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背后，那些不能忘却的人和事

疫病，总是与人类如影随形。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之一，数千年来，致命的疫病时常会“光顾”人类社会，给世界各个角落带来折磨与灾难，还深刻地影响了无数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走势。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下去，必须要不断地同各种疫病作战，因而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疫病斗争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总有那么一群“逆行者”，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始终冲在最前线，甚至不惜以毕生名誉与身家性命为赌注，只为击败疫病造福社会。他们留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巴斯德

良心造就的“疫苗之王”

19世纪的法国，笼罩在狂犬病肆虐的阴霾之中。

当时，面对狂犬病患者，医生都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高温的灭菌能力，请铁匠用烧红的铁棍去烙烫伤口，以期能烧死病菌。可是，高温根本杀不死细菌，病人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折磨，非但没有任何效果，还会加速死亡的到来。

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谈“犬”色变，路上碰到狗就躲着走。一旦有人患上狂犬病，必定会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直到巴斯德的出现，让一切有了希望。

出生于一个法国贫苦家庭的巴斯德，从小就勤奋好学、喜欢钻研，对于穷人得病之后的无助，他更是深有体会。他决心改变国家这一不幸的现状，并于1882年正式开启了对狂犬疫苗的研制工作——尽管那一年，他已经60岁。

在此过程中，巴斯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重新来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研究需要，必须经常从狂犬的口中采集唾液，巴斯德竟然直接口含一个玻璃滴管，对着狂犬的嘴巴将唾液一滴一滴地吸入滴管中，全然不顾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命危险。

多次动物实验后，巴斯德推断出狂犬病病毒可能集中于神经系统，就大胆地从病死的兔子身上取出一小段脊髓，悬挂在一支无菌烧瓶中，使其“干燥”。随后他发现，没有经过干燥的脊髓是极为致命的，如果将脊髓研磨后将其和蒸馏水混合并注入健康的犬只体内，狗必死无疑；相反的，将干燥后的脊髓和蒸馏水混合注入狗的身上，它们都神奇的活了下来。

基于此现象，巴斯德断定，经过干燥后，脊髓中的病毒已经死了，至少已经非常微弱。于是，他把干燥的脊髓组织磨碎加水制成疫苗，注射到犬只脑中，再让打过疫苗的狗，接触致命的病毒。又经过反复的实验后，接种疫苗的狗，即使脑中被注入狂犬病毒，也都不会发病了。

巴斯德兴奋地宣布，狂犬疫苗研制成功！

可是，虽然动物实验大获成功，但人体试验却无人敢尝试。巴斯德本已做好打算要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可还没等他着手落实，一位近乎绝望的女人带着刚被狂犬咬伤的小男孩来到了巴斯德的实验室，哀求巴斯德救救她的孩子。由于不敢确保生命安全，谁都不敢给小男孩注射疫苗，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把孩子当试验品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在人身上的剂量。”但医者仁心的巴斯德却坚定地回答：“我确定我是在救一个孩子的命，而不是在拿他当实验品。”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针狂犬疫苗被打进了小男孩的体内——巴斯德的方案是给孩子注射毒性降到很低的兔骨髓乳化剂，然后再逐渐用毒性较强的乳化剂注射，希望在狂犬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前，能使孩子产生抵抗力。随后持续地观察他的情况变化。最终，在注射了十几针疫苗后，小男孩奇迹般地痊愈了。

狂犬疫苗第一例人体试验宣告成功。

冒着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担着过失杀人罪的可能，宁愿赌上一辈子职业生涯与荣誉的巴斯德，终于成功战胜了狂犬病魔。

事实上，不仅狂犬疫苗，巴斯德在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明的“巴氏消毒法”至今仍在被应用。

虽然荣誉满身，但在治病救人上，巴斯德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为限制，从来不因患者身份有所差别，更不会利用疫苗谋取利益，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终生未改的信念：利用研究结果获利是学者的耻辱。

怀揣一颗仁爱之心的巴斯德，是真正的“疫苗之王”。

琴纳

无所畏惧的“天花终结者”

如果爱德华·琴纳没有走上行医这条道路，博学多才的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地理学家、作家、音乐家或者生物学家。可若是这样，很难想象肆虐大半个地球的天花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几百年前的欧洲大地上，天花正广泛流行，一些勘探者、探险家和殖民者还将它带到了亚洲和美洲大陆。有数据表明，16~18世纪，欧洲每年约有50万人死于天花，亚洲每年约有80万人，整个18世纪死于天花的欧洲人总数在1.5亿以上，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都未能幸免。

人小志气大的琴纳，在13岁那年就发誓要消灭天花。在哥哥的帮助下，琴纳跟随外科医生卢德洛学习了7年医术。学成后，琴纳在卢德洛的推荐下成为了格洛斯特医学会的会员，开始参与各项学术研讨活动，而他对天花防治的研究也逐渐向着更深的层面开展。

琴纳 | 图源：百度百科

一次偶然的机遇，琴纳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的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天花的受害者，但唯独养牛场的挤奶工人中间没有人死于天花或者变成“麻子”，尤其是那些挤奶姑娘和牧牛姑娘们，人人都是皮肤光滑，漂亮得很。

这不禁让琴纳心生疑问：莫非牛痘和天花是无法共存的？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难道牛痘能预防天花吗？

带着这些问题，琴纳深入到各地走访，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家畜，但他的理念却不被同行所认可，琴纳只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大量的实地调研。他奔走于大大小小的牧场，观察了无数的奶牛后得出结论：牛痘也是天花的一种，几乎所有的奶牛都出过牛痘，人在和奶牛接触过程中很容易会染上牛痘，但并不会致人于死地，反倒是得过牛痘的人都不会再感染天花。这很可能意味着，得过牛痘的人会直接获得抵抗天花的防疫力。

于是，琴纳萌生了为人们进行牛痘人工接种来预防天花的大胆想法，可若是出了什么意外，琴纳必将成为罪人。

为了消灭天花，琴纳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这一步。47岁生日那天，经当地人同意后，琴纳在一位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八岁男孩身上种入了牛痘病毒。不久后，菲普斯就感染了牛痘。过了两个月，菲普斯的牛痘病症完全消除，琴纳又给他种入了天花病毒。随后的20多天观察期里，琴纳每天都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万幸的是，菲普斯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没有任何感染天花的症状。

琴纳又到附近村庄为几个孩子做了牛痘接种，结果都很理想。琴纳便趁热打铁，写了一系列针对牛痘疫苗研究的论文。而后，他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业内认可，牛痘接种也开始被世人所接受。到了1801年，英国进行牛痘接种的人数多达10万。

到了1871年，英国出台了强制接种牛痘的法令；与此同时，琴纳撰写的文章被翻译成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多种文字，牛痘接种法也随之流传于世界各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盛赞牛痘接种法——“所有的朋友都会高兴地看到这一发现，有了它，人类就可以驱逐邪恶。”拿破仑更是将琴纳奉为“伟人”，对他尊敬有加。

回过头去看，如果当年琴纳没有勇气进行第一例人体实验，或者选择了盲从同行，那么天花还要蔓延多久？幸好，琴纳坚持了下来，守住了科学的精神与科学家的无畏。

顺带说一句：迄今为止人类唯一彻底战胜的烈性传染病，正是天花。

伍连德

坚韧果敢的“抗鼠疫斗士”

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些症状无不指向那曾令全世界都为之胆颤的瘟疫——鼠疫。

处于整个鼠疫流行中心的东北三省，形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恶化：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随时会沿着交通线路迅速蔓延，局势很可能在不久后失控。

值此危急时刻，羸弱的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处理东北鼠疫的重任。

31岁的伍连德成为了最佳人选，他不仅在流行病学和细菌学领域学有所成，还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满了为国解难的决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瘋疫调查员，前往哈尔滨了解疫情。

刚到哈尔滨，伍连德就干了一件全中国都没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

通过对死亡患者进行病理解剖，伍连德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并且不同于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这是种前所未见的新型疫。腺鼠疫是从鼠传给人，而这种鼠疫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系统传播，鼠身上却根本没有。基于这些特征，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它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且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新型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和可能路线，给出了9条建议。然而，由于疫情实在过于凶猛，百姓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伍连德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随即提出要将尸体集体火化。

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更何况要一次性焚烧掉几千具尸体，更是万万不能接受。

尽管当地百姓和地方官一致反对，但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绝对不能墨守成规。伍连德力排众议，甚至惊动了朝廷。好在清政府当时的一把手、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足够开明，以圣旨的名义批准了伍连德的请求。

于是在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火化了数千具尸体。此举在后来被公认为东北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而后，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大会主席。而此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挽救了中国国运的男人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艳羡的标签：

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被梁启超赞誉为：“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纵观伍连德的一生，少年学有所成，青年时不畏中国当时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错综复杂，毅然决然回到祖国贡献所学知识，凭着无可替代的勇气和爱国热情，一次次临危受命，拯救国民于死亡与疾病中，将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30 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

纵使头衔无数，但他却谦逊地称自己为“斗士”。1959年，伍连德出版了个人传记《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为中国服务的历程，表达了对祖国未来的无限期望。

尾

声

巴斯德、琴纳与伍连德的故事，只是人类抗击疫病的缩影。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无数英勇奋战在第一线的人，无论是造诣深厚的权威专家，还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抑或是那些默默无闻却奔前走后的医疗物资运输者，都在为守护人类的健康与社会的繁荣，而贡献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也正是历史上无数像他们这样以救人为己任的人，靠着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决心魄力，为民请命、埋头苦干、舍身求法，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疫病的侵袭，深刻改变着历史进程的同时，为全人类筑起了防御病毒的坚固城墙，我们也因此才得以生生不息。

他们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是真正的脊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

眼下，肺炎疫情的走势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只要有这群伟大的“逆行者”在，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去坚信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谨以此文致敬！

特别说明：本文所引用图片，仅为传播正能量，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与铭记这些斗疫勇士，如涉及侵权，请后台留言，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读完本文如有收获，请顺手点下“在看”，谢谢~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图来自央视新闻截图。）

肺炎疫情防控背后，有多少“大数据”在支撑？

春节假期已近尾声，返程高峰即将到来，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期。1月29日召开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对此做出判断“当前疫情正处于扩散阶段，局部地区有迅速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防控疫情“返程传播”成为对战疫情的重中之重。

相较于17年前的SARS，此次疫情表现出更强的传播性，感染人数曲线更为陡峭，对于疾病防控提出更高挑战。好在17年来，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策略、应对措施，信息披露也更加及时透明，再加上大数据等创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已有、360等互联网平台上线“确诊患者交通工具同乘查询系统”、“疫情数据实时更新系统”、“发热门诊分布地图”等功能。

一

大数据追踪传播路径

在1月28日央视《新闻1+1》，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院士连线白岩松时表示，专家正利用大数据技术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轨迹，追踪人群接触史，成功锁定感染源及密切接触人群，为疫情防控提供宝贵信息。

李院士在连线中提到，某位患者曾表示自己并无重点疫区接触史，但经过大数据排查，发现其曾经至少接触过三位来自重点疫区的潜在患病人士。可见大数据技术通过追踪移动轨迹、建立个体关系图谱等，在精准定位疫情传播路径，防控疫情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

追踪移动轨迹、建立关系图谱，在大数据技术日渐成熟的今天已不是新闻，在位置数据方面，除了航空、铁路、公路、轮渡等交通部门统计的出行数据外，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基于手机信令能够有效定位用户的手机位置，互联网企业也可以通过APP授权调用用户手机位置数据。此外，地图、打车等APP提供的移动出行服务，电商、外卖平台等APP内的送货地址数据，以及移动支付位置数据等，也可以作为位置数据的有效补充。而关系图谱则可通过各类社交平台、通信网络、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数据搭建。

将不同时间段的授权位置数据进行纵向串联，能够有效绘制出手机持有者的移动轨迹。这类个体数据，正如李兰娟院士提到的，可以用于追踪被感染者的疾病传播路径、定位感染源，配合关系图谱更可锁定被感染者曾经接触过的人群，以便及时采取隔离、治疗等防控措施，避免疫情更大范围扩散。为防控春运返程高峰时可能发生的传染事件提供有效工具。

而将这些个体数据集合形成的群体数据，则能够清晰显示重要疫区的人员流入及流出方向、动态及规模，如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均已基于授权数据制作此次春运期间的人口迁徙地图，可据此观察各城市的人口流入、流出状况，尤其是重点疫区人口流出方向。这些数据有利于定位疫情输出的主要区域、预测地区疫情发展态势、预测地区潜在染病人群，为疾病防控部门及地区政府分类制定春运返程计划、有针对性地出台交通管制措施等提供决策支撑。

除此之外，将同一时点不同个体的位置数据进行横向整合，还能够清晰展现出特定时间点曾经到过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群，并可据此监测人群密度及动向，如某大数据公司以疫情始发地为分析重点，利用位置数据定位自2019年11月起曾经去过疫情始发地的人，为潜在感染者的发现及自我隔离等提供信息参考。而这些人群密度地图、高染病区域地图、地区交通管制措施等数据信息还能为个人规划返程路线提供有效参考。

二

大数据构建疫情发展模型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的持续增长，大众密切关注疫情的传播态势。疫情还会传播多久？感染者还会大幅增加吗？哪里感染风险高？何时能够进入安全期？传染源都有哪些？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疫情传播特征、搭建疫情发展模型，这其中大数据可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是优化数据采集。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之前，医疗数据采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对在疫情传播早期阶段快速获取传播数据、分析疫情传播机理造成制约。而借助于医疗数据联网、各类智能设备数据归集渠道等，大数据时代的疫情传播数据采集更为及时、准确，可定位到个体、某一具体街区等，为疫情发展模型的搭建提供数据基础。

其次是丰富数据维度。除医疗数据外，疫情传播往往还涉及气候温湿度、地质、交通、社会行为、城市卫生等多维度因素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影响因素均可以数据形态展示，同时使得多维度、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成为可能，可实现上万量级的影响因子建模，这极大地丰富了疫情发展模型的分析维度，对于定位疫情传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针对性防治建议有重要作用。

最后是模型优化训练。海量数据基础为疫情发展模型提供丰富的优化、训练素材，模型的不断迭代对于优化模型参数、提升模型预测精准度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北大、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香港大学以及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等国内外研究团队已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疫情传播模型，基于已感染病例、感染患者增速、感染区域、区域交通网格等因素，对病毒的传染源、传播速度、传播路径、传播风险等进行评估、预测。

三

大数据助力资源配置

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引发对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多维度资源的需求激增，而春节期间有限的生产供应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满足。基于此，提升物资调配效率，以有限资源保障医疗救助工作顺利开展，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

现阶段各类资源需求信息的发布较为分散，以医疗物资保障为例，陆续有医院通过各自网站、媒体、社交平台等对外发布短缺物资清单。但公布渠道的分散化，不利于防控机构统筹监测，也不利于捐赠者查询，还有可能出现因医院知名度不同而产生的物资获取差异，或重复捐赠等问题，不利于资源有效调配及使用。

基于此，已有志愿者基于公开需求数据爬取等方式建立资源对接平台，如“湖北医疗物资需求信息平台”等，将医疗资源需求按照城市、医院、类别等维度分类呈现，通过数据抓取等技术手段，展示需求物资名称、需求数量、联系方式及物资运输方式等信息，并支持信息查询，同时在后台统计整体需求数据，时时更新。这有利于物资短缺信息的及时、有效展示，提升资源调配机构及捐赠者的信息获取速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针对历史短缺数据的归集整理以及对资源对接时效的统计分析，也可帮助有关部门预测未来资源需求情况，科学筹划下阶段资源供应及调配。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及志愿人士，愿意为疫情防治工作提供无偿的服务支持。鉴于此，已有资源对接平台扩大数据爬取范围，将企业、组织、志愿者等在互联网上零散发布的无偿资助信息归集展示，标注联系人、申请条件、服务时间、服务区域等信息。由于时间限制，目前已上线的无偿服务信息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领域，标注联系方式、配送时间、服务区域、申请条件等信息，供医院、交通管制地区居民、大批物资捐赠者等申请使用。除此之外，也有平台归集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的酒店、为居民提供的义诊等服务信息，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相关物资对接平台将逐步完善，全国性物资调配平台也有望上线。

四

结语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全面考验国家及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与17年前的SARS相比，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现出了更高的医疗救治水平、更快的防疫反应速度、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更迅速的数据报送体系，同时将大数据等新一代创新科技，广泛应用于疫情追踪溯源、路径传播、发展模型预测、资源调配等领域。面对疫情，我们众志成城，以科技助力，必将胜利。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

蝙蝠，究竟何错之有？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将蝙蝠送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无数人对蝙蝠深恶痛绝，网上甚至有人呼吁要采用“消灭蝙蝠”的方式来阻止疫情的再度发生。

可是，蝙蝠真的有那么可恶吗？我想谈点不一样的看法。

1

蝙蝠，这种相貌奇异、似兽似鸟的动物，长得鼠头鼠脑，还喜欢昼伏夜出，一袭黑衣神秘兮兮，很多人视其为见不得阳光的丑类与罪恶、黑暗势力的象征。民间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将其与老鼠挂钩，称“蝙蝠是老鼠吃了盐之后变成的”。

即便在童话故事里，蝙蝠也多是充当“骑墙派”的典型而被讽刺。比如这则寓言：

“走兽与飞禽之间发生了战争，蝙蝠看到走兽力量强大，援军浩荡，断定飞禽要败，便飞到走兽那边帮忙，企图分享胜利的果实，不料凶猛的鹰鹫率众赶到，一举打败了走兽，而蝙蝠却因背叛的丑行被鸟类的法官当庭宣判：‘拔去羽毛，从此后只许在夜间飞行！’”

如此看来，蝙蝠似乎从来都不招人待见。

然而你可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其实是一种吉祥物——只因“蝠”与“福”谐音。

众所周知，祈求幸福吉祥、平安顺利是国人共同的愿望，由于汉语音节相对较少，很多字词都是同形异音或异形同音，使得人们常常愿意借助于谐音字词来表达吉祥如意的心意，这在民间被称为“讨口彩”。比如，中国人普遍喜欢葫芦，因其与“福禄”二字谐音，且藤之蔓延、结果甚多，故而被视为多子多孙的吉祥之物。

在中国人心中，“福”不仅是吉祥之首，更是一生的美好憧憬，蝙蝠也由此沾了光，成了“福”的化身。

清朝文人孟超然在《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提到：“虫之属最可厌莫若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鲁迅先生在《谈蝙蝠》一文中也说过：“……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

除了谐音之外，蝙蝠还习惯于倒挂栖息，有“福到（蝠倒）”之意，而蝙蝠在小型哺乳动物中算是寿命较长的一类，最长可达三四十年，而同等身型的普通家鼠仅能活1~3年，因此蝙蝠还成了长寿的象征。

于是，从古至今，蝙蝠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年画、剪纸、建筑装饰、陶瓷、刺绣、雕塑等处，藉以寄托人们美好祥瑞的愿望，其寓意包括“福星高照”（寿星与飞舞的蝙蝠）、“多福多寿”（多只蝙蝠与寿桃）、“福至心灵”（蝙蝠、寿桃与灵芝）、“洪福齐天”（彩云与漫天红色的蝙蝠），等等。

