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弹琴：澳大利亚，不小心暴露了一个大秘密

　　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国际外交大乌龙。

　　澳大利亚，不小心暴露了一个大秘密，与美澳勾结有关，与施压太平洋岛国有关，多少也同我们中国有关。

　　说来真是可笑。在这次峰会上，在澳大利亚主导下，各方批准了一个所谓的太平洋警察倡议，澳大利亚出钱出培训，建立一支机动的多国太平洋警察部队。

　　澳大利亚掏出4亿澳元，折合大约2.71亿美元。

　　目的是什么？

　　针对中国！

　　看了一下，几乎所有外媒都认为，这是针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等国的警务合作。

　　完全是正常的两国警务合作，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眼里，就是中国的军事扩张，严重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

　　所以，澳大利亚搞了一个更大的，按照澳方的说法，这个太平洋警察倡议，完全是太平洋岛国主动倡议的。

　　真的是这样吗？

　　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后，就是戏剧性的一幕了。

　　8月28日，也即峰会期间，新西兰广播电台记者拍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私下闲聊。

　　阿尔巴尼斯端着一杯咖啡，对坎贝尔夸耀：“我们有了重大突破，这将带来巨大变化。”

　　所谓“重大突破”，就是太平洋警察倡议。

　　坎贝尔很高兴：“太棒了。我和凯文(陆克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的，但他跟我们说不要，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把车道让给你们，你们去吧！”

　　阿尔巴尼斯紧接着说：“如果你们愿意，费用我们可以五五分。只花你们一点钱。”

　　什么意思？

　　意思也是很明确的。

　　1，什么太平洋岛国主动倡议？完全是澳大利亚主导，而且是澳大利亚落实美国的旨意，搞出来的一个倡议。

　　2，美国早就想这么干了，陆克文执政时，兴趣不大，所以拖到阿尔巴尼斯执政，现在终于成了，美国很高兴。

　　3，但毕竟要花钱，而且，这是落实美国的旨意，所以，肉疼的阿尔巴尼斯也向美方公开要钱，我们五五分，一国一半……
　　大家要注意，这不是我们披露的，而是美澳官员私下闲聊自己披露的，披露的还是西方媒体。

　　


　　一个外交大成就，搞成了一个外交大乌龙。

　　阿尔巴尼斯发飙了，痛骂新西兰女记者不地道。

　　8月28日晚上，当被记者问及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什么，阿尔巴尼斯愤怒地回答：“我知道这个私人对话视频。坎贝尔是我的朋友，我们正在聊天。”

　　他振振有词：“有些人，你知道，不管是谁做了这件事，他们都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这是一次私人谈话。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也是一次友好的谈话，就是这样。如果试图从中解读出些什么，说实话，那一定是没事干了。”

　　看了一下当时的采访场景，信息量蛮大。

　　有女记者向阿尔巴尼斯提问：也有一些太平洋岛国表达了忧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不是就是想让中国出局？

　　阿尔巴尼斯断然否认：没有一个人在论坛上这样说……
　　有男记者A追问：但我们听到，美国副国务卿说，他们本来就打算这样做，但因为澳大利亚……
　　阿尔巴尼斯当即打断，头摇成了拨浪鼓：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他真没有这样说……
　　男记者B还不死心，追问：但听起来，他很大可能是说了的……
　　阿尔巴尼斯：不，他没有说。

　　男记者C：那你怎么解读他这样的表态？

　　阿尔巴尼斯：他说，他和凯文(陆克文)讨论过这个……
　　又有记者追问：是他告诉陆克文，去推进这件事，这样澳大利亚就可以……这就是他说的，总理先生。

　　阿尔巴尼斯：哦……但这个倡议是太平洋地区主导的，由警察部长们的，他们已经就此事开会一年了。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倡议是美国主谋，澳大利亚落实，但阿尔巴尼斯断然否认。

　　不仅否认，还否认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被录下的话，也难怪，我看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有人就批评，“他还是澳大利亚总理，他却在肆无忌惮地撒谎”。

　　最后，怎么看？

　　粗浅三点吧。

　　第一，我们看到了双标。

　　赤裸裸的双标。

　　在他们眼里，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警务合作，最正常的警务合作，就是打破平衡，就是军事渗透，就是侵犯西方的利益。

　　澳大利亚落实美国旨意，搞所谓太平洋警察倡议，就是正常合作，就是有利岛国，就是各方共赢。

　　什么共赢，不过是落实美国旨意罢了。中国外交，确实不容易啊。

　　
　　第二，我们看到了政客的嘴脸。

　　说实话，阿尔巴尼斯此前给人的印象，还算是不错的，能言善辩，灵活变通。中澳关系，最近也有所起色。

　　但几段小视频，让人看到了另一面。

　　哪怕板上钉钉的事实，可以断然否认。

　　帮着美国对付中国，我们都看在眼里。

　　第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可以说，澳大利亚现在是在替美国两肋插刀。

　　4亿澳元真金白银，澳大利亚自己掏；可能掏得肉疼了，阿尔巴尼斯要求美国也出钱，一人一半。

　　但美国真会出钱吗？

　　别忘了，为美国两肋插刀，很多时候会被美国插两刀。

　　澳大利亚又不是没有过教训。这个世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信，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牛弹琴:莫迪和泽连斯基，7小时内拥抱了4次

　　不得不说，莫迪就是莫迪。这次去，短短7个小时，和泽连斯基至少拥抱了4次。

　　8月23日在基辅，两人几乎见一面，就要拥抱一次。

　　去参观受难儿童展览，热情拥抱；
　　两人举行正式会谈前，再次拥抱；
　　莫迪向泽连斯基送礼，又抱一次；
　　泽连斯基送别莫迪，再抱上一抱。

　　虽然泽连斯基也拥抱过拜登，拥抱过马克龙，拥抱过约翰逊，但感觉都没有和莫迪拥抱来得这么密集，这么热切。

　　当然，还有其他小细节小动作。

　　看视频和图片，参观时，莫迪的一只手，感觉就没离开过泽连斯基的肩膀；泽连斯基扭头看向莫迪的眼神，更是别有一番意味在心头。

　　




　　两人都对外宣称，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

　　算起来，这是冲突爆发后，印度总理第一次访问；而且，这还是独立以来，印度总理第一次来访。

　　这都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如果关系非常好，为什么独立几十年了，印度总理姗姗来迟？如果关系不好，为什么两人一见面，就拥抱了一次又一次？

　　这或许就是政治，就是政治家的老道吧。

　　更有意思的一个大背景，就在一个月前，再度连任总理的莫迪，第一次出访，就去了。外界看到，他和热烈拥抱。

　　记得当时泽连斯基很生气，他痛批，“我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这是对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在莫斯科拥抱世界上最血腥的罪犯……”

　　被骂了个灰头土脸的莫迪，一个月后，就坐了10个多小时火车，风尘仆仆来到了基辅，又和泽连斯基热烈拥抱在了一起，7个小时后，再坐10个小时火车离开。

　　这就是政治，就是政治家的艺术吧。

　　泽连斯基很高兴，莫迪被骂一顿后果然来到了，还和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
　　他夸赞：印度支持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至关重要。

　　莫迪也很高兴，说：我对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我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目的是加深印乌友谊。印度坚信和平必须永远存在……
　　莫迪还告诉泽连斯基：我想向你们保证，印度愿意在任何和平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我个人能够发挥任何作用，我一定会这样做，我想向你们保证，作为朋友……
　　按照媒体的报道，他劝泽连斯基坐下来谈判，与实现和平。

　　当然，印度也有印度的逻辑。

　　外界注意到，不管和泽连斯基怎么拥抱，在7个小时的基辅之行中，莫迪没有像其他西方一样，谴责，谴责的“侵略”。

　　我看到，CNN的一篇报道还特别提到，是印度的主要供应国，“也是它认为是平衡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关键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且，“印度还充当了的经济生命线，在世界各国对莫斯科后，印度加大了对俄原油的购买力度……”

　　唉，这些西方媒体，你们说印度就说印度，说就说，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但没办法，中国总是被躺枪。

　　哦，路透社还特别提到，对于石油，印度最近两年不断买买买，就在上个月，印度超过中国，购买了世界上最多的石油。

　　西方有没有质疑？

　　也是有的。

　　但随同莫迪出访的印度外长苏杰生的解释是：“印度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也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因为我们没有石油。我们没有购买石油的政治战略，只有购买石油的石油战略，购买石油的市场战略……”

