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不爱消费了？

近几个月消费市场的表现，的确有些不尽人意。

从宏观统计数据上看，今年以来表征消费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下滑，尤其是4月份的增速只有-11.1%，放眼历史都非常罕见。

诚然，这里面有国内疫情反弹的影响，不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

人们为什么不爱消费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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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直接因素。消费表现不理想，当然有必要从收入上寻找原因。

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来分别做个讨论。

通常来说，居民收入增速大体上要与GDP增长同步，这样才能让大多数老百姓更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愿意去消费。不过透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看到，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增速逐渐出现分化态势，特别是进入2021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在多数时间里都没能跑赢GDP。

如此一来，不少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难免会出现下滑，这便是消费意愿走低的佐证，而其中亦不乏一些风险厌恶者，他们为了应对因疫情反复等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更倾向于选择把钱存起来，以“预防性储蓄”来代替部分日常开销，进而掣肘了整体消费的增长。

不过，仅凭这一点必定是无法解释全部问题。例如，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居民收增速其实已经超过GDP增速了，这本应是消费好转的信号，可消费市场为什么依然未能给予反馈呢？

这就涉及到“质”的层面，即结构性的变化。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居民收入可以细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其中，工资性收入是人们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2013~2021年占比始终保持在55%以上；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大致相当，约为16~19%；财产净收入占比最小，不到10%。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各类收入的增速。不难发现的是，虽然各类收入总体上都表现为持续的恢复之势，但速度却明显出现了分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恢复颇为缓慢，财产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恢复则更加强势，甚至一度大幅度超过了疫情之前的增速水平。

实际上，各类收入所对应的主要人群是不同的，财产性收入快速修复的受益者更多是高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则更大多依赖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往往有限。这便意味着，自疫情以来，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恢复进度出现了“K型”分化迹象，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回升速度明显要高于低收入人群，而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进一步放大。

这种结构性分化还体现在行业层面。参考国盛证券的研究思路，从城镇私营单位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增速来看，人均工资越高的行业，增速往往也越高，二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具体而言，工资水平最高的IT和金融业，同比增速也更为靠前，而工资水平本就偏低的教育、水利环境以及住宿餐饮业，收入居然不升反降。足以证明，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而高收入人群无疑是占总人口比重较小的那一部分。如此一来，占大部分比重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增长的相对放缓难免要制约消费意愿，变得“不爱花钱”，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消费市场的回暖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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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入的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间接因素也会让很多人变得不爱消费，那就是就业和居民杠杆率。

就业方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就业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发展，是老百姓的财富之源，只有工作岗位稳定，人们的收入来源才能稳定，也才会更有动力去开展各项经济生产活动或者去通过消费来享受生活。因此，就业市场的稳定对于人们消费意愿的提升以及消费市场的增长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自疫情以来，我国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稳就业，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自去年年底开始，形势似乎变得严峻起来。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21年11月份起逐月升高，今年4月份已经达到了6.1%——这一数值仅次于2020年2月疫情刚刚爆发时的6.2%，可见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并不乐观。

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的背后，是不少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偏谨慎，这在居民消费信心数据的走势上也可以得到佐证。正因如此，他们在消费方面自然也会变得“精打细算”。

再来分析居民杠杆率。

所谓居民杠杆率，就是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居民负债程度。不难理解，居民杠杆率越高，负债程度越高，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自然也就越少。如果剔除2020Q1~2021Q1因疫情造成的短期外部冲击影响，那么从数据上看，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速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走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居民杠杆率依然在不断攀升。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从2020Q1到2022Q1，居民杠杆率由58%升至62.1%。这当中，房贷起到了关键作用。Wind数据表明，2020Q2以来，来自居民部门的短期新增贷款占比回落明显，中长期新增贷款占比整体则呈现出稳中有升之势，而房贷正是中长期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暗示了人们的整体负债程度并未能得到显著缓解。

房贷占比之所以会大幅度上升，原因可能在于，个别城市房价的回升又再度激发起人们的购房意愿。以北京和广州为例，根据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由2020年2月的8.34万元/平方米一路上涨至2021年7月的10.72万元/平方米，同期广州的二手房成交均价也由3.97万元/平方米上涨至5.25万元/平方米。近几个月的成交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仍要高于疫情初期的水平。

如此看来，日渐攀升的杠杆率将不可避免地对居民日常消费造成挤压，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的相对放缓，人们消费意愿的低迷以及消费市场增速的不及预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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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消费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制约各行各业生产端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当然，在今年“稳增长”的核心基调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同样离不开消费的贡献。鉴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举国上下都在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促进居民消费。

但就目前来看，消费增长的动能的确算不上强劲。

诚然，消费的主动权总归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单方面的政策刺激手段要想收获理想的效果，还需看国人真实的消费意愿如何。今年以来的消费市场表现低迷，恰恰反映出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而收入的结构性分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居民杠杆率的高企，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不过，这些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可喜的是，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

一方面，困扰消费市场已久的上海疫情现已完全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启动。按照历史经验，一旦疫情因素的扰动得到缓解，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力释放；而从居民消费结构上看，交通、文娱、餐饮、文娱等领域最容易受疫情影响，而反弹的力度也往往最大。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本轮疫情防控的妥善向好，以及政策层面的不断支持，预计消费市场的增长基础将会更加坚实，后续也将迎来较好的修复。

另一方面，回顾国家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从整顿社区团购、打压房价，到限制教培、叫停“996”，再到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种种迹象都在佐证着发展风向的转变，那就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尽最大努力给所有人提供更加公平的任何机会，减轻老百姓的各种负担，充分彰显出管理层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态度。这些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我们一定要坚信，这盛世，终将如你我所愿。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从“破局者”到“取款难”，村镇银行怎么了？

随着河南、安徽共六家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的持续发酵，本来少有被关注的村镇银行，却被更多人所熟知。事件的调查工作尚未结束，却已引发公众对于银行安全性的担忧。

对于以风险管控为本的银行来讲，此次事件的发生确属小概率事件，但却暴露出村镇银行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2007年至今，村镇银行诞生不过十六年，但在数量上却已经是国内最多的一类银行，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村镇银行曾经是被寄予厚望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破局者”，如今却发生影响如此恶劣的事件。

村镇银行，与其他银行到底有何区别？又存在哪些问题？

国内到底有哪些“银行”？

如果以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分类编码”作为分类的依据，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分为九大类，分别是货币当局、监管当局、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其中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两者同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本文要重点介绍的内容。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2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共4602家。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银行2家，国有行6家，股份行12家，城商行128家，民营银行19家，外资行41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农商行1595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信社577家，村镇银行165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9家，贷款公司13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家，金融租赁公司71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55家，汽车消费金融公司25家，消费金融公司30家，货币经纪公司6家，其他金融机构33家。

从这个构成上可以看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范畴其实远远不止大家熟知的银行，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类金融机构。

狭义上的、被公众所熟知的“银行”，具体来说应该是指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上文中提到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外资行、住房储蓄银行、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中邮邮惠万家银行、中信百信银行。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虽然也是存款类金融机构，但只能服务企业内部，也并非是一般意义公众认知中的银行。与之类似的是农村资金互助社，只能针对社员吸收存款，也与一般意义上的银行有差异。

除了这些之外，其他均为非存款类银行金融机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邮邮惠万家银行、中信百信银行，这两家银行虽然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分类中，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直销银行”的一种，属于具有试点性质的银行。

为什么要设立“村镇银行”？

聚焦到村镇银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既然已经有了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大型银行，农村还有农信社这样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什么还要设立村镇银行？

从现实需求上来说，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世界性的难题，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想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要做好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普惠金融理论等很多研究结论都指出，对于农村金融这样的市场，必须要建立一种体量轻、机制灵活、资金来源于农村用之于农村的“创新性”金融机构。

因此，村镇银行设立的初衷，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长期供给不足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村镇银行与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被批准设立，希望能够解决农村地区网点覆盖率低、服务供给不足和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其中资金互助社仅能覆盖社员，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而村镇银行就成为农村地区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主角。

村镇银行存在着很多特殊性，不仅有别于居民熟知的大银行，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如农商行、农信社等，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既体现在股权股东的要求方面，也体现在经营、监管指标等方面。

首先是股东层面，村镇银行有着独特的主发起人条件，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不能低于15%，而其它股东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包括境外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参与到村镇银行的设立中，这在严格监管的金融领域中，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其次是极低的注册资本门槛，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与之相对比，后续在监管新设民营银行时，最低注册资本没有低于十亿元的，且对主要的民营资本股东还有连续盈利、净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等要求。作为独立的法人银行，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可以说是低到了极点。

最后，在服务客群方面有限制，村镇银行设立之初定义为面向三农提供金融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拓展至小微与零售领域。且根据监管的要求，不得跨经营区域办理授信、发放贷款等业务。当年新增可贷资金也应该主要投放于当地县域农户、社区居民与小微企业。还有其他诸如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不低于90%，以及户均贷款不高于35万元人民币等要求。

从种种监管要求来看，村镇银行被设定为全面服务于农村经济。从中也不难猜测，监管应该是对村镇银行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给予厚望的。

那么，这样一个拥有政策红利，享受资本加成，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产物，又为何频频出现问题，甚至出现此次河南、安徽六家村镇银行“取款难”大事件的呢？

村镇银行存在哪些问题？

从这些年村镇银行的发展来看，确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根据统计，截至2020年9月末，中国村镇银行共1641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中西部占比65.8%，县域覆盖率71.2%，单户500万元以下贷款占85%，户均贷款30.5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村镇银行在支持农户、小微企业、县域经济方面，的的确确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村镇银行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中，央行对金融机构的评级结果显示，截止2021Q2，共有122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占全部村镇银行数量的7%左右，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中高风险类，那数量占比可能要远远高于10%，这意味着村镇银行群体目前的困境非常突出。

第一就是主业的偏离。村镇银行的设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监管希望村镇银行能够实现“农村存，农村贷”，将农村的资金有效的用于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经济。但不少村镇银行却“离农脱小”。例如浙江省审计厅2018年对浙江48 家村镇银行涉农贷款用途审计发现，2015 年至2017 年间，有12 家村镇银行的涉农贷款投向房地产、“两高一剩”企业、证券期货市场、政府融资平台近4亿元，还有部分村镇银行将央行的支农再贷款投向非农领域。而“脱小”表现为“垒大户”行为，某村镇银行2016 年末前十大户存款占其各项存款的70%，户均贷款在300万以上。这些贷款的投向已经严重地偏离了支持农村金融、小微金融发展的主业方向。

第二是股权治理混乱，主发起人治理能力不足。在所有银行中，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是最低的，对于股东的要求也极低，但也正因为此，村镇银行有着有别于其他银行的“发起人”制度。监管希望那些管理能力强、科技实力强的银行能够将好的经验用于村镇银行。但从实际来看，大行对此兴致缺缺，反而是很多农商行借此突破地域限制，大力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但是同为农村金融机构，多数农商行尚且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又如何将优秀的管理经验输出给村镇银行呢？监管虽然提出“大股东应承担起职责，对并表管理体系加以完善，强化对村镇银行的监管”。但从此次河南、安徽村镇银行“取款难”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发起行不仅没能有效地管控其控股的村镇银行的风险，甚至其自身也有相当多的股权治理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地域经济风险。村镇银行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与当地经济息息相关。村镇银行又大多数集中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服务的群体也是风险抵御能力更差的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群体。在面临疫情和经济下滑的冲击时，其风险抵御能力也更差。例如像东北等经济下滑严重的地区，当地村镇银行也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具体看数据可能更加明显，根据《2021年度村镇银行调研报告》的数据，2020年村镇银行的ROA仅有0.39%，低于其他类银行，不良贷款率4%，高于其他类银行。

最后则是新型的互联网化带来的风险。互联网存款的兴起以及初期的监管缺失，使得村镇银行绕过了“不得跨区经营”的规定，规模快速膨胀了起来。对于有互联网经营能力的银行而言，能够有效管控互联网化带来规模的膨胀风险。但是对于管理能力本就薄弱的村镇银行而言，对规模过快膨胀所带来的风险缺乏有效防控手段。就像河南、安徽村镇银行“取款难”的事件一样，案件涉及的金额高达几百亿。互联网化就像一个放大器一样，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去了更大的风险。

村镇银行未来何处去？

从2007年原银监会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开始，村镇银行在这16年间，一直面临着经营情况不佳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的情况下，村镇银行过去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正在逐渐加大，本次河南、安徽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的出现无疑更加剧了这种困境，村镇银行很可能要面临新的洗牌。