最著名的莫过于和珅曾经居住的恭王府，因有9999只蝙蝠“盘踞”在府内各种雕刻、绘画、建筑之中，所以被誉为“万福之地”。里面的水池、假山乃至部分建筑平面轮廓，都被做成了蝙蝠的形状，分别称为“蝠池”、“蝠山”和“蝠厅”，蝙蝠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看来，蝙蝠好像也没那么招人讨厌。

2

读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起疑：单靠谐音你就想给蝙蝠“洗白”，哪有那么容易？

没错，这种“牵强附会”确实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过，若是更进一步地从蝙蝠本身的生命特征来加以考证，我们会发现这种生物至少还有三点另类的“美”。

首先是蝙蝠生存进化的成功。

有资料显示，蝙蝠已在地球上生存了8800万年，几乎与恐龙同时代，但恐龙灭绝了，蝙蝠却存活至今。当前，全球共有961种蝙蝠，约占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1/5，如此多的种类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了极为寒冷的南北极、极偏僻的海岛之外，从亚寒带到热带，从大陆到海岛，都有蝙蝠的身影。它们高度适应多种环境，即使在青藏高原或是西伯利亚，人们仍然能发现蝙蝠的出没。这些，恰恰反映出蝙蝠在生物演进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另外，蝙蝠占据了山洞和夜晚，这是生物很少利用的空间和时间；与众不同的倒挂习性，使它们占据了顶层空间，不仅可以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正面的领土冲突，还能让更多的个体容纳其中，并给它们的大量繁衍奠定了空间基础。

其次是蝙蝠与生俱来的科学属性。

必须承认，蝙蝠是最能让人产生仿生灵感的生物。相信很多人都对小学语文课本中《蝙蝠和雷达》一文记忆犹新，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科学家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给飞机装上了雷达。雷达通过天线发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显示在荧光屏上。驾驶员从雷达的荧光屏上，能够看清楚前方有没有障碍物，所以飞机在夜里飞行也十分安全。”

事实上，除了雷达之外，人们还从蝙蝠的其他生命特征中获益。例如，利用蝙蝠回声定位的技术，人们发明了为盲人服务的声波手杖；利用蝙蝠的体形结构，人们发明了蝙蝠型太阳能自动侦察机；利用蝙蝠的飞行本领，人们发明了扑翼飞行器……

最后是蝙蝠巨大的医学价值。

蝙蝠堪称动物界的奇葩，它小小的身躯里容纳着超过100种病毒，其中不乏SARS、埃博拉等大名鼎鼎的病毒品类，俨然一个“移动的病毒库”。这些病毒，单拎出来任何一种，都足以令人闻风丧胆，却能与蝙蝠“和谐共处”，着实令人称奇。

究其原因，由于长期处于飞行状态，蝙蝠的新陈代谢水平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哺乳动物；超快的新陈代谢速度会让蝙蝠体温升高，以超过40度的体温到处乱飞已是家常便饭；而这又潜移默化地造就了蝙蝠无比强大的免疫系统，其“百毒不侵”也就在情理之中。

也正是这种“移动病毒库”的身份，又赋予了蝙蝠极大的医学价值。与其疫情爆发时抱佛脚，倒不如率先对蝙蝠体内的病毒进行充分研究，这样才能把潜在的健康风险降到最低，并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或预防。

3

然而，就是这样特殊的蝙蝠，却偏偏与人类历史上的多次疫病扯上关系。

从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埃博拉病毒，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乃至当前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令人胆寒、给人类带来巨大麻烦和损失的病毒，追根溯源都能找到蝙蝠头上来。大概这便是不少人对蝙蝠深恶痛绝的原因吧。

可是，“锅”真的应该让蝙蝠来背吗？

平心而论，由于特殊的生活习性使然，蝙蝠及其所携带的病毒并不会主动找上人类，即便是人们已经感染上的病毒，大多也是通过果子狸等“中间宿主”，而非直接来自蝙蝠。

问题就在于，包括蝙蝠和那些“中间宿主”在内的一系列野生动物，都作为野味被端上了人类的餐桌。

需知，任何动物的与生俱来，都不是为了被人吃掉，他们要的是生存下来——野生动物尤为如此，经历了千万年的气候更迭与环境变迁，经受了无数次天灾的磨炼，生存的本能早已迫使它们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可它们偏偏也唯独惧怕人类。

就像这个调侃蝙蝠的段子所言：

“凭一己之力封印了病毒千年，昼伏夜出，努力扮演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而且长得真的是一张死神脸，万万没想到……还是扛不住被吃……这生生世世的努力，终究还是错付了……”

原本可以人畜无害的蝙蝠，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万恶之源”，这究竟是谁的错？

参考文献：

1、张劲硕：《蝙蝠之美》，2017年；

2、大象公会：《舌尖上的蝙蝠》，2020年；

3、李湘涛：《蝙蝠与“福”文化》，2018年。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仁孝治天下”消亡史

关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经典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年代。在那个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激荡冲突。国弱则势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代表着进步，一贯而入，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则像古董，看着好玩，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步步后退，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的呼声。

可是，究竟何为东方化？何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

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过，对书中核心论点，梁先生又极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补充道：

“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欠，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东西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中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同，作者注），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而西方则靠科学，“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门别类，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

以看病为例，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中医的高手，水平全在开单用药，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凭主观判断，十个医生十个药方，可以十分悬殊。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异；中国文化尚古，几千年不见进步。因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

在中国，“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案子也审得，财政也理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则决然不同。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别，且“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皇帝的臣民，在亲子之间是父母的儿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

“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于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于是便有了“个性的伸展”。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否则各行其是，没有协调，是走不通的。个性与社会性，互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

因社会性发达，西方注重社会公德，讲究公私分明；中国则讲五伦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公私不分明。

文化差异因何而生？

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但差异因何而生呢？同时代的学者多讲“地理决定论”，即：

“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所以，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与“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无根本关系。

梁先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

面对问题时，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对应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寻求在天国得救，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关于这种转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

“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足可见，摆脱了教会的辖制，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开辟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时代。

就中国而言，在走第二条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在这种文化思想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

至于印度，则是第三条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出世）的”。

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由于西方国势强盛，所以一般人看来，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

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

“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沃腴的土地，丰富的雨量，果树满山，谷类遍地，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因此饱足之余，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

当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调和”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在他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正所谓：

“无论什么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倦疲、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大苦恼，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

所以，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终归，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这个时候，人类不再能承受“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的状态，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

于是，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跳级是行不通的

但是，复兴是未来的事，当下阶段却要补课，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

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物质不满足时代），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精神层面），一旦与世界接轨，必然是节节失败。

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梁先生得出结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追求个性之伸展，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必经之阶段。

以上，仅仅粗略概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点，更多精彩观点，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时至今日，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仍有诸多启发裨益。

经典，向来是不过时的。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追求创新、奋勇向前。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跨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个阶段。

就每个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

参考资料：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首图系许露茜原创摄影。）

肺炎疫情背后，这些商业领域迎来变局

此刻，全国人民的关注焦点都在新型肺炎疫情上。相关的讨论已经太多，所以我们想在本文中聊点不一样的。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瘟疫始终如同影子般挥之不去，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深刻无比——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能从很多方面促成人们的自省、社会的反思，由此引发一系列变革，不仅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甚至还能改变文明的走向。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流行，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疫情本身牵动了一系列社会运转模式调整和人们的行为模式改变，这些变化又会给商业世界带来哪些机遇和变革呢？

无人配送迎发展契机

众所周知，面对疫情来袭，隔离是最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手段，也成为牵引商业模式变革的重要变量。

以2003年非典为例，隔离导致线下面对面骤减，旅游、航空、餐饮和文化娱乐行业均受到负面影响，但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出现了商机。此外，电子商务趁机崛起，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后续十几年里持续对中国商业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在极大地改变消费者生活习惯的同时，还间接带动了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乃至团购、外卖等一众行业的壮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隔离依旧是首选方案。面对疫情，即便是春节假期，各种走亲访友、商业往来、逛街购物等活动都统统按下“暂停键”。

隔离在家，外卖和电商的需求大增。但与2003年非典不同，步入2020年，外卖和电商早已是成熟的商业模式，隔离的意义不在培育用户线上下单的习惯，而是有望推动线下配送模式的变革。

没错，就是无人配送。

无人配送，顾名思义，不需要人的配送，其载体多为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等。其实这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13年，亚马逊就提出了无人机送货计划，三年后其开发出的Prime Air送货无人机即送出了第一单。

放眼全球，目前除了Prime Air外，无人配送领域的代表还有美国电动卡车制造商Workhorse研发的HorseFly无人机、英国Starship Technologies推出的Starship送货机器人、美国Robby Technologies公司的Robby机器人等等。

在我国，随着配送需求的加剧、用户体验与人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和特殊环境下的末端配送需求难以满足，传统物流的升级已是大势所趋；而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行业的变革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于是以苏宁、美团等巨头为代表的诸多企业都开始盯上了无人配送这一新兴领域。

同传统物流配送相比，除了能免去疫情期间的人与人直接接触外，无人配送至少有以下两方面优势：

其一，配送业务时效性增强，不会受到运送车辆不足、交通拥堵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甚至还能突破地形地貌的限制，翻山越岭、跨越河流地进行配送，这不仅扩大服务空间范围，使运输自由度大大提升，还能显著提高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其二，增进用户体验，这不仅体现在普通用户对于黑科技的惊喜方面，对于那些物流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农村及偏远地区来说，无人配送还能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末端需求，让那里的居民也能分享送货上门的快感。

在实际操作中，无人配送还处于探索性阶段，其安全性与应用范围还存在不少问题，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够健全，故而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不过，当下捉摸不定的疫情，或许将为无人配送的大面积兴起提供一个极佳的契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天上飞的送货无人机与地上跑的送货机器人多了起来，届时请不要惊讶。

泛娱乐领域变动已现

疫情肆虐时，人们要么在家办公，要么下班后第一时间回家（非必要的社交应酬能省则省了）。七点到家、长夜漫漫，一些人成为知识付费的用户，对更多的人而言，打发无聊时光成为刚性需求，会刺激对各种短视频、长视频的消费，人们的娱乐消费模式有望出现新的变化。

曾经网络有个非常火的问题：给你一个房间，温度合适，有食物、有手机、有WIFI，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出门，你能待多久？

如今到了亲身实践这个问题的时候。

疫情将人们“关”进了一个房子里，吃着零食、刷着手机。有人感叹，终于到了啥也不用干，在家躺着就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但是躺着躺着，人们发现，居然“刷无可刷”了。

微博、跟不上刷新的速度了，连续N个小时的剧不好看了，就连一直渴望的“吃鸡”都不香了。广大网友们纷纷开始了“创新性娱乐活动”，比如数瓜子、数牙签、数面条，甚至是，数窗外的飞鸟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等等。

无聊之下，游戏需求率先火了。国金证券调研数据表明，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手游春节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手游档期，主流手游产品（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阴阳师等）几乎都实现了用户时长和日活的显著上升。有高涨的用户热情加持，游戏运营商们即便保守运营，也将大赚特赚。

如果说2003年“非典疫情”使互联网电商购物爆发，满足了人们自我隔离后的物质需求。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下，似乎人们的精神需求还有待满足。而这，或许就是泛娱乐行业新商业模式变革的前奏。

以电影春节档为例，为预防疫情蔓延，在电影院关闭和热门电影撤档的双重影响下，2020年电影春节档有望成为史上最惨春节档。但在压力倒逼之下，《囧妈》率先选择网络免费播出，在赢得消费者一片叫好声后，何尝不是为电影行业分发渠道的变革撕开了一个口子。

日常生活中，除了工作、睡觉外，剩下的时间以泛娱乐活动为主。这其中，既包含影、视、音、游等等狭义的娱乐活动，也包含阅读、学习等自我提升，还有各类健康管理项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项目或将迎来商业模式变革的机遇窗口。

社区商业与营销模式有望“进阶”

自2003年以来，中国商业社会的线上化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早已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满足各种需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对整体商业模式的线上化“助推”空间有限。但所谓“偶然事件改变历史”，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疫情的流行在打通一些“商业模式瓶颈”方面仍能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说，病毒把人们从公众场合“赶至”社区，社区成为集中的销售触点，商业价值便水涨船高。

以蒙牛为例，在2003年非典时期大力发展社区经销商和销售点，并基于人们防止传染不愿意打开包装的心态，改换冰淇淋包装形式，推出家庭装、组合装，成功实现市场份额的逆袭。

进入2020年，社区商业仍面临诸多瓶颈，如生鲜电商、社区便利店等，均面临教育市场和改变“用户习惯”之难题。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为生鲜电商、社区便利店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以苏宁菜场为例，依托苏宁小店，主打“线上订货、门店自提”模式，实现了菜品丰富度和取货便捷度的平衡，对特殊时期不愿去大型超市的用户而言，是很好的替代选择。

疫情期间，助力用户消费习惯养成；疫情过后，自会开启新的蓝海。

除了社区商业之外，线上营销与社交营销深化发展也有望成为亮点。

疫情把人“关”在家里，也把人的注意力锁进电视与手机两个屏幕里。线下营销会短暂滑坡，电视广告再次得到重视，而具有情感连接功能的社交营销则可能大放异彩。

面临健康威胁时，人们愈发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与无力，其情感连接需求也会愈发旺盛。此时，社交营销叠加电子商务，有望迸发出新的活力。

长期影响：疫情与文明走向

短期内，疫情影响经济发展；长期看，疫情可以影响文明走向。

1347-1350年，欧洲首次爆发黑死病（淋巴腺鼠疫综合征），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接下来的50年里，黑死病多次死灰复燃，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从30岁缩短至20岁。

但黑死病的影响绝不止于此，除了人口锐减、经济停滞之外，欧洲的文明走向也发生重大改变。有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的肆虐是加速欧洲文艺复兴进程的重要原因。原因有三：

一是，教会在处理黑死病时无能为力，德高望重的神父也会染病身亡，这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二是人口死亡导致劳动力短缺，赋予了个体更大的权力，农奴消失了，自由劳动者成为主流；

三是人口密度下降让幸存者更加富有，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和闲暇用于艺术和文学创作。

黑死病之后，麻风病、结核病、天花、流感等不间断地出现，成为一个又一个文明或崛起、或湮灭的转折点。

当前社会，动物种群的驯养、城市化的加速和贯穿全球的交通体系，正在以空前的高效率将人类紧紧连接在一起。人口的密集、连接的紧密，也将我们这个世界更轻易地暴露在传染病的枪口之下。

相比历史其他阶段，近几十年来，有能力肆虐全球的传染病越来越多，器官移植和注射技术的发展，更是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新的路径。一如哈佛大学乔纳森·曼教授所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或对所有人的健康威胁”。

在与传染病搏斗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社会的防疫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通过第一时间识别传染源、切断关键传播路径，以适当降低经济活力代价，已经能够大幅降低疾病的传播范围和病亡人数，把代价限定在经济范畴内。

不过，虽然每一次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对人类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越来越有限，但它对人类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并未随之削弱。

基本上，每一次传染病的大规模肆虐，都会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征服自然”观念的反思。

大多数可能引起新型人类流行病的微生物，都寄生在动物身上。地球上超过5000种哺乳动物，每一种动物身上都可能携带威胁人类健康的微生物。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家禽和家畜身上能传给人类的疾病都已传给人类，在流行病防疫学家看来，人类社会若出现新型流行病，源头在野生动物。事实上，无论是非典时期的SARS，还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源头都是一部分人群“对野味的偏爱”。

人类的防疫能力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面对数千种哺乳动物身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还远远谈不上充分认识和有效控制。追求医学进步固然重要，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征服自然”的王者心态，做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杜绝传染病传染源时终究要缺失关键一环。

结语

所有的“变”，只因人在变；所有大型事件，都会加速人的改变。

经历过“非典”锤炼，面对H5N1、H7N9禽流感和H1N1流感大流行时，我们打出了漂亮的歼灭战，相信这一次，我们也会很快消灭新型冠状病毒。但是，这样一场从医学层面及社会层面的考验，正带给我们另一种生活体验和观念体验。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在“惶恐”中重新审视生活、在“隔离”中重新连接情感；我们开始敬天悯人、相信人心；我们尝试重新平衡工作与生活、思考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发现，整个商业社会慢了下来，在家里度过更多时间，似乎也没那么坏。

宋代朱敦儒先生有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真心希望，无论是与病毒作战的当下，还是战胜病毒之后，我们都能更加从容，“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研究员付一夫、黄大智。）

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肺炎疫情紧急，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一定影响。短期来看，供给端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会受到疫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收缩，例如劳动力供给或因人员染病、隔离治疗、限制流动等多种因素而减少。需求端，除了对医药等个别产业带来需求的短暂性爆发外，对消费、交通运输等更为广泛的服务业的需求产生冲击。

前车之鉴

具体影响如何？可以参考2003年的SARS疫情。当年的SARS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因为SARS与此次疫情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

首先，造成疫情的病毒本身具有相似性。SARS的冠状病毒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同一种病毒亚属，均可感染呼吸道系统造成较为严重的肺炎，同时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

其次，疫情演化形势具有相似性。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于晓华应用经典的传染病SIR（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模型来预测本次疫情的演化，该模型将传染病流行范围内的人群分为三类：

S类，易感者（Susceptible），指未得病者，但缺乏免疫能力，与感病者接触后容易受到感染；

I类，感病者（Infective），指染上传染病的人，它可以传播给S类成员；

R类，移出者（Removal），指被隔离，或因病愈而具有免疫力的人。

通过此模型，利用SARS参数模拟武汉肺炎传播途径，主要结论是：从病毒爆发后的大概90天到达高峰。

以SARS为例，SARS的首位患者于2002年11月中旬发现，疫情在2003年3月至5月加速扩散，从病毒爆发后的大概90天达到高峰，到6月则基本得以遏制，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第一个病例于12月8日发现，50天左右开始集中爆发（1月20日左右），预计90天左右达到高峰、4个月左右接近尾声（四月上旬）、5月上旬疫情结束。尽管该模型预测非常简化，但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到目前看，该预测模型与此次疫情发展现状基本吻合。

由此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很可能是一次持久战，全社会都要做好全面准备。

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来看，当年的SARS疫情影响不一而足。消费和服务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而基建、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影响也不小。首先，代表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一季度的几个月中持续显著下滑到了4.1%，为前后几年来的最低点；第二，交通运输活动骤减，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增速在2003年5月降至2.3%，为前后几年来的最低点；第三，虽然工业和制造业的需求依然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0%），但供给端受疫情影响工期等因素的影响，明显疲弱，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在一季度的几个月中持续显著下滑。

由此来看，SARS疫情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冲击，但长期影响不显著。

此次疫情的特殊性

不过，此次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已与2003年不可同日而语。主要包括以下不同：

首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本身还是与SARS存在不同。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但致病力和致死率似乎都较SARS更低。很多时候，一种病毒的传染性越强，它的致病力往往会越弱（例如埃博拉病毒致死率极高，但传染性较低，也较易进行隔离防控）。这为病患的诊治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环境，也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此次疫情可能不会如SARS那般严重。