　　你们制裁是你们制裁，但该买的石油，印度理直气壮地买。

　　最后，怎么看？

　　还是粗浅三点吧。

　　第一，不得不说，莫迪身段真柔软。

　　毕竟是长期练瑜伽的，身段就是柔软。

　　一个月前去莫斯科拥抱，一个月后去基辅拥抱泽连斯基，环顾这个世界，一年内能同时拥抱这两个死对头的，也只有莫迪了。




　　莫迪老仙，法力无边。哪怕是西方，也拿印度没办法。

　　从这个角度看，你不得不服。

　　第二，泽连斯基也清楚，莫迪更是姿态。

　　拥抱是姿态，搂肩是姿态，赠礼是姿态。先去莫斯科，再来基辅，也是姿态。

　　但姿态之外，印度也有坚持。

　　不管多么强烈反对，印度该买石油照样买，印度该进口武器照样进口。而且，在多个联合国相关表决中，印度从未谴责过，最不济就投弃权票。

　　，还是印度的铁杆好朋友。这是印度的国家利益。

　　第三，莫迪辛苦跑一趟，更是表演给西方看。

　　必须看到，印度不是中国，北约黑手伸向亚太，肯定不是针对印度；我们更看到，美国一直努力拉拢的是印度，不可能是中国。

　　所以，莫迪既想搞好与关系，更不想和西方撕破脸皮。

　　莫迪先去莫斯科，西方很生气，泽连斯基破口大骂。于是，莫迪赶紧再去趟基辅，和泽连斯基4次热烈拥抱，西方很高兴，印度你爱和平。

　　但其实，印度的一些和平主张，中国、巴西、沙特等很多国家都提出过，，你们还是要坐下来谈。





　　当然，有没有挑刺的？

　　肯定也是有的！

　　我看到，在基辅的记者会上，BBC记者就专门提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莫迪要拥抱？

　　辩才无碍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侃侃而谈：在我们印度人的世界里，当两个人见面，他们通常会相互拥抱。这可能不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却是我们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可能有文化的代沟……
　　BBC记者被批得一愣一愣的。

牛弹琴：英国，又一个恐惧的周末来了

　　英国，又一个恐惧的周末来了。

　　很简单，其他国家的周末，大家休息，安定祥和；但英国人的周末，大家在抗议，骚乱继续。

　　不得不说，现在的英国，美丽的风景线接连不断。以至于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五紧急提醒，必须对周末的骚乱“保持高度警惕”。

　　怎么警惕法？

　　部署更多警察，抓捕更多抗议者，判决更多违法者。

　　看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警方连日来已逮捕了至少700人，提出约150项指控。

　　乱世，更要用重刑。

　　作为威慑，在英国利兹，一名28岁英国男子因为就在脸谱(Facebook)上发了一个帖子，被法官判处入狱20个月。

　　在北安普顿，一名26岁英国男子更是因类似的罪名，被判入狱3年零2个月。

　　




　　结果呢？

　　在一些城市，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认为英国“堕落了”，严重侵犯言论自由。

　　看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抗议者与英国警察对打，当然，警察也毫不留情，对抗议者各种全武行，直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英国一些街头，一度火光熊熊。

　　过去一个星期，不少英国酒店、清真寺，甚至警察局，甚至都遭到洗劫。

　　这是英国1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国性骚乱。

　　


　　骚乱还在继续。

　　所以，这个周末来临，英国很多商家不是忙着营业挣钱，而是赶紧关门，而且还要用厚厚的木板来加固门窗。

　　知道的人知道，这才是现在的英国；不知道人还以为，这里是加沙，是孟加拉国。

　　英国怎么了？

　　导火索，是一起恶性凶杀事件。

　　7月29日，在英格兰西北部绍斯波特镇，三个可怜的英国小女孩，在一堂暑期舞蹈和瑜伽课上，被突然闯入的歹徒拿刀捅死，还有多人受伤。

　　

　　谁干的？

　　很快，社交媒体上谣传，凶手是一名17岁的穆斯林男子，他还是一位偷渡到英国的外来移民。

　　愤怒的抗议者走上街头，矛头对准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目标。连一些警察局都被烧了，你就可想见，一些移民建筑、清真寺的后果。

　　尽管英国警方随后澄清，网上的信息是错误的，凶手实际就出生在英国，是卢旺达移民后代；还有，主导抗议的，是一些英国极右翼分子，他们故意在煽动仇恨。

　　但一切为时已晚，英国警方的应对，不仅没有平息事态，反而导致抗议随即扩散到全国，很多英国城市打砸抢，上演了一道道的美丽风景线。

　　英国为什么会这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表面看，这是英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今天的英国，更像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走在伦敦大街上，你也会看到白人，但也有很多黑人、印度人、亚洲人……
　　伦敦的市长，就是一个穆斯林；英国的首相，也曾是印度移民的后代。

　　多种族多民族融合在一起，有相互成就的一面，但也难免会有摩擦，尤其在宗教信仰习俗上。

　　这更刺激了极右翼的抬头，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移民，挤占了本来属于英国人的土地……
　　偏偏，英国政府又喜欢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喜欢赞美其他国家的美丽风景线，又引来很多寻求庇护的难民。

　　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一个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就会促成类似的骚乱。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发展失速、阶层固化，普通人失去希望。

　　我看到，有外媒就一针见血指出：在极右翼分子组织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尽管组织的人和其支持者声称是反移民和针对穆斯林的抗议，但实际是更多是物价上涨，负担不起的房价和高失业率等原因所导致的，这背后也显露了长久以来的社会阶层固化所引起的矛盾。

　　这次骚乱的重灾区，是英国东北部，例如利物浦、布里斯托、贝尔法斯特等城市，这些城市，曾经是英国工业重镇，支柱产业是船舶业、纺织业、钢铁业等等。

　　但到上世纪80年代，英国工业生产转移，这些城市经济大幅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本就憋着一肚子气，认为外来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小女孩悲剧事件，更给了人们发泄的理由。

　　发展，还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必定问题丛生。

　　现在的西方，也不能没有移民。

　　因为没有移民，没有他们从事脏活累活苦活，西方人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但西方人又看不起移民，一有风吹草动，又将怨气撒到这些移民头上。

　　当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社交媒体的传播。

　　社交媒体时代，真相，传播得很快；谣言，传播得更快。甚至在重大骚乱中，社交媒体更成为动员的加速器。

　　英国也尝到了苦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英国政府更直接和世界首富马斯克对骂起来。

　　英国指责马斯克控制的X(原推特)，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但马斯克拒绝接受，看到英国的骚乱，他还不嫌事大下结论说：(英国)内战已不可避免……
　　愤怒的英国政府，则指责马斯克这样的言论不可接受。

　　马斯克则痛骂英国首相斯塔默是“伪君子”，习惯说一套做一套。

　　刚才看了一下，粉丝近两个亿的马斯克，又发了一条帖子，很简单，就一句话：支持英国的言论自由！

　　这就有意思了。

牛弹琴：对菲律宾外长，王毅这两句话很不客气

　　王毅最近很忙。

　　但再忙，在老挝万象的东盟会议期间，有一位外长，肯定是要见的。

　　那就是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毕竟，在东盟10国中，现在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最糟糕，一度处于爆发冲突的边缘，看得人倒吸一口凉气。

　　所以，这次难得的外长面对面，王毅也很不客气，尤其这两句话，读来很是意味深长。

　　第一句。

　　按照外交部网站消息，王毅告诉马纳罗：菲如引入美国中导系统，将制造地区紧张对立，引发军备竞赛，完全不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当然，之前，王毅还说道：当前中菲关系又面临严重困难挑战，根源在于菲方一再违背双方共识和自身承诺，不断推进海上侵权，并放大舆论炒作。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坚决反对。

　　综合起来，我个人的理解。

　　1，中菲又出现麻烦，根源，菲律宾三宗罪，即①一再违背双方共识和自身承诺，没诚信；②不断推进海上侵权，太过分；③放大舆论炒作，很不该。

　　2，中方很生气，严重关切，坚决反对。

　　3，中方还发出严重警告，菲律宾你敢引入美国中导系统，那对不起，后果更严重。

　　但这至少说明，菲律宾确实有想法，不排除美国浑水摸鱼，现在，中方是当头棒喝。

　　这是第一句，第二句。

　　王毅告诉马纳罗：关键是菲方要履行承诺，不要再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不要再反复倒退、节外生枝。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

　　在这句话前面，王毅还说：中方近日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问题同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以维护海上局势稳定。





　　这就涉及最近中菲达成的临时性安排。

　　我之前就说过，如果没有美国的插手挑拨，如果菲律宾真想稳定局势，南海问题，总可以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