近些年来监管也在不断处置村镇银行风险。在今年5月20日银保监会通气会上，监管就重点说了很多相关情况。从2018年以来，累计处置高风险农村中小银行627家，处置不良贷款2.6万亿元，金额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同时表示会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除此之外，又再次提及“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并会落实鼓励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支持政策。

这些监管态度一方面说明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客观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不可或缺。因此未来大概率会通过政策，鼓励优质机构参与到农村中小银行的并购重组中。

但无论未来如何，对于当下的村镇银行而言，正在经历着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其发展。而作为银行的用户，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否决银行的安全性，或者简单粗暴地认为所有的中小银行都不安全，亦或是将问题都归咎于互联网渠道，完全拒绝线上理财投资的方式。而是要理性看待其中的问题，做好风险的防范，用正确的方式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6月的A股还会继续上涨吗？

截至2022年6月6日，万得全A开年以来累计下跌15.24%，市盈率和市净率十年分位值分别为40.94%和24.85%，估值水平仍处于低位，但已难言绝对低估。

考虑到实体经济仍在复苏初期，且疫情扰动、美联储加息、通胀压力等不确定性因素仍在，A股市场自4月底以来持续一个多月的反弹还能延续吗？后续市场如何布局才能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临近年中，这些问题都需要投资者回答。

开年以来市场回顾

今年以来，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市场出现超预期下跌。具体来看，资本市场主要受经济稳增长、疫情防控、美联储加息和国际地缘冲突等四大因素的综合影响，且在不同阶段，主导性因素交替更迭，表现为不同板块的行情轮动。

其中，经济稳增长和美联储加息两大因素贯穿始终。前者对基建、地产及地产泛产业链产生了支撑作用，稳增长板块一度跑出相对收益；后者主要作用于高估值的成长板块，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降低市场风险偏好，引发了A股成长板块和港股市场年初以来的大幅缩水。

3月份之后，俄乌冲突一度成为市场下行的主导因素。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对全球能源粮食市场以及全球地缘格局的衍生影响超出市场预期，一度引发恐慌情绪，全球资本市场均经历了一轮下跌，A股和港股尤甚。

3月下旬，市场刚从俄乌冲突的影响中缓一口气，新一轮疫情相继在深圳、上海等地出现，并因奥密克戎病毒株的高传播力一度在全国多地呈现散发趋势，打乱了之前国内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也打破了市场在年初关于疫情逐渐消退的预期。疫情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停摆不仅延迟了消费复苏，也对江浙沪区域相关制造业产业链的平稳运转造成了影响，更是对全年5.5%的GDP目标造成了较大压力。

结合4月份数据看，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下滑11.1%，其中，商品零售同比下降9.7%；餐饮收入下降22.7%。4月全国乘用车产量和销量同比下滑均超过40%，1-4月集成电路产量和出口量累计分别下滑5.4%和17.4%。

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市场于4月下旬迎来恐慌性下跌，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900点。随后以4月末的会议坚定稳增长的表态为契机，市场信心得以恢复，各大指数相继触底反弹，伴随着5月份多项稳增长政策落地，反弹行情一直持续至今。

截至2022年6月6日，万得全A累计下跌15.24%，市盈率和市净率十年分位值分别为40.94%和24.85%，估值水平仍处于较低位置，经过5月份的反弹，已摆脱绝对低估区域。而深证成指虽累计下跌19.65%，但市盈率分位值为60.35%，估值水平已处于合理偏高位置。

可见，经过4月末以来的持续反弹，当前市场估值已难言绝对低估。在此基础上展望后市，便显得很微妙：反弹至此，大盘还能继续向上吗？若不能继续向上，向下调整的空间有多大？哪些板块又有望获得超额收益呢？

从稳增长的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展望后市，稳增长仍是最大的确定性，投资者应从稳增长的确定性中寻找投资确定性。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本次会议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直达省、市、县，参会人数达十万级。会议明确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重申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并给出了“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的阶段性目标。

会议之后，各部委及主要省市地区相继出台了一揽子稳增长措施。市场普遍认为，以此次会议为标志，稳增长重新回到国内各项政策的重心位置。为尽快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并为四季度二十大会议的召开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接下来重磅政策或将陆续出台，能出尽出。同时，国务院还将向12个省派出督查组，对政策落实和配套开展专项督查。

因此，稳增长便是下一阶段市场最大的确定性，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条主线：

1、平台经济迎来更好的发展窗口。现阶段，平台企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各自的行业价值上，也体现在其灵活吸纳就业的特性上。举例来说，此轮疫情期间暂停营业的一些线下门店，不少从业人员通过送外卖的形式开拓收入来源。平台企业提供的这种灵活就业方式，某种形式上充当了特定时期稳就业的海绵垫。

随着平台企业监管步入常态化新阶段，平台经济的正向价值不断得到认可，后续更多的鼓励性政策有望出台，平台型企业正迎来更好的发展窗口。

2、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有望复苏。汽车消费占社零总额的10%左右，是占比最高的单项，历来属于政策稳消费的重要抓手。历史上看，2009.1-2010.12、2015.10-2017.12两轮汽车购置税减免均有力推动了汽车销量的反弹，此次国务院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以及启动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相信也能有效带动汽车产业链复苏，对汽车板块带来强力支撑。

大家电的销售回暖主要取决于地产销售复苏，随着各地持续加大地产销售刺激政策，地产消费逐步回暖是大概率事件，大家电板块也有望在股市中提前反应。

3、旅游、餐饮、娱乐等线下聚集性消费场景疫后反弹可期。每一轮大的疫情之后，股市总会有一波疫后复苏行情。以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为标志，国内逐步找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全国疫情防控正进入新阶段。叠加夏季高温对病毒传播力的削弱作用，A股新一轮的疫后复苏行情大概率不会缺席。

4、新基建，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成长性。在基建稳增长的一揽子措施中，除了交通水利等传统基建项目外，各地还适度超前加快了风电、光伏、5G基站、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对新基建产业链带来了强力支撑。相比于老基建，新基建兼具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成长性双重属性，进可攻、退可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具有更好的配置价值。

对反弹幅度较高的板块谨慎乐观

5月份以来，A股市场随着行情回暖而人气渐旺。在短期赚钱效应刺激下，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近两周出现明显攀升，6月6日更是突破万亿成交。

从行业板块来看，分化较大。4月26日-6月6日，汽车、电力设备、国防军工三个板块涨幅均超过30%，与此同时，银行、房地产却录得负增长，农林牧渔、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医药生物、商贸零售、家用电器等板块也均跑输大盘（万得全A期间涨幅16.16%）。

整体来看，在本轮反弹行情中，成长类板块跑出超额收益，稳增长板块则跑输大盘指数。但时移世易，反弹至今，两个板块的相对性价比开始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随着疫情影响地区逐步复工复产，以及全国各地稳增长政策的密集落地，经济数据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6月之后各项数据大概率逐步回暖，为稳增长板块行情再次启动奠定基础。

反观成长板块，短期内的较大幅度上涨后，继续向上的动力减弱，叠加美联储6月、7月份加息落地以及全球通胀的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成长板块短期性价比已然不高。当然，着眼于中长期，代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成长板块始终具有很好的长期持有价值。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

货币基金和银行存款，应该怎么选？

每当权益市场表现较差时，低风险的产品就会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银行存款作为居民配置的最基础的产品，是最基本也是最安全的一类产品。但同时，得益于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普及，货币基金也被大众所熟知，也被很多看作是可以替代银行理财的产品。从货币基金普及以来，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银行存款的情况。但是，两者真的能等同吗？资产配置中又是否又可以将两者完全替代呢？

从理财工具的一些特点如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等方面看，货币基金和银行存款确实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在流动性方面，两者的流动性都很强、灵活度高，银行的活期存款可以随存随取，即便是定期存款，在紧急需求情况下，放弃定期的利率，也可以做到随时取出。而货币基金的赎回也可以在一个交易日内全额到账，同时大多数基金也都能做到即时赎回一万元的资金，如果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货币基金上，那就可以做到每只基金即时赎回一万元，基本满足紧急的支出需求。

再比如在投资门槛上，两者的门槛都非常低，货币基金一般为一元起购。银行活期存款没有任何门槛，即便定期存款，通过线上等方式，门槛也仅有几十元，也同样相当于不设门槛。

不过对于在两者之间做选择的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二者的不同。

第一，从风险性来说，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存款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理财工具。在很多没有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从某种意义而言，存款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信誉，是一种最基础的保本的产品，是一种理论上就绝对保本的投资品。而就国内而言，在《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中，存款的安全性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存款所在的金融机构出现破产、资不抵债等情况，存款也能受到最高50万元的保险保障，且这种保障的额度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而货币基金则不同，从实际运行中来看，货币基金确实鲜有亏损的情况。但在极端情况下，货币基金则存在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例如货币基金在面临突然地大额赎回的情况，本来可以持有到期的券种只能在亏损的情况下大量抛售，可能令基金净值跌破面值。同时，在出现极端金融危机时，也同样面临着亏损的可能性，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储备基金(ReservePrimary Fund)就曾跌破1美元面值，出现历史少有的货币基金亏损的情况。

第二，从费用的角度来看，投资货币基金时，基金公司会收取管理费、托管费等，也就是说，个人获得的收益是在扣除一定费率之后的结果，虽然货币基金费率是基金中费率最低的，但也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费率。而对于个人投资基金获取的收益，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而银行存款按照约定还本付息，利率已经在事前进行约定，不产生任何费用，获得的利息收入同样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三，从收益结算的方式来看，银行存款按照存款时约定的时点付息，如活期存款按照季度付息，定期存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这些结算规则对于储户来说清晰明了，不同的银行也不会存在差异。但货币基金不同，不同的货币基金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结算差异，如前几年就存在货币基金每日计提收益的情况，也有按照月度或其它周期进行收益结算的，这些结算规则大多数投资者很难或没有注意过，相对而言，投资者的了解程度就会较低。这种差异性对于投资的收益率就会有较大的影响，例如日结算的货币基金是标准的复利，每个工作日获得的收益，在次日都会参与收益计算。投资者获得的实际收益率往往与自己理解的收益率会有较大的差别。而按月度结算收益的货币基金某种程度与银行存款就更为类似，可以简单理解为单利的计算方式。

第四，从投资品的透明度来说，货币基金的透明度要远远高于银行存款。与其他基金一样，货币基金需要定期公示持仓比例、规模等信息，每个季度会公开一次。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自己投资于货币基金的资金投向了哪些资产，安全性如何，这些资产的收益性如何，基金公司收了多少管理费等等。而银行存款的用途是不会公示的，存款人不可能了解到自己的存在银行的钱具体由于哪些用途，是贷款给个人还是企业等。

当然，这一点并非是表示透明度更高的货币基金有着更好的安全性，事实恰恰相反，看似不透明的银行存款，实际上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规定，银行和管理货币基金的基金公司也同样有着完全不同监管规则。

那么这些货币基金和银行存款的异同，对个人的资产配置又有何影响呢？

其实在2015年互联网金融开始普及后，货币基金这种产品开始普遍的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由于货币基金的低风险性质，也有很多人开始将其等同于银行存款进行配置。毕竟从实际的体验来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在多数时间段都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甚至在很多时候能够达到与银行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的收益率。但灵活性却远远超过银行存款，不仅可以随时存取，明天看到收益率，也可以用来进行消费等。可以说是“享受着活期的便利，拿着定期的收益”。

确实，正如本文前文所述，货币基金在实际运行中极少出现亏损的情况。但从资产配置角度来说，将货币基金等同于保本类的资产去配置，完全不可取。低风险与无风险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家庭而言，资产配置中本就应该对各类风险的资产给予了不同比例的配置，再将不同风险的产品进行替代，就改变了整个资产配置的风险分配原则。毕竟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一段时期内不出现极端风险事件，恰恰相反，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黑天鹅”事件，投资更是如此，重视风险的重要性，才能更好的在投资中制胜。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退休之后，要有多少钱才够养老？

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总有一天，你我都将年华老去，也都要过退休养老这道坎。

那么，退休之后，要有多少钱才够养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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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退休老人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退化，他们的劳动能力日益减弱，部分人甚至已不具备继续工作的能力。如此一来，退休老人能够真正依靠的经济来源，自然就是养老金了。