第二，疫情的发现和管控相对较早，新闻媒体传播也更加充分，政府应急能力明显增强。当年的SARS之所以肆虐，与前期对防治的忽视有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疫情前期出现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发病，导致医院人力资源紧缺，部分医院一大半的医护人员无法工作。针对此次疫情，政府较早地采取了应对措施，有效防止了疫情的广泛扩散，至少目前没有出现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的局面。但反过来看，及时的管控措施很可能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全国范围内的限制人员流动和大面积的隔离会对消费、服务业和交通等领域造成一定冲击。

第三是经济层面。当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刚进入WTO后的贸易井喷期，叠加投资主导发展模式爆发和人口红利窗口，经济很快就拐头向上，疫情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与当年情况截然不同。经济增速下滑中，疫情冲击带来的边际影响可能更大，缓释时间可能也更长：

首先，实质性冲击可能来的更早。今年春节较早，如果疫情短期没有缓解，可能出现节后返乡群体滞后返工，基建、房地产等项目工期将在一季度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悲观预期下的消费、住宿餐饮、航空等领域将受到打击。未来有可能出现这些领域增速降档，难以在短期内回升。

第三，趋势性下滑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较难找到新的突破点。基建很可能会因此次疫情而探底，专项债等财政刺激的力度和效果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另外，从预测的角度看，此次疫情可能成为更积极财政政策、央行降息的一个催化剂。从2003年政府政策来看，财政上，政府定向补贴了受影响较大的旅游、交通和餐饮等行业，并未大规模开展积极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的确获得了短暂的宽松，但很快就转头收紧了，因为彼时的中国经济风险是过热，而不是当前的趋势性下行。当前全社会对于经济前景的信心相对脆弱，需要一波刺激来增强信心。

不确定性仍较大

以SARS为鉴，当年的中国经济受到了短期冲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从2003年全年看，这种冲击似乎并不明显。这也“打脸”了当时的很多经济影响预测。

2003年4月中旬，有学者分析认为“SARS”的经济影响较大。为此在北京实施一项实地抽样调查，并利用消费乘数模型分析框架进行估测，提出“由于SARS的影响，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在6%-7%，比预期低1至2个百分点”。为反映“SARS”对服务业的影响，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7月上旬进行了一次快速调查。结合调查结果，第二季度GDP、第三产业、其他服务业增长率分别被确定为6.7%、0.8%和-6.8%。到2004年7月，这几个同比增速指标分别上调到7.9%、4.5%和5.7%。有些国际机构也进一步调低了GDP增速预测值。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2003年5月预测，“就目前的疫情局面来看，中国今年的GDP将从7%减少到6.5%”。实际上当年GDP的统计部门最初公布数为9.1%，后续修正值为10%。

可见，受对象性质制约，对“SARS”这类疫情冲击的经济影响，在事件发生之际要准确定量估计比较困难。过去10多年遭遇的其他灾变，如1998年的洪灾、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也给短期经济预测提出类似难题。至少这几个案例经验提示，灾变发生时，预测观点似乎容易高估其宏观影响。

综上来看，此次疫情的形势复杂，经济增速是否会显著降低，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控制，取决于各方面下半年的努力，不确定性很大，情况也很难预料。但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很可能是肉眼可见的。预计此前对于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将略微下调。

对投资影响几何？

对于投资者而言，突发疫情可能潜藏股市投资机会。从众多国家的多次突发社会事件来看，在国家困难的时候，选择坚定买入的爱国者，都在支持国家的同时获得了回报，而那些趁机卖出的投机者、悲观者大多以踏空收场。

以股市为例，2003年上半年的SARS疫情并未改变股市全年上涨的事实。上证综指由2003年年初的1320涨到年末的1513，涨幅达到14.6%。

分板块来看，疫情对各行业的结构性影响较为明显，需要根据疫情演化的时间具体分析。下图展示了当年若干受SARS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大多数行业板块在疫情发展期（2002年12月-2003年2月）和疫情高峰期（2003年3月-2003年5月）的表现大相径庭。大多数行业出现了疫情发展期上涨、高峰期明显下跌的情形，典型的行业包括酒店、餐饮、旅游、商贸零售等。而乘用车、物流、医药等行业则更加受到需求转移和扩张的影响，业绩和估值双涨。其中，乘用车板块上涨的原因，除了行业处于快速成长期以外，疫情对公共交通的负面影响触发了更多的私家车需求；物流业上涨则受到当年电商需求的爆发。

另外，需要注意相关联行业的潜在投资机会。例如，SARS期间民航旅客运输量自2003年一季度之后锐减，2003年二季度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48.9%，比2002年同期减少旅客约1000万人次。航空公司业绩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股价在疫情高峰期下跌。但与之紧密关联的机场却由于业绩的稳定性（机场的收入并不依靠人流量，而主要依靠航空公司支付的费用）而在股价上保持了坚挺。

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短期内对行业板块估值和业绩的影响，与2003年SARS疫情至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影响程度要视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而定，尤其是要谨慎预判疫情的不同演化时期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变化。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顾慧君、施旭建。）

乡土中国的命运转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游子春节返乡的一段段旅程，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春运。

2020年春运自1月10日起开启，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将达到30亿人次，若以每人往返两人次进行简单估算，相当于14亿中国人每个人都参与了春运。有人也因此调侃称——中国的春运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

乡土中国的变迁

春运的背后，是人们对乡愁的寄托，不论离家多久、工作多忙，过年都要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从经济角度看，春运的背后，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变，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就是人们离开家乡，到异地工作生活。

在此，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人们形容中华民族，“安土重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土地自古以来是百姓的命根。费孝通先生在其论文集《乡土中国》中总结道，“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

为什么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深厚？

因为几千年来，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种地，很少离土离乡，人口的流动性极低。

各地种植的粮食并无什么不同，各个乡村之间也没必要互相交易。进而以交流和交易为基础的工商业没有得到持续发展。

不过，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的自然产业形态。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中国自周朝便初步形成了商业，并在中国的汉、唐、宋三朝都出现过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商人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对官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威胁。因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向乐于打击、限制商业和商人，并用官方的经营去代替，但官营的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史就出现了这样的死循环：

新王朝建立，减轻赋税，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出现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大商人和富农增多，朝廷害怕，往往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制度，把经济管起来。管得太紧，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就紧张，国家只好加税，百姓负担太重，发动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既然工商业受抑制，绝大多数人靠伺候庄稼为生，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乡土之气由此慢慢形成。

千百年后，新中国成立，公有化经济制度确立，土地归集体所有。彼时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此，农业要补贴工业，为工业发展创造低成本的有利条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由此形成。

也是在50年代，国家确立了与土地直接关联的户籍制度。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并第一次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农业补贴工业，农民也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及其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直到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手印，从此“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农村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这些剩余劳动力大多是青年人。这是因为在生产效率提高后，大面积的土地种植经营只需少数人就能完成，大量年轻人无事可干。

当时，这些人可以去城市工作吗？不可以，城市的大门还没有向这些年轻人打开。

那该怎么办？乡镇企业这个新事物应运而生。大量年轻人开始离土不离乡，即离开农业去从事工商业；进厂不进城，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但并未进入城市。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权宜之计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改变单一的乡村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了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到200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比1978年的9.23%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由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中国农民开始了千百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土离乡。

“农民工”也开始了城市迁徙之旅，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正式开启。截至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74亿人。

农民工进城的背后，是城乡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到2015年，城市收入约为农村收入的3倍。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保守估计，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个月收入为3000元，每年的收入近4万元。截至2013年，中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平均每个农民的耕地面积为3.67亩，若种植主粮，即使不算种子、农机和灾害损失等成本，每年的收入在2000×3.67=7340元左右，有一小部分土地种植了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好的年景可以获得3万多元的收入，也远远低于城市务工收入。

城市的收入更高，前途更光明，是农村人口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

从离土离乡到离土回乡

从上面农民工增长的图示中，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农民工数量，尤其是离土离乡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趋势在减缓。

表面上来看，这与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空间明显矛盾：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左右，日本的城市化率甚至超过了90%。

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走完，提升空间依然巨大。但为何农民进城的增速变慢了？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滞缓。2016年，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紧紧围绕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到了2018年，国家发改委又发了一遍督查通知，方案落实的速度缓慢。

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滞缓，也影响了乡村的改革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始终拥有在家乡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都是无偿划拨的。但近些年，这些土地出现了闲置现象。很多进城的农民工宁愿荒着家里的土地，也不愿意转让给别人，因为一旦他们年老或生病，无法继续在城市打工时，他们需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谋生。

这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农业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产业，大规模农场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土地分割的小规模种植经济。但土地被闲置、流转不起来，土地的整合就受到了阻碍，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场。

中国农业没有规模经济性，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成了库存。但市场又存在大量粮食需求缺口，只能依靠大量进口去填补。

反观美国，美国人口约3.3亿，其中农业人口约2%，仅600多万人，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全球农产品最大出口国。

乡愁情归何处？

行文至此，我想让大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中国的脱贫问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还是依靠政府补贴？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依靠城市，还是要依靠农村？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推动农民进城，给予他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让城市成为他们新的故乡。

农民有了新故乡，原来的乡村怎么办？我想这也不用担心。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这也将是未来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平衡发展的方向。

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下面的美国经济的地理分布图。这幅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绘制的。图中，蓝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各占美国GDP的一半。可以发现，美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以及南部个别地区，而面积广大的其他地区经济规模都较小。

总量分布的极其分化，并不妨碍人均层面的平衡。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从城市化角度看，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下图中，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城市化率往往也越高。若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还要20年。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要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因此，谁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至少还有20年。

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存在一些限制。但反过来看，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若以上所述的人口流动限制得以放开，可以想象，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大门在慢慢打开，2019年底，国家取消和放宽了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落户限制。未来，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落户制度也将得到改善。

其实，从我们身边就可以发现，一部分在城市奋斗成功的外来人口已经完成了举家迁徙，每到春节，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回到原来的家乡，而是留在了城里过年。城市已经成了他们新的故乡。

故乡，这一千百年来让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词汇，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被重新诠释。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

下一个商业十年的财富机会

送别佩奇（猪）年，迎来米奇（鼠）年。

过去一年，虽经济低迷，但商业变革从未停止，无论是业务模式、服务方式，还是科技手段，都在不断发生颠覆和创新。

新的一年，变更依旧不会停止，虽赢得当下已经足够艰巨，但对于任何企业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赢得未来，因此，2020年保持前瞻性和制定新打法至关重要。

回顾佩奇年

突围、创新和崛起

1、挖掘“下沉市场”

若问去年哪个商业词汇最火爆，可能非“下沉市场”莫属。

下沉市场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从定义上看，下沉市场指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的市场，但延伸来看，一切被忽略的中低端市场、中低端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下沉市场。

竞争红海的加剧，市场机会的渐少，使得开拓新客群、发现“新大陆”成为各大企业当下的重要使命，而第一个被挖掘的“新大陆”就是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你去看看拼多多的发展历程。仅仅用了四年时间，拼多多的市值攀升至464亿美元，在跻身天猫、苏宁等电商巨头阵营的同时，也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

这就是下沉市场的巨大潜力，当下的“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意外，也会成为未来几年的商业蓝海市场。

2、突围新零售

除了下沉市场，零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纵观国内国外，巨头企业和首富多数都是从零售行业中诞生，沃尔玛、麦当劳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足以说明零售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重要不代表就一定能持续挣钱。技术的革新和消费习惯的重塑，对传统零售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前有沃尔玛中国关店，后有家乐福、麦德龙中国控股权出售，零售战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好玩了。

与宽半径服务的商超卖场遇冷不同，近距离服务的便利店成为了“香饽饽”。过去一年，巨头和资本继续围猎便利店，阿里、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布局线下便利店，打造线上线下联合品牌，其中，阿里天猫小店计划开店一万家，苏宁小店计划2020年开店数达到2万家。

无论是商超还是小店，本质上都是一门好生意，因为直接面对客户，离客户最近，这是最核心的优势，但要发挥出优势，并做好运营，实现盈利挣钱，并不是那么简单。惊人数字的背后，预示着未来的突围和厮杀不可避免。

3、风口上的直播带货

淘宝、抖音等的出现，使个人的影响力和辐射面不断被放大，一个个小人物，都开始具备成为商业领袖的潜质。

而去年直播带货浪潮的兴起，再一次把个人影响力发挥到了空前的水平。无论是消费品巨头，还是明星大腕，都积极参与到直播带货中来了。据天猫公布的数据，2019年天猫双十一成交额达2684亿元，而直播引导成交近200亿元，占比达7.5%。无疑，直播带货成品牌商家营销新引擎。

其中，李佳琦VS薇娅双十一带货大战，成为全场焦点，两人在双十一当日直播带货销售额好几亿，让很多A股上市公司汗颜，因为他们一年的销量还远不如这两个微小个体。近期，网红概念股在A股出尽风头，上市公司新文化因绑定李佳琦，股价当天收获一个涨停板，足以看出直播带货的威力。

步入2020年，不管直播带货能不能长久，其作为一种风口上的新鲜事物，渠道价值无疑是重大的。

4、科技巨头在崛起

中国制造，因缺少可以媲美世界同行的核心科技产品，一直被戏称为中低端的代表。但是，2019年这一切有了改观，最典型的例子是华为在二季度成功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公司，八年来的首次！

苹果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其苹果手机、苹果电脑等产品深入人心、畅销全球，华为手机去年超越苹果，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高端之外，在中端市场，小米和OPPO也不断崛起，分列2019年手机全球销售排行榜的三四位。同时，在非洲，还有一款来自中国的手机产品——传音手机，持续占据非洲市场近50%的市场份额，不愧为“非洲之王”和中国的骄傲。

不止智能手机，中国高铁、大疆无人机、5G通信……都代表着我国科技巨头加速崛起的趋势。下一个商业十年，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公司，2019年仅仅开了一个好头。

展望米奇年

改变认知，重塑打法

佩奇年诞生的很多潮流，注定会在米奇年延续，但与此同时，还在加速孕育更多的商业趋势，对企业和企业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未来，所有的企业都需要重新改变认知，重新制定运营发展战略，在客户、市场、数字化和资本方面，拥有全新的打法。

1、重新了解自己的客户

为什么要重新了解自己的客户？因为一切都在变，环境在变，规则在变，对手在变……但最大的变化是用户本身及用户需求在变。

任何企业要想在新消费时代下获得成功，都不得不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重新理解“人”、重新认知自己的客户。

步入新时期，人和货的逻辑不断被重塑，并从“货为先”演化为“人为先”，从“如何卖出更多的货”转变为“如何把更好、更合适的商品创造出来并推荐给消费者，实现用户需求的充分满足”。

正如薇娅、李佳琦，这些普遍意义上的小人物，却通过对客户习惯的感知，把握了客户需求，做起了大生意，让很多上市公司望尘莫及，这就是重新了解自己客户所带来的巨大效应。

当然，要想成为薇娅、李佳琦这样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客户本身是难以被理解的，尤其是要理解95后、00后的新消费人群，似乎更难。但不管有多难，企业都不得不去做，因为读懂并获取这部分人群，对企业而言，就等同于抓住了商业消费市场的未来。

2020年，重新去了解自己的客户，应成为所有企业最重要的一项先行任务。

2、关注“下沉”，但永远不要忘了“主战场”

下沉市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二线市场的没落。没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高房价透支了消费者当下和未来的消费能力，之二是经济低迷，收入增速不断下滑，未来预期悲观，制约大家扩大消费。

但一时的下滑，并不代表永恒的消失，2020年预计一二线市场将不再缺席，因为上述制约因素有了明显的改观。

房地产方面，“房住不炒”定位持续，房价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城市甚至大幅下滑。同时，以时间换空间，经过2-3年的时间，居民收入水平和资产体量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对房价的承受能力也远高于过往。

收入方面，经济2019年底已出现明显的触底回暖迹象，2020年各行各业预计将重新恢复活力，居民收入将重新步入上升轨道。同时，随着股市的回暖，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也将促进消费活力的提升。在预期方面，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善，悲观情绪在逐步消退，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使得消费者更加敢于消费。

一二线市场消费活力的逐步恢复，是2020年各大商业企业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信号。从本质上看，是消费升级仍在持续进行，因为个体收入在增长、偏好在提高，同时，追求美好的事物是人的天性，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这都使得个体的消费升级会一直持续下去。只不过，因为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使得从全国范围内看，出现消费降级或消费分级的情况。

从长远来看，经济是在增长的，消费是在升级的，科技和创新也都是会向上的，商业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更多人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和服务，这是消费升级的本来之意，也应成为每个企业的使命，消费升级主战场依旧大有可为。

3、加速数字化的改造

新技术时代下，商业模式的变革是企业面对的重要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一切皆可数字化。

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每个客户的消费行为、消费偏好、购买习惯等都被数字化了，通过这些数据，任何企业都可以对客户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

另一方面，用户的购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线上的APP、广告、推送信息所主导，大众点评、美团的店面评分，携程上的酒店点评等，都是客户决定去哪家进行消费与住宿的重要决定因素。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客户的数字化已经远远领先于企业的数字化，对于企业而言，唯有跟上，才能为客户提供他们最想要的服务，那就是更短的距离、更快的速度、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新鲜的体验。

那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服务？加速数字化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企业要利用一切可能把供应链上的任何事项都进行数字化。在客户端，将客户的需求数据化；在生产端，将生产流程数据化；在供应端，把配送流程数据化；在售后端，把评价和服务流程数据化。由此，重构整个供应链甚至产业链，才能提升服务效率和精准性。

2020年，对所有企业而言，把客户和产品都转化为数据，这可能是另一项重要任务。

4、掌握股权融资大年的资本策略

当前，资本市场正进行全面的注册制化，最直接的利好之一，是带动一二级市场股权投资的活跃，对上市公司而言，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更加便利了，对非上市公司而言，从PE、VC处获得资金，做大做强后上市，也变得更加简单了。因此，可以预计，2020年一定是股权融资的大年。

但是，股权融资大年，并不代表企业家就愿意扩大融资。因为经过两年多的去杠杆，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被动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那就是再次明白杠杆资金的危害，在融资方面变得更加谨慎了。在笔者近期接触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里边，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他们中的大多数，现阶段融资意愿都不大，有点害怕融资了。

谨慎固然是好的，适合于下行周期之中，可以保障四平八稳，不出风险，但是，在上行周期中，如果依旧过度谨慎，有可能就错过了产品创新研发的窗口，错过争夺用户时间的窗口，正所谓“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其实都需要一点“反人性”的思维，逆向而行可能往往是正确的。

诚然，债权资金，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因为要还本付息。而股权资金，不需还本付息，如果能融，那就尽量多融一点。股权融资大时代下，你不融资，别人融资，就有可能超越你，并抢走你的客户，不进则退。

如果你有好项目，要扩大产能，要提升服务，那不妨在需要的范围内，往上限多融资一点。因为面对未来，有理由保持乐观。对于企业家而言，做长久的生意，也一定要抓住每一个阶段的变化，进行前瞻性的资本布局。