　　但考虑到菲律宾的一贯表现，考虑到美国在后面怂恿献策，尤其是以前中菲也达成过协议和默契，但最后菲律宾很快都撕毁了。

　　王毅必须丑话说在前面。

　　1，很关键的一点，菲律宾你必须信守承诺。

　　2，如果继续出尔反尔，那中方就不客气了。

　　想来，这也是在老挝万象，王毅会见各路外长，火药味最浓的一次。

　　菲律宾怎么说？

　　看外交部的稿件，马纳罗告诉王毅：近期双方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就管控海上局势达成一致，体现了双方善意，同时不影响各自立场，菲方愿落实好这些共识。

　　综合他的上下文，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当然，也是我的理解。

　　1，菲律宾愿通过对话协商缓和局势，也就是说，菲律宾也认识到，冒险吃不到好果子。

　　2，最近的共识，菲律宾会落实，但“不影响各自立场”，也就是说，在领土问题上，我们仍旧各说各的。

　　但我估计，因为这是中方披露的消息，而且考虑到外交辞令，菲律宾方面，其实也会有一些狠话的。

　　当然，一个好消息是，中菲关系最近有所转圜。

　　两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件，中菲就仁爱礁运补问题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律宾能信守承诺，这个南海风暴点有望逐渐平息。

　　第二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下令，立刻禁止所有中国人经营的在线机构，如果执行到位，那确实对两国是一个福音。

　　第二件多说几句。因为这些在线机构，诈骗对象就是中国同胞，骗钱的也是被拘押的中国人。

　　马科斯自己就说：“他们伪装成合法实体，涉足超出博彩业范围的非法领域，如金融诈骗、洗钱、卖淫、人口贩运、绑架、残酷的酷刑，甚至谋杀。必须停止对我们法律体系的严重滥用和不尊重。”

　　我看到，中国驻菲大使馆立刻表态，赞成这个决定顺应民意，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且，明确指出，“菲离岸博彩业滋生恶性犯罪，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

　　很难得，真是很难得，中国公开表扬了一次菲律宾总统。

　　最后，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中菲关系，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糟糕局面，真的很让人痛心。

　　不得不说，马科斯总统后，菲律宾发展经济不行，南海闹事却很在行。

　　我们看到，菲开放大量军事基地，让美国大兵进驻；菲在南海不断滋事摩擦，严重消磨中国的耐心；而且，菲一度还有意引入美国中导系统。

　　这是在严重挑战中国底线。

　　我之前引用过韩非子的一句名言：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理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当然，韩非子这句话，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现代社会，国大国小，一律平等。

　　但我们看看历史，更看看当下，多少国家，被韩非子说中了呢？

　　中国保持了足够的耐心，但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别真把中国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何去何从，菲律宾真要三思啊！

　 牛弹琴

楼继伟：新一轮财税改革的五个难题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专家，我知道大家都对谋划下一轮财税改革很有兴趣，我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问题》。

　　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谋划下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两轮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次是1994年，奠定了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基础。2013年十八届总结了预算管理的做法，形成了透明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并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把财税体制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

　　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在前两轮改革的基础之上，面向未来还需要面对当前的一些实际问题。目前房地产持续调整，宏观税负持续下降，地方财政矛盾加剧，债务风险上升。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要着力解决一些难点问题，为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状况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我给大家讲五个方面：
　　第一，有必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2018年这一比重为28%-29%，从2019年开始推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到2023年这一比重降到26%。其中税收占GDP的比重仅为14.3%，有的文章提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3%以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简单地将四本预算加总得出来的，我们国家的预算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四本预算组成，之间有交叉重复项。最大的一项是一般预算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补贴，去年达到2.5万亿。加总的时候要扣除交叉重复项，不能重复计算。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7万亿，最大项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约占90%。7万亿中计入的是土地出让毛收入，其中要扣除征地拆迁、七通一平的成本，净收入才能属于国际可比收入。现在的净收入占多少？只有30%，过去有40%。有的土地价格很低的地方只剩下10%，成本没降多少，土地卖不出去，所以净收入就少了。

　　按这样计算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实仅为26%，低于同等收入国家30%左右的比重，更低于发达国家35%以上的比重。2035年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应当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目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是难以应对的。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都逐步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减税容易增税难。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尤为困难。

　　第二，如何增加财政收入？
　　全国财政收入中除税收收入之外，最大项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但是这两项收入增加的可能性不大，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目前略多于11万亿，其中包含2.5万亿一般公共预算补贴，已经是不可持续了。而且城镇基本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标准是8+16，基本医疗保险是2+8，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非常高了。再通过提高缴费标准可能性很低，最应该做的是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减少对社保基金的压力，提高可持续性。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虽然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了限价限购，房地产市场会逐步走出下行周期，但房地产业不会再回到高流转 、高杠杆、高地价不正常的局面。土地价格不可能大幅度抬升，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会大幅度回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是靠税收，最可能增加的是增值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为25%，大致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美国现在降到21%。提高税率的空间不大，但是清理过多碎片化的优惠政策，有可能提高企业所得税收入。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虽有提高空间，但是存在结构性的弱项，改革起来十分难。2019年通过《个人所得税法》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没能改为综合税制，综合税部分有五项专项扣除，加了五项专项扣除之后本来应当降低基本扣除额，但是基本扣除额反而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所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数量非常有限，不超过总人口的5%。

　　相比之下美国个人所得税是综合税制按家庭报税，有任何收入都需要报税，而且需要报送家庭的情况，基本扣除额3300美元，只相当于全国家庭平均收入的10%。因此，报税人口占全部人口的90%以上。缴税人口占55%左右。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报税？两个原因：一是有激励，如果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入，或者有子女上学等，都可以得到退税补贴，二是不如实报税会受处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最大的税种，除了征集国家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再分配功能。我国个人所得税要改变成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综合税制，会涉及大量的利益调整，改革起来的确十分困难。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基本扣除额应当降到1000元，而不是5000元，很难通过。

　　目前增值税设置了13%的基准税率，还有9%和6%的两档照顾税率，13%确实太低了。1994年引入增值税的时候，当时的基准税率是17%，照顾税率是13%。与欧洲国家大致相当，现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基准税率平均是20%，欧洲国家是21%，原因是人口老龄化。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去加以应对，我国2018年将17%的基准税率降成16%，2019年降成13%，财政增值税收入下降。

　　1994年我们引入增值税的时候采取的是生产性增值税，就是设备和厂房不能进入抵扣项，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企业期末留抵不多，增值税是一道道环节增税的。上一道环节没有抵扣完的部分叫作期末留抵。这部分可以结转到下一期继续抵扣，成本压力并不是很大。2012年开始试点，开始转向了消费型增值税，也就是说设备和厂房、办公楼可以抵扣，这时候期末留抵就越来越多，要及时留抵退税。

　　消费型增值税配合留抵退税制度是征集政府财政收入又不对市场造成扭曲的最好的税种，企业是税负的传递者，最终是谁承担？是消费者。增值税就有累退性，设置低档税率或者照顾税率，适合于日用消费品和基本食品，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消费的占比比较大，就是减少增值税的累退性。

　　2016年完成增值税的转型，同时采取增值税收入的五五分成。这使得留抵退税非常困难基本做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欠发达地区一个生产项目，需要购买的设备主要来自发达地区，在设备供应地收到了增值税，但是到不发达地区去留抵退税，可能好几年不但没有增值税收入，还要赔钱，所以很难。

　　2019年国务院出台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50%的部分， 15%由企业所在地分担，35%由各地按照增值税分享额占地方分享总额的比重分担，初步解决了这一难题。但是数年之来，结存的期末留抵将近3万亿。2022年实行特殊政策，小微企业的期末留抵退税全部由负担，当年退税的总额达到2.4万亿，财政承担了92%的留抵退税。目前期末留抵余额已经基本退出。可以考虑将增值税的基准税率回调到17%，留抵退税实行即征即退，并坚决遏制预缴税做法，企业的税负感不会明显增加。

　　第三，如何设置适合于地方税的税种？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共享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都是地方五五分享，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的独立税种主要是契税、资源税、印花税等小税种，以往的独立税种是营业税，2016年营改增之后这个税没有了，2013年十八届提出“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和地方收入划分”。

　　10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设立适合地方的税种，重要的原因从考虑税种属性上看缺乏地方税种，有的建议提出进一步提高增值税地方分享的比例，或者将增值税划分为地方税种，这是完全错误的。增值税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梯次征收，并在进出口环节统一征税和退税，进口征国内消费税，出口退税。世界各国都将增值税列为税，这有利于形成统一大市场。反面的例子是巴西，巴西增值税是州税，巴西50%的制造业都集中在圣保罗州，他和其他州之间如果发展产业链关系，就碰到了增值税怎么办的问题。面对地方税源不足的问题，有的国家规定将一定比例的增值税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方法分配到各地方，澳大利亚就是这样做的。还有的国家是按照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分配，德国这样做的，日本后来学德国。19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由于缺乏地方税，只好将增值税设为和地方75:25分享，2016年营改增之后，地方更缺乏主力税种，增值税改为五五分享，弊病很多，刚刚说的留抵退税怎么解决就是例子。因此在讨论如何设立地方税种的时候，要考虑税收的属性。