我国养老金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

回顾历史，自2005年建立正常的养老金调整机制以来，我国每年养老金都会上涨一定比例。而近日由官方发布的《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中再次明确，“从2022年1月1日起，为2021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1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从而实现了养老金的“18连涨”。

进一步分析，由于《通知》明确了调整人员的范围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因此本次调整主要针对职工养老金。据此可以推算得知，2022年我国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为3158元/月，换算成年度数据约为3.8万元/年——该数据大体可以认定为是退休职工的收入水平。

这样的收入足够养老吗？想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结合退休老人的日常开销来加以衡量。由于官方统计中并没有退休老人的消费支出，我们需要另辟思路。

考虑到职工养老金的统计范围以城镇为主，在此不妨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状况加以入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相当于人均每月消费支出2525.6元；另外，参考官方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以及零壹智库的《中国老年人金融服务发展报告》，我国老年人消费支出要略微高于全国整体水平，故而可以假定这一差额比例为5%，即退休职工消费要比城镇居民整体水平高出5%，约为2650元/月。不难发现，我国退休职工凭借养老金的领取，是可以覆盖其日常开销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倘若放大视角，现实情况可能并非上述计算结果那么乐观，理由有二：

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退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额度都能达到职工养老金的水平，因为还有一大部分退休老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金。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大约有3亿人在领取养老金，其中约有1.3亿人领取的是职工养老金，约有1.7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金，而我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水平只有每月170元左右，就算是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高的上海，每月基础养老金也只有1200元左右，比起职工养老金可谓相差甚远，而城乡居民养老金显然是不够养老的。

另一方面，前文的计算仅考虑了退休职工的日常开销，却没有将医疗等其他费用纳入进来。要知道，生病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再普遍不过，就医吃药的情形比比皆是，有些慢性病患者甚至需要长期去门诊就医或是长期服药。虽然部分退休老人拥有职工医疗保险，但毕竟大多数老人都没有这样的退休待遇，一旦遇上生病就医，涉及到的花销极有可能让他们难以承受。

综合看来，目前的养老金水平，的确是很难让每一个退休老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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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从现行的养老体系上去找原因。

作为一个普世追求，全球各国都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上不遗余力。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为“三支柱”的养老金制度模式，该模式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全球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剧，很多主流国家实行的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养老金制度面临着财务平衡难以持续、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等问题，老年人的生活面临较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于1994年10月发布了一篇名为《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三支柱”养老金改革模式的建议，其核心在于通过多个模式的不同养老金支柱来应对单一制度内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据此，我国也逐渐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然而，我国现行的养老体系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的“一枝独大”，占比接近70%。虽说“全覆盖、保基本”的目标早已基本实现，但国人对于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难免要让国家负担过多的责任，造成了养老金缺口对于财政的裹挟，以及分摊到个人头上的养老金额度有限。

事实上，近些年关于国内部分省市“基本养老金告急”的论调并不少见，人社部、社科院都曾发布过报告来阐述这一事实，而地方财政与民生也着实面临着较大压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公共养老金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由当期工作人口纳税融资支付给当期的退休人口作为养老金，体现了现代社会资源的代际再分配。而近些年人口生育率的走低与劳动人口数量的一再下滑，必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急剧下降——说得通俗一点，现今需要2个缴费者赡养2个退休人员；而到了2050年，极有可能会演变为1个缴费者赡养1个退休人员。如此一来，年青一代未来的养老前景难免要蒙上一层阴影。

相比之下，我国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中，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经有11.75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近2900万人，积累基金近2.64万亿元，但总体上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仍然发展相对迟缓，尚不足以满足职业人员多元化的养老金需求。

与前两者相比，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就更加滞后了，不仅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覆盖面也只占很小一部分，目前还难以充分发挥对社会保障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的背景下，目前我国整体养老形势并不乐观。根据中国保险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未来5-10年间，预计我国会有8-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形势之严峻，不言自明。

而这，也给国人留下了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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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公共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国家并不在少数。

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名为《我们都将活满百岁：怎么才能承担得起》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六大养老金储蓄国（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高达224万亿美元；计入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超级大国，养老金缺口预计达到400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经济总量的五倍。这不仅将对人类后代生活造成沉重负担，还将令现代化国家的养老金体系陷入严重危机。

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出现在名单里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比如德国。

事实上，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养老保险的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为国民提供了全面保障，而公共养老保险是绝大多数退休者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今，德国的老龄化日益加剧，预计到2030年，德国人口规模将从现在的8200万减少到7700万，到2060年进一步缩减到6500万；届时，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40年，领取养老金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比将从53%增至73%。

正因为如此，德国的养老金池开始捉襟见肘，早在2015年，德国养老金支付就已经出现了40亿欧元的赤字，到了2018年赤字额逼近80亿欧元。此外，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成果，收入最高的20%的人领取了40%的养老金，收入最低的20%的人则只拿到7%，变相地加剧了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

再如希腊，之所以会经历债务危机，其根源之一就是希腊严重的老龄化导致了养老金亏空。2010年，希腊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11.6%，2015年更是花了22.7%的普通财政预算来填补养老金漏洞。受制于老龄化保障的财政支出快速飙升与劳动人口规模的萎缩，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不断下降，收入无法覆盖支出，最终只能继续通过政府举债弥补缺口，并最终导致政府债务危机。

不过客观地讲，养老金体系出问题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原因在于，最初在设计这一体系时，全球范围内的人均寿命并不高，这便意味着每位老人退休之后能领养老金的年头较短，再加上当时的老龄化程度没那么严重，故短期内无须担心养老金不足。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世界经济论坛报告预计，2007年以后出生的小孩都可能活到100岁，而美国、加拿大的人口中有一半人最长可以活到104岁，日本则是107岁。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加快也导致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工作的人少，领养老金的人多，再加上人类生命周期的延长，必然将会对我们的传统社会保障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早已无法较好地缓解养老压力，这一事实也在世界各国普遍应验。于是，不少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养老金市场化运作，将目光聚焦在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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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商业养老保险呢？

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原副的解读，“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市场化、门槛低、灵活度高的个人商业养老方式，既能为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补缺口，缓解基本养老和财政压力，也能为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补短板，使更多老百姓能够不受就业形式和所在单位条件限制，建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计划。”

在我国，随着社会老龄化日渐加深，劳动者自身对通过养老保险来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近年来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等新型就业形式不断涌现，对现行社保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我国现行社保制度仍是基于正规就业的框架设计，对于缺乏雇主的灵活就业者缺乏规范管理；同时，从缴费水平来看，灵活就业社保缴费全部由个体全额承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确是笔不小的支出。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有点经济实力的不愿参保，有意愿参保的又无力承担缴费。如何将更多人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一个课题。

基于上述背景，发展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可谓正当其时，这对于我国现象的养老金体系而言意义重大，可以使整个体系更为平衡、更加可持续。因此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养老的压力很大，空间也有限，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都很小，尤其是第三支柱的体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就会更为立体与多元化，架构也会更加平衡，真正形成实质性的“多层次”而非形式上的“多层次”，从而有效抵御养老金不足带来的种种风险。

不仅如此，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还有助于积累我国养老金资产，有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体系三个支柱积累的养老资产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10%，而美国同期三个支柱积累的养老金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则是超过了150%，差距立现。正因如此，我国养老金资产的积累亟待提升，否则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要求。这就迫切需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以增加养老金资产，缓解养老压力。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仍有大部分人认为，个人的养老问题应该靠政府来完成。可现实的窘迫就摆在那里，作为典型的未富先老人口大国，我国面临的养老挑战可能远比其他国家严峻得多。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有人真的吃饭没掏钱，也一定是因为别人替他掏了。倘若未来某一天，没人愿意再为他掏钱了，又当如何？所以说，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不如换个思路靠一靠自己，或许面对现实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诚然，在当今社会，要想跑赢通胀并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储蓄早已不是最佳选择。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长期来看，储蓄养老的确不如投资养老。因此，人们或许也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与养老基金等方式，在实现财富增值的同时，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增加筹码。如此，才能更为从容地应对老年生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到任何时候都不失为明智之举。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你还在等待A股二次见底吗？

自4月26日上证指数走出2886点的行情低点（收盘价）以来，迄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指数已累计反弹9.1个百分点。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反弹之后，市场初现赚钱效应，投资者心理开始出现分歧：

部分投资者愈发乐观，认为反弹已变成反转，3000点在本轮行情中大概再也见不到了；也有部分投资者仍在等待二次见底，“固执”地认为不见2800点不言底。

市场中很少有无缘无故的坚持，更多是“屁股决定脑袋”式的一厢情愿。

于乐观者而言，多半是前期已经抄底买入，市场近期的反弹一再确认其抄底的正确性，也让其愈发乐观和坚定；于悲观者而言，多半并非真的悲观，而是因等待左侧信号未能于前期2900点左右买入，眼看大盘触底反弹、逐步走高，因错失低点买入机会而对二次触底的期盼愈发强烈，愈发“固执”起来。

只有抛开仓位，才能变得客观。

整体来看，市场走势受无风险利率、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三大因素的影响。

（1）就无风险利率来说，本质上是国内利率走势，降息预期能够刺激市场回暖，升息预期则会压制市场表现。在稳增长预期下，国内政策环境非常宽松，利率整体处于下行通道，本应对资本市场构成强力支撑。但前期受全球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市场担忧国内宽松货币政策表达受到压制，4月份的“降准未降息”也一度加剧了这种担忧。

但自5月份以来，随着一系列高规格会议对稳增长的强力表态，以及5年期LPR利率的超预期下调等，国内货币政策的宽松属性再次确认，市场担忧逐步缓解。

（2）就盈利预期来看，主要是对基本面的预期走势，盈利预期向好带动行情上涨，盈利预期变差会压制行情表现。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关注的是盈利预期而非当下盈利，即只要市场预期基本面短期内会迎来好转，哪怕当前基本面很差也无关系。

3月下旬以来，受新一轮奥密克戎病毒在国内城市多点传播的影响，市场对基本面的预期逐步变差，4月中下旬达到冰点位置，上证指数陆续跌破3000点和2900点。4月底的会议重申稳增长预期，叠加5月以来全国新增病例数的持续走低，以及主要城市复工复产预期增强，市场预期开始回暖，带动资本市场触底反弹。

（3）就风险偏好来说，主要受赚钱效应影响，具有正反馈属性，即市场上涨带来赚钱效应，会推动市场继续上涨；反之市场下跌也会通过亏钱效应驱动市场继续下跌。4月底以来，受大盘连续反弹影响，市场开始积累局部的赚钱效应，有助于市场人气逐步复苏。

综合无风险利率、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来看，三大因素在过去一个月内均呈现幅度不同的边际修复，助推大盘持续走出反弹行情。

但反弹是否等于反转呢？其实很难判断。每一轮反弹行情背后，都隐藏着市场对反转行情的期待，否则反弹也不会发生。但反弹能否走成反转，根本上取决于市场核心压制因素是否已到拐点。

就A股市场来说，当前的核心压制因素是经济能否稳增长。当前来看，政策层面稳增长的决心已然没有异议，从上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话会议内容可见一斑。

但政策底之后之所以还有市场底，就是因为市场需要看到基本面数据的好转才能真正恢复信心。就此轮稳增长来看，市场主要关注房地产销售和消费复苏。

2021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5.4%，消费不起，GDP增长便难见起色。就房地产而言，泛地产产业链的GDP占比约为20%，地产销售若持续低迷，稳增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促消费的隐忧。疫情是压制消费的重要因素，疫情的消退有助于消费复苏。但消费复苏更多地取决于消费信心，消费信心则源于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向好是稳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实质性向好之前，居民消费信心会持续受到压制，使得自发性消费难以成为稳增长的源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需要“促消费”，潜台词是需要借助外力推动消费复苏。

从有效性上看，促消费的核心抓手来自价格补贴，即通过降价来提升消费需求。但促消费的目的本是为了支撑实体企业，让实体企业通过降价让利来促消费，便有本末倒置之嫌。怎么办呢？最佳的方法便是政府让利，要么是政府直接发放消费券，要么是通过降低税收来间接降价，最典型的便是汽车购置税减免，还有些经济学者建议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钱，也是促消费的一种形式。

但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政府收支缺口变大，究竟能拿出多少资金促消费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下滑，对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源稳定性构成挑战，面对支出领域的不断扩大，保基本民生尚有余力，拿钱出来促消费恐力有不逮。