结语

下一个商业十年，挑战不止

步入二字当头的新时代，客户的改变、竞争的加剧、技术的革新，都迫使着商业企业们苦苦探索和不断寻求突破。

在变革面前，找对路子接着地气了，将继续做下一个江湖里的弄潮儿；找不对路子接不着地气，或沦为商学院课堂上一个反面案例。

下一个商业十年，挑战不止，但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期待，因为它还在允许更多可能性的发生。

作者：何南野，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自媒体“南野先声”创始人，投行从业者，CPA，CFA，财经专栏作家，专注于股权投资、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技术与商业等研究、实践与解读。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

折腾半个月，收入2块钱，我们为什么还在拼命抢红包？

春节红包大战持续多年，有人兴趣寥寥，甚至多有厌烦；却有更多人乐此不疲，活力满满。

“折腾半个月，收入2块钱”。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单位时间人力成本看，这些设计繁杂的红包活动，收益远低于时间成本。其实，根本不必算账，这是明摆着的事。问题是，我们人类的活动行为，利益算计哪能框得住。

当我们成为“群体人”

那些从未参与过春节红包活动的人，对于红包大战明显表现出不屑之情，我随机访谈了几位朋友，这是他们的评论：

“无聊，又开始了”

“浪费眼睛，中的钱不够买眼药水”

“中国人嘛，就喜欢凑个热闹，即使被消费了，也乐此不彼”

“不知道究竟有啥用，能换回家的火车票吗？”

……

那些正在参与红包活动的人，则是另一个视角：

“昨天加班，扫了一个敬业，我都感动了”

“最终发红包的时候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互动、比较，很开心啊”

“我们是为了钱么？！你不理解那种乐趣！特别有过年的氛围！”

“我不管，反正大家都在玩，我也要玩”

……

区别出来了，没参加活动的人，谈的是利弊得失；参加活动的人，讲的是情感、氛围和乐趣。前者是个体视角，后者是群体视角。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评价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简单说，个体讲利益，群体谈情感。

在庞勒看来，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人们——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

当我们参与红包活动，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经由社交玩法彼此连接成一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

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情感用事”，理性退居幕后。作为一项群体活动，最终红包奖励的多与少不再重要。我们看中的，是参与其中，成为群体的一员，“反正我不管，大家都在玩，我也不能落后”；以及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情感满足，如互动产生的被需要感、馈赠带来的自我形象优化等。

就像十年前开心网上兴起的偷菜游戏，有人半夜三点起床偷菜、抢车位，有人因上班时间偷菜被开除，甚至有人痴迷到真实农场中偷菜被刑拘……游戏的火爆让“偷菜”一词成功入选“2009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十大关键词”。

人们乐此不疲地偷菜，甚至不惜付出一些代价，究竟为了什么？是金钱吗？根本就没有金钱。人们看中的，是游戏本身带来的群体互动。

群体的魔力

问题来了，群体为何有此魔力呢？心理学家尝试给出了各种解释。

（1）群体极化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参考群体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心理、行为、能力和生活状况，我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模仿和从众让自己更加适应群体“主流价值导向”。

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社会比较心理，通常促使个体极端化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以便展示更加理想、更加符合群体价值导向的自己。从结果上看，群体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极端得多——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作“群体极化”。

在“群体极化”效应下，利弊算计通常被弱化，诸如尊严、自我牺牲、信仰、对荣誉的爱、民族自豪感等在群体中被放大，成为影响群体决策的主导因素。

如庞勒发现，相比对证据的重视，陪审团成员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慈悲心，“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只要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打动陪审团的慈悲心肠”。相比逻辑严谨的同行，善打感情牌的律师更容易取得辩护的胜利。

启示在于，主打感情牌、凸显群体主流价值（70后、80后、90后各个不同）、为用户提供凸显这种价值的便捷操作，才更容易产生社交裂变效应，在众多红包活动中脱颖而出。

（2）自我说服

当行动与认知不一致时，为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人们通常会改变认知，把行动合理化，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说服”现象。

这种心理在群体中得到强化。对于群体行为，没人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会在群体中产生一致性幻觉，即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赞成这种行为。个体感受到这种“群体一致性”的压力，除了不发表反对意见外，通常会发自内心地改变自己的看法，把群体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行为通常会自我强化，参与的人越多，越会受到更多的人真心拥护。在圈外人看来，通常意味着群体抱团、顽固和难以说服。

圈外人和人，一个说理，一个谈情，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自然沟通无效。

（3）从众与众从

在群体活动中，“从众”和“众从”相继发生作用，让群体活动像滚一般，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从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吸引，越多的人参与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电梯里有三个人，你和你的朋友走进电梯后随即转身背对电梯门，第三个陌生人虽然不知所以，大概率也会转过身去。这就是从众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和多数人保持一致。

众从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吸引。心理学家发现，如果少数人是一致的、坚定的、有影响力的（如明星、专家、KOL等），他们就很容易影响和改变多数人的行为。

从众和众从交叠作用，让群体活动变得可引导、可调控。

“理性”的局限

群体的魔力，让利弊退后、情感向前，站在利弊角度无法理解的问题，换成情感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了几块钱，用户为何对红包活动乐此不疲呢？

因为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理性推理的范畴。

我们自小接受逻辑教育，分析问题时，无时不拿着“利害得失”的标尺衡量一切。可很多时候，理性推理是无力的。

抽象的判断、整体的评估，基于理性推理通常靠谱；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判断往往不能胜任。“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情感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正如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这条假设，虽是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基石，经济学家借此得到一系列完美简洁的模型，却也被广为诟病，因为一旦用于实践，这条假设常常碰壁。

比如说，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刷卡消费和现金支付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可实际上，相比现金支付，刷卡消费时，我们倾向于购买高价商品，花费更多。蒂姆·哈福德在《卧底经济学》中便对“理性人”做了辛辣的挖苦：

“‘理性人’只知道自私与贪婪，对人类的真挚感情如爱情、友谊、博爱，甚至嫉妒、憎恨、生气等一窍不通。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从不犯错，且拥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他随时能够进行极其复杂的金融计算而不出差错……‘理性人’吃饭时点甜品，从不后悔，他已经准确无误地衡量了那味觉上瞬间的满足感与可能增加的腰围的利害关系”。

人类行为是理性、直觉、情绪的综合体，仅分析理性自然误入歧途，在群体中，还涉及到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的转变，情况更加复杂，理性的局限性更加凸显。庞勒曾评论道：

“在同人类作为文明动力的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

多年以来，在大大小小的春节红包活动中，很多活动采用个体视角，只进行利益测算，把红包当作“撒钱”，追求比竞对多撒几毛钱，钱撒出去，却没有效果，最终昙花一现；也有一些活动，成功契合了群体思维，注重情感层面的深层需求，把钱用在刀刃上，得以历久不衰。

当然，也不是要排斥理性的作用。直觉、情感、情绪，在解释具体现象时有力，却无法衡量，很难用于系统决策，理性推理虽有局限性，却也几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唯一选择。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迈尔森曾评论道：

“虽然有限理性更符合现实，但以此构造理论的努力目前并不成功。非理性假设可以描述许多现象，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分析能力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市场上，在众多可选择的假设中，理性人假设仍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假设。”

言外之意，在诠释现实世界时，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有限理性出发，剖析行为背后的心理、情绪因素；在理论世界的推演中，我们仍将不得不倚重理性人假设。

与钱无关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大多事，都与钱无关。

在春节红包活动中，也许用户刚开始是为了钱，但随着参与人数增多，小众活动升级为群体活动，金钱的重要性会快速衰减。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随着物质从稀缺走向过剩，情感的重要性也在日趋上升。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

传统导向的社会，人口少、变动慢，人们活在传统中；内在导向的社会，人口迅速增长，个人主义倾向崛起，但大家仍忠于传统；他人导向的社会，人口增长停滞，生活富裕，城市化提高，“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他人成了问题”，人们追求“被喜爱”，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与他人相处”。

按照理斯曼的划分，我们当前正处于“他人导向”的前期，人们情感需求空前旺盛，渴求“被喜爱”。“与他人相处”正成为新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大机遇。

参考资料：

1、 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桑迪·曼恩[英]，《心理学的世界（全彩）》，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新型冠状病毒背后，你需要知道的医疗现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如其来，整个卫生系统都动起来了。

这个时刻，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不易。

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有父母子女，有喜怒哀乐，也想休假过年，偷得浮生半日闲。只是，意外和疾病不会过年和休假，14亿国民的健康保障不容有失，他们义不容辞，奔波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

套用一句时髦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一

从“看得上病”到“看得好病”

建国初期，摆在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前的是“人多，病多，底子薄”的残酷现实，急性传染病、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与之相对的是医疗资源的匮乏，偌大一个中国，卫生机构数量仅8915所，卫生人员61万。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经过一代又一代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老百姓真正体会到了“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巨大转变。

1、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数量稳步增加

“看得上病”的关键是要建立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应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队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195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仅8915所，2018年为997433所，增长110余倍；医院数量从1950年的2803所，增加至2018的33009所。

医疗机构床位数由1950年的11.91万张，增加至2018年的840.41万张，增长70余倍。

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从1950年的61万余人增长至2018年的1230万余人，增长20余倍。

医疗资源供给的稳步增长，为城乡居民“看得上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医保覆盖率逐年增加，药价谈判成果显著

如果说看得上病是医疗资源（医院/医生）的覆盖和普及问题，那么看得起病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我国的医保在解决“看得起病”的问题上，至少有以下两个保障机理：

（1）“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普通人的一生难免会生病，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健康的。所以，在健康的时候，缴纳保费救济那些不幸罹患疾病的人，当自己生病时，也可以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救济。从全社会的角度，罹患疾病特别是开销较大的重大疾病的概率一般较小，通过一系列专业的精算与统筹，是可以实现对广大范围内人群的保障和覆盖的。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数据，2018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13.45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

（2）药品准入谈判与集中采购。相信大家对网上流传的那段医保谈判专家“灵魂砍价”的视频还记忆犹新，治疗糖尿病药品达格列净片的价格从“5.62元”被一直砍到了“4.4元”，专家一句“4.4元4太多，不好听，再降4分钱！”，将该药的价格最终定格到全球最低价4.36元。

药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猪肉贵了可以不吃，房价涨了可以不买，但是对于某些特效药、救命药，患者是没有多少弹性的，为了活命，价格再高都要买。

另外，对于药物的定价又不能采取简单的价格管制措施（如米、面、盐等基本生活品），否则将影响药厂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限制医药行业的发展。

如此，由医保出面，和药厂开展准入谈判，集中采购，“以量换价”不失为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一方面，老百姓得到更加实惠的价格，另一方面，药厂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得到提升，进而实现双赢。

在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中，新增的70个药品，价格平均下降60.7%；续约的27个药品，价格平均下降26.4%。使得患者个人负担减少80%以上，个别药品负担下降95%以上。纳入医保的进口药品，基本都是全球最低价。

３、海外新药引进加速，医疗技术稳步提升

不可否认，在医药研发领域，海外的一些国家和公司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受制于相关的审批流程，境外新药在国内上市时间要显著晚于海外发达国家，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2007-2014 年的进口新药获批上市时间与其在美国、欧洲或日本的最早上市时间相比，平均推迟了7年。

2018年10月，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发布《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及申报资料要求，建立专门通道对临床急需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在加强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基础上，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和其他境外新药分别承诺在3个月、6个月内审结。截至2019年６月，两批次共计66个药品入围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有望按照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加快上市的步伐。

除了更多的好药和新药的引入，国内医疗技术也持续提升，以诊疗难度较大的恶性肿瘤为例，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中国医疗质量与技术能力发展报告》，“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液体活检、肿瘤药物浓度监测等新技术，实施肿瘤个体化治疗及全程管理，大大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精准用药，强化肿瘤用药全程质控，有效提高了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使患者可以长期带瘤生存”。据统计，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逐渐提高，已由2000年的30.9%提升到2017年的40.5%。

二

日渐完善的预防和应急体系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句话出自《黄帝内经》，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预防对于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现代医学的验证。

一方面，预防是最经济的健康管理方法，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要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这代表着如果在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费就可减支8.5元，并省下100元的抢救费。另一方面，除了节约钱，预防更能够让民众做到“少生病，晚生病”，远离疾病的痛苦，提升社会的福祉。

针对疾病预防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置，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体系。每年预防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约5亿剂次。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由1970年的7000/10万下降到2018年的559.4/10万，死亡率从20/10万下降到1.68/10万。

近期发生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案例，反映了我国疾控体系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的效率。以下是根据新闻整理的，发现疫情以来疾控体系的动作：

在处理过程中，中国卫生疾控体系表现出来的专业性是有目共睹的。从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疫情，避免出现恐慌；到病患的集中隔离，潜在疫源地的封闭；再到迅速完成病毒的基因测序，确认病源，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履行疫情防控的国际责任；以及每日发布《疫情通报》，公告最新的诊疗状态和研究成果。相信随着医疗手段的持续控制，以及春季气温的回升（冠状病毒对热敏感），疫情风险将彻底解除。

三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中国的医疗体系会发展成什么样？笔者认为，除了更丰富的医疗资源配置，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至少还有以下三个趋势：

1、社区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过去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造成大家对社区医疗的信任度不一，经常“小病也到大医院”，不仅增大了大医院的负担，在拥挤的就医环境中，患者也无法有舒适的体验。

针对这样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目前，我国已形成“5+3”为主体、“3+2”为补充的新的全科医生培训模式，建成了由558个全科专业临床培养基地和1660个基层实践基地构成的全科培训体系，5年来累计招收住院医师4.5万人，首批结业考核通过的全科医生已回原社区医疗单位工作。另外，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还积极与当地的大型医院合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大医院的专家服务。

相信，作为医疗体系中最基层也是与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单位——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在未来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疾病预防、基础医疗、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私立医疗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一提到私立医院，不少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莆田系”，其实，随着监管的趋严，以及公众认知的提升，“莆田系”的影响越来越弱，一批有实力的私立医院破茧而出。如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创始人陆道培院士，是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教授，血液病学家和造血干细胞移植专家，也是骨髓移植的亚洲第一人。在陆院士及其团队的带领下，医院在血液病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诊疗水准。

相信未来将有更多这样的优质私立医院脱颖而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为公立医疗体系提供补充，为老百姓提供有特色和差异化的服务。

3、更健全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

如前文所述，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率非常高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基础保障之上，商业医疗保险在保障额度、保障范围、保障形式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发挥空间。相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升，对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认知和需求也将不断提升。在此之上，更多优质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将有机会问世，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全面、更体贴的保障。

最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也不必惊慌，中国疾控体系早已今非昔比，相信一切会很快好起来。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

“北漂八年，我不幸福，含泪离开”

2020年，首批90后“三十而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临近春节，“90后回家过年”，又毫无意外地成为热门话题。“回家不积极，脑子有问题”，90后对春节回家并不纠结，他们纠结的是，回家之后，还要不要回来？

58安居客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春节，67.5%的90后会选择返乡置业，其中，“改善自主环境”“结婚购房”“学区房”位居购房原因前三名（见图1）。

其实，仔细分析这几个原因，都很有意思。改善自主环境、结婚购房、学区房、买房落户……这些事不应该在所住城市进行么，为何要通过“返乡置业”来实现呢？

大概，这些被调研的90后属于所谓的城市“新穷人”，把“应该在居住城市做而无力这么做”的事，放到家乡来做，只是不得已为之，退而求其次。

在家乡置业后，90后大概也就有理由留在家乡，不再回来了。通过返乡置业，90后在上演另一种“逃离北上广”。

临近年关，最近也频繁的和朋友们聚餐、吐槽，从同事、上司、老板，到公司、行业、社会。其中也恰好有几位朋友开始“逃离一线城市”，节后不再回到目前工作的城市，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他们的犹豫和纠结，或许代表了一部分90后群体。

北漂三年，她打包回老家了

暂且称呼我的这个朋友为甲，极其普通的一个单身女孩，如同一个路人甲。

她29岁，家住东北的一个海滨城市，一般的本科学历，一般的相貌、身材，一般的家庭条件，一般的工作，平均水平的工资，除了有两个虎牙和比较开朗外，很难被记住其它的特点。

2017年左右，她来到北京，说是希望能更加自由，更好一点的是希望能够财富自由，这样感情和婚姻就也差不多自由了。

今年，她决定不再“北漂”，回家找一个普通的工作，稳定一些，至于是否结婚，她说随缘就好。

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朋友，她的岗位类似于互联网运营，每月一万多的固定收入。因为工作性质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可替代率又很高，在今年的互联网裁员潮中，她不可避免的成为被牺牲的一员，成功被一个刚毕业不久、工资只需她三分之二的96年女孩替代。

虽然拿到了一部分裁员补偿，但是辗转三个月后，她才勉强找到一个岗位，工资更少，活更多。期间又搬家换租了一次房子，身心俱疲。

我们聊到她回老家之后的生活。想回家，她可以回父母家，也可以自己买一套小房子。北京这几年的生活锻炼了她的生活自理能力，煮面、做饭不在话下。工作也可以找到一个月收入五六千的岗位，轻松自在。至于男朋友，更加可有可无，十分符合我们对她“老佛爷”的称呼。

她已经不再想着财富自由，日常丧、阶段性积极奋发是常态，工作、生活、撩汉都是如此。

聚餐后的第二天，我们几人上门帮她收拾了东西，打包邮寄走。

今年的春节过后，她是不会回北京了。

“30岁了，不搏一把就没机会了”

朋友丙，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身长八尺，虽然刚刚而立，却是妥妥的大叔级人物。

他的履历极其复杂，虽然是正经本科毕业，但是按照其讲述，大概是创过业、传过销，写过代码、当过秘书，刷过盘子、卖过陈安之的课，现在来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纯属误入，然后好死不死居然还当上了部门总监，手握一众下属的生杀大权。

得益于快速的学习能力，丙最开始在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如鱼得水，本来顺利的话，再过两年，按照过往的收入增速，他就能在北京买房了，然后和他女朋友结婚生娃，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但人生的玄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财富自由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没什么金融专业知识，他把自己和女朋友的积蓄都投进了P2P。在2018年P2P雷声滚滚之下仍然幸存的他，还向我们传授他投资P2P的“专业知识、独家秘笈”。

结果可以想象，2019年两人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一系列的风波后，他和女朋友和平分手，重回“单身狗”状态。

随后的聊天中，我安慰他，自己那部分钱损失就损失了，要不然也要被追缴，他接受了这种说法。

在互联网金融寒冬，或者更确切的说是P2P寒冬的日子里，他也在春节前离开了北京，不再回来。不过他并没有选择回到那个位于中原地区的老家，而是选择了一个所有人意料不到的地方——黑龙江新设的自贸区。我很惊讶的问他理由，他的回答是——“我已经30了，不搏一把就没有机会了。”

在我的朋友丙看来，东北虽然不为多数人看好，但因为已经到了谷底，再加上众多的政策推动，很快会迎来发展的转机。所以，他决定和一位粗通俄语的朋友去黑龙江的自贸区“搏一把”，赚了就从此“翻身农奴把歌唱”，败了最不济还可以回家，老家的婚房已经备好，只是现在回家，他不甘心。

