币控制法案》，允许全美金融机构办理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了应对放宽后的金融风险伤及投资者和存户，对存款保险的金额由4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1986年4月，美国最终取消了存折储蓄账户的利率上限。对于贷款利率，除住宅贷款、汽车贷款等极少数例外，也取消限制。至此，Q条例完全终结，利率市场化得以全面实现。
在美国，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有监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突破，就是钻现有监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空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擦边球。监管部门发现金融机构创新出逃避监管制度框架的产品和业务后，总会给予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以足够的发展期和风险点暴露期，以使监管部门有足够的观察期特别是风险点甄别识别时间。在摸准这些创新产品和业务的风险点后，再出台相应的监管制度办法。然后金融机构再创新，监管部门再监管，循环往复，最终使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金融监管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这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创新包括金融创新就是对原有技术以及制度的突破，如果过度强调依规依法，那么必然束缚创新手脚。特别是在全球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今天，或会出现中国金融活力不在，甚至倒退的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