（2）地产销售何时复苏？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地产产业链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建筑业及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游制造业有拉动作用；而房地产消费既可带动家电、家具、家纺、装潢等消费增长，对于金融、媒体、互联网、物业管理等第三产业也有拉动作用。

据国海证券测算，2021年，房地产业及其完全拉动的上下游行业增加值为28万亿元，占GDP的24.5%，其中，房地产和住房建筑行业占比10.9%，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占比13.6%。此外，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

2021年，地方政府房地产相关收入10.8万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8.7万亿元，房地产专项税收入2.1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52.6%。

于是，地产复苏至为重要。但在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放缓等中长期因素影响下，房住不炒成为共识，居民的购房热情已大不如前。尽管房地产政策自开年以来便出现边际放松，多地陆续放松限购限贷措施，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个人房贷利率下限已降至4.25%）也出现明显下调，地产销售数据却并不理想。尤其是2022年4月和5月，36城新房销量同比下滑幅度均超过55%，固然有疫情影响，居民购房热情不高也是现实。

在此背景下，地产销售何时复苏，复苏力度如何，便成为影响稳增长效果的重要考量因素。

总之，无论是促消费还是地产销售复苏，目前都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压制市场对于稳增长政策的效果预期。于是，光靠政策出台和逻辑推理不能打消疑虑，唯有实际数据才有说服力。在经济数据出现实质性好转之前，A股市场便很难走出反转行情。而只要不是反转，所有的反弹都会回落。

大盘反弹已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既然目前还不支撑行情反转，投资者就需要警惕反弹后的行情回落。同时，考虑到“无风险利率、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均已走出谷底，再期待大盘回落至前期低点甚至更低位置也并不现实。

当然，若着眼于中长期，便不必纠结于反弹还是反转，只要确认市场仍处于底部位置，当下便是最好的布局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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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封面图来自Pexels。

存款利率下行，该不该提前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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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趋势性下行已成定局。

近年来，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背景下，贷款利率持续下调，为保证银行机构的合理盈利空间，存款利率进入下行通道，越来越低。

2022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贷款平均利率为4.65%，同比下降0.45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下降1.04个百分点。就存款而言，虽然基准利率7年没变，但银行挂牌利率却是越来越低了。仅就今年4月来看，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全国平均存款利率便分别下调了0.03、0.04和0.03个百分点。

结合最新政策导向看，未来存款利率将不再参考基准利率实施上限管理，而是要参考债券市场利率（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和贷款市场利率（以1年期LPR为代表）进行常态化浮动，以实现银行贷款端和存款端利率的联动。

上限管理机制下，只要不调整上限，银行通常会将存款定价锚定在上限位置，谁也不愿意下调，免得给其他银行钻了空子，所以调整频率很低；而新的利率定价机制下，银行存款将锚定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年期LPR进行定价。考虑到国债收益率和LPR均是市场化动态定价，意味着后续银行存款利率的调整频率会大幅增加。

在经济稳增长的背景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年期LPR保持低位甚至下调是大概率事件，意味着银行存款利率仍将保持低位，且仍有下调空间。

问题来了，银行之间是竞争关系，揽存大战也一度频繁上演，难道转眼之间行业就达成了默契，不再争相高息揽存了？

的确，存款依旧是银行业最主要的负债来源，也是所有负债中最优质的资金，但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银行高息揽存的动力越来越弱了。

一是净息差收窄，银行“卷不动”了。2021年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08%，较2019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其中，一贯为揽存大战主力的城商行降幅尤为明显，达到0.18个百分点。0.18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一家城商行的平均生息资产为5000亿元，则对应净利息收入减少9亿元。

此外，受贷款需求疲弱等因素影响，2022年1-4月，国内银行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仅为4.39%，创历史新低。贷款投放面临压力，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揽存也愈发“卷不动”了。

二是同业负债利率持续下行，高息揽存的动力下降。同业负债和债券已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资金来源。上市银行2021年末数据显示，存款在全部负债中占比为74.81%，其次为同业负债和应付债券，占比分别为11.81%和7.67%。

分结构来看，国有大行的存款占比最高，平均为80.63%，对同业负债和债券的依赖度相对较低；股份制行和城商行的存款占比最低，平均在63%左右，对同业负债和债券的依赖度较高，合计平均在30%左右。

2021年以来，同业存单利率进入下行区间，银行继续高息揽存的动力下降。

三是高息揽存合规风险上升。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监管在银行负债端强化了吸储成本管控监管，高息揽存的合规成本逐步提升。

高息揽存并不符合银行自身利益，之所以屡禁不止，不过是囚徒困境罢了——只要有银行高息揽存，其他银行不得不跟进，当所有银行都跟进时，除了抬高存款成本，谁的市场份额也没能增加。

与高息揽存相比，主动下调利率既符合政策导向，又符合银行自身利益，只要监管持续高压打击有扰乱市场之嫌的高息揽存行为，主动下调存款利率便成为银行最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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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存款利率下行，存款人是怎么破局的呢？

现阶段看，其应对策略有二：一是在同等收益水平下追求更高的流动性，现金管理类产品逐步受到追捧；二是减少借款并提前偿还贷款，尤其是近几年新发放的利率相对较高的住房贷款。

1、现金管理类产品受到追捧

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多为短期限滚动续作（如7天、14天、30天等），部分银行还会释放部分额度允许投资者当天存取，并将其与支付、转账等功能打通，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活期存款的流动性，且收益远高于活期存款，受到投资者青睐。

现阶段看，不少银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年化收益率保持在2.5%-3%之间，优于货币基金和活期存款，吸引力较高。截至2021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29万亿元，其中，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存续规模9.29万亿元，同比增长22.89%，在全部银行理财产品中占比32%。

现金管理类产品日渐受到追捧的同时，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同业存单基金也开始走红。从4月底发行的第二批共6只同业存单基金来看，目前4只已结束募集，合计募资270亿元，其中两只均达到百亿规模，火爆程度远超同期权益基金表现。

同业存单基金主要锚定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简称“同业存单AAA”），该指数主要由在银行间市场上市的主体评级为AAA、发行期限1年及以下、上市时间7天及以上的同业存单组成（当前成分券已超过1万只），采用市值加权计算。

指数以2014年末为基日，基日以来年化收益率3.6%，风险低，流动性好，收益也还不错，尤其是在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下，综合竞争力提升，受到投资者青睐。

2、少借款，或提前偿还贷款

2022年4月末，居民贷款余额72.14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1.04万亿元，其中，2月和4月均出现了环比负增长，分别为-3369亿元和-2170亿元。从历史上看，仅有少数年份的2月受春节因素影响会出现负增长，类似今年这种短期内连续负增长，在历史上极为少见。

居民主动偿还贷款，部分原因是节衣缩食，避免新增借贷所致。据社科院统计，2020年末，我国居民的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高达15%，高于韩国12.4%、英国9%、美国7.8%、日本7.6%、法国6.5%、德国6.1%等。还本付息支出是刚性的，当居民收入预期变差时，首选便是减少消费，并避免新增借贷。

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基于资产配置统筹考虑的应对之举。换句话说，当居民的钱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时，偿还贷款便成为优先选择。

近日，“该不该提前偿还房贷”的话题一度登上热搜。这个话题放在前些年，主流的建议通常是不要偿还房贷，因为房贷利率比较低，而投资收益相对较高，与其提前还贷，不如进行投资。但时移世易，当下来看，情况发生了逆转。

受地产调控政策影响，2017年以来银行发放的房贷利率普遍较高，平均在5.5%左右。房贷作为银行最优质的贷款之一，利率定价如此之高，已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即不鼓励居民购房。而购房人之所以接受，一是在房价上涨预期下着急买房上车，二是市场中还有一些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能够覆盖房贷利率成本。

举例来说，2019年以前，市面上有不少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能够覆盖房贷利率；2020-2021年，基金投资热火朝天，收益率较高，尤其是主打稳健投资的“固收+”产品，收益率普遍在6%以上。

到了2022年，房价持续上涨预期已经大幅转弱，着急购房上车的情绪不再，同时高收益类理财产品几乎全部熄火，资金被迫回流低收益的存款。在此背景下，潜在购房人不愿意高息贷款买房，存量购房人也会选择提前偿还高息房贷。

3

短期来看，无论是青睐现金管理类产品，还是提前偿还住房贷款，都属于理性行为，也是相对容易的选择。但着眼于中长期，在市场底部买入公募基金才是最佳的财富保值增值策略，也是真正“难而正确”的选择。

从历史业绩表现看，权益型公募基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当前的市场无疑处于历史底部位置，2008年末以来（截至2022.5.17），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年化涨幅为10.1%，跑赢沪深300指数4.5个百分点，更是大幅跑赢存款和通胀。起点和终点均为市场底部，这个业绩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

投资应着眼于未来，展望未来，公募基金还能取得优秀的投资业绩吗？取决于两点：

一是股市的整体表现。长期来看，股市表现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即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升级，能否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这个宏观变量与所有类型的资产息息相关，对于身在其中的投资者而言，更多地是选择相信：相信中国数量庞大的工程师群体红利、相信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相信政策引导下的卡脖子技术突围，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

如果没有这份相信，无论是存款、房产还是股票，都没有意义。只要有这份相信，作为经济发展最佳代表的上市公司群体，就能交出令投资者满意的业绩表现。

二是主动管理型基金能否跑赢指数。主动型基金能否跑赢指数，取决于股市中的资金结构。据海通证券测算，截至2021年末，自由流通市值口径下A股散户占比约36.1%，机构投资者占比约37.8%（其中，公募基金15.5%、外资9.5%、私募基金5.9%、险资4.7%，其他2.2%），其余股份由一般法人和自然人大股东持有。

当前，散户资金仍是股市重要参与者，公募基金能够跑赢散户，也就能跑赢指数。随着散户资金占比逐步下降，主动型基金将越来越难以跑赢指数，但起码就未来几年看，这一现象还不会出现。即便有一天主动型基金无法跑赢指数，对投资者来说，也可以通过投资指数基金参与股市投资。

所以，无论如何，基金投资的中长期受益依旧值得投资者期待，尤其是在市场底部位置买入，确定性更高。

从财富长期保值增值的角度看，公募基金大概率能显著跑赢房贷利率、通胀和存款，与其偿还房贷，不如把三年不用的长期资金在当前的市场底部购买基金。而现金管理类产品难以长期跑赢通胀，只适合安置短期流动性资金，比如一年以内要用的钱。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

为什么大中小银行存款，安全性是一样的？

随着河南和安徽两地6家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的持续发酵，包含村镇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正在经历又一轮的“信任危机”。最近有很多储户开始担心起中小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即便是损失大笔的定存利息，也要将存在中小银行中的存款取出。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大中小不同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呢？

存款保险制度，存款安全性的基石

如果提到存款的安全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存款保险保50万”这样的印象。确实如此，我国在2015年2月发布《存款保险条例》之后，存款保险这一制度便逐渐地从专业学者中向大众普及。特别是在2020年12月之后，央行授权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可以使用存款保险标识，之后很多人也发现了所有境内银行都在醒目的位置贴上了存款保险这一标识。

每当有储户去银行存款好奇询问这一标识时，都会有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简单的讲解。同时，银行也会据此进行一定的投资者教育，向居民讲解存款的安全性。可以说，存款保险制度就是保障居民存款安全性的基石。

第一，存款保险制度是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的。2015年发布并实施的《存款保险条例》是这一制度的法律基石，这就决定了储户存款合法权益的保证是由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法的效力等级高。

第二，按照《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所有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都要进行投保。也就是说，银行不分大小，不分成立的先后顺序，只要居民是在境内设立的银行中的存款，都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

第三，理论上来说，对于存款的最高偿付限额为包含本息在内的人民币50万元。即便出现极端情况，银行出现破产或其他风险情况时，超出50万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

为什么说理论上对于存款的保险上限是50万？因为从实际执行中来看，国内对于居民储蓄存款的保障是远远高于50万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存款保险条例》实施后，对于包商银行的处置，虽然包商银行存在巨额的资不抵债缺口，但在最后的风险处置上，对个人储蓄存款是予以了全额保障的。

同时，“50万”的限额也并非是永久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或者存款结构变化中，“50万”的最高偿付限额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第四，存款保险基金是兑付存款保险的保障。央行主导成立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用于管理银行等投保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费用，并将这些钱投资于国债、央票等信用等级非常高的资产。所有投资产生的收益一并纳入到存款保险基金，一旦银行出现风险需要对储户的存款进行兑付，存款保险基金就是兑付资金的来源。