他向我重复了好几次，30岁了，没车没房没存款，再不搏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

“在外漂了八年，我不幸福”

在我了解到的离开北京的人中，小苏大概是在北京漂的最久的，其他漂的差不多时间的，要么早已经换了城市，要么在燕郊或者天津买了房，算是有一个立足之地。

从2012年至今，小苏漂了近八年，他离开的理由是最符合大众认知的“逃离北上广”。在毕业之初，他曾经住过地下室，当然，并没有窘迫到吃不上饭的境地。

八年间，他换了5份工作，现在混迹新媒体行业，工资有时达到所谓的“90后平均工资标准”，偶尔也拖了北京平均工资后腿。

他也试图成为一个“斜杠青年”，带货、社群运营、兼职保险经纪人，甚至更鲜为人知的数据标注、大众分包，他都尝试过。

虽然他看到风口上的猪飞了起来，但是他既抓不住那只猪，也够不到那只猪，最后只能看着那只猪飞走。

至于租房，他都不知道自己换过多少次，不过也正是在一次次的搬家和房东、中介扯皮中，练就了与他一米八大汉外形完全不符的伶牙俐齿。

在聊天中，我问他：既然已经漂了八年，再漂八年又何妨呢，也许第九年你的春天就来了？

他给了我非常具有研究人员范式的答案：

第一，没什么核心技术或者核心竞争力（他自以为的），所以注定不会是稀缺人才，发展有限。

第二，正因为已经漂了八年了，不想再浪费时间。

第三，他觉得“而立”对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开始真的从内心接受自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到中国有14亿人，他大概和13.9亿人是差不多的。也许以前会有一些不甘心，希望能够做出一番成绩，但终究泯然众人矣。

第四，他开始觉得“幸福指数”很重要。现在的他，上班要挤在地铁、工作要挤在格子间、下班要和别人挤在出租屋，吃饭要挤时间，聚餐、约会也要挤时间，好像生活在北京，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奋力去“挤”的。他觉得，也许有人享受，但他一定是“不幸福”的。

第五，作为一个独生子，他开始考虑父母养老的问题了。但吊诡的是，提醒或者说让他产生这种反思的原因，是他公司财务一再催他填报个税专项扣除（其中一项是赡养父母）。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想到个税专项扣除还有这个作用。

第六，他觉得身在互联网行业，切身感受到了互联网红利的消失。属于90后“触网一代”的红利，真正过去了。

……

啰啰嗦嗦，他列举了十几条原因，看得出来，下了很多功夫研究。只是不知道是为了研究环境，还是为了别人问的时候，既能说服别人，又能说服自己。

回家与不回家的选择，无关对错，无关好坏

春节前的两个月里，我和原来的同事、朋友吃了十几次饭，知道准备今年离开北京、年后不再回来的人，大概有八九个，算是历史新高。这三个朋友既是其中的典型，又是这些人的普遍情况，相同的是，他们都是90后（好像也有一个89年的，姑且算是90后）。

互联网赋予了“90后”这个群体很多特殊的含义，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也给这个群体贴上了很多标签。随便搜索一下“90后”，跳出来这些标题：

90后人均负债12万……

90后开始养生，最关注体检表……

杭州一半以上的出租房被90后租了，山东四成90后职场人零存款……

90后成为返乡置业的主力军……

90后面对“而立之年”感到从容和兴奋……

90.2%受访90后相信自己未来可期……

买墓地、立遗嘱、捐遗体，90后生死观更豁达也更理智……

第一批90后，已经离婚了、秃了、眼睛快瞎了、破产了……

还有那些综艺节目，将一个个话题暗戳戳的指向90后。比如奇葩说：

年纪轻轻，精致穷，我错了吗？

感兴趣的工作总是996，我该不该886？

恋爱多年我却恐婚，现在面前有一瓶“去除恐婚水”我要不要喝？

……

这一个个的标签、报告、辩论，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个假的90后，毕竟我“没有12万的负债，也没有零存款，更没有对‘而立之年’感到从容和兴奋，未来可期就更谈不上了”。

是选择在一二线城市苦哈哈的拼命，还是回到老家小城市躺赢，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立场不同，观点自然不同。站在而立之年这样的关键节点上，很多周边的人选择暂退一步，这样的选择既无关对错，也无关好坏。

时代赋予90后特殊性，但现实问题是一样的。买房、结婚、生子、落户、赡养老人，这些是每一个而立之年的90后必须要面对的现状。回到家乡，能够解决“负债12万、秃如其来、租房、零存款”等等这些问题，而放完假从家乡回到一二线城市则是他们对于未来最大的期待。

有人说，北上广搁不下肉身，三四线容不下灵魂。但是只要小城房安放得下灵魂，大城床休息得了肉身，留下的人就可以继续“为梦想拼搏”，离开的人得以衣锦还乡。

唯一不好的是，周末又找不到人约饭了，吐槽也很难找到人吐槽了。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中国货币扩张简史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在这个古今中外都难得一见的长期高速增长进程中，货币扩张一直被认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现象。打开中国经济增长史，货币的扩张也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运行过程中，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和扩张的。

衡量货币多少的指标

想要知道经济中的货币多少，就要搞清楚货币的统计指标。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不复存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背后，并无黄金等硬通货所对应，中国也不例外。货币发行多少，全由各国央行印出来的钞票多少来决定。

央行发行的货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政府财政部门等渠道流入经济。譬如，央行将钱印出来，借给商业银行（现在则更多的是通过电子账户），商业银行将钱贷给企业、个人或同业，他们再将钱投入生产、消费和投资等。最终这些钱会进入经济中的各个领域，包括居民和企业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等。

那么，如何区别不同领域中的货币？

不同领域的货币，变成即时购买力的难度不同，即所谓流动性大小不同。例如，流通中的现金当然是流动性最大的，人们可以立即将它花掉，而想要用股票市场中的钱，则没那么容易。根据流动性大小，可将不同领域的钱进行简单划分。具体而言，货币统计中有以下关系：

货币（M0）=流通中的现金，即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狭义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

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

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

以上哪个指标更适合衡量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多少？有人认为M1是最接近通货的货币，应该用M1来衡量市场中的货币数量。但在中国，用M1衡量的货币数量存在明显的低估。

因为与美国等低储蓄率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居民储蓄规模很大，因此M2和M1数量相差很大，而居民储蓄存款也对应着央行发行的货币，只不过居民的储蓄中只有较小比例会被取出来花掉。而M3包括了流动性很低的商业票据等，不易转化为即时购买力。

因此，用M2来衡货币数量是最合适的。M2指广义货币，又称准货币，它等于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加上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它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

中国货币扩张的程度有多大？

截至2018年底，中国M2规模达到了196万亿元，远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

但绝对规模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货币的数量应与经济活动的规模相匹配。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很大，需要大量的货币配合。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雪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后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改良：MV=PY。其中，M指货币数量；V指货币流通速度，即一年内每一单位货币流转的次数；P指价格水平；Y指实际产出，PY可以由一国的现价GDP来大致衡量。费雪方程式指的是货币数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等于经济的实际产出乘以价格。

货币流通速度由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制度决定，相对比较稳定。因此，GDP越大，所需要的货币就越多。若货币供应不足，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价格水平降低，也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

那么，中国的GDP需要多少M2？

由下表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的M2规模为GDP的198.71%，而美国的M2则只有GDP的70.23%。如此看来，中国的货币扩张程度是很大的。

中国M2如此之大，一部分源于货币运行的普遍规律，因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扩张速度普遍较快。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有着更活跃的经济活动和更接近原材料的全球产业链环节，这些都使得物价上涨的压力始终较大，这些都对应着较快的货币扩张速度。从下图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M2增速明显高于美国。

中国的货币扩张史

中国M2如此之大，也有中国国情在起作用，要弄清楚个中原因，需要回顾中国的货币扩张过程。

几十年来，中国的货币一直处于扩张过程中，速度有时快有时慢，但总体上是非常快的，1985年-2019年的34年间，M2年均复合增速超过了19%。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2001年-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三个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初立，经济增长开启，经济活动骤增。央行也开启印钞机器，1990年-1995年的M2增速一度超过30%。到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有所放缓，M2增速也下滑到15%的年均增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贸增长爆发。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并未放开，出口企业赚得的美元强制结汇，并换回等值人民币。彼时还是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现在的央行行长）压力山大，他每天要接收10亿美元的外汇，意味着每天60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了经济中。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短暂地对冲如此大的流动性，但长期来看根本抵挡不了M2的扩张。

总体而言，中国的货币在2012年以前的创造速度非常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非常快，M2增速与外汇储备增速高度相关（参见下图）。可以说，当前基础货币主要存量部分来自于外汇储备。

2012年后，外贸领域增速换挡，由之前的年均20%下降到2014年的10%，再下降到2015年的接近零增长。2018年贸易摩擦发生后，出口经常出现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也自然降下来了。由此，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由被动的外汇换人民币转为央行主动的货币政策调节。至此，宏观杠杆开始与货币创造紧密联系。

宏观杠杆率与货币数量的联系从来是高度相关的，但最明显的还是2009年的“四万亿”。为了应对当时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央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大量国债用于政府投资，央行印钱购买这些国债；也是自2009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量借债进行投资，城投债开始狂奔，与之相对应的是票据、理财等银行表外业务和信托等融资渠道形成了影子银行（所谓影子银行，其实就是非银行的机构从事了银行贷款的业务）。

另外，央行也对商业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而使得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纷纷上扬。这个扩张过程从2009年到2015年底，持续了6年。在这6年间，M2的年均增速保持在15%左右。

持续的加杠杆，中央开始意识到风险也在持续积累。高杠杆意味着高负债，资本越来越难以覆盖高企的负债，大面积违约甚至破产的概率也在加大。在此背景下，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杠杆，尤其是企业部门中的民营企业杠杆和金融部门中的影子银行被大幅度削减。

到了2018年，去杠杆力度达到顶峰，当年6月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出台，银行资金借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给房地产等项目进行通道融资的表外业务被叫停，影子银行大幅收缩，之前依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的杠杆和债务也开始减少。资管新规还基本消灭了融资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导致融资规模进一步减小。同时，央行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主动投放减少。2015年-2019年，M2增速不断下降，由13.5%下降到8.2%。

为何货币扩张没有导致通货膨胀？

尽管近几年M2增速持续下降，M2的规模依然是很大的。如此多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像洪水一样泛滥到中国经济和百姓生活中造成通货膨胀呢？有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

第一，中国的房地产占据了大量货币，央行发行的大量货币被商业银行贷给了房地产企业和购房的居民。货币聚集到房地产领域是房价上升的原因之一。但CPI并不包括房价，因此以CPI反映的通货膨胀水平看起来并不高。但反过来说，通胀不能完全反映居民生活成本，老百姓仍然在承受着高房价带来的生活和生存压力。

第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了货币创造较多。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是中国主要的融资手段，银行体系下，基础货币投放后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这个倍数就是所谓的货币乘数。基础货币因此也被称为“高能”货币。货币乘数越高，代表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越大。从下图看，中国的货币乘数自2009年开始已经高于美国，并持续拉大差距。截至2019年10月，中国货币乘数达到了6.45。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货币同时又因为中国企业和居民极高的储蓄倾向，反复在银行体系内滚动，并未实际进入经济，影子银行的收缩也使得货币从银行体系流出的口子变小，加剧了这一现象。因而货币扩张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货币相当于国家发行的股权？

对于M2为什么如此多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种角度的回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Bolton和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波曾合作撰写论文指出，国家发行的货币不仅仅是央行的债务，也可以理解为该国发行的股权。当该国经济增长前景较好时，其“股票”（也就是货币）是被低估的，政府也有动力适当进行“增发”（货币扩张）。

确实，前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缓释了通货膨胀。根据上面介绍的费雪方程式MV=PY，当货币M持续扩张时，如果产出Y也不断增加，那么价格P上升的压力就会减小。

若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这家“公司”发行的股权，中国经济的增速将是这只“股票”的基本面，也是决定股票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那么，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继续投放货币），利用这些资金加大投入，改善经营效率和提升业绩；二是进行“市值管理”，维护股票价格，防止股价下跌（控制货币投放和通胀），进而防范各类风险，同时抓住时机调整内部结构和资源配置。

我们认为，以上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是合理的，也都有可能获得“投资回报”。用股权的概念去理解，货币也就并非人们想象的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货币扩张速度和杠杆率也没有一定之规，关键还是要看一国经济和金融的实际情况。中国货币扩张的历史也表明了中国经济能够与货币扩张相互适应。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

关于二代征信系统，你需要知道的几点常识

今天是中国人民银行二代征信系统正式切换上线的日子。根据官方的公告，自2020年1月19日起，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面向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提供二代格式信用报告查询服务。

众所周知，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步不断努力和积累的结果。同样，从2014年二代征信系统项目正式立项，到今天完成上线，历时6年，背后凝聚了一批批金融人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下图是我们根据公开新闻和央行文件整理的二代征信系统发展历程：

当然，对于广大吃瓜群众来说，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是央行征信系统？二代央行征信有哪些新特征？对大家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公众需要注意什么，以避免可能的征信风险？本文试图给出一些答案。

什么是央行征信？

央行征信系统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所开发的采集企业和居民个人信用信息的基础数据库。旨在为各类经济活动提供较为准确、全面的信息服务。以个人征信报告为例，当前采集的信息主要包括5个方面：

（1）个人基本信息。客户本人的基本信息，包括：身份信息（含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手机号码、单位电话、住宅电话、学历、学位信息），配偶信息（配偶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居住信息（含过往居住地址、居住状况），职业信息（过往工作单位及单位地址）。

（2）信贷交易信息。客户的银行体系内的信贷交易信息，包括：信用提示（贷款和信用卡的汇总信息），逾期及违约信息（贷款及贷记卡逾期数量、月数、逾期最高金额等），授信及负债信息（未销户贷记卡、准贷记卡数量、授信总额、透支余额等信息）。

（3）非银行信用信息。客户在其他部门系统中的信用信息，包括最近5年内的欠税记录、民事判决记录、强制执行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等。

（4）本人声明与异议。本人声明是指客户本人对征信报告中某些无法核实的异议所作的说明。异议标注是指征信中心异议处理人员，针对征信报告中异议信息所做的标注，或因技术原因无法及时对异议事项进行更正时所做的特别说明。

（5）查询历史。信贷审批查询记录的汇总和明细。

以上五个方面的信息，成为银行对于客户信用状况评价的重要依据，在实务中被广泛使用。

与此同时，征信系统的建立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基于信用的“奖优罚劣”机制，信用价值凸显。对于信用记录良好者，各类行为成本颇低。而记录不良者，除了申请贷款和信用卡受到阻碍，还有可能被影响其消费、出行方式、子女教育，甚至面临着法律诉讼的风险。

根据央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征信系统收录10.2亿自然人、2834.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息，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分别接入机构3737家和3613家，基本覆盖各类正规放贷机构；2019年，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累计查询量分别为24亿次和1.1亿次，日均查询量分别为657万次和29.6万次。

征信系统的推出，为我国控制金融风险、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质量、提升社会信用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代央行系统的新特征

从2006年上线至今，一代征信系统已经走过了14年，在提升社会信用意识、优化金融服务质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本次上线的二代征信系统针对一代征信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优化。

相对于一代征信系统，二代征信系统主要有两大新特征：

1、更严谨，让投机者无所遁形

在一代征信系统中，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所采集数据的范围和更新频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实务中，这些局限性，被投机者所发现并利用。一时间，“离婚式购房”、“信用卡0账单套利”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套利操作频频见诸报端。

对于投机套利者的宽容，实际上是对于安分守纪者的惩罚。针对以上套利行为，央行对二代征信系统进行了更加严谨的优化，让投机无所遁形：

（1）引入“共同借款”，提升“离婚式购房”难度

所谓“共同借款”是指一笔贷款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借款人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借款。这里最典型的情况是夫妻贷款购房，在之前的征信系统中，这一笔贷款仅仅显示在主贷方名下，夫妻中的另一方，可以通过“假离婚”的方式，享受“首套房”的“低利率低首付”优惠政策。

随着“共同借款”的引入，房贷记录将在夫妻双方的征信报告中显示。即使离婚了，房贷记录仍然存在于双方的征信中，不排除通过一些婚后财产分割的办法，剥离一方债务，实现“首套房”套利，但是，如此操作的难度和成本大幅提升。对于“离婚式购房”的行为将产生有效的抑制。

那么，如果是真离婚，是否影响再购房呢？官方的解释是：征信系统将按照金融机构报送的信息，及时更新。比如离婚后，发生共同借款协议解除的情况，首先需要由金融机构向征信系统报送更新信息，然后，根据报送内容，征信系统将不再展示无债务责任一方的贷款信息。

另外，根据介绍，2020年1月19日上线的二代格式信用报告中尚未展示个人“共同借款”信息，需待下一步，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二代格式报送数据后，这类信息才开始展示。

因此，“共同借款”信息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尚需时日。

（2）新增“还款金额”，使“0账单”养卡套利失效

在一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每次信用卡还款金额是不记录的，如此有投机者研究出“0账单”养卡套利策略。即在每次账单日之前一日全额还款，账单日之后又将资金刷出。

如此操作，投机者在占用了信用卡的授信资金的同时，每期账单为0。“0账单”使得投机者的负债水平看起来很低，有利于投机者申请更多的贷款和信用卡额度。

在二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每次还款额度都将即时披露，如此，投机者提前还款，“0账单”养卡的行为也暴露出来，“0账单”策略失去意义。

（3）销户仍保留还款记录，使“销户洗征信”方法失效

在一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随着信用卡的销户，相关的还款记录不再显示。“销户洗征信”的方法也被发明出来：对于有严重逾期记录的持卡人，只要还清欠款，再将账户注销掉，即可以得到一份“干干净净”的征信报告。

在二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即使销户后，还款记录仍然会被保留5年，“销户洗征信”方法彻底失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珍惜自己的信用，按时还款，避免逾期才是正道。

（4）更新时间缩短，使利用时间差“并发贷款”方法失效

在一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征信更新时间较长（通常为一个月甚至更长），有投机者利用时间差，同时向多家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由于征信信息更新不及时，投机者有可能得到超过其还款能力的多笔贷款。

在二代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中，征信更新时间缩短至T+1天,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借款人最新的资产负债情况，合理地提供授信服务。借款人企图利用时间差，同时获取多笔贷款的方法失效。

（5）征信信息多样化，更多维度的信息被引入

在二代征信系统中，增加了更多维度的信用信息接入和展示，目前已知的信息增加项包括：个人信息增加展示“个人为企业提供担保”、“就业状况”、“国籍”、“联系电话”等，直观展示个人“5年还款记录”；企业信息增加展示“上级机构”、“企业规模”、“所属行业”等。

关于之前盛传的水、电、电信等缴费信息的采集，官方最新的消息是，本次上线的二代信用报告中暂不采集这些信息，而未来采集这些数据的前提是取得信息主体的授权。“未来在采集个人水费、电费等公用事业缴费信息时，征信中心将与相关数据源单位协商，并将严格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规定，在数据源单位取得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并确保数据质量和安全后，才会进行采集和展示。”