　　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除了明确刚刚说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之外，还提出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放地方。在此之后将高档手表、首饰，奢侈品从生产和进口环节征收，转到批发零售环节征收，并下放到地方，从数额上看微不足道只占2%，而且大大增加了征税的复杂性，零售环节很容易逃税。消费税主要是四大项， 即烟、酒、车辆、燃油，对车辆和燃油征收的消费税专项用于公路的建设和养护，相比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车辆数量和交通流量相对比较少，但是公路建设和养护的成本相对比较高。云贵川地区相当于平原地区建设成本的2-3倍，这部分税收由统一分配，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如果将这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放地方，发达地区得到比重上升，欠缺公平性。

　　当然可以考虑财政安排专项支出，公平性地支持地方公路建设和养护，相应地把这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放地方。烟、酒从人类健康的角度上来看有负外部性，各国都设置高税率提高价格抑制消费，并且列为税。如果将这部分烟、酒的消费税后移给地方，各地都会鼓励烟、酒的销售不利于矫正负外部性，我国的消费税是特别消费税，不同于有的国家例如美国的消费税，实际是销售税。2019年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放地方到现在没什么进展，估计原因就是如何处理上述难题。

　　房地产税从属性上看最适合于作为地方税的税种，房地产税是按照房地产市场价值作为税基按年征收，税率通常在1%左右。而且给自住房一定限额的免税，还有一个正向作用，就是除自住房外持有多套住房，每年都需要缴纳更多的房地产税，对炒房客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改进公共服务、改善居住环境，当地的房地产价值就会提升，房地产税收入会逐步增加。房地产税是适合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佳税种，2003年十六届提出征收物业税，实际就是房地产税。随后在上海和重庆开展试点，但是并没有在全国推出，2013年十八届又提出加速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二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仍未推出，主要的原因仍旧是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果当时适时推进改革不至于出现房地产价格飞涨的局面，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处于去库存阶段，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更加困难。

　　第四，如何平衡好地方财政关系。
　　当前情况下到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运行的经费都不足。有的建议提出推动财力下沉支持地方，面对当前的情况财政适当增加赤字，转移到地方特别是基层是必要的，但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对的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的是整体性的机制问题。从全国财政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财政关系处于失衡状态，2023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近10万亿，地方本级收入11.7万亿，两者相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7万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54%，占比46%。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多少？10.3万亿，也就是说给地方转移支付比自己的全部收入还多，有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资转移给地方，而本级支出3.82万亿，赤字是4.16万亿元，也就是说本级支出全部依赖赤字，没有这样的国家。

　　除了上述数字，提供两个国际可比数据。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全国的收入一般占比60%以上，我们国家显然偏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国家平均为61%，我国的支出占比过低不足12%。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和地方事权划分不合理，一些本来应由承担的事权确定为地方事权，或者和地方共同事权。

　　2023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是3.67万亿，是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最大项。涉及全国统一市场的事权下放给地方管理，当地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放松管理。社会养老保险事关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应当作为事权。但长期作为共同事权。2018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开始向全国统筹过渡，现在虽然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由国家税务总局统筹征收，但是仍由当地的社保管理机构核定，为了保持当地的竞争力，各地核定的基数普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2022年提出了加快全国统筹，但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最终需要过渡到统收统支统一管理。事权划分很多不合理就不多讲，结果造成我国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比重仅为6%，按照相同的口径OECD国家平均为41%。刚刚说的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主要是和省级，省以下也类似。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为什么？因为上级政府更愿意通过下发文件、下达指标给下级政府，自己通过各种类型的检查督察，考核落实情况，这样一项制度总体看效力不足。推动财力进一步下沉，不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而是应该提高支出占比，将不应当下放到地方的事权收上来，由直接管理。

　　第五，当前形势下如何调整财政政策？
　　当前的经济形势虽然制造业基本稳定，进出口贸易比较正常，但居民和企业预期不足、信心不足、消费不足、民间投资不足。下一步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适时调整预算增加赤字，最好在8月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就推出，全国财政赤字率应当提高三个百分点以上，按今年GDP预计规模赤字应当增加4万亿元以上，主要是增加财政赤字。

　　增加财政收入一部分可以用中低收入家庭阶段性的直接补贴，可以推动消费，目前“金税四期”已经上线运行，可以比较清晰地得知各个家庭收入状况，财政补贴资金可以直达。大部分可以转移给地方，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并坚决遏制地方收过头税和乱收费。地方财政也可以增加1万亿左右的赤字，按照《预算法》地方赤字需要通过发行一般债弥补，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但是不需要增加新的建设性项目。现在政府投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小，近几年来相当多的政府投资项目对企业欠资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是企业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一般债融资的收入可以全部用于偿还对企业的欠资，结合坚决遏制地方收过头税和乱收费，可以提振企业的信心，推动民间有效投资。

　　还需要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进行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目前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十八届决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202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从目前到203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窗口期。按照现在的经济形势，改革步伐应当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土地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制度。改革土地二元结构相对来说更为困难，目前可以先改革劳动力二元结构，也就是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如果户籍不再区分城镇和乡村，目前约2亿进城农民就可以安心消费，安心购房，安心就业，可以提高他们30%的实际消费，也会对住宅带来大量的需求。难点在于如何提供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将部分应当由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划，由直接管理。相应地减少对地方的专项或者共同事权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不足的部分可暂时用赤字融资。在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增加税源，否则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冲击。比较可行的是提高增值税税率，并严格做到即时留抵退税，是作用比较大难度比较小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

　　以上分析表明：财政确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面对一些绕不过去的难题。尤其是提高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改进和改革税制，设置地方税种，平衡好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这都面临着调整和改进国家治理方式，都有不同的认识问题，都需要调整相关利益。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还需要平衡好短期政策和推出根本性改革的时机问题。

　　本文来源：IMA官方，原文标题：《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面对的五个问题》

　 .保.险.名.家.I.M.A

20年前，香港拯救房市之后

　　房地产大熄火的经济低迷与困顿中，从港府到地产商，甚至整个香港社会都面临两个选择：
　　1、大力拯救房市，继续用它拉动经济。

　　2、忍住房市的疼痛并化危为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进退两难中，香港作出了选择，也至今在为选择买单。

　　
　　“香港不是自动提款机！”

　　1998年8月13日下午，万众瞩目的港府新闻发布会开场没多久，时任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就如此掷地有声。

　　当时，香港股市已被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持续做空近一年，恒生指数已从此前的16000多点下跌至6000多点。

　　市场哀鸿遍野，经济系统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特首董建华秘密进京，就13日发布会所要宣布的事项争取到政府的坚定支持：港府将于14日入市干预市场，阻击国际金融炒家。

　　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港府不但打赢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还赚了数十亿美金的账面利润。此前在《华尔街日报》鼓吹香港必败的索罗斯则亏损累累，夹着尾巴逃跑了。

　　但打赢金融战的董建华却高兴不起来。

　　1991至1997年，本就不低的香港房价6年再涨4倍，整个香港炒房成风。

　　1995年，怡和、太古等英商资本纷纷抛售其在港物业，按常理这会导致房价下跌，但最终却如火上浇油。

　　一些炒作者却利用中资为了维稳回归前市场而接手部分抛盘的事实，编出内地资金会在回归后护盘香港房市的谣言，甚至还言之凿凿：政府将为省级以上干部在港置办房产。

　　各种传言之下，香港房价无论炒到多高，都不会在回归后下跌几乎成为全民共识——“1997年之前不在香港买房子就是傻子。”

　　整个香港买房炒房成风，金融机构、地产商忙到凌晨下班是常态。一些人为了抢到房子，还会给售楼小姐送上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礼品。“就好像买不到房子就是世界末日了。”

　　疯炒之下，1995年已均价高达7万左右每平的香港房价，竟在此后1年多再涨50%，均价达到约10万每平，彻底偏离了经济发展与居民可负担水平。

　　到1997年，香港居民平均供楼负担比已高达93.2%。即：1万元月薪要拿出9320元供楼。很多低收入群体，更是拿出全部薪水也还不起房贷。

　　如此严重透支，若无外力支撑，是注定是维持不住的。然而，当股市大跌让香港财富重挫，传说中的外力——内地资金护盘，并没有发生。

　　当港府干预金融市场时，香港楼市也已一头栽进跳水式的量价齐跌，房屋价格和成交量双双下跌超过50%……
　　股市和楼市，是香港经济的命。

　　这两个市场一起急跌猛跌，让香港经济和民生顿入黑暗时刻，也让刚刚履职的董建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二战后的香港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增加，但港英政府却长期封锁核心城区之外的土地开发，刻意维持着楼市供不应求的局面。