因此，作为基石性质的存款保险制度，保障了我们存款的安全性。

在理解了存款普遍具有安全性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大中小不同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呢？

为什么不同的银行存款

安全性是一样的？

先说结论，只要被存款保险制度覆盖，大中小不同银行存款的安全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大多数储户对于小银行存款安全性的质疑来看。

第一种质疑，无论是此次河南和安徽两地6家村镇银行“取款难”的事件，还是过去一些银行客户遇到风险事件的，都是中小银行居多。

先抛开负面新闻更具有传播度的角度不说，可以看各类银行的数量。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2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多达4604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596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农村信用社577家、村镇银行1651家。也就是说，大家较为熟悉的中、农、工、建、交、邮储，再加上几家知名度高的全国股份制银行，总计也不过十几家为大家所熟知。而更多不知名的农商行、农合、农信社、村镇银行合计占到了84%的数量。也就是说，即使各种银行发生风险事件的概率是相同的，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风险事件必然更多，也为更多人所关注。

第二种质疑，从存款利率上看，中小行存款利率普遍要比大行高很多。很多地方性中小行一年期存款的利率甚至可以高达4.5%甚至更高，相比之下，国有大行一年期定存的利率才2%左右。既然给了这么高的利率，是不是风险就更高？

显然并非如此，从不同银行的竞争性来看，大行比中小行有更好的品牌声誉，在吸收存款时，就能以更低的利率吸引到存款。如果以一般的商品作为对比，大行在卖“存款”这种产品时，利率更低对于客户而言，就是客户购买这种产品的价格更高。就像同样的产品，即便质量一样，品牌性更强的产品总是比其它产品卖的更贵一样。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大行线下网点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线上各种功能齐全，储户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能够便利地存取使用。而中小行往往立足地方，网点也仅限于某地区，线上渠道的建设也比较简单，只具备一些最基本的功能。从这方面来说，用户在选择中小行更高利率的同时，其实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没有那么便利，也缺乏其它权益的一种产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小行与大行的服务群体有明显的差异性。二者不论是存款的利率还是贷款的利率，都具有较大差异性。大行遍布全国，往往优先服务大公司、大客户，这些企业信用情况好，能够享受到更低的贷款利率。中小行仅服务地方区域，多数为中小企业和收入更低的人群服务，小企业风险更大，贷款的利率也往往更高一些。整体上来说，中小行在吸收存款时给更高的利率，成本就更高，但在贷款时，定价也更高。而大行则恰好相反。其实这也是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每一类有不同需求的人和企业，都能够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金融产品。

因此，综合来看，中小行更高的存款利率与其竞争策略、客群定位等方面息息相关，与部分人认为的“给了这么高的利率，是不是风险就更高？”观点，并无关系。

除了这些之外，中小行也和大行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监管规则。更重要的是，对存款这种产品，都同样地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从这些方面来看，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中小行存款和大银行的存款具备一样的安全性。

当然，也要注意到，上文的这些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存款这种产品的安全性，而非一味地肯定中小行经营和管理的风险因素。

恰恰相反，中小行当前确实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风险，但我们需要区分存款这种特殊的产品，与银行经营管理风险之间的区别。例如中小行普遍服务的是地方中小企业等普惠金融客群，这部分企业和个人在当前面临经济下滑、疫情冲击等风险，而且个别经济增长面临问题的区域，中小行风险同样在上升。同时，包商银行事件与这次“河南和安徽两地6家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也都暴露了中小行长期存在的治理问题。这些都反应了中小行在经营和管理上，与大行相比的确存在更大的风险。

但正如前文所述，我们需要区分存款的风险，与中小行在经营管理中的风险。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例子，一个企业中的高管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企业突发性地遇到了问题，是否能够说明该企业的产品没有安全性可言？更何况存款作为一种十分特殊的金融产品，还有着存款保险作为最后的保障。

当然，我们并非鼓励居民在存款时，就要追求更高的利率，把钱存在中小银行。但我们需要更理性地判断中小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并根据个人对存款便利性、期限等方面的要求，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存款产品。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手握多少存款，才能心里不慌？

手握多少存款，才能心里不慌？这个问题一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原因很简单：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每个人所处的地理位置、面临的现实生活境况、对于物质的欲望大小等因素存在客观上的差异，因而各自心目中能“让自己不慌”的存款金额自然不尽相同。有些人手握十万二十万存款，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另有些人即便拥有五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存款，都会觉得心里不够踏实。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可以进行量化的标准呢？我们不妨来做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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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明确一下，如何界定“心里不慌”。

在翻阅了很多人对于“心里不慌”的理解之后，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上班就能有钱花”——这其实指的是被动收入可以覆盖日常的生活开销，已经可以算作是一种财务自由的状态了。

什么是被动收入呢？简单来说，只需要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自动获得的收入，比如房产租金、专利收入、版权费、广告费等，都是被动收入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利息也属于被动收入，而且是门槛较低、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触到的一种被动收入形式，而利息与存款是直接相关联的。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想让利息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那么需要有多少存款才能做到？

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只需知道人们的日常开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就可以倒推存款数量——不过，这里暂时不包括房贷、车贷等大额支出，仅考虑日常开销的范畴。

由于每个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为了严谨起见，我们可以针对不同性质的人群来分别做个测算，先从全国和城乡的维度来进行考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10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虽然这里的平均值无法精准刻画每一个人的真实境况差异，但仍可以大体反映全国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开销状况。

利率方面，自存款利率调整之后，如今仅有少数中小银行还可以给出4.5%的5年期定存利率；而从中国货币网官网查到的，不少中小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也只有4.05%，很多中小银行给出的存款利率都在4%以下。

为了方便计算，不妨折中考虑，以4.05%的5年期大额存单为例来进行计算，过程如下：

全国居民人均所需存款为：24100÷4.05%≈595062元；

城镇居民人均所需存款为：30307÷4.05%≈748321元；

农村居民人均所需存款为：15916÷4.05%≈392988元。

由于很多大额存单都是一次性还本付息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一个普通人若在今年将59.5万元的资金存入银行，5年之后便基本可以依靠利息过上不愁吃喝的生活，可以认为这59.5万元就是让他能心里“不慌”的存款金额，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想要实现这样的情况，需要达到的存款金额分别为74.8万元和39.3万元。

进一步地，我们再从区域的维度进行考察。

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各省市人均消费支出金额，且仍以4.05%的5年期大额存单为例来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各省市人均所需存款金额。

可以看到的是，人均年消费支出最多的上海和北京，想要依靠利息来覆盖日常开销，那么分别要拥有的存款金额为120.7万元和107.8万元；人均年消费支出最低的西藏，则需要存款37.9万元；其余省市的居民人均所需存款金额大多分布在40~60万元的区间内。

各位看官不妨对号入座，看看是否拥有了能让自己“心里不慌”的存款。

2

客观地讲，上述计算的存款结果，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有些过于“苛刻”了。

从现实层面来看，除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项开销之外，很多人都还需要面对房贷、车贷等大额刚性支出，更何况还有医疗、育儿、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以及各种无法预料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想要达成人均40~60万元的存款数量，着实不太容易。

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境内住户存款余额为103.3万亿元，结合人口总数来计算，我国2021年人均存款仅有7.3万元左右。即便是人均存款最多的北京、上海和杭州，分别也只有22.27万元、17.13万元和12.96万元，显然与40~60万元的水平相去甚远。所以，上述测算结果更适合作为普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能更多一些奔头。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结论也暗示出一个事实：普通人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靠存款必然是不够的。

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利率调整、货币超发、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只依靠存款显然无法跑赢通货膨胀，更难以保证财富的保值增值。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虽然拿到了利息，但却并没有获得购买力的同步提升，手里的钱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而长此以往，财富的缩水将会不可避免。

《海峡导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厦门一女子于1973年存入银行1200元，历经44年后取出2684.04元，得到了1484.04元的利息。虽然报道的初衷是想说，市民44年的存款到今天仍能够顺利取出来，但是网友的关注点似乎都在另一个层面上：44年前的1200元能买什么？44年后的2684.04元又能买什么？

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普通职工工资每月20多元钱，当时好一点的大米每斤大概卖1角3分钱，猪肉每斤卖7角钱，家里若是有12口人，一天只需要1元钱左右的伙食费。换句话说，1200元钱，在当年绝对是一笔巨款，甚至“可以盖两栋楼房”，但是今天拿到手的2684.04元钱，别说买一平米了，可能下馆子吃几顿就花得差不多了。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战胜通货膨胀，打赢这场“财富保卫战”，成为了很多人无比关心的话题。

在我看来，普通家庭要想“对抗”通货膨胀，首先必须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手段来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并且要学会如何与风险相处。有句话说得好，“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一旦篮子打破了，所有的鸡蛋都将无法幸免于难。个人和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同样应秉持这一原则，不该把所有的收入都存进银行，而是要尽量做到多元化配置，以分散风险。

那么，要如何配置财富呢？著名的“4321法则”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

“4321法则”是说把家庭资产分配成4份，包括要花的钱、保命的钱、生钱的钱和保本升值的钱，比例分别为10%、20%、30%、40%：

要花的钱是指日常开销，为家庭未来3~6个月的开支做准备；

保命的钱是为突发意外准备的应急资金，用于购买重疾险与意外险；

生钱的钱是为家庭创造额外收益的部分，这部分盈亏不会对家庭造成致命的打击，可以投资于股市、基金、房产等领域；

保本升值的钱则主要用于养老的保障与孩子教育的投入，需要确保安全和稳健，可以投资于信托、债券等风险较小的领域。

这一法则是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通过对全球10万个资产稳健增长的家庭进行调研后，分析总结出他们的家庭理财方式并总结出来的方法，上图也被公认为是最为合理稳健的家庭资产分配方式。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法则的意义更多是在于提供一种家庭资产配置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不同，使用时势必不能照本宣科，而是应当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地调整各部分的比例，当然前提是要每个部分都有所兼顾，如此方能跑赢通胀，继而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的是，既然通货膨胀让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那么唯有矢志不渝地提升自己才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这也算得上是最好的一种投资方式。

事实上，在当前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任何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都应该不断地提升自身知识储备、业务水平和各方面能力，如此方能保持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优势，进而可以获得更多升职加薪的机会，只要收入能持续提高，我们自然就更有底气去应对各种生活上的问题，无论是日常开销还是房贷车贷。

另外，有余力的人还可以考虑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尝试一些新的领域。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当下有很多年轻人都不再满足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缚，而是倾向于去选择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以此来不断探索自己的兴趣和事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斜杠青年”，现已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和生活态度。

某种意义上讲，加入到“斜杠”行列同样是拓展更多收入来源、增加财富积累的一种方法，如果拿一份收入还不足以让自己过得更好，那么两份三份肯定会有大幅度改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得身兼数职，但若是时间和精力允许，多去尝试总归没有坏处。

倘若能做到以上的一点或两点，那么恭喜，通货膨胀、心里不慌甚至财务自由，对你来说都将不再是大问题。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大跌半年，如何看待当前动力电池材料的投资机会？

近期，新能源概念股又重新成为了市场的“宠儿”。从4月26日上证指数底部反弹以来，新能源、新材料开始新一轮上涨趋势。截止5月20日，万得新能源指数累计上涨31.94%，万得新材料指数累计上涨26.99%，而同期沪深300指数涨幅仅8.5%，此外与新能源相关的多只ETF甚至盘中涨停，这也是今年以来，这些主题基金首次出现涨停的情况。

在通胀和疫情压力下，新能源和新材料面临成本上涨和需求不振的双重压力，再加上这些板块估值一直在高位运行，新能源和新材料相关的公司股价从2021年10月末以来就一直处于阴跌行情。

但新能源、新材料作为“硬科技、绿色经济”的重要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只有经过长期研究才能形成技术积累，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目前虽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但是在电池能力密度、新材料利用、电池成组效率等方面略有差距。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行业，在持续跌了半年多之后，又该如何看待其投资价值呢？

政策力度不减，新能源车前景广阔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当下全球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都有着重大意义。

从全球来看，“碳中和”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目前做出相关承诺的经济体GDP占比超三分之二，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等碳排放大户（合计碳排放占比53%）。据测算，全球向低碳能源转型有望带来超33万亿美元的新增投资。