（6）新增反欺诈提醒

据了解，在二代征信系统中，客户如果发现信息被盗用，可以在征信报告上发布“反欺诈警示”，对金融机构进行提醒，对于客户和金融机构起到保护作用。

2、更体贴，从监管思维到服务思维

除了更加严谨的信息采集，二代征信系统的设计思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为客户服务的理念。主要表现在：

（1）新增申诉渠道

针对征信信息采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二代征信系统中，为用户开辟了申诉流程，并且对受理效率提出了时效性要求。用户的申诉流程如下图所示：

根据《征信管理条例》，当客户（信息主体）对于征信信息存在错误或遗漏的时候，可以向征信机构（人民银行）或者信息提供者（一般为某信息采集的银行）提出异议，并在征信报告中添加异议声明。

受理机构需要在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将核查处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如果客户仍然不满足，还可以向所在地的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或者开展司法诉讼。

新的申诉渠道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了解决征信异议问题的三个层次（银行/监管/法院）解决方案，同时限定了各个机关的受理时限。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保障。

（2）安全保护

除了申诉渠道，用户信息安全也成为二代征信系统的关注重点。根据之前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央行颁布了“102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一系列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被引入新系统。

一方面，要求合规使用，金融机构必须首先得到用户的授权，才能进行查询。严禁将查询到的客户征信信息给第三方使用。

另一方面，二代征信系统针对可能出现的违规事件，建立一套“自查自纠，风险报告，应急处置，年度考评，安全巡检”的机制，真正做到“强化征信监管，确保征信安全”。

注意事项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面对着号称“史上最严”的二代征信系统的落地，社会大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诚实守信，注意自己的信用管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诚实守信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征信系统设立的目也是通过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奖优罚劣，让信用真正产生价值。随着征信系统演进，那些信用良好的人会发现，平日点滴积累的信用会成为生活中的便利。诚实守信，畅行天下，失信失德，寸步难行。

（2）远离不法贷款中介。在社会上存在大量的贷款中介，教客户如何养信用卡，如何洗征信，如何套取贷款。这些人的手法除了存在一定欺骗性之外，无外乎利用了前文所描述的一系列征信漏洞。随着二代征信系统对于漏洞的修补，这些投机操作除了劳神费力浪费钱之外，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而投机操作所留下来的一系列异常的申请记录，反而有可能降低当事人的信用评价。所以，面对不法贷款中介的招揽和诱惑，务必果断拒绝。

（3）提升维权意识。二代征信系统向用户开放了多条异议申诉渠道，在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通道，主动维权。一方面，当我们的身份被盗用时，可以及时申请发布“反欺诈”警示，将盗用风险降到最小；另一方面，当征信信息存在错误或遗漏的时候，可以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要求征信机构在20日内书面答复。所以，如何去用好这些渠道，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关心的事情。

从长期来看，二代征信系统的推出只是我国征信系统演进长河中的一个节点。一代征信向二代征信演进的过程，也是我国信用体系持续完善的过程。期待着二代征信体系的落地能够将我国的信用社会建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

扯不断的乡愁，打不死的“黄牛”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

作为一个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春节千百年来承载着亿万华夏儿女对团圆的渴望。眼下，几乎所有的出发，都朝着家的方向；每个身处异乡的儿女，都能感受到父母翘首以盼的目光。

不过，一切美好愿望的实现，都要以“能买到票”为前提，而“回家的车票买好了吗？”也成为了同事朋友之间颇为流行的问候语。

每逢春运返乡大潮来袭，年度大戏“抢票大战”都会如期上映：从设闹钟半夜盯手机到凌晨火车站排队等候，再到各种抢票软件刷屏朋友圈……为了买张票，人们施展出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办法。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一票难求。于是，他们开始求助于“黄牛”。

提到“黄牛”，相信很多人会心生反感，甚至有人还会义愤填膺地谴责他们提前囤积车票再高价倒卖的不光彩行径。尽管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黄牛”的打击力度，春运购票体系和方式也一直在进化，但“黄牛”却如“踩不死的小强”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春风吹又生”。

“黄牛”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究竟源于何处？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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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又叫“黄牛党”，即我们俗称的“票贩子”，《现代汉语辞典》将其定义为采用不正当手法抢购物资和票券，然后高价出售从中获利的人。

“黄牛”的说法源自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用以形容那些投机倒把者如“黄牛群之骚然”般混乱不堪；另有说法称，黄牛一年换两次毛且皮硬毛多，有“赚取毛利”的意思。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群体，一些欧洲国家称之为“白牛党”，美国则称之为“票务经济人”（scalpers）。

纵观历史，“黄牛”一直都存在于你我他的身边：解放前他们倒卖黄金，改革开放前倒卖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21世纪以来他们倒卖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大剧院戏票、演唱会门票、球票到火车票、电影票和景区入场券，甚至医院挂号单、北上广的车牌和一些爆款商品都在他们的“射程”内。

典型如2012年1月，iPhone 4S手机在中国内地上市首日，遭到一众“黄牛”的抢购、囤积、垄断货源，致使苹果公司一度暂停了iPhone 4S手机在实体店的销售。

这只是一个缩影，在其他领域，类似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诸如某三甲医院门口有“黄牛”在倒卖专家号，某当红歌星演唱会场馆外充斥着大量“黄牛”叫卖门票，等等。

很多人认为，“黄牛”之所以无孔不入、经久不衰，是因为有关部门的管制不到位。然而在我看来，“黄牛”现象更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非行政的范畴，客观上有三个经济现实为“黄牛”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其一，一些领域的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

无论是挂号单、演出门票还是春运火车票，都有供不应求与价格限定的显著特征，而受这两个特征影响，“黄牛”的出现几乎就成了必然。

我们不妨建立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来加以分析。以春运火车票为例，从上图可以看到，供给方面，每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供应都处于饱和状态，虽然线路的增加让供给规模有所提升，但相比于需求端的强劲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故而可以认为供给曲线S近乎垂直，基本无弹性可言，市场均衡便完全取决于需求曲线D。需求方面，由于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流的汇合，近些年我国春运人数逐年增加，使得需求曲线从D1右移至D2，理论上讲，需求增加，火车票的均衡价格也应该由P0升至P1，但受到有关部门的价格管制，票价始终被限定为P0，这时市场实际需求量就会是Q1，明显高于供给量Q0，从而造成了（Q1-Q0）短缺。很多迫切想要回家过年的人不惜高价求购车票，“黄牛”便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黄牛”就会有生存的空间。

其二，“配给制”尚存。

“配给制”是指在一定的限额内将物资配给需要的人员，这在很多国家物资缺乏时期都曾流行过。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自1955年开始，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粮食、布匹、香烟、火柴……几乎所有的民生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本质上讲，“配给制”仍属于供给短缺的范畴，而“黄牛”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城市居民可以把多余的票据拿到自由市场去兑换粮食或鸡蛋，或者直接换成钱币；而那些拿到票据的人，则可以再去换取其他物资。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尽管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有了极大丰富，但“配给制”依然留存了下来，主要集中在某些垄断和特殊行业，其产品供给不足、数量有限，有时候只针对特定群体进行销售或赠送，这也可以视为一种“配给制”。

例如，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演出，会向某些特定人群赠送一定量的门票，可是他们却未必很想去看；相反，很多没有机会得到门票的人，却想亲临现场感受一番。此时，“黄牛”创收的机会便出现了，他们可以在利用种种关系、渠道将票源转移给那些有需求人群的同时，为自己赚取利益。

其三，一些商家的价格歧视。

通俗点说，所谓价格歧视就是商家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物品的做法。例如，某著名高校大礼堂中经常会有歌剧、音乐会等精彩的文艺演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国家大剧院等专业场所，不过大礼堂的门票定价要比国家大剧院低得多，这原本是给在校师生提供福利，却引来了一众校外人士“搭便车”。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大礼堂便规定在校师生可凭证件购买几十块钱的低价票，而非在校师生则要购买更高价格的票。

此乃典型的价格歧视，它同样为“黄牛”的滋生创造了便利条件。具体而言，非校内人士为了降低购票费用而求助于充当中介的“黄牛”；而除了“黄牛”之外，一些在校学生为了赚点生活费，也开始兼职“黄牛”，将自己购得的门票适当加价卖出去，而各方都能获利。

总结起来，是供给短缺与价格限定、“配给制”、价格歧视三股力量催生了“黄牛”的兴旺，不过这并非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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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一句令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存在即合理”。于“黄牛”而言，他们虽然游离于正常的经济活动之外，却能长期存活于市场之中，这就侧面佐证了“黄牛”身上所具有的一些合理之处。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小王亟需买一张今天启程的火车票，排了好长好长的队，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但却被售票窗口告知“票已卖完”；而排在小王前面的小李，他虽然买到了票，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着急回家，他原本的想法是来碰碰运气，买到今天的就回家，买不到今天的买明天的也未尝不可。

类似的剧情，在网购火车票的情况下也能碰到：虽然不用去熬夜排队了，但人们仍然要守着时间盯着手机准备抢票，网速快的人往往抢到票的几率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需求的强烈程度比没能抢到票的人更甚。

一言以蔽之，那些因为在队伍中排在前面或者网速更快而买到票的人，不一定是最迫切想要得到票的人。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小李把买到的票转交给小王，他自己的境况并不会有明显的恶化，而小王的处境却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可是，小李手里的票能平白无故地转给小王吗？或者说要怎么转给小王呢？此时便需要一个“中介”的角色，“黄牛”就出现了。

于是，剧情被改写为：

一个“黄牛”赶在小王和小李之前把票拿到手，导致两人都没买到票，不过小李的弹性更大，他想的是明天再来排队；更加迫切的小王虽然需要加一些钱从“黄牛”手里买票，但能保证自己的强烈需求能被立即满足。

也就是说，因为“黄牛”的存在，一些票被分配给了最需要的人，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有限的供给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而“黄牛”同样是利益追求者，既然起到了“资源配置助力器”的作用，那么适当收取一些费用，似乎也无可厚非。

不仅如此，在其他领域，“黄牛”同样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消费者福利改善、节省买家机会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例如，目前很多医院的专家号都实行限号制，使得许多病情较急的患者因挂不上专家号而错失了最佳就诊机会，进而延误了病情的诊治。这时，“黄牛”的出现为急需挂号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渠道，只需支付相应费用即可，既节省了时间，又确保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而“黄牛”也同样赚取了收益。

读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心生质疑：“黄牛”提前囤积大量的有限供给，这不是进一步加剧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吗？

请注意，医院的“黄牛”自己并未患病，演出活动的“黄牛”也并不想看演出，春运火车票的“黄牛”同样不打算坐那趟火车，他们囤积的有限供给，虽然加了价，但最终也是到了真正有需求的人手中。故而从结果上看，“黄牛”并没有让供不应求的状况变得更严重。所以说，“黄牛”的存在是有一定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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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黄牛”依然如同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这是为什么呢？

只因他们引发了市场的不公平。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的“公平”理应包括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方面，公平（fair）可以指人们在事先机会面前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公平（equality）又可以指事后结果上分配的平等公正。而“黄牛”的出现，无论是对事先机会的平等还是对事后分配的公正来说，都产生了不容小觑的消极影响。

先说前者。

仍以春运火车票为例，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抢不到票，但不管是哪趟车次，“黄牛”总是能提前囤到票。这就足以反映出，普罗大众与“黄牛”在买票这件事上面临的机会和权利不平等。

事实上，传统的“黄牛”之所以能弄到票，靠的是通宵排队或者“找关系”，彼时由于不受实名制限制，他们轻轻松松便可囤积一箩筐车票。而如今的实名制与网络抢票，“黄牛”更多是凭借特殊软件与“外挂”等渠道来不断地高速刷新铁路售票网页，从而造成大量车票被提前下单锁定，这便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乘客公平购票乘车的权利。

更有甚者，大量车票被下单后却不付款，导致车票告馨后又出现大量锁定的回笼现象，而“黄牛”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票源，在使用软件时设定的票数常常远超实际需求量，进而造成列车出现空载。这对于国家资源来说，同样是一种浪费。

再说后者。

我们知道，正常的商品交易都是发生于买卖双方之间，而“黄牛”的介入意味着原本属于买卖双方之间的福利，要多一个参与主体来分配，这势必会引发事后分配不公的加剧，并且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福利双双受损。

举例说明，同一场周杰伦演唱会，小刘花了1000块钱从官方渠道买到门票，小张由于没能抢到票，不得已从“黄牛”手上以1500块钱买了一张和小刘同样面值的门票，而“黄牛”手里的票也不是从官方渠道购得，而是通过某种特殊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拿到。

在此过程中，小张比小刘多付出了500块钱的成本，而“黄牛”赚到的还不止这500块钱，小张的消费者剩余和售票方的生产者剩余双双受损。长此以往，“黄牛”的倒票活动损害各方利益，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甚至还容易滋生投机的社会风气，间接地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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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牛”的猖獗还容易引发寻租、欺诈、社会不满情绪激化等一系列问题，而我们前文讨论过的“黄牛”存在的合理性，也必须是建立在“黄牛”不漫天要价和不造假的基础之上。

倘若一些无良的“黄牛”使劲儿加价或者提供假票，非但不会改善资源配置，反而让有需求的人们更加买不起，让买到假票的人蒙受更大的损失，这就不是加剧市场供求紧张状况那么简单了，还会触犯到法律。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黄牛”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众矢之的，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大力度整顿“黄牛”乱象，试图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更为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

可是，如果这个社会上没有了“黄牛”，我们就一定能买到票了吗？

我想，很多人都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尤其是那些视“黄牛”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人们，若是从官方售票渠道依然买不到票，他们又该去求助谁呢？

这让我想到一篇名叫《我爱票贩子》的文章，里面的一段话令人动容：

“想当年念大学云游四方，不小心困在了昆明，天天跑火车站售票厅，天天没票。幸好来了个票贩子，让我多加五十卖我一张票，我简直是感激涕零地把钱捧给了他——我住的旅店每天也是要结账的，再搁几天没票，我就要流落街头了……”

所以说，若要让每个在异乡奋斗的游子都能回家过个团圆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关于年终奖交税，你需要知道的几点常识

时光荏苒，转眼间，农历新年将近，年终奖也越来越近了。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年终奖交税知识，或许可以让自己少交点税。

正所谓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事情，背后越多“秘密”。下面，来看看年终奖交税背后的秘密吧。

根据财税2018年164号文件，自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政策过渡期内，年终奖可以从以下两种计税方法中任选其一：

（1）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2）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自2022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只能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不能再选择单独计算纳税。

下面将针对两种不同的计税方法分别进行解析：

一

年终奖单独计算纳税

1、年终一次性奖金要交多少税？

年终一次性奖金的扣税方式有下表1中的两种情形，基本逻辑与工资个税缴纳是一致的。具体来说：

年终奖发放当月工资> [免征额（5000元）+ 个税专项附除额]，交税金额=年终奖×税率-速算扣除数；

年终奖发放当月工资≤[免征额（5000元）+ 个税专项附除额]，在交税之前，年终奖将预先抵扣部分金额，然后以抵扣后的数额作为基数纳税。

表1中的税率如何确定？基本逻辑是先将年终奖÷12，再将商数与下表2比对，找到对应级数，从而得到对应税率与扣除数，参见表2。

下面用两个案例来简单解释一下。

假设甲、乙二人的个税专项附除额为2000元，于是他们可以享受到的免税额度为7000元= (个税免征额5000元+个税专项附除额2000元)。

案例一：甲2019年的月基本工资10000元，高于免税额度（7000元）。年终奖发了6万元。在年终奖交税方面，先以6万元除以12，商数为5000元，与上表2比对，对应级数为2，该级数的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10。由此，根据公式，6万元年终奖需交纳的个税为：60000×10%-210=5790元。

案例二：乙2019年的月基本工资2000元，低于免税额度（7000元），年终奖也发了6万元。由于其月工资低于免税额度（7000元），在年终奖交税方面有一定的抵扣。具体是用[60000-（7000-2000）]÷12，而不是直接60000÷12，获得商数4583元，再将商数与上表2比对，对应级数为2，该级数的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10。由此，根据公式，6万元年终奖需交纳的个税为：[60000-（7000-2000）]×10%-210=5290元，比案例一少交500元。

2、其他各类奖金如何交税？

其他奖金是指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的奖金。一般来说，每个公司都会设置以上各种名目的奖金，以此激励员工好好干。对于此类奖金，操作很简单，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案例三：甲2019年的月基本工资为5000元，年末获得优秀员工奖10000元，季度优秀奖10000元，加班奖1000元，考勤奖1000元。各类奖金合并入工资再减去三险一金、免征额以及个税专项附除，年末合计应纳税所得额假设为20000元，该金额对应税率为20%，速算扣除数1410，故最终纳税额为：20000×20%-1410=2590元。

3、怎样的薪酬组合可以少交个税？

既然基本工资和年终奖也要扣税，那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最佳组合从而使综合负税最低呢？答案是肯定的。

假设南京居民甲和乙，税前总收入相同，都是20万元，只是结构略有差别。甲：基本工资10000元，年终奖8万元；乙：基本工资15000元，年终奖2万元。假设两人的个税专项附除都是2000元。在此结构下，甲乙纳税情况如下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甲与乙虽然税前收入总和一样（都是20万），但甲比乙要多交3862元左右的税，扣除税款后的综合福利可以通过税后总收入（税后到手的钱）和三险一金两种形式实现。（需要注意：三险一金属于员工的福利的一部分，如住房公积金在买房或者租房后可以进行提现，医保金可以在药店刷卡消费，养老保险金虽然短期无法取出，但是也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一般认为，在税前收入总额固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税务筹划，平衡年终奖和月工资收入的关系，使得两项所得的综合税负处于最低水平，最终实现税负的整体优化。

4、年终奖分批发放可以少交税？

在年终奖发放上，很多公司采取分批次发放的方式，即年中发一部分，年底再发一部分，也有公司分摊到12个月发。难道说，分批发放可以少交税？

税法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年终奖的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其余情况下都要并入工资作为综合所得计税。这就意味着，分批发的时候，只有其中一次可以采取年终奖扣税方法，其他需合并在工资里缴纳个人所得税。沿用上表3案例，假设甲乙的年终奖分两次发，年中发一半，年末发一半，年中那一半按年终奖扣税方法计算，年末那一半直接和工资合并纳税，则交税情况如下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分批发的过程中，由于一年只能采用一次年终奖计税法，故造成另外一次年终奖与当月工资一起发放，造成当月的边际税率飙高，在上例中，甲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按50000（下半年的年终奖40000 + 基本工资10000）在计税，边际税率升到了30%，而在表3一次性发放的情况中，边际税率仅仅10%。

在本案中，年终奖分批发放反而提升了边际税率，加重了税负（其中甲的税负增加了3897元，乙增加了1021元）。有些情况下，当年终奖高、基本工资低时，年终奖分批发可以少交税；但当年终奖低、基本工资高时，年终奖分批发反而大大加重了税负。因此，年终奖分批发并不一定可以少交税。