　　甚至有人认为，推高楼市是港英政府为回归后的香港故意制造的难题。一个佐证是，此轮房价从1991年开始大涨，而港英政府正是从1991年开始，进一步紧缩了土地供应。

　　高房价之下的楼市繁荣，让地产商和港英政府财政赚得盆满钵满。

　　到1997年，香港地产头把交椅，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已身价超过150亿美元，并且取得华人至今为止在全球富豪榜的最高排名：
　　全球第四。

　　到1997年，地产已占香港GDP超过20%；地产及相关行业对香港财政的占比也已高达40%。如果算上金融业中的地产含量，其影响就更大。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工薪者拥挤在“猪笼”般狭小空间，拼命赚钱也供不起楼，甚至望“笼”兴叹的窘境。

　　被高房价推高的营商成本，也让香港其他产业发展承压，制造业被迫外迁，产业经济持续脱实向虚。

　　早就看到问题的董建华，从竞选时就下定决心：改变土地与楼市政策，平抑房价，改善民生；加大教育改革，人才培育，改善营商环境，发展科创产业，推动经济转型。

　　1997年7月1日，特区成立庆典举行当天，董建华便打响了改变的第一枪，正式公布了史称“八万五”的大计划：
　　在未来10年，每年供应不少于8.5万个住宅单位，并将公屋候租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10年内，让全港70%的家庭自置居所。

　　港府还同时成立房屋用地供应督导委员会，公布了首个5年卖地计划：1999年3月前供应120公顷土地，2002年之前再供应260公顷土地。

　　这一系列新政点燃了广大市民，尤其工薪阶层已被浇灭的安居梦想，也让世人看到香港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但当股市、楼市双双重创，居民财富和政府财政一起陷入困境。

　　计划开始抵不上变化，未来开始妥协给现在。

　　
　　到1998年中，几乎腰斩的房价，已让超过10万购房者成了负资产者。再加上股市重创，整个香港都被笼罩在暗无天日，且看不到头的经济剧痛中。

　　而且，一切来得太快了。

　　从“买不到房子就是世界末日了”，到“买了房子就是买到了世界末日”。短短1年，就从“天堂”到了“地狱”。

　　此前还在担忧过热的香港经济舆论，也很快达成了新共识：
　　“拯救楼市”，
　　“拯救经济”，
　　“拯救负资产者”。

　　地产商要求政府改变土地政策，取消“八万五”计划；此前痛恨地产商的一些购房者，也因为房产贬值一改态度和立场，加入到反对的行列。

　　甚至餐厅服务生都会因为经济萧条之苦，开口就骂“八万五”。

　　重重压力之下，1998年6月，港府冻结了原定的土地供应计划；2000年，董建华进一步公开表态：“金融风暴来临，根本无机会实施‘八万五’政策。”

　　即便如此，港府依然顶着压力，确保1998年6月之前已供土地按时交楼。但当2002年推出最后一批“八千五”房屋，整个“八万五”累计交楼约25万套之后，这一计划再也走不去了。

　　此时，香港楼市已较高点下跌70%，购房业主平均损失超过260万港币。一些深陷债务的负资产购房者，甚至绝望选择了自杀。“八万五”则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很多此前支持董建华及其新政的人，也都变成了质疑者与反对者，包括一些受益于“八万五”而拥有了房屋的，也因房价下跌，利益角色的转换，从支持者变成了控诉者。

　　在反对者收集的因为房价下跌而自杀的数十起惨案中，一位名叫黎生的自杀者，在自杀5天后才被警察发现尸体，以及被他装在上衣口袋的：
　　一份离婚协议书和一份银行告知单。

　　告知单上，银行通知黎生，因为房贷抵押价值不足，请他在一周内补缴330万现金，不然就要收房拍卖补亏空。

　　而黎生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身前曾是董建华家族企业东方海外的职员。

　　这让他变成了攻击董建华的“最生动案例”，被反复传播与扩散。但当时的董建华，需要面对的还有更多。

　　
　　“香港要成为在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地位”。

　　1997年，当董建华如此前瞻未来时，李泽楷可能是听得最认真的人之一。

　　当时方才31岁的李泽楷，已以9.5亿美元将老父亲帮他买下的Star TV卖给默多克，并创办盈科集团于新加坡借壳上市，携手Intel奋力向高科技扑腾。

　　如何抓住香港做大科技产业的机会？斯坦福归来的李泽楷，从硅谷拷贝了一个想法：在香港兴建一个类似硅谷，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孵化园。

　　这便是董建华任内重点推动，也至今被争议的——“数码港”。

　　李泽楷最初只是建议特区政府独资建设数码港，然后由盈科协助后期招商与运营。特区政府看好他的动议，但却无力投资。1998年，在股市、楼市的双重冲击下，香港GDP负增长超过5.8%，财政收入也是断崖下滑。

　　政府不愿意出钱，李泽楷于是重修计划，主动请缨，提出了政府出地，盈科出资，共同发展，共享利益的PPP模式，并说服政府：
　　跳过招标环节，直接与盈科签约。

　　虽然除了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之外，几乎所有大型开发商都对港府跳过招标直接与盈科合作不满，但财政吃紧却又希望将数码港做成的港府，还是顶着压力强势选择了盈科。

　　港府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即便公开招标，盈科也是当时最适合的对象。当时的香港大企业界，几乎没有其他人比李泽楷和他的父亲，对发展科技更有意愿和能力。而公开招标，的确会耽误进展。

　　总投资约160亿港元的数码港，包括4座智能写字楼、一间五星级酒店、一个高密度住宅社区，以及多元化配套设施。以全资建设作为股本的盈科，最终享有约36%的住宅开发收益以及数码港运营管理权；以土地和基础建设作为股本特区政府，则享受住宅开发64%收益及其他物业所有权。

　　换句话说，如果说数码港最后变成了一个地产项目，那它并不是被李泽楷“骗”成的地产项目，而是立项开始就由港府明确立项，且大部分利益亦由港府所有的地产项目。

　　为什么这么做？核心还是，港府想做但没钱，所以用土地交换。

　　借助当时的互联网科技热潮，数码港一出手就一鸣惊人。1999年5月，获得数码港的盈科回港借壳上市，眨眼就成了市值2000多亿的科技新贵。

　　2000年，李泽楷更以超过千亿巨资，击败新加坡电信，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收购了占香港60%电讯市场的固网通讯商——香港电讯，将重组后的电讯盈科推向了5000亿港元市值的新高度。

　　数码港的招商也很顺利。项目动工之初，盈科就拿到了惠普、IBM、软银、雅虎、华为等超过70份租赁意向，比尔·盖茨也都被李泽楷请来为其站台。

　　但灾难，也很快来了。

　　2000年3月到9月，纳斯达克指数从5048点大跌至不足1200点，已在全球掀起狂潮的互联网，泡沫破了。

　　已经拥有一批成功企业的美国互联网都如此，尚还概念的盈科与数码港自然在劫难逃。此前收购香港电讯的巨大成功，也成了巨大包袱。仅收购所借的130亿美元贷款利息，就压力山大。到2002年9月，电讯盈科的市值已狂跌到不足200亿港元。

　　最幸运的小超人李泽楷眨眼成了最倒霉的人，数码港的命运可想而知。

　　数码港被拉垮，董建华的另一项科创产业大计划——“矽港”，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

　　1997年的董建华，对发展香港科技产业的设想是，一手互联网科技，一手芯片科技。数次访问硅谷考察学习后，他提出了以发展芯片为主的“矽港”计划，并得到一个机会：
　　刚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主席徐大麟，希望低价获得200多公顷土地，在香港建设世界级芯片制造基地。董建华非常看好这一项目，但张汝京的工厂计划吓坏了眼里已只有地产的香港人，以高科技名义炒地皮等等舆论，很快一浪高过一浪。

　　正为数码港计划“背锅”的港府，因此压力山大。即便张汝京将计划大大缩减，修改为首期租用约30公顷土地，其首期计划也迟迟未获得放行。失望的他于是改道将工厂设在当时还相对落后的上海浦东，进而有了如今中国大陆最大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