从国内来看，我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并积极推进节碳减排的工作。在2020年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锚定努力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业内测算在尽早达峰、快速减排、全面中和三个阶段下，具体行动将从前期加码布局清洁能源、到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大面积替代、再到CCUS等碳吸收前沿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有序展开。由此带来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的深刻转变，新增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

在节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将显著受益。据测算，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仅次于发热与供电，达25%，而根据IREN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分析，如果要按照《巴黎协定》的目标，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意味着205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接近零排放，实现这一目标有六大技术路径，其中终端消费电气化对全球实现碳中和的贡献度为20%。

所以加快对交通运输行业的能源升级将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具体表现为新能源汽车将实现对传统燃油汽车的广泛替代，使能源使用转向以电为中心，市场乐观预期下，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从2020年底的5.3%提升至2025年的25%以上。到2060年，交通电气化率可能超过80%。根据国办引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于2025年达到700万辆、2030年接近1200万辆。

动力电池，新能源车发展之基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形成了比较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其中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重要零部件之一，对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整车寿命、安全性等关键指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动力电池在新能源汽车整车成本中占比接近40%，是新能源汽车成本占比最大的部分。因此，可以说，动力电池是新能源车发展的基石。近几年行业的重要变革和突破，也都是集中在电池领域。

从产业链上看，动力电池材料的上游是包括锂在内的电池原料的开采、清洗等环节，下游是组成新能源汽车电池零部件的重要组件制造环节。其中电池材料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而各个环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正极材料决定动力电池在能力密度、安全、循环等多方面的性能；隔膜由于技术门槛高、准备周期长等原因所以成为四大材料中毛利率最高的环节；负极材料发展方向确定，行业集中度高、盈利水平和行业格局基本维持不变；电解液环节产能投放周期较短，行业周期性比较明显。

在正极材料方面，目前锂电池常用的正极材料有磷酸铁锂（LFP）、钴酸锂（LCO）、锰酸锂（LMO）和三元材料（国内主要为NCA和NCM），基于循环寿命、高低温性能、安全性、资源可获得性、成本等因素，不同种类的正极材料电池应用在不同领域，而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则以三元锂电池为主，磷酸铁锂为辅。

不过在近几年，磷酸铁锂装车量占比增加，并在2022年3月首次超越三元锂电池份额，其中三元锂电池占比38.38%，同比去年下降18.32pct，磷酸铁锂占比61.62%，同比去年增加18.32pct。

负极材料以石墨尤以人造石墨为主，出货量市占比超过60%，其优势在于良好的倍率、循环寿命更长、价格较低，因此受到市场青睐。而据调查，石墨负极作为当前主流负极材料，其理论比容量上限为372mAh/g，而部分头部企业的产品比容量已达365mAh/g，石墨性能已达理论上限，急需发掘新的负极材料。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动力电池材料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改变才能维持新能源车行业的持续发展。其一，替换或循环使用稀有金属，降低电池成本，锂、钴等资源全球储量较少，业内专家预测在2030年左右锂即将枯竭，其价格受市场需求的影响波动更大，成本不受控制；其二，现有正极材料限制了电池性能，当前几种常用的正极材料的实际能量比较低，其本身特性也决定了锂离子电池充电时间过长，容易造成正极材料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电池性能急剧下滑；其三，负极材料发展遇瓶颈。除此之外，其他材料安全性差，如现阶段广泛应用的电解液都属于易燃物，在锂离子电池受到剧烈冲击或者电池温度过高时极易燃烧，造成电池起火以及更为严重的安全事故。

动力电池新材料投资机会

正负极材料的特性决定了动力电池的性能优劣，所以对正负极新材料的挖掘成为新能源行业上下游企业发力的重点和方向。行业投资中也将正负极材料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首先来看正极材料，目前市场上以锂为基础材料的两种主流正极材料分别是磷酸铁锂和镍钴锰，使用后者构成的电池也就是三元聚合物电池，简称三元电池，其能量密度较前者更高，所以市占率一直居高不下。在三元电池的发展过程中发现，镍的占比提升可以显著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而钴的价格难以可控，所以升镍降钴成为市场的共识，高镍三元材料依托能量密度高、成本低等优势，市场渗透率和需求也在进一步提升。业内预计到2025年装机量达600GWh，渗透率接近60%。

同时四元电池也作为三元电池升级改良品的开发情况也备受瞩目。其实质是用铝元素部分取代钴元素，缓解由于升镍降钴的同时造成电池热稳定性和容量保持性能下滑的情况，维持电池的整体性能，同时也能达到降本的目的。

除了以锂为基材的电池外，新生代钠电池或可成为未来重要备选路线。锂在地壳中的含量较少，约占0.0065%且分布不均匀，而钠与锂同属主族，物理化学属性相似，在地壳中含量丰富且分布于世界各地。相比于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有如安全性高（无放电特性）、成本低（降低50%左右）、储量大（2.5%，约为锂的1000倍）、兼容锂电设备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锂电的有效补充。

其次是负极材料。虽然目前石墨是负极材料的主流，但相比之下，硅基负极理论最大电池比容量高达4200mAh/g，是石墨的近12倍，而且是目前已知能用于负极材料理论比容最高的材料，可大幅度增加电池容量，是近些年来要突破的重点方向。同时，硅负极的电化学嵌锂电位才0.4V，可抑制锂枝晶析出，降低电池短路的风险；在储量上，硅在地壳中储量丰富，成本低廉，易制备。因此，硅碳负极将硅与石墨复合制备，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下一代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不仅如此，金属锂负极材料也是下一代高比能锂离子电池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固态锂电池发展的终极目标。

但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往往有着较大的风险和较长的路要走。其中钠电处于产业化初期，工艺不成熟、产品性能受限（能量密度小、循环寿命短）、成本难以控制、产业链不完善、产品丰富度不够以及适配场景有待进一步检验；负极方面，硅碳材料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硅的体积膨胀效应，使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下降、容量迅速衰减、循环性能恶化，阻碍着硅碳负极的大规模应用。所以在投资过程中这部分风险不可不考虑。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见习研究员雒佑，研究员黄大智。

全球粮食紧缺，“粮食危机”离我们还有多远？

粮食紧缺问题正引发全球关注。

最近，乌克兰粮食部长索利斯基声称，乌克兰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下降50％，人类或面临二战后最大粮食危机。而就在不久前，联合国官员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认为粮食问题“对全球的影响将是自二战以来我们所见过最严重的”。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当前全球的粮食紧缺？“粮食危机”离我们国家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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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的紧缺，首先反映在粮价的变化上。公开数据显示，小麦的价格自今年以来已上涨超过60%，而大米价格上涨了16%，飙升的粮价对各国粮食安全、通货膨胀等已然构成了极大影响。

实际上，全球粮价并非从今年才开始上涨的，从数据上看，全球粮价自2020年起就已经步入了上升通道，而近期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截至2022年5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突破2011年高位，奶类、谷物、植物油油脂等食品的价格指数均持续走高，全球食品通胀颇为严重。同时，大豆、小麦、玉米的期货价格分别自 2020 年5月至今上涨幅度约为90%、140%和150%，并在今年以来加速上涨。而在5月13日，印度宣布小麦出口禁令，更是将已经逼近历史高点的小麦期货价格进一步推升。

全球粮食问题何以严峻至此？

首要原因，当然在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2020年初开始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粮食生产是一个严重依赖供应链的生产活动，而供应链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既涉及到农场主、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又需要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物资，还离不开加工厂、运输公司、批发零售商等合作伙伴。疫情的来袭显然会重创这一庞大的网络体系，进而抬升粮食生产运输的压力，致使产量下滑，价格抬升。

其次，是极端天气的频发。

2021年，以“拉尼娜现象”为代表的极端天气频频出现，给全球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都造成了较大破坏，继而抬高了粮食价格。例如，2021年年中，加拿大史无前例的热浪和干旱造成农作物减产，导致豌豆价格飙升了一倍多；而由于极端气温和洪水，巴西咖啡、比利时土豆和加拿大黄豌豆等农产品的价格均出现大幅上涨。近期，北美主要产区持续低温多雨，导致春播进度被一再延缓，客观上减少了粮食的产量。

再次，是今年以来不断加剧的俄乌冲突。

官方资料显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全球19%的大麦、14%的小麦和4%的玉米都产自这两个国家，二者在全球粮食贸易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数据表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合计约占全球出口量的1/3，玉米出口量合计约占20%。

然而，随着俄乌局势的日益严峻，两国粮食生产供应链和物流发生中断，再加上一些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出口限制，致使俄罗斯国内生产力被削弱，农业生产成本提升。至于乌克兰，地缘冲突导致国内春播速度缓慢，播种面积下滑，种子、燃料、化肥农资获取和供应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军事活动对农田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如此一来，俄乌冲突对于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正在构成重大挑战，全球粮价恐怕还将继续上涨，着实令人担忧。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警告说，俄乌冲突将在全球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

最后是其他因素。

一方面，全球新一轮贸易限制抬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4个国家出台了针对小麦、玉米、棕榈油、豆油、精制糖等农产品的出口禁令，客观上加剧了全球粮食供给格局的不均衡；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不断上涨，从成本端对化肥价格形成驱动，继而间接抬高了粮食的价格。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粮食供给下降和价格的上涨，必然会触动大众的情绪，很多人都对全球粮食问题而感到担忧。

事实上，今年年初，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洲联盟联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当中就已经指出，受多重因素影响，2021年共有53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93亿人遭遇严重粮食短缺，这一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4000万人之多，再度佐证了全球粮食问题的严峻态势。

某种意义上讲，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的确已渐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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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能有人会问：全球粮食问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吗？

相比于海外，国内的形势显然要好太多了。一直以来，我国始终都将粮食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历届政府更是把粮食安全作为发展议程的重中之重，比如自2004年起每年的一号文件都绕不开“三农”主题、反复强调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等等。

得益于此，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创纪录的“十八连丰”，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整体供给充裕。具体来说，2021年全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8285万吨，同比增长2%；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经历了2017~2019年缩减后，自2020年开始恢复，截至2021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1763万公顷，同比上涨0.74%。

从消费端来看，自2013年起，我国人均年度粮食消费量从148.71千克下降到了2020年的141.19千克，同时居民膳食结构在不断优化，食物品类更加丰富多样，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很多粮食品类都需要从其他国家实行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但是从门类上看，除了大豆等个别品类之外，作为主粮的大米、玉米和小麦几乎不需要进口，且当年总产量基本都能覆盖总需求。从库存上看，根据wind数据，当前我国大米库存1.165亿吨，在完全没有产量的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9个月左右的消费需求；玉米库存在2.1亿吨左右，粗粮库存在2亿吨左右，无产量的情况下能满足全国7个月左右的消费需求；小麦库存1.5亿吨，无产量情况下足够满足全国近14个月的消费需求。

总而言之，我国粮食储备总体上是很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短缺之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结构性因素不容忽视。具体而言，我国库存中虽然有不少大米、小麦和玉米，但油料和糖类却不多；而在品质方面，我国小麦库存以中筋为主，强筋和弱筋还是要进口。因此综合考虑，全球粮价的大幅上涨，仍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供应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粮食是保障民生的基础性物资，其价格若是上涨过快，势必不符合我国国情，高层或将借助各种调控手段来稳定粮食市场。因而我们预计，国内粮价大概率会呈现温和上涨之势，而并不会类似于国际粮价那样迅猛疯涨。

不过，鉴于当前全球粮食短缺局势的愈演愈烈，高层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例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并且为了应对海内外农产品价格风险，我国近期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在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上构建了“三道防线”，即：充足的粮食储备、关键地区应急粮食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全国布局应急供应网点。而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总方针下，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理应无虞。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暂且松一口气了，应该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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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高枕无忧。

理由其实很简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尤其是当前这一特殊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海内外形势，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们还是需要树立起一定的危机意识，同时更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保障粮食供应。

必须指出的是，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粮食问题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在的隐患需要重视起来：

一来，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并不算高。

业内普遍认为，人均占有400公斤粮食是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虽然我国粮食产量丰厚，可是均摊到14亿个人的头上，情况便全然不同。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约为474公斤，如果剔除饲料消费、工业用粮消费等，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会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则超过1300公斤/人，巴西也超过了560公斤/人。这便意味着，粮食生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导致供需紧张的局面。