5、年终奖千万别多要“一块钱”

一般来说，多即是好，但对于年终奖来说，却不一定。如果老板一任性，给你多发一元钱，你却要为此多交2300多元的税，得不偿失。

由表5可知，当年终奖为36000元时，若多发一元钱，需多交2300元个税，到手年终奖反而少了近两千元。具体来说，当年终奖为36000元，到手收入为34920元，当年终奖增加至36001-38566.67元时，到手年终奖反而不到34920元。

经测算，类似的区间共有六组，分别为36001-38566.67元、144001-160500元、300001-318333.33元、420001-447500元、660001-706538.46元、960001-1120000元。在此提醒：如果你的年终奖落在这些无效区间里，一定要任性地跟老板或财务说，多出来的奖金我不要了。

二

年终奖并入全年综合所得计税

目前我国也处于税改过渡期，同时运行着两种年终奖计算方法，纳税人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适用。前文介绍的是方法1：年终奖单独计税方法，即年终奖与每月工资分别计税。这里介绍一下方法2：全年综合所得计税法，即年终奖和每月工资放在一起，作为全年综合所得进行计税。

全年综合所得计税法具体的操作细节，这里不多赘述，全年应纳税总额的计算非常简单，仍然以税前20万年薪为例子，根据全年综合所得计税法计算如下：

全年综合所得计税法将全年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年终奖和每月工资）作为整体，扣除免征额、个税专项附除、三险一金等抵扣项以后，整体计算全年应纳税额。我们发现甲和乙两种情况下，全年应纳税额与前文介绍的年终奖独立计税法互有高下，各自有各自的最优适用范围：

在甲情况下，“综合所得计税法”（应纳税额：6848元）较“年终奖独立计税法”（应纳税额：8200元）节省近1352元。因为，在甲情况下，影响所得税最大的因素是8万的年终奖，在边际税率相同的情况下（都是10%），“年终奖独立计税法”只能抵扣一次（速算扣除数：210），“综合所得计税法”可以抵扣12次，（速算扣除数: 2520 = 210×12）。

在乙情况下，“年终奖独立计税法”（应纳税额：4338元）较“综合所得计税法”（应纳税额：5738元）节省近1400元。因为，在乙情况下，年终奖2万元在“独立计税法”中的边际税率为3%，而在“综合所得计税法”中为10%。

另外，如果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小于0，将年终奖并入综合所得纳税会更有利。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新税法，除了免征额度提升至5000元，还引入了大量的专项抵扣项，如赡养父母、子女教育、交纳房租房贷等。应纳税所得额小于0，意味着月度工资收入小于所有的抵扣额度的情况，即在这一部分抵扣额度没有用完，此时将年终奖并入综合所得纳税，也可以继续享受抵扣，进而实现税负的减免。

故“综合所得计税法”和“年终奖独立计税法”两种方法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择优选取合适的方案进行适用。

好消息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在2022年以前，两种计税方案都可以适用，理论上，纳税人可以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那一种，但是一般公司为了财务管理方便，会统一使用其中一种方案。2022年以后，单独计算纳税的方案废止，必须使用全年综合所得计税法。

说了那么多，吃瓜群众们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地在自己的年终奖上实践一番呢？需要提醒的是，实践本文的一个基础前提是：年底有年终奖。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白领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参与调研的白领中，仅33.3%能拿到年终奖，而2017年与2018年的对应数据分别为66.1%与55.17%。另外，还有15.3%的白领表示年终奖“据说有，不确定”，确定2019年必定与年终奖无缘的白领占到了40%，相比2018年的22.30%高出近一倍。

不管如何，临近年关了，笔者衷心希望辛苦一年的各位都能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年终奖，然后少交点税，用少交税省出来的钱多备点年货，过好新年！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

金融科技2020，东南亚还是个好去处么？

回看2019，代表互联网金融模式的P2P绝唱与传统金融的开放相交织，金融出现了新变革，银行、券商、保险、资管等行业的发展都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规划”是点燃行业的一把火，那与之相随的对大数据的雷霆整治，就是当头泼下的一盆冰水。

面对国内的严监管形势，很多金融科技企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更确切点说，投向了东南亚。

始于2017年的金融科技企业出海潮，已经在东南亚生根发芽，甚至不乏成长为独角兽的机构。

三年过去，东南亚的经济、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监管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金融科技对金融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南亚还会是国内金融科技企业出海的好去处么？

经济增长红利不再

严格意义来讲，东南亚包含11个国家，但一般来讲，由于、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等五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经济总量等方面过于落后，故在此不做分析（见表1），本文重点分析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科技发展。

毫无疑问，人口和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地位的重要因素。也是金融科技企业出海选择要考虑的头号因素。经济发展情况反映基础设施的建设，关乎金融科技的应用，人口则反映市场空间和潜力的大小。经济发展红利与人口红利直接影响金融科技出海的可能性和成功概率。

首先看下宏观经济的增长情况。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东南亚总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9年前三季度，东南亚前三大经济体增速全面下滑，菲律宾、越南虽然保持较高增速，但总量相对较小（见图1）。

具体来看，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GDP季度增速创两年内新低，印尼央行的连续几次降息仍未挽回经济增速的下滑。OECD预测其全年经济增速为5.04%，远低于印尼央行预测的5.3%的水平。

依赖出口的泰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泰国央行预测2019年的GDP增长2.5%，创下五年以来的新低，而预估2020年的增长率为2.8%。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保持了较快增速，虽然第三季度创2019年全年新低，但马来西亚政府仍然预测其全年经济增速为4.7%，与2018年持平。世界银行对其2020年经济增速的预测稍显保守，为4.5%。

新加坡同样增速下降，2019年新加坡GDP增长约0.7%，创十年新低，而2018年为3.1%。新加坡当局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在0.5%至2.5%之间，新加坡最大银行星展银行更加悲观，预测增速为1.4%

菲律宾在连续多次的降息以及政府基建投资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在第三季度强势反弹，2019年预计取得6%的增速，但仍低于2018年6.2%的增速。

越南和菲律宾相似，在2019年三季度经济增速都要比前两个季度更高。越南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上升到7.31%，整个2019年前三季度，越南GDP实际增速达到了6.98%，2019年全年GDP增长7.02%，略低于2018年的7.08%。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2019年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增速都创下新低，虽然整体增速仍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但增速已放缓，且经济增速预期有可能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发展红利及人口红利都有所下降。

监管套利不再

在国内金融科技企业出海初期，东南亚的市场就如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初期一样。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模式，享受到了东南亚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尤其是2017年，堪称中国移动支付的“出海年”。

但就如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一样，随着一系列的恶性催收、砍头息、爆通讯录等风险事件的发生，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收紧，对于外资金融科技类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审慎。

例如，印尼金融服务监管局（OJK）在2018年9月公布的一份金融科技贷款机构黑名单显示，共有407家被列入黑名单，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企业。

在创新监管上，印尼还效仿新加坡，实行“监管沙盒”机制，并借鉴国内金融监管经验，实行牌照管理。就在前不久，OJK下发了一批网络借贷注册信，共计20家平台获得资格。其中3家为中国出海金融科技企业，分别为陆金所、360金融和信也科技（原拍拍贷）。

而除了印尼外，越南的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同样趋紧。虽然目前越南国家银行（中央银行，SBV）主导成立的金融科技指导委员会尚未出台相关法律，但消费贷实行牌照制管理，现金贷也即将迎来较严格的监管政策。SBV也正在评估关于金融公司运作更为严格管理的第43号通知修正案草案，例如将未偿还贷款总额的现金贷款利率收紧至30％，更严格地管理借款人（仅限现有客户）以及债务索赔等。

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各国对于金融科技产业的重视，东南亚已经过了早期的监管套利时期，各国都在依照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金融科技监管政策。牌照申请难度和出海企业的合规成本都在不断提升。

本土势力崛起

除了受到经济增长、人口和监管方面的影响外，国内金融科技企业出海东南亚遇到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仅仅是国内企业间的竞争，更包含欧美等地和东南亚本土金融科技势力的崛起。

在全球各地区中，东南亚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厚的人口红利被广泛看作是金融科技创业新蓝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金融科技机构蜂拥而去，金融科技融资额也屡创新高。

据CB-insights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8年间，东南亚金融科技融资额从1.25亿美元增长至5.79亿美元，增长率超过350%。而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东南亚金融科技融资额已达7.01亿美元（见图2）。

在这些传统金融机构中，由于在东南亚的金融科技布局较早，已经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如越南的消费金融市场中，FE Credit（远东国际商业银行，台湾的大型商业银行之一）已经占据超过45%以上市场份额，与排名第二的Home Credit（捷信消费金融）、排名第三的HD Saison（赛森）、排名第四的M Credit合计占据85%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垄断程度极高。

除了这些外，外资的大量涌入和领先金融科技企业的进入，倒逼当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新创金融科技公司向前推进，使东南亚本土的互联网巨头、传统金融机构、新创公司等，同样在金融科技领域也占据了较大的优势。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地区银行账户普及率在快速提升，投融资的数量也在快速提升，仅次于新加坡地区。而那些本土的金融机构和新设企业，也在参考学习互联网金融的理念，快速发展。典型的就像Grab和Go-Jek这样的东南亚科技独角兽，都已经进入了金融科技服务领域，如在线支付、网络借贷、消费金融等。

再比如新加坡的电子支付机构NETSPay，网络借贷平台Funding Scieties、Seedin、Capital Match等，其中Funding Scieties 是目前东南亚规模最大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印尼的Danamas、Investree、KIMO、Amartha等借贷平台，其中金光集团旗下的Danamas是印尼第一家拿到P2P经营牌照的机构。

由于东南亚复杂多样的风土人情，这些诞生于本地的金融科技企业，在竞争中更加具有比较优势。

如果说金融科技企业最开始进入是降维打击，那么目前看来，外资与本土势力的竞争已经处于同一技术水平线上。

金融科技2020，还有哪些机会？

毫无疑问，相比于过往，当下选择出海东南亚，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宏观环境和监管背景，看起来东南亚已非最佳选择。但同时，在金融强监管、金融开放、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等因素的推动下，金融科技出海去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又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那么，金融科技企业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么？

市场早已有了信号。

首先，东南亚仍然不失为一个选择。贝恩、谷歌和淡马锡联合推出的《东南亚数字金融服务报告》数据显示，东南亚的互联网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到202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且仍然有超过75%的消费者缺乏银行服务，这些都给新进玩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但同样，门槛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对牌照、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等条件的要求，特别是牌照管理，是制约新玩家进入的主要因素。

其次，东南亚除了电子支付和借贷需求外，对于资管、保险、技术输出等方面，诞生了更多的新需求。事实上，已经有部分企业开始涉水东南亚的保险或资管业务。

再次，个别国家中仍有新的机会。虽然东南亚被视为一个整体，但各个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早期的出海潮集中在印尼、新加坡等地，但随着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和金融环境的完善也给金融科技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越南，其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十分强劲，电子支付、借贷等需求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最后，探索新的金融科技沃土。如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地区，印度地区，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地区，以及拉美等地区。当然，在不同地区，金融科技企业选择的出海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不可否认，中国的金融科技已经较为领先，但“走出去”的步伐越远，面临的环境问题冲击也越复杂。同时，技术、能力、标准的输出，市场培育都需要时间、资金的大量持续投入。这些因素不会因目标选择的不同而减少，只会有程度的不同。

从这方面看，东南亚这片热土的机会仍在，金融科技出海的上半场也尚未结束，东南亚市场和身处其中的金融科技企业未来或因此日新月异。对此，我充满乐观。

因为，悲观者往往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

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具体来说，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下面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6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虽然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内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万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

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大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即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遭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参考资料：

1、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 王国刚，《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瑞·达利欧[美]，《债务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女性消费报告：昼想衣裳夜想容，能赚敢花情意浓

“一个不喷香水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这句话出自时尚教主可可·香奈儿之口，被业界认为是对“女性经济”最早的宣言。

香奈儿本人之所以能够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她把握住了“女性经济”崛起的时代机遇。

事实上，女性一直都是消费市场上的中坚力量。她们基数庞大，感情丰富，偏爱一切与“美”相关的事物，追求时尚和潮流；而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与社会地位的持续上升，又让她们越来越热衷于按照自己的个性去消费和生活。这些，都促成了“女性经济”市场的繁荣。

有意思的是，很多女性发现自己买了太多东西的时候，出于“愧疚感”也会给家人买点东西以求心安——就连愧疚感都能成为女性消费的驱动力，更是印证了“得女性者得天下”的至理名言。

于是，我们需要读懂女性群体，洞悉她们的消费偏好与习惯，进而更加有的放矢地布局未来。今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女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旨在深度剖析女性的消费画像，并对各个领域潜在的商机进行预判。

《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

（1）女性能买半边天：通过梳理女性群体的人口规模与消费特征来初步了解这个群体；

（2）不一样的脑回路：探究女性群体在消费时，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3）能赚敢花底气足：解码女性消费崛起背后的三大驱动力；

（4）踩准风口奔前程：系统阐述女性消费市场的10大热点领域。

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全文。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研究助理雷佳。）

存量房贷利率换锚LPR，两种利率定价方法，怎么选划算？

近日，人民银行的一则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的公告，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其实，这已经不是央行第一次尝试将房贷利率与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接轨了。早在2019年10月8日，央行就下文要求2019年10月8日以后，新增住房贷款利率定价都应该采取“LPR + 利率加点”模式。

而本次政策，利率定价基准的调整对象则针对10月8日以前的贷款购房者。根据新政的要求，他们需要在与银行协商的前提下，对贷款合同中的基准利率计量标准进行调整。如下图所示：

根据wind的数据，截至2019年9月底，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高达29万亿元。本次存量房贷利率切换，显然会对这29万亿元的贷款，以及背后成千上万的家庭，产生巨大的影响，你准备好了吗？

1

什么是存量房贷利率基准转换？

众所周知，我国之前的房贷利率计量模式采取的是“以基准利率为基础，上下浮动一定比率”的形式。根据本次新政的安排，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前提下，房贷借款人需要将房贷利率模式，转换为基于LPR的浮动利率模式或者固定利率模式，二者必选其一。关于这两个选项的详细介绍如下：

选项1（浮动利率模式）：转换后的房贷利率 = 当期的LPR + 利率加点

这里LPR是选取了市场上有代表性的18家银行，综合参考他们的贷款利率报价，由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计算形成的平均利率。相对之前的基准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定价来源为市场报价，更新频率更高（每月20日更新一次），市场化程度更高。

而利率加点是根据借款人之前的房贷利率进行换算的，具体的换算过程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的左边，是一名购房者之前的房贷利率定价结构（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或者下浮一定的百分比）。所谓基准利率是由央行官方公布的一个存贷款利率，主要根据我国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需要进行确定和调整，当前我国５年以上贷款的基准利率为4.9%。由于该利率的调整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故调整比较慎重，上次基准利率的调整可以追溯到2015年。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该购房者之前的贷款利率为在基准利率上浮20%，即5.88%= 4.9%×（1+20%）。

上图右部是该购房者通过LPR转换后的利率结构。其中，根据转换规则：

（1）转换前后的总利率（5.88%）相等；

（2）在利率加点计算中，LPR采用2019年12月的报价（4.8%）。

可以计算出该购房者的利率加点为1.08%（=5.88%-4.8%）

所以，该购房者转换后的利率计算公式为 = LPR +1.08%。（LPR每年会根据当时市场的LPR报价调整一次，而1.08%的利率加点，在整个贷款期内不再发生变化）

通过以上计算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转换前原始利率上下浮动比率的变化，具体到每位客户的利率加点系数也是不同的。为了方便计算，在此给出了针对不同的基准利率浮动比率，换算出来的利率加点系数对照表如下：

如某客户是早年以基准利率打七折拿的房贷，在转换前，他的实际房贷利率为3.43%（= 4.9%×70%）。转换后，他的利率加点系数经查表可以得到-1.37%，利率计算公式为（LPR-1.37%）。假设某年的LPR变成了4.5%，则他当年的房贷利率为3.13%=（4.5%-1.37%）。

选项2（固定利率模式）：切换后房贷利率 = 客户当前房贷利率 。

除了选项1中根据LPR的浮动利率模式，新政策还允许客户采用固定利率模式来计量房贷。根据在央行文件，“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换后利率水平应等于原合同最近的执行利率水平”。

如，在上面的案例中，客户当前的房贷利率为3.43%，客户后续的固定利率仍然为 3.43%。这个利率将贯穿客户整个贷款周期，无论之后市场利率如何波动，客户都按照3.43%的房贷利率进行还款。

最后，根据政策要求，借款人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无论是选项1（浮动利率）还是选项2（固定利率），一旦选定，就不能再切换变化。

2

两种利率定价方法，

借款人如何选择？

根据上文介绍，央行给2019年10月8日前申请到房贷的借款人一个选择权——将房贷利率转换为基于LPR的浮动利率或者固定利率。首先，必须选，因为旧的房贷利率模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其次，只能选一次，一旦落定，不能再切换。

面对着两种利率定价方法，借款人应该如何选择呢？

市场上，有很多的专家推荐选择浮动利率模式，理由是从中短期来看，我国的市场报价利率（LPR）将保持低位波动，如当前的LPR为4.8%，就低于4.9%的基准利率。因此，采用以LPR为基础的浮动利率是非常划算的。

不过，在此有必要提示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一旦经济进入加息周期，不排除LPR可能会走高，进而加重房贷借款人的还贷负担。本文以实例的形式来说明这种影响：

假设，某客户申请住房贷款100万，分20年还清，当房贷利率为4.9%时，每个月应还款6544元，当房贷利率涨到5.9%时，则月供还款为7106元，每月要多还款562元。如此，每当房贷利率上行1%，月供还款额增加550到650元左右。

至于未来LPR走势，目前市场的共识是：中短期内，预计LPR将保持低位波动，房贷月供也会相应的走低。但是，作为利率市场化的产物，LPR的长期走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没有人敢保证LPR未来不会上涨。因此，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和压力测试也是有必要的。

具体到利率选择，笔者认为对于以下一些借款人，因为利率风险较小，可以考虑直接选择浮动利率：

（1）剩余还款期限不长的借款人，如，某人仅剩余三到五年的房贷，大可放心选择浮动利率，因为预计中短期内，出现LPR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即使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真的出现了LPR的上升，贷款也已经还完了，完全没有影响。

（2）对于利率变化不敏感的借款人，这一类人收入较为宽裕，还完房贷后还有不错的结余。如此可以选择浮动利率，一方面，可以享受到中短期LPR下行带来的月供减少，另一方面，即使长时间维度内LPR出现了上行，增加的月供对于借款人的生活影响不大。最极端的情况下，一旦利率上浮高于预期，还可以考虑提前偿还贷款，规避利率上行的影响。

而对于剩余还款期限较长，且对利率变化较敏感的人来讲，则面临两种选择：坚持固定利率，可以锁定房贷利率风险，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中长期看，中国大概率会进入降息周期（发达经济体都验证了这一点，更低的GDP增速通常对应更低的资金利率），选择固定利率，无法享受利率下降周期中的利息节约红利，所以，选择LPR加点模式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3