　　当舆论逼着港府，在现实的地产利益与雄心的科技理想之间选择了土地，已经放弃“八万五”的香港楼市政策，也很快改变了潮水方向。

　　
　　2002年推出最后一批“八万五”住宅之后，香港房价终于止住了下跌趋势。

　　但楼市、股市对香港的创伤，已不是止跌可以修复。到2002年，香港：
　　GDP已从1997年的1773亿美元下降至1663亿美元；财政收入也于1998年由盈余转赤字，并在2001-2002财年赤字超过600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巨大的财富损失，也让民生日艰，失业率持续走高。统计显示，1997-2002年，香港楼市、股市总市值损失约8万亿港元，比同期香港GDP还多。居民失业率，也从1997年的2.2%上升到2002年的超过7%。

　　摆脱居民负资产，重启经济增长，告别财政赤字，每一个任务都紧迫不已。什么才能更快地解决一切呢？

　　数码港、矽港、科技产业都太遥远了。受够了经济下行之苦的香港各界，既没信心，也没耐心继续听这些长期计划。如何立竿见影，目光最后还是落到了——
　　重启房地产。

　　从庙堂到江湖，大家都相信，只要楼市重启，房价起升，就业、股市、经济，民生财富，就都会重启，也只有楼市重启才能尽快让这些重启。

　　一系列新举措也被快速推进。

　　2002年11月，时任香港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了史称“孙九招”的救市大法。取消土地拍卖、终止公屋出售……九招的每一招，都指向——让房价重新上涨。

　　新政一出，房价应声上行。

　　2003年6月，在政府支持下，香港与内地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进一步让市场对香港楼市前景升温。

　　四个月后，特区政府更面向全世界抛出“投资移民计划”：在港投资650万港元即符合移民资格，基本上就是，只要在香港买房就可在香港落户。

　　持续刺激之下，香港房价重回增长并拉动香港经济重回增长。到2004年，香港经济创下了7.5%的高增长率。

　　一上任就如临深渊，一直在火线的董建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8年“抗战”下来，已经68岁的他，也已是满心的疲惫，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

　　2005年3月，“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他向政府提出了辞去特首的请求，并得到批准。

　　阻碍楼市上涨的最大“绊脚石”终于挥别舞台，地产商们举杯相庆，而且，他们还迎来了一位容易合作的人——
　　曾在金融市场力挽狂澜的“老财长”，高喊着“房地产市场是香港经济的重要基础”的新特首曾荫权。

　　曾荫权的新一届港府不但彻底将“八万五”遗忘，更进一步紧缩供应，刺激房价上涨。到他2012年因涉嫌犯罪被迫卸任特首之际，香港房价已陆续超越此前的高点不断新高。

　　即便卸任前一年，曾荫权已在持续沸腾的民怨中，承认自己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并宣布恢复政府居屋计划，香港的高房价也已是覆水难收了。

　　2012年，更倾向董建华政纲的梁振英当选新一届特首。他一上任就努力平抑楼市、加强科创，并于2015年推动成立了特区政府的第13个局——创新科技与工业局，但也是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却未从根本上扭转格局。

　　而且，梁振英还遇到一个新挑战：高速经济成长之下的内地，房价也是一轮高过一轮，甚至让香港房价相对“涨得慢了”，大量内地资金因此涌入香港，成为香港最强有力的楼市新买家。从10多亿的别墅到数百万的公寓小户，都有内地的一掷千金。

　　香港房价也因此继续新高。

　　到2021年，其中心城区房屋均价已涨至约15万港元一平。在诸多调查统计中，香港都是全球房价最高，住房负担最重的城市，并且属于“极度负担不起”的最严重水平。

　　房价“一将功成”背后，却是董建华20年前立志解决的问题，不但依然还是问题，而且成了更大的问题。

　　
　　梁振英曾在施政报告中直言，高房价是香港最严峻的民生问题，也是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源：它阻碍了创新与实体经济的持续成长。

　　包括数码港，也的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彻底沦为了地产项目。

　　数据显示，到2014年1月，数码港的地产开发已累计让港府获利超过180亿港元，让盈科获利超过60亿港元，但它从未真正培育出任何一家有国际性影响力的科创企业。

　　李泽楷当初对数码港的打算是，通过地产收入的反哺，大幅降低入驻企业的租金与运营成本，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助推科技创新与创业。

　　数码港也的确做到了租金最优惠，但它却无法降低香港的整体营商成本，改变香港整体的营商环境。

　　车库里的雄心，湖畔花园的因为相信而看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这些才是创新与创业的关键。

　　香港有全球持续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但它的年轻人却渐渐缺少了这些，缺少了梦想、闯劲与信心。

　　这也是今天重做科创梦的李家超特首，最大最难的难题。

　　
　　当香港被高房价所困，面积和人口都小出一大截的新加坡，则靠着对居者有其屋的初心不变，对科创与实体的持续加强，实现了产业经济大反超。

　　新加坡推出首个制造业振兴计划的1970年代，香港制造业占GDP比重高达30.9%，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超过80%。2000年，香港工业增加值GDP占比还高达约13%，但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萎缩至约6%。

　　香港工业持续衰退之际，新加坡的工业却越来越硬。如今，其制造业不但占GDP比重超过20％，而且以高端制造傲立于世界产业链。它生产着全球约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30%的助听器、20%的半导体设备，同时还是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性的医药生产中心。

　　彭博创新指数显示，疫情中的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依然比2019年增加了7.3%，创新制造力排全球第三；疫情中的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

　　科技与制造业的差距，也直接导致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命运逆转。

　　1997年香港GDP1774亿美元之际，新加坡GDP才1001亿美元；2021年香港GDP为3681亿美元，新加坡GDP则已到了3970亿美元。

　　人均GDP方面，新加坡2021年已超7万美元，为亚洲最高，香港则不到5万美元。

　　是什么造就了20年间的命运逆转？

　　梁振英对2002年后港府重走地产依赖路径的一个观点或许就是最佳注解。

　　他说：“从后来的经历看，其他行业包括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快的。”翻译一下就是：
　　如果香港当初能够忍住房地产之苦，咬紧牙关，坚定信心，推动转型，其实是有机会转型成功的，甚至转型已经成功了。

　　但如果没有如果。

　　梁振英回忆起来也只能是“当然，放到当年，是没有人敢讲那个话的。”

　　“要是有前后眼，水晶球的话，那当年坚持下去就好了”。（华商韬略）

14年前一篇奇文，竟准确预判了当今中国内外形势……体制内果然有高人

本文刊于2010年第10期《环球财经》杂志（该杂志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财经月刊），原标题为《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

此文放到14年后的今天读来，仍不过时，甚至别有一番“风味”：近代几百年来的大国博弈，似乎总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霸权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夺取其霸权。

14年前一篇奇文，竟准确预判了当今世界局势…

文/彭晓光

（《环球财经》时任副社长）

来源/《环球财经》杂志 2010年第10期

中美关系，为何必将“走向质变”？

我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

一是，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

二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

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

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在2010年的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

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

（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

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

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2010年）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

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3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

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和新中国第一代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核心和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

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1.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

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10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10年后的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

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

布什和切尼（布什的竞选伙伴）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2.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3.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

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4.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

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

列、斯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

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4个误区：

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1：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远强于美国，美国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

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2：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2010年）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作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逼近死角。

误区3：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幼稚）

今天（2010年）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4：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

要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9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

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1. 地缘政治军事

第1个课题是，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

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

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词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其时日本的一个“短命政权”，262天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第2个课题是，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2010年），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

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第3个课题是，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2. 意识形态传媒

第4个课题是，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与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5个课题是，“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像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

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众和网友们痛恨的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

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

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

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

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2010年），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

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

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货币金融

第6个课题是，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若能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2008年、2009年），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4.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第7个课题是，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

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5. 中国内政

第8个课题是，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

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6. 美国内政

第9个课题是，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2010年5月），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

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

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李迅雷：服务消费潜力大

12月1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我国在服务消费方面的潜力较大，服务业上升的空间较大。服务业占比较快上升不仅不会压制制造业，反而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其所需的就业人数在下降，服务业恰好可以吸纳从制造业离开的人员。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旅游、保健、养老等需求会明显增加，对应服务消费的需求也非常大。

李迅雷表示，必须清醒认识到，消费的动力来自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目前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李迅雷认为，保障居民收入大有可为，更多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李迅雷表示，多渠道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首先要让老百姓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收入应通过各种补贴方式，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我国消费主体以年轻人为主，因此要保障好年轻人的就业，发挥年轻人的消费潜力。

日本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启示

　　日本政府在税收和产业政策方面积极努力，希望减轻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但那一轮地产周期仍然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日本房地产市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较大级别较长时间的调整，本报告详细梳理调整过程中房价、销量、投资、开工、租金等因素的变动。