二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偏少，中低产田比重较大。

尽管我国地大物博，但耕地面积占比却不高，人均耕地面积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开证券研报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其中，中低产田占比超过70%，不少优质耕地都在城镇化过程中被占，反映出我国粮食生产保障能力稳定度不够。同时，伴随着人口总量的渐增与城镇化的深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大概率还将继续下降，再加上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务农人员老龄化加剧等问题，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难免要受到制约。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靠政策和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来确保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此笔者尝试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加大农业研发投入力度，强化农业科研资源整合，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及产量；

第二，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市场意识、有生产技能、有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现代农业的生产条件，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务必应当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加强对耕地资源、水资源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解决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以此来增进粮食的生产质量。

话说回来，粮食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还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怠慢不得。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我们理应保持战略定力，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如此方为明智之举，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粮食生产更是这样，无论是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还是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都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努力。

毕竟，没人能指望老天爷赏饭吃，安全感这个东西，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除专门备注外，本文研究数据由同花顺iFinD提供支持。】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房贷利率全面下调，对资本市场和居民有多大影响？

在刚刚对新增的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下调了20个基点后，存量房贷也迎来重大利好。5月20日，央行公布LPR报价，一年期LPR维持不变仍为3.7%。但对于房贷人群影响重大的5年期以上LPR，从4.6%大幅下调15个基点至4.45%，大超市场预期。

房地产市场事关民生，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房的，都非常关房地产的每一项政策。疫情冲击之下，刺激政策繁多，但事关房地产的政策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冲上热搜头条。

今年以来，有上百个地市出台了各种包括但不限于调整限购政策、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限售政策修改、鼓励多孩家庭购房、为房企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从房地产销售数据来看，效果显然十分有限。

在不断强调“房住不炒”的当下，为何各地纷纷放松楼市，央行也出了“下调利率”这一重磅政策？后续对于股市、房地产市场以及个人来说，又有何影响呢？

为何要对新增及存量房贷利率双降？

在4月会议再次强调确认今年“稳增长”的经济目标后，怎样才能做到“稳增长”成为市场担忧的问题。

分别从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消费虽然占比最大，但居民预期转弱，再叠加疫情的影响，难以提振，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是同比下降11.1%。净出口方面，欧美等国家政策逐渐收缩，代表美国消费预期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10年多来最低水平，外需也同样难以继续增长。而投资方面，在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三项中，制造业投资占比小且受当前疫情影响，基建与房地产就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想“稳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就必须要稳住房地产，发力基建，而这二者，也恰恰是一季度资本市场的主线行情。

房地产已经成了当前“稳增长”的短板，面对地产行业的弱势，虽然从今年4月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已纷纷开始放松地产政策，通过降低首付比例、提供购房补贴、取消限售等政策来提振地产销售。但事实表明，区域性小幅度的刺激政策难以提振房地产市场预期。同时，近期的疫情又进一步加大房地产销售修复的难度，需要全国性的刺激政策进一步发力来打破市场不断的负反馈。以房地产上下游贡献近20%的GDP来看，适当地降低新增购房需求的房贷利率，扭转居民购房预期，从而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十分有必要。

而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缓解放弃融资压力也同样需要政策支持。民营房企债券的纷纷暴雷，给金融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今年以来政策不断释放民企融资的利好消息，但房企的“鬼故事”已经吓坏了资本市场，房企再融资的路径几乎冰封。通过调整房贷利率，引导居民购房增长房企销售收入，能够很好地改善房企的现金流，更进一步也有利于房企融资能力的改善。

如果说这些都是“慢因素”，那四月社融数据的断崖式下跌，则是触发全国意义上的地产刺激政策的按键。根据央行在5月13日公布的4月社融数据，新增信贷同比“腰斩”，尤其是4月居民部门住房贷款减少了605亿元，同比少增4022亿元，贡献近半的信贷同比降幅。这表明，居民不仅不愿意买房子了，甚至宁愿还掉房贷，也不愿意新增贷款。冲上热搜的“还房贷觉得一身轻松”一定程度上已经证明了当前房贷人群的心理预期和状态。如果不能扭转当前这种居民不断降杠杆的预期，那么房地产销售数据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对于经济的“稳增长”而言，毫无疑问是极大的挑战。

因此，在5月13日公布社融数据后，央行很快的就在5月15日出台了今年首个全国意义的上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即降低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下限，这对于刚需无房者而言，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优惠政策。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下，也确实能够刺激刚需的购买需求。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房贷利率并非约束消费者购房的核心矛盾，也非消费者购房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下调房贷利率对扭转预期的作用有限。但这最起码代表了监管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呵护的态度，对于全国层面对房地产金融政策来说，意义重大。

在调整了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下限，市场其实普遍预期在5月20日的LPR报价公布日，5年期LPR不会做进一步调整，毕竟前一个政策的影响尚未显现，而且当前货币政策还受到中美利差倒挂与国内通胀的内外部压力，因此市场普遍预计央行不会进一步的下调LPR的报价。不过也正是因此，本次5年期LPR15个基点的下调幅度大超市场预期，同时也是LPR改革后最大降幅。

不过如果从当前市场与经济的情况看，5年期LPR的调降又有必要性。其一在于政策力度，如前所述，5月13日“降低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下限”的政策，信号意义要远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是出于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必要性、落实宽松信号、对冲金融数据低迷的“坏消息”、提振市场预期等，但对于提振房地产销售方面，市场普遍并不报以乐观态度，毕竟对于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刚需购房者而言，并不会因为房贷利率降低或提升了0.2%就因此而决定买或不买。既然政策有效性有限，为了稳房地产、稳经济增长，势必就需要更强力的政策出台，更进一步地扭转预期。

其二在于相对于房地产增量市场而言，存量房贷的市场更大，政策的杠杆性更强。很多人在5月3日政策后，在网上反映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收入大幅度降低，也需要降低利率缓解居民的还贷压力。疫情后断供者越来越多、法拍房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还款人的供贷压力。同时，通过调降5年期LPR缓解居民的利息支出压力，也能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刺激居民消费，这也是稳增长中的应有之意。

后续有何影响？

首先说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无论是下调个人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20BP，还是下调5年期LPR15BP，这些可以说是在2016年之后鲜有的全国意义上的重磅房地产刺激政策，信号意义巨大，所以必然会引起资本市场一波巨大的炒作。5月13日政策发布后，万得房地产指数暴涨4.37%，狭义交易日又开盘大涨4.3%。但资本市场向来看重预期，最怕“靴子落地”。5月20日公布LPR后，房地产指数不涨反跌1.2%。对于房地产上市公司而言，政策目标或许已经来到了拐点，但对于那些已经暴雷和马上暴雷的房地产上市企业而言，能否坚持到最后，仍然是尚未可知。因此当前上市房企炒作的价值确实有，至于长期投资价值，则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政策不是万能药，对于病入膏肓的病人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是对于房地产销售市场的影响。目前来看，房地产销售自去年7月以来已连续10个月同比负增长，而且近期受到疫情的影响，跌幅仍在加大。根据克而瑞统计，2022年4月，TOP50房企中超9成房企单月全口径销售额同比下滑，同比降幅基本在30%以上。如果可考虑到5月后疫情的扰动因素修复，今年下半年大概率房地产销售数据会持续的修复。同时，根据历史上房地产调控的经验来看，销售数据的改善会滞后于房贷利率下降约半年左右，但同时考虑到疫情对于销售的影响，以及线下消费活动的正常化，房地产销售的改善可能仍需要不短的时日。

最后是对于居民新购房以及正在还贷款的人的影响。先说对于刚需购房者，按照5月13日和5月20日之后的政策来看，首套房的利率最低可以到4.25%，二套房利率最低可以达到5.05%。对于刚需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利率。至于说很多人关心的“现在要不要上车，要不要等等看”这类的问题，没有人能够买在绝对的低点，对于刚需者而言，短期后续LPR调降的空间已经非常小，房贷利率下降的空间有限，已经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时点。当然，对于买房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绝对的正确，更多是个人的需求。

另一类受到比较大影响的则是正在还贷的人群。一般来说，银行都是以5年期LPR作为基准，并进行一定的加点，与购房者在合同中约定利率，并每年调整一次。如果利率调整日期在5月20日之后的，那调整后的利率将比调整前低0.15%。至于很多约定在每年1月1日调整利率的，就只能等待到明年后才能享受到优惠的利率。而按照估算，如果贷款50万元，等额本息方式还款30年，大约一共能够减少利息支出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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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50万存款，买房、买基还是接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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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理财投资领域发生了很多堪称里程碑的事件：P2P爆雷让投资者闻高息理财色变，银行理财打破刚兑信仰，房住不炒终结房价持续上涨神话，股市大幅调整凸显基金高波动本色……

似乎所有的路都被堵上了，资金开始向存款回流。2022年一季度，居民存款新增7.82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多增1.14万亿元。与此同时，大家还是积极偿还或少借贷款。2022年一季度，居民贷款新增1.2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少增1.3万亿元。

宏观数据能反映数量变化，却不能有效反映微观个体的心态。对个体投资者而言，资金回流存款更多是无奈之举，尤其是在存款利率不断调降的背景下。存款最大的亮点是安全性，但就投资而言，安全是底线却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财富保值增值。

就存款而言，长期看无法跑赢通胀，考虑通胀因素后实际收益为负。关于这一点，不需要复杂的计算，仅靠感性认识就足够了。以3%的存款利率计算，本金翻一倍约需要24年，可在24年里，物价远不止翻一倍这么简单。

不妨做个脑洞假设。假定24年前（1998年）将10万元存入银行，利息3%，现在取出来本息合计20万元。从购买力的角度算，24年前的10万元可以在北京买一套50平米的房子，现在的20万元能在北京买5平米就不错了。

24年间，存款本息增值了1倍，以住房衡量的购买力却缩水了10倍。管中窥豹，通胀对存款购买力的长期侵蚀非常可怕。

所以，假定你现在手握50万存款，你会如何进行理财选择呢？买房、买车还是接着存钱？

其实，考虑到通胀对存款的长期侵蚀性，继续存款这个选项可以排除了。投资理财必须着眼于财富的长期保值增值，而长期投资最大的敌人就是通胀，只有长期跑赢通胀的资产才值得考虑。

基于能否抵御通胀对购买力的长期侵蚀，巴菲特将投资机会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货币的投资，典型代表如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债券、抵押贷款和其他投资工具。这类资产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但长期来看，恰恰是危险的，危险来自通胀对购买力的巨大侵蚀。

二是不可再生的资产，典型代表如黄金、收藏品等。其优点是稀缺性，缺点是缺乏产生新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盎司的黄金，你会一直拥有一盎司，不会有增长。投资者之所以买入这类资产，更多是寄希望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其他接盘人。长期看，这类资产的收益率让投资者失望。如数据显示，1802-2003年间，去除通胀影响后，黄金的年化收益率仅为0.1%。

三是生产性的资产，典型代表如企业、农场、房地产。这类资产可以自我繁殖，其产出可以通过提价抵抗通胀，这类资产中的佼佼者便成为最优的投资对象。以股票为例，数据显示，1802-2003年间，美股年化收益率维持在6.5%-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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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里，房地产一直是国内最主流的财富保值增值工具，关于这一点，不分男女老幼，共识度非常高。不过进入2022年，居民的购房信心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2022年1-4月，我国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同比下滑20.9%，且降幅逐月扩大。4月初至5月上旬，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同比大降54%。房子，似乎不再是老百姓的心头好。

结合中长期因素来看，当前的房地产行业的确步入发展拐点，告别快速发展期。

一是人口老龄化提速。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是左右房价走势的核心因素。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2.67亿人，占比18.9%，较十年前提升5.2个百分点，老龄化不断提速。人人都会老去，老龄化归因于少子化，即不是老年人占比多了，而是年轻人占比少了。年轻人是购房主力军，年轻人占比下降会导致购房需求出现趋势性萎缩。

二是城镇化减速。很多人在老家有房子，却只能在工作的城市租房，这便是户籍所在地与工作地不同导致的住房结构错配。过去几十年，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导致人口流动加速，城市作为整体的人口净流入区域，房价迎来了趋势性上涨。截至202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4.72%，快速提升期接近尾声，对房价的拉动效果减弱。

三是房产税预期打击多套房持有需求。虽然相关部门明确表态，当前不是推出房产税的好时机，但着眼于未来，房产税迟早会来已成为大众共识。结合欧美发达国家1%-2%左右的房产税率来看，房产税的出台会有效抑制民众的多套房持有需求，从根本上压制房价。