实际上转换首年的利率变化非常小

虽然，转换前后房贷利率结构变化较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发生利率转换的第一年，借款人实际面对的利率变化非常小。

一方面，根据前面介绍的规则，浮动利率加点的换算前提是切换前后实际房贷利率不变。另一方面，固定利率协商的定价基础也是借款人切换前的实际房贷利率。因此，无论借款人选择固定还是浮动利率，第一年的实际房贷利率较之前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对于选择了浮动利率模式的借款人，后续年份利率变化，跟LPR的波动情况有关。

4

本轮利率转换对房价有何影响？

笔者认为，本次存量房贷利率转换对于现在的房价影响不大。具体有两个原因：

一是本轮利率转换不会增加中短期的房贷压力。一方面，根据前面的分析，转换首年，借款人实际面临的利率变化不大。另一方面，预计中短期内，LPR将在低位波动，因此，房贷利率在中短期内下行概率较大，对借款人不会构成压力，进而影响房价。

二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相对于房贷利率的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于房价的影响更大（如二套房较高的首付比率、限购政策等），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房价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性不大。

在此，以一个购房案例进行解释：

假设总房款为300万，三成首付90万，需向银行贷款210万，根据不同的房贷利率，按20年期限，以等额本息形式，每个月需要还款如下表所示：

可以发现，随着房贷利率的上浮，购房者的月供额确实有所增加，如一个中小波动，房贷利率由5.9%上升60个基点，到6.5%，每月的月供增加730元；一个较大的波动，房贷利率从5.9%上升到7.9%（上升200个基点，在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可能性不大，在此引用更多的是压力测试），每月的月供增加2500元。

下表是首付增加对于购房者的影响：

同样是300万的房子，按照首付60%计算（接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需要180万首付款，相比原来（三成首付），多缴纳90万现金。

由以上案例可见，相比利率波动使得每月增加上千元月供，首付比例波动则需要购房者短时间内筹集和缴纳大笔购房首付款，对于购房者的购买力和需求影响更大。实务中，各地确实也是通过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来抑制投机炒房，调控房价。

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如下表：

另外，大部分一二线城市，还对购房资格进行了限制，只有具有本地户口、工作居住证或者在本地缴纳多年社保/税收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进行购房，如此进一步限制了购买力和需求。

综上所述，相比首付比例和各地的限购政策，本次利率新政对于房价影响有限。

5

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受影响吗？

在时间方面，根据人民银行的安排，“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应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商”，“原则上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因此，各位借款人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等着3月份到8月份之间，银行的客户经理来联系我们，协商利率转换事宜。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利率调整，仅限于商业贷款，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不受影响。如此，相比之下，公积金贷款具有利率更低、利率风险更小的特点，是一种更加优惠的住房贷款工具。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取公积金贷款。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

西二旗 VS 望京：互金奇幻之旅

“西二旗”泛指北京西北五环，互联网企业的老牌聚集地，素来以彻夜忙碌的办公大楼、摩肩接踵的拥挤地铁、工地般的周边环境以及低调的码农闻名网络。百度、腾讯、滴滴、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的北京总部均坐落于此。

与之相比，东北四环外的 “望京”则是更加年轻的互联网CBD，富有艺术气息的摩天大楼、毗邻机场的进京入口、荟萃潮流的购物中心、神采飞扬的创投者是它的名片。虽然也有奇虎360、美团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但赋予望京更多活力的是大批互联网创业新贵。

两者虽然有着全然不同的发展调性，却秉持相同的互联网内核，共同见证了行业一波波潮起潮落。从门户网站的由盛转衰，到电商、社交的快速崛起，从“千团大战”的惨烈收场，到移动互联网的突飞猛进，最近一波则是来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变迁。

在这波变迁中，“西二旗”和“望京”，以不同的姿态参与其中，从不同的视角记录着行业十余年的奇幻之旅。

鉴于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众多，我们从两个大众普遍接触的领域谈起。

一

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公司初次触电金融服务。它起源于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的支付需求。2004年支付宝在杭州的横空出世，为互联网公司开启了遐想之门。

远在北京的“西二旗”凭借敏锐的创新嗅觉，成为了这波潮流的先驱。自2005年起，先是拉卡拉、资和信等第一批支付平台在这里大展拳脚，随后百度、新浪等头部机构纷纷入局，一时间第三方支付成为“西二旗”互联网圈的新时尚，为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一个切入金融服务的理想入口，引发无数金融想象。

彼时，20公里外的“望京”正迎来商业地产的建设热潮，远洋地产、SOHO中国等地产集团的大手笔投入为望京嵌入一座座标志性建筑。2010年前后，众多互联网创业企业被更低的租金水平、更潮流的办公环境所吸引，其中就包括钱方好近等初创第三方支付平台。

到2011年，随着央行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智能手机普及应用，第三方支付行业进入爆发期，支付机构开始快速推进线上线下布局，互联网巨头基于自身场景，初创企业则瞄准中小商户。“西二旗”和“望京”的办公楼内外、餐饮街周边变得热闹非凡，各类开通支付送红包活动遍地开花。

随后，互联网头部效应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显现，C端支付被支付宝、财付通两大平台抢占，百度、新浪等大集团则将支付视为获客渠道，佛系盈利。中小支付平台只能各显神通，发力B端收单、互联网金融收付渠道等细分领域，更有尾部平台铤而走险，对接线上、洗钱、违规跨境转账等黑产。此时，“西二旗”和“望京”的街道上虽已没有地推的喧嚣，但亿万级的交易流水每日都在办公楼的玻璃幕墙后流转。

繁盛的日子没有多久，2016年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备付金、断直连、无证经营等问题的整顿活动开启，支付平台的“躺赚”日子临近尾声，随之而来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治理更是将中小平台的重要收入来源斩断，而对境外等违规平台的肃清也将尾部违规平台扫尽。

失去盈利渠道再加上违规运营模式带来的天价罚单，使得中小支付平台一时间愁云惨雾。证券日报报道显示，第三方支付全牌照成交价从2018年3月的8亿-10亿元跌至2018年11月的3亿-4亿元，资和信等上市平台无奈摘牌退市，更有平台因无法通过续展审核，最终注销牌照。

在这轮波动中，无论是“西二旗”还是“望京”都被卷入浪潮，历经了行业从繁华到萧瑟的过程。好在“西二旗”凭借先发优势，已经跑出了上市平台，虽然盈利渠道收窄，但商户、口碑积累可观。再加上百度、新浪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强大实力，支付业务依然稳步提升。而集聚在“望京”的中小支付创业平台，在行业格局既定的大背景下，还需挖掘突围方向，为持续盈利孜孜努力。

二

P2P在中国的出现稍晚于第三方支付，2007年第一家平台成立。当时线上理财、线上贷款的业务模式对于大众来讲仍然陌生，故而拍拍贷、宜人贷等最早一批P2P企业几乎都尝试过线下展业。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随着线上流量成本愈发抬高，线下获客渠道又重新获得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青睐，这是后话。

说回2007-2011年，在第三方支付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P2P行业却一直不温不火。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国内有注册登记的P2P平台仅50家左右。但到了2012年，P2P行业忽而开启了黄金时代，P2P理财成为新风尚，网络借贷不断普及。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末P2P运营平台数激增到300余家，至2015年末，这一数值超过了3600家。彼时低廉的线上流量、远未满足的理财及借贷需求为P2P的快速扩张提供广阔空间，也为平台带来可观的利润，支撑P2P企业以高薪招揽全球人才，也为平台办公选址提供更多可能。

P2P平台更强的金融属性对平台的内外办公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相较于“西二旗”的低调配套，更多P2P平台宁愿选择租金更高但位置更核心、配套更完备的中关村、金融街、国贸，以彰显实力。“西二旗”则成为技术中心、数据中心等中后台部门的办公领地。与之相比，“望京”凭借潮流化的建设理念、共享空间等多元化办公形态，成为一些初创平台的理想办公场所，办公楼旁的咖啡店里投资人与融资者畅谈金融梦，动辄过亿的平台规模让从业者们热血沸腾。

在P2P平台沸沸扬扬的大发展中，时间来到2015年末，一纸《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拉开了行业整顿的序幕。据虎嗅财经的统计数据，其实早在2011年，已有10余家P2P平台因资金断链而停摆，但彼时行业的光明前景掩盖了隐忧，到了201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年有超过70家平台倒闭或跑路，而截至2014年末，出现问题的平台已超过300家。

监管的决心让行业震动，合规整改成为P2P平台的主旋律，“西二旗”和“望京”的午休餐厅里、遛弯广场上，政策追踪是高频话题。而在头部平台紧跟监管的同时，仍有违规平台被高额利润牵引，持续违规操作，利用互联网运营的隐蔽性躲避监管。这一波监管与违规平台间的角力在P2P平台的轮番暴雷中被推向高潮。投资人的维权之路艰辛，维权群、上门投诉，种种手段也难以收回被转移的资产。

随着监管深挖，P2P行业暴露出更多问题，套路贷、阴阳合同、暴力催收等种种乱象不一而足。网贷之家《P2P网贷行业2019年12月月报》披露，2019年末，P2P平台数量锐减至343家，各省市纷纷出台清退方案，而留下的P2P平台也结束了超额利润时代，不断收缩规模，谋求转型。繁华一晃而过，只留下空置的办公空间还有一些往日痕迹。

P2P行业的黯然收场也引发了蝴蝶效应，影响之一就是写字楼租赁市场。鼎盛时期的P2P平台对于优质办公场所的需求远高于一般互联网企业，这直接推高了一、二线城市部分高档写字楼租金水平。而P2P行业的急速退场，叠加经济周期性下行，企业行动更加谨慎，写字楼空置与租金下跌现象增多。在这波影响下，“西二旗”表现得更加稳健，毕竟其受P2P的影响有限，且有互联网大厂和实力科技企业的支撑。“望京”则由于聚集了更多初创互联网平台，受经济周期影响更为明显。且其中也不乏P2P平台，故而空置率上扬和租金下降表现得更为突出。

经济周期往复，行业起起伏伏，“西二旗”与“望京”在互联网金融由萌芽发展至今的十余年中，为众多创业梦想提供了承载空间，也见证了无数从业者的欢笑与惆怅。

行至今日，互联网金融的旅程远未结束，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可能，持牌机构的大举推动会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强劲的驱动力。“西二旗”与“望京”也将继续迎来一批批的互联网金融人，挥洒智慧与热情。

参考资料：

1. 证券日报《支付牌照买卖江湖：半年价格缩水50%》；

2. 21世纪经济报道《P2P网贷平台超过300家 专家称需坚持三不原则》；

3. 零壹财经《2015年P2P行业年度报告：规模为何没有破万亿？》；

4. 熊猫侠《细数这些年跑路或倒闭的164家P2P网贷平台》；

5. 董毅智《2014年P2P十大事件：“跑路”狂潮吓不住银行大军杀入》；

6. 网贷之家《P2P网贷行业2019年12月月报》。

“西二旗”泛指北京西北五环，互联网企业的老牌聚集地，素来以彻夜忙碌的办公大楼、摩肩接踵的拥挤地铁、工地般的周边环境以及低调的码农闻名网络。百度、腾讯、滴滴、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的北京总部均坐落于此。

与之相比，东北四环外的 “望京”则是更加年轻的互联网CBD，富有艺术气息的摩天大楼、毗邻机场的进京入口、荟萃潮流的购物中心、神采飞扬的创投者是它的名片。虽然也有奇虎360、美团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但赋予望京更多活力的是大批互联网创业新贵。

两者虽然有着全然不同的发展调性，却秉持相同的互联网内核，共同见证了行业一波波潮起潮落。从门户网站的由盛转衰，到电商、社交的快速崛起，从“千团大战”的惨烈收场，到移动互联网的突飞猛进，最近一波则是来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变迁。

在这波变迁中，“西二旗”和“望京”，以不同的姿态参与其中，从不同的视角记录着行业十余年的奇幻之旅。

鉴于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众多，我们从两个大众普遍接触的领域谈起。

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公司初次触电金融服务。它起源于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的支付需求。2004年支付宝在杭州的横空出世，为互联网公司开启了遐想之门。

远在北京的“西二旗”凭借敏锐的创新嗅觉，成为了这波潮流的先驱。自2005年起，先是拉卡拉、资和信等第一批支付平台在这里大展拳脚，随后百度、新浪等头部机构纷纷入局，一时间第三方支付成为“西二旗”互联网圈的新时尚，为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一个切入金融服务的理想入口，引发无数金融想象。

彼时，20公里外的“望京”正迎来商业地产的建设热潮，远洋地产、SOHO中国等地产集团的大手笔投入为望京嵌入一座座标志性建筑。2010年前后，众多互联网创业企业被更低的租金水平、更潮流的办公环境所吸引，其中就包括钱方好近等初创第三方支付平台。

到2011年，随着央行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智能手机普及应用，第三方支付行业进入爆发期，支付机构开始快速推进线上线下布局，互联网巨头基于自身场景，初创企业则瞄准中小商户。“西二旗”和“望京”的办公楼内外、餐饮街周边变得热闹非凡，各类开通支付送红包活动遍地开花。

随后，互联网头部效应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显现，C端支付被支付宝、财付通两大平台抢占，百度、新浪等大集团则将支付视为获客渠道，佛系盈利。中小支付平台只能各显神通，发力B端收单、互联网金融收付渠道等细分领域，更有尾部平台铤而走险，对接线上、洗钱、违规跨境转账等黑产。此时，“西二旗”和“望京”的街道上虽已没有地推的喧嚣，但亿万级的交易流水每日都在办公楼的玻璃幕墙后流转。

繁盛的日子没有多久，2016年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备付金、断直连、无证经营等问题的整顿活动开启，支付平台的“躺赚”日子临近尾声，随之而来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治理更是将中小平台的重要收入来源斩断，而对境外等违规平台的肃清也将尾部违规平台扫尽。

失去盈利渠道再加上违规运营模式带来的天价罚单，使得中小支付平台一时间愁云惨雾。证券日报报道显示，第三方支付全牌照成交价从2018年3月的8亿-10亿元跌至2018年11月的3亿-4亿元，资和信等上市平台无奈摘牌退市，更有平台因无法通过续展审核，最终注销牌照。

在这轮波动中，无论是“西二旗”还是“望京”都被卷入浪潮，历经了行业从繁华到萧瑟的过程。好在“西二旗”凭借先发优势，已经跑出了上市平台，虽然盈利渠道收窄，但商户、口碑积累可观。再加上百度、新浪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强大实力，支付业务依然稳步提升。而集聚在“望京”的中小支付创业平台，在行业格局既定的大背景下，还需挖掘突围方向，为持续盈利孜孜努力。

P2P在中国的出现稍晚于第三方支付，2007年第一家平台成立。当时线上理财、线上贷款的业务模式对于大众来讲仍然陌生，故而拍拍贷、宜人贷等最早一批P2P企业几乎都尝试过线下展业。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随着线上流量成本愈发抬高，线下获客渠道又重新获得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青睐，这是后话。

说回2007-2011年，在第三方支付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P2P行业却一直不温不火。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国内有注册登记的P2P平台仅50家左右。但到了2012年，P2P行业忽而开启了黄金时代，P2P理财成为新风尚，网络借贷不断普及。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末P2P运营平台数激增到300余家，至2015年末，这一数值超过了3600家。彼时低廉的线上流量、远未满足的理财及借贷需求为P2P的快速扩张提供广阔空间，也为平台带来可观的利润，支撑P2P企业以高薪招揽全球人才，也为平台办公选址提供更多可能。

P2P平台更强的金融属性对平台的内外办公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相较于“西二旗”的低调配套，更多P2P平台宁愿选择租金更高但位置更核心、配套更完备的中关村、金融街、国贸，以彰显实力。“西二旗”则成为技术中心、数据中心等中后台部门的办公领地。与之相比，“望京”凭借潮流化的建设理念、共享空间等多元化办公形态，成为一些初创平台的理想办公场所，办公楼旁的咖啡店里投资人与融资者畅谈金融梦，动辄过亿的平台规模让从业者们热血沸腾。

在P2P平台沸沸扬扬的大发展中，时间来到2015年末，一纸《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拉开了行业整顿的序幕。据虎嗅财经的统计数据，其实早在2011年，已有10余家P2P平台因资金断链而停摆，但彼时行业的光明前景掩盖了隐忧，到了201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年有超过70家平台倒闭或跑路，而截至2014年末，出现问题的平台已超过300家。

监管的决心让行业震动，合规整改成为P2P平台的主旋律，“西二旗”和“望京”的午休餐厅里、遛弯广场上，政策追踪是高频话题。而在头部平台紧跟监管的同时，仍有违规平台被高额利润牵引，持续违规操作，利用互联网运营的隐蔽性躲避监管。这一波监管与违规平台间的角力在P2P平台的轮番暴雷中被推向高潮。投资人的维权之路艰辛，维权群、上门投诉，种种手段也难以收回被转移的资产。

随着监管深挖，P2P行业暴露出更多问题，套路贷、阴阳合同、暴力催收等种种乱象不一而足。网贷之家《P2P网贷行业2019年12月月报》披露，2019年末，P2P平台数量锐减至343家，各省市纷纷出台清退方案，而留下的P2P平台也结束了超额利润时代，不断收缩规模，谋求转型。繁华一晃而过，只留下空置的办公空间还有一些往日痕迹。

P2P行业的黯然收场也引发了蝴蝶效应，影响之一就是写字楼租赁市场。鼎盛时期的P2P平台对于优质办公场所的需求远高于一般互联网企业，这直接推高了一、二线城市部分高档写字楼租金水平。而P2P行业的急速退场，叠加经济周期性下行，企业行动更加谨慎，写字楼空置与租金下跌现象增多。在这波影响下，“西二旗”表现得更加稳健，毕竟其受P2P的影响有限，且有互联网大厂和实力科技企业的支撑。“望京”则由于聚集了更多初创互联网平台，受经济周期影响更为明显。且其中也不乏P2P平台，故而空置率上扬和租金下降表现得更为突出。

经济周期往复，行业起起伏伏，“西二旗”与“望京”在互联网金融由萌芽发展至今的十余年中，为众多创业梦想提供了承载空间，也见证了无数从业者的欢笑与惆怅。

行至今日，互联网金融的旅程远未结束，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互联网金融可能，持牌机构的大举推动会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强劲的驱动力。“西二旗”与“望京”也将继续迎来一批批的互联网金融人，挥洒智慧与热情。

参考资料：

1. 证券日报《支付牌照买卖江湖：半年价格缩水50%》；

2. 21世纪经济报道《P2P网贷平台超过300家 专家称需坚持三不原则》；

3. 零壹财经《2015年P2P行业年度报告：规模为何没有破万亿？》；

4. 熊猫侠《细数这些年跑路或倒闭的164家P2P网贷平台》；

5. 董毅智《2014年P2P十大事件：“跑路”狂潮吓不住银行大军杀入》；

6. 网贷之家《P2P网贷行业2019年12月月报》。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