　　日本超过十年的持续房地价下行周期。

　　日本全国范围，OECD住宅价格指数在1991年一季度之后下跌超过18年，房价跌幅超过45%。根据日本统计局和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首都圈和近畿圈房价下跌幅度相似，但下跌时间仅有11年。土地价格跌幅超过房价跌幅，工商业类型土地地价下跌超过住宅用地。

　　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缩水超过一半。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009年日本的开发投资规模14.3万亿元，较1996年的峰值下跌55%。住宅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6%的高点下降到最低2.7%，近期则恢复到3.2%左右。人均新开工面积从1.25平方米的高点下降到0.53平方米的最低点，此后在0.6平方米附近波动(按照全国人口计算)。虽然房价在下降，但由于供给增加，首都圈和近畿圈的销售规模一度增加(根据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到2005年后才开始再次明显回落。

　　租金增长基本停滞，核心区租金回报率最高超过6%。

　　日本房地产市场上行时期租金持续上行，根据日本统计局和日本总务省调查，1991年全国房屋租金较之1970年上升108%，东京区民营住宅租金则比1970年上行305%。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租金表现基本稳定，从而推动住宅租金回报率不断走高。全国租金回报率从1990年最低值6.43%(当时日本长期国债基准收益率6.79%)上升到2009年13%的高点，当前约为9.4%。根据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首都圈公寓租金回报率从1990年2.9%的低点上升到2003年6.2%的高点，当前约为3.4%。

　　日本出台了一些政策希望减轻房地产周期影响，但有得有失。

　　日本政府多次改革土地税制度，试图通过增加或降低开发成本的方式影响区域供给和市场信心。客观上说逆周期调节政策避免了房价和地价过分硬着陆，但政策仍然显得有些滞后。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明显转向和房地产市场情况相关，但也没有取得逆转周期的效果。1993年日本新增了定期租房制度，适当保护了房东权益，改善了房东置业和租赁的意愿。

　　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相比日本九十年代初有很多积极因素，但确实也需要政策积极干预，避免落入负循环的陷阱。

　　我国人口众多，产业和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潜力远超日本，大市场的内需深度也远超日本。我国周期性政策的回旋余地大，制度改革的空间也比较大。当前我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例和人均新开工面积，更接近日本下行周期结束之后的位置，而不是下行周期开启时的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房地产市场能行稳致远，不会重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老路。当然，我国住宅的租金回报率确实明显偏低，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有必要的，也已经开始取得积极效果。

　　风险提示：日本房地产下行发生距离今天已经有超过30年时间，相关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并不完全可比，不能简单套用日本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机械性结论。

　　本文来源：中信证券研究，原标题：《地产｜日本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启示》，分析师为陈聪、张全国、刘河维

银华基金方建：看好半导体国产化和AI相关落地方向

12日，银华基金四季度策略会举行。站在当前的市场位置，银华基金基金经理方建认为，后市或将主要靠科技成长来拉动，主要看好半导体国产化和AI相关落地方向。“科技成长是未来的方向，未来一两个季度我们重点看好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半导体的国产化，这是未来持续五到十年的成长方向。第二个是AI相关落地，AI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社会未来新的落脚点和拉动力，可能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一盏明灯。从现在往后看，虽然今年二三季度AI调整比较多，但是这个方向还没有走完，并且无论海外还是国内都在快速落地，包括传媒、计算机、通讯、机器人和智能驾驶等。”

方建表示，半导体行业“重要且成熟”，周期非常强烈。这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我们既要抓住它的国产化成长性机会，又要抓住它全球半导体周期性机会，两方面都要把握。“半导体的国产化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机会。虽然现在全球的半导体周期处于底部区域，但是我们的国产化率在快速提升。周期怎么去把握？半导体存储企业对半导体周期最敏感，我们对海外半导体或者国内半导体存储企业的收入报表进行一个密切关注，就可能探寻一些半导体周期的机会。总之，在周期来临时，适当参与周期；在周期向下时，牢牢把握国产化。”

美智库报告：中国正从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变！

美智库报告：中国正从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变！

新世纪来，全球真正两大创新中心就是中国和美国，特别这十年更加明显。欧洲日本在新兴产业创新跟不上了，所以相对少很多。

参考消息网：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24日报道，中国经常被工业化国家视为善于模仿但不善于创造的国家。但1月23日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衡量创新的一个关键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并且正在另一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专注于美国科技政策的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发现，中国在2020年的创新水平是美国的139%，高于2010年的78%。

根据另一个衡量两国经济和人口相对规模的指标，中国的创新产出是美国的四分之三，高于2010年的58%。

据报道，该基金会罗伯特·沃特金森与研究助理伊恩·克莱共同撰写了这份报告。沃特金森说：“中国正在从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变，它在走一条亚洲四小龙所开辟的道路———但规模要大得多，地缘政治后果也大得多。”

中国已经在超级计算机、太空探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铁等几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引领全球的巨大潜力。

据报道，这份题为《觉醒吧，美国：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超越美国》的报告称，如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它将在数十年间改变全球地缘政治、供应链和力量平衡。

近些年，中国加快了创新努力，并用官方文件将目标具体化。

长期以来，西方和技术专家一直低估中国。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研究了2010年至2020年间的22项创新相关指标，包括风险投资、专利和先进产业增值。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几乎在每一项指标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方面是：科学和工程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与特定创新相关的全球专利数量以及其通过专利和其他进步所获得的报酬。

到2020年，中国所拥有的国际专利族数量超过了美国。除了地质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中国在所有被调查领域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均超过了美国。

报道称，世界经济论坛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称，2021年全球获批的170万件专利中，中国占到了39.6%，其次是北美，占19.9%，欧洲占11.8%。

但情况好坏参半。报告称，除数学和统计学之外，中国研究在所有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及美国。在将创新转化为高研发产业和高技术出口方面，中国也比美国弱。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了一些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的社会趋势，例如中等收入状况、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经济生产率下降。

连平谈自贸试验区：在开放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找准平衡点

　　意见领袖 | 连平
　　2013年9月，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揭牌。十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融领域发挥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成为新政策、新机制的国家级“试验田”。

　　十年来，这块“试验田”收成如何？在金融创新与安全发展之间又要如何审慎寻找平衡？如今，我国的金融开放也面临着大环境的变化，又需如何应对新挑战？围绕这些问题据记者专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

　据记者：自上海自贸试验区揭牌以来，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

　　连平：自贸试验区是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十年来，在引进外资机构、跨境业务发展和优化外汇管理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现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式。自贸试验区跨境业务持续扩展，跨境债券、“跨境理财通”业务落地。

　　不仅如此，自贸试验区还推出涉及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便利化举措、推出境外人民币借款试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非金融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等创新业务，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自贸试验区还建立了分账核算体系，推出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实现账户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不断拓展FT账户的投融资功能和试用范围。

　　应当说，FT账户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载体，为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提供了基础。例如，在FT账户体系下开展中小企业跨境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在境外发行大额存单、从境外获得融资，向自贸试验区内机构自由贸易账户(FTE账户)发放贷款等。金融机构还可以在FT账户体系下，为境外机构自由贸易账户(FTN账户)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或以跨境账户做质押担保来做外存内贷业务。可见，FT账户的创新和运用为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金融活动拓展了业务空间。

　　此外，FT账户体系还在外汇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例如，FT账户处理分账核算单元外汇自营掉期业务；为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机构的交易双方运用自贸试验区交易系统达成利率互换交易，其交易价格为境内机构自行协商，是自贸试验区利率市场化的创新探索。

　据记者：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但在此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潜在风险。以自贸试验区为例，应该如何平衡好金融开放和风险防范工作？有哪些经验可供参考？

　　连平：自贸试验区试点推进以来，由于金融风险管控总体状况良好，区内金融业运行平稳，改革创新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通常自贸试验区金融风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内金融业务出现风险状况，行业运行不稳定，风险在不同类型机构之间快速传染和扩散，导致局部金融风险形成。二是由于自贸试验区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境外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会直接影响区内金融市场的运行，冲击相关公司的金融业务，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危机。

　　为有效控制和应对自贸试验区的金融风险，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和经验。一是由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主导制度设计和风险管理，以提升针对性的金融综合监管的效率和能力。二是研究推出了诸如FT账户体系和资金池的制度安排，以有效管控相关风险的传染和渗透。三是制定非常规监管措施预警，及时调整监管规划，以应对突发性、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波动。四是建立智能化电子信息系统，实现有效监控，事先甄别异常金融波动，对金融风险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可控和事后处置。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未来自贸试验区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考验，在相关风险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索。

　据记者：相较于十年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也面临重要变化。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的变化？这对我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有何影响？

　　连平：过去十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2012年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强刺激宏观政策逐步褪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对我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带来了压力。十年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两轮紧缩，导致美元指数和全球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外部环境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近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在此期间财政政策总体上保持积极，货币政策基调稳健，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市场利率持续下降，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具有稳健且良好的国内经济基础。

　　当前，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外部看，美元高利率造成中美利差倒挂持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承压。我国要持续提升适应更高开放水平下市场化运作、抵御市场过度波动和有效管控风险的能力。未来5至10年，我国仍应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当前，国际环境愈发错综复杂，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协调好相关改革，在系统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争取金融开放效益最大化。

　据记者：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区域改革试点的一个重要探索。如何看待这种区域实践和整体改革的关系？

　　连平：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以国家金融改革总体战略为引领并与之相呼应，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然后复制推广到全国；在坚持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方向的同时，其试验成果能否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能否有效控制金融开放的系统性风险、能否有效向全国复制推广至关重要。

　　十年来，各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围绕着跨境融资、融资租赁、航运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实现了金融创新突破。这有助于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土壤；有助于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助于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从而为国家战略落地和宏观政策付诸实施创造条件和提供基础。

　　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关系、区域政策和宏观大局的关系、风险防范与先行先试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在鼓励地方差异化探索的基础上，把握好金融改革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高水准对接全球金融市场，在集成性和系统性制度创新上实现突破。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论坛创始成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名誉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多次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曾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常务理事和特邀成员、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2007-2019年任交通銀行首席经济学家、多次出席党和国家主持的专家座谈会。)

易纲：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特点

从央行行长位置退下来的易纲对当前经济的看法。

9月19日，《人民政协报》第5版刊发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易纲文章《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特点》。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仍处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要有信心和耐心，当前经济运行主要有九个特点：一是居民部门少花钱、提前还贷现象突出；二是企业部门分化较为严重；三是政府部门地方债务风险有所加大；四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尚未出清；五是国外部门进入不稳定状况，并可能与内需不足相互叠加；六是物价走势不存在通缩的基础，但也要关注供求平衡问题；七是就业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八是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助力稳定经济大盘；九是受美元高位运行和境内暑期集中购汇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弱，但近期已有所回升。针对上述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二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三是可建立迎峰度夏峰值电费制度，交由省级地方政府执行，在用电峰值时段适度提高电价。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仍处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要有信心和耐心。随着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不断修复，居民会逐渐增加消费支出，进而创造收入和更多消费。国际上看，消费从疫情中基本恢复需要1年左右时间，而我国目前才半年，恢复仍需要一个过程。但也要看到，二季度以来经济恢复有所放缓，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经济内生动力和市场信心偏弱。建议适度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切实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共同努力推动今年全年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当前经济运行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居民部门少花钱、提前还贷现象突出。4月、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2.6%、2.5%，远低于疫情前8%左右的水平。居民中存在一定的降薪预期和紧缩心理，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负债，前五个月新增定期存款占新增M2的比重达90%，比上年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提前还款现象增多，部分微观主体行为可能倾向于“负债最小化”。二是企业部门分化较为严重。今年以来，新增信贷主要流向国有部门和科创领域，新能源领域增长较快但体量有限，相比过去的房地产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足。前五个月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0.1%，对GDP、就业贡献较大的民营、中小企业信心有待提振。三是政府部门地方债务风险有所加大。受疫情冲击、房地产调整等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城投债务进入偿债高峰，“土地财政→基建投资”的链条难以为继，项目回报率较低，偿债能力脆弱，也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发力空间。四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尚未出清。一季度“小阳春”后，房地产业重现下行态势。前五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0.9%。房企融资能力仍然较弱，流动性紧张状况有所加剧。长期看，受城镇化水平提升放缓、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购房需求总量可能还会下一个台阶。五是国外部门进入不稳定状况，并可能与内需不足相互叠加。美国利率水平或在高位停留较久，自身的经济金融风险在上升，全球经济也趋于放缓。外需偏弱给我国稳外贸、稳外需带来较大挑战。六是物价走势不存在通缩的基础，但也要关注供求平衡问题。通缩往往伴随着需求收缩，而我国需求还在回升，货币信贷增长较快，不符合通缩的典型特征。6月CPI同比持平，PPI同比下降5.4%。随着基数降低、经济内生动力增强，CPI中枢有望温和抬升，PPI预计四季度可能有所回升。七是就业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人工智能逐步替代脑力劳动岗位，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错配可能长期存在。八是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助力稳定经济大盘。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15.7万亿元，同比多增2万亿元。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前五个月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3.96%，同比下降0.39个百分点。6月份，进一步引导货币政策操作利率下降10个基点，带动贷款市场利率同步下行。九是受美元高位运行和境内暑期集中购汇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弱，但近期已有所回升。

针对上述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议：

一是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租售比较低是制约保障性住房可持续运营的重要因素，保障房租售比一般达到3%~4%财务上才能打平，但现在的租售比水平大约在1%~1.5%，对此人民银行出台了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提供低成本资金让利超1%，再加上地方政府财政适当补贴，在财务上可持续的前提下推动地方政府收购存量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目前已在8个城市推动试点。二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有学者测算，通过户籍改革可以把农民工和进城新市民的消费意愿提高23%。为此，要对在城镇工作期间的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提供更好的保障。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保持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东西部之间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内嵌稳定器。三是可建立迎峰度夏峰值电费制度，交由省级地方政府执行，在用电峰值时段适度提高电价。我国用电量居全球首位，2022年达到8.6万亿度，是美国（4.1万亿度）的两倍多；人均用电量约6100度/年，是全球人均水平（3200度/年）的近两倍。但我国电价处于全球较低水平，国内电力资源浪费比较严重，部分地区夜间灯光卫星图明亮程度已超过欧美主要都市圈。价格机制是比较有效的政策机制之一，可考虑利用目前物价较低的窗口期，适当提高夏季峰值电价，以最大限度缓解拉闸限电压力。同时，还可以从需求方推动碳减排，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内容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9月19日第5版

高盛策略师：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正在上升

　　智通财经获悉，高盛前首席美国策略师Abby Joseph Cohen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她对未来12至18个月美国经济的预测。尽管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不再将经济衰退视为基本预期，Cohen指出，近几个月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在上升。

　　她将当前的经济环境与18个月前进行了比较，当时每个人都对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开始加息感到担忧，尽管由于政府的刺激支出和暂停学生贷款偿还以及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消费部门仍然支撑着经济。

　　Cohen称：“但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坦率地说，顺风已经变弱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经济衰退，但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那么轻松的情况中。”

　　她还认为，在美国选举年的政治问题可能影响经济展望的背景下，预测未来12到18个月的美国经济将“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国会未能在9月30日之前通过新的联邦预算协议，政府可能会关闭。

　　Cohen警告表示：“即使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表示他们希望在这个月底前达成预算协议，但是众议院中还是有一些共和党人持不同意见。如果没有预算协议而导致政府关闭，将产生许多非常难以量化的后果。”

　　她指出，这不仅会影响社会保障支付，还会使全世界再次见证到一个“功能失调”的美国国会。“这可能会给美元和财政部门带来压力，原因与经济无关。”

　　随着9月底预算到期日临近，白宫上周呼吁国会通过一个短期的“持续决议”，以保持政府在9月30日之后继续运行，避免十年来的第四次关门。上一次政府关门是在前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从2018年12月持续到2019年1月。

　　周五美国股市结束了四连跌。道指涨75.86点，涨幅为0.22%，报34576.59点；纳指涨12.69点，涨幅为0.09%，报13761.53点；标普500指数涨6.35点，涨幅为0.14%，报4457.49点。

智通财经

李迅雷：可以考虑设立市场平准基金 先从外储中拿出一部分配置港股、再逐步扩大到A股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9月5日发布《政策工具箱里究竟还有哪些工具》文章称，对于振兴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可以考虑设立资本市场平准基金，当市场出现过度恐慌或非理性下跌的时候，可以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也有利于引导市场进行价值投资。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全球第一，超过3万亿美元，而且已经累计减持超过1千亿美元的美债。从外汇资产的配置角度看，不妨用今后减持美债部分的资金来增持港股，尤其可以考虑增持H股公司。香港市场是外资主导的市场，目前AH的溢价率高达143%左右，在港股通已经开通近10年的背景下，H股折价率仍处在历史高位，部分公司的股价只有对应A的三分之一左右。从价值投资的角度看，如果A股的估值水平是合理的，那港股就整体而言就是明显低估了。故可以考虑设立市场平准基金，先从外汇储备资产中拿出一部分配置港股做起，再逐步把增持扩大到A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