但是，房地产行业迎来发展拐点并不等于房价长期下跌，也不等于房地产失去抗通胀的财富保值属性。

一方面，我国的住房需求远没有饱和。从刚需住房来看，3亿新市民对应着较大的刚性住房需求；从改善性需求来看，据中信证券测算，2020年我国2居室及以下户型占比约38.9%，房龄35年以上住房占比约11.7%，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为主要发达国家的约71%，改善性需求仍有巨大的发掘空间。此外，我国都市圈化进程仍处于快速发展期，都市圈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会产生额外的住房需求，对都市圈房价形成支撑。

综合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年均新增住房需求有望保持在14亿平以上，约为2021年全国住房销售面积的80%左右。

另一方面，既便城镇化步入成熟期，抗通胀的资产属性仍会驱动房价保持稳定增速。如数据显示，过去40年里，美国房价年均增速3.8%，英国房价年均增速为5.9%，较好地体现了房产抗通胀的属性。可见，在房住不炒、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等宏观大背景下，房价快速上涨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但这并不会剥夺房地产作为长期抗通胀资产的优越性。

对于投资性购房来说，买房赚的是两份钱，一份是房价上涨的钱，一份是租金收入（/节约）的钱。当房价上涨仅可抵消通胀影响时，租金收入便可视作通胀调整后的房产投资收益。考虑到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租售比较低，将住房作为一项纯粹的投资性价比已经不高。

但对于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来说，房子背后对应的不仅仅是钢铁水泥建筑物，也不仅仅是住有所居的心理诉求，背后还承载着各种便利、资源和机会，只要能抵抗通胀，便始终具有购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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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金为代表的权益资产正迎来历史性配置机遇。

据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我国个人股票投资者已超过1.97亿（目前已超过2亿），基金投资者超过7.2亿，权益资产已走入老百姓的理财生活。

从历史业绩表现看，权益型公募基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当前的市场无疑处于历史底部位置，2008年末以来（截至2022.5.17），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年化涨幅为10.1%，跑赢沪深300指数4.5个百分点，更是大幅跑赢存款和通胀。起点和终点均为市场底部，这个业绩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

投资应着眼于未来，展望未来，公募基金还能取得优秀的投资业绩吗？取决于两点：

一是股市的整体表现。长期来看，股市表现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即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升级，能否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这个宏观变量与所有类型的资产息息相关，对于身在其中的投资者而言，更多地是选择相信：相信中国数量庞大的工程师群体红利、相信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相信政策引导下的卡脖子技术突围，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

如果没有这份相信，无论是存款、房产还是股票，都没有意义。只要有这份相信，作为经济发展最佳代表的上市公司群体，就能交出令投资者满意的业绩表现。

二是主动管理型基金能否跑赢指数。主动型基金能否跑赢指数，取决于股市中的资金结构。据海通证券测算，截至2021年末，自由流通市值口径下A股散户占比约36.1%，机构投资者占比约37.8%（其中，公募基金15.5%、外资9.5%、私募基金5.9%、险资4.7%，其他2.2%），其余股份由一般法人和自然人大股东持有。

当前，散户资金仍是股市重要参与者，公募基金能够跑赢散户，也就能跑赢指数。随着散户资金占比逐步下降，主动型基金将越来越难以跑赢指数，但起码就未来几年看，这一现象还不会出现。即便有一天主动型基金无法跑赢指数，对投资者来说，也可以通过投资指数基金参与股市投资。

所以，无论如何，基金投资依旧值得投资者期待。

回到开头的问题，手握存款50万，买房、买基还是接着存？

对于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来说，在现金流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买房，但不必着急，因为房价不会快速上涨。如果是买房投资，则需要慎之又慎。

从财富长期保值增值的角度看，公募基金大概率能显著跑赢房地产、通胀和存款，应把三年不用的长期资金优先用于购买基金，亦可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对于存款，难以长期跑赢通胀，只适合安置短期流动性资金，比如一年以内要用的钱。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

30岁有多少存款才算是理想状态？

古人云“三十而立”，对于任何人来说，步入30岁都意味着来到了人生最为黄金的年龄阶段。

放眼当下，第一批90后已然跨过了而立之年，伴随着年龄的日益成熟和学业事业的不断进步，他们正在新经济、新文化、新消费等领域接棒80后成为全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90后们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虽然部分人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由于社会竞争激烈，消费水平高企，初出茅庐的他们经常会陷入焦虑之中，不少人既没钱买房，又不敢结婚，甚至还要继续依靠父母的“援助”。

归根结底，还是财富状况惹的祸。正如伟人讲的那样：“手中有粮，心就不慌”。如果银行卡里的数字能够给90后们足够的安全感，情况势必会大不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30岁的年龄，到底有多少存款才算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呢？我们不妨做一番研究。

一

30岁人群来源及假定

考虑到第一批90后刚步入30岁不久，我们不妨以2020年30岁的90后为样本，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目前可能的存款状况。

具体来说，在人群划分方面，按照学历层次和婚姻状况，可以将首批90后划分为6类群体，分别为未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已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而本文的研究也将围绕这6类人群展开。

在收入项中，按照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历年应届生毕业薪酬，确定上述各个人群的起始工资；且据调查可知，有近3成的90后拥有收入不菲的副业，故而我们将副业收入也纳入当中。

在支出项中，将生活费作为基础支出项。由于房贷和车贷是90后的重要压力来源，故将此二项也囊括进来。此外，在已婚群体中，养育子女相关花费也非常重要，这部分也不能忽视。

用收入减去支出，可以得到结余项，而对于结余项的分配，根据腾讯发布的《“90后”理财与消费报告》，84%的90后有理财的习惯，故按照相对稳健的原则将结余项按5：3：2分配至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基金中，其中活期存款利率按照央行拟定，定期存款为当年国债利率平均数，股票/基金收益率来源于当年沪深300被动型基金收益。

需要明确的是，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设三类人群分别在2012年、2014年（两年制）、2019年（五年制）毕业，年龄分别为22岁、24岁、29岁；在收入项中，未婚人群只有一份工资与副业收入，而已婚人群则为双份（夫妻二人），并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年均工资上涨比率上涨；在支出项中，由于未婚对房车需求滞后，故假定毕业后第四年、第六年分别开始筹备买车（假定为12万元）、买房还贷，等额本息还贷，而根据调查90后人均结婚年龄大约在26.2岁，故已婚人群在毕业后一至二年内，即25岁筹备房、车（假定为12万元），而在买房之前通常会选择租房居住，因此会形成租房支出（2012年全国主要城市房租中位数为536元/月，年涨租率假定为3%），并在26岁拥有孩子以及相关支出，博士生不受此限制，且基本生活费为双份（夫妻二人），按照年CPI涨跌幅波动；在理财收入中，活期/定期存款单利计息且只增本金，股票/基金按照上一年收入计入次年本金持续滚动。

至此，“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二

当代未婚90后的收入支出画像

首先是未婚本科生人群。

1990年出生的本科生在2012年毕业踏入社会，跟据《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90后理财与消费报告》等的数据显示，当年大学生人均薪酬为3366元/月，在毕业两年后培养自身的副业，但由于限于学历，副业收入假定为1000元/月，结合前文的思路，可得到未婚本科生毕业后的收入支出表。

分析可知，未婚本科生在毕业9年内总收入接近70万元，总支出达63万元，年均结余率为10%，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存款约有5.8万元，其中有三年结余比例低于0，主要原因是房贷的支出，30岁由于车贷结束结余转正，但结余比例大大低于前五年。

其次是未婚硕士生人群。

我们假定这群人于2014年踏入社会，根据调查当年硕士生的毕业薪酬为6503元/月，副业按照硕本工资比1.6同比例提升，并在毕业第四年、第六年分别购买车和房。类似地，也可以得到未婚硕士生毕业后的收入支出表。

分析可知，未婚硕士生在毕业7年内总收入接近90万元，总支出40万元，年均结余率为54%，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存款可达57.1万元。相比本科生，硕士生结余比例大大提高，并且存款金额相对较高，但由于房贷的加入，他们自29岁结余比例明显被拉低。

接下来是未婚博士生人群。

博士由于自身财富积累年限短，在毕业前买房并不现实，所以在毕业时通过租房过渡，并未背上房贷，从而可以得到未婚博士生毕业后的收入支出表。

分析可知，未婚博士生在毕业2年内总收入接近37万元，总支出约为12万元，年均结余率达68%，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存款可以达到27万元。原因在于，博士占据学历优势，起始收入较高，由于没有房贷的加入，所以结余比例创下新高。

三

当代已婚90后的收入支出画像

说完未婚90后的收入状况，我们再来讨论已婚90后。

首先来看已婚本科生的收支情况。由于婚姻使得房车购买时间大大提前，所以已婚本科生的各项支出都较早。

继续沿着前文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已婚本科生在毕业9年内，由于有了配偶的收入，所以总收入接近153万元，财富积累较未婚人群有了极大的改善，不过由于结婚买房、孩子消费支出等方面的花销相对较高，总支出也达到了100万元，年均结余率为26%，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双方婚后存款可达58.4万元，婚后平均存款29.2万元。唯一一年结余比例小于0%的根本原因在于房贷、车贷的骤然增加，但在五年之后，结余比例也逐渐恢复至未买房、买车的水平。

其次是已婚硕士生的收支情况。分析可知，已婚硕士生在毕业7年内，同配偶的总收入累计超过161万元，达到了6类人群总收入的顶峰，总支出达91万元，年均结余率41%，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双方婚后存款可达77.7万元，婚后平均存款38.9万元。假定已婚硕士生自25岁开始买房，结余比例便在当年创下最低，不过随后几年逐渐恢复。

最后来看已婚博士生的收支情况。已婚博士生在毕业2年内，同配偶的总收入接近74万元，总支出为21万元，年均结余率71%，为六类人群中最高，通过每年结余以及理财总收入，最终在30岁双方婚后存款可达56.5万元，婚后平均存款28.2万元。博士由于毕业年龄较大，在未毕业时购房压力较大，故假定这一期间内暂未购房，但博士的稀缺性带来的正向反馈使该类人群具有较强的抗压性、较高的成长性，所以结余比例在6大人群中也是较高的。

四

30岁应该拥有多少存款？

通过以上对不同人群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毕业时间、是否已婚、车房贷款等因素都会对90后们的存款带来较大影响，这与现实情况也是大体吻合的。

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已婚人群存款收入普遍要比未婚人群高，虽然他们支出更多，但收入也在成倍增加。

（2）硕士生不管在未婚还是已婚中，绝对存款量都是最多的，而本科生由于起点低，虽然工作时间最久，但是并没有形成优势，博士生由于毕业时间较短，所以在30岁时存款并不是最多的，学历优势暂未显现，但在两年的时间内存款数已达工作时间数倍于自身的前两类人群的5-7成，未来可期。

（3）房贷和车贷对结余的影响程度最大，往往在有房贷和车贷的首年，各类人群结余比例都会出现大幅下降，并且对后续年份的结余也持续造成影响。

（4）在对结余项的分配上，活期存款占比最高，但带来的收益最低，从208元到2600元不等，当然作为家庭流动性最高的财产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相反，可以看到从2012年开始投资于跟踪沪深300股指的被动型基金或者股票的资金增值喜人，即便是经历了2018年的，累计增值也达到了98.06%，侧面反映出坚持定投的魅力。

简言之，硕士生是当下最好的选择，本科生在收入方面不占优，时间可能也不能弥补这部分缺失；而博士生后期发展潜力大，但在收入上的时间成本付出较多，在资本积累的前期不具备优势。

综合起来可以得到结论：第一批90后在30岁拥有的存款金额，大概处于27~38万元区间，意味在30岁时，拥有30万元左右的存款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当然，受客观条件所限，本次研究依旧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大学实习收入、硕博补助、机会成本未计算、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理财收入的延续性、房车购买时间安排及贷款利率，以及未能充分反应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过高的房租房贷现状，等等，从而可能导致最终结论稍显乐观，但数据反映出来的内容，仍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30岁的你“达标”了吗？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见习研究员雒佑。

促消费，到底应该发钱，还是发消费券？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从消费层面看，受4月全国多地疫情散发等因素的影响，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下降幅度高达11.1%，放眼历史都非常罕见。

在“稳增长”的核心基调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除了发力基建之外，必定还不能少了消费的贡献。然而从数据上看，当前消费市场的动能确实偏弱，而且疫情因素影响到了不少人的收入水平和对于未来的预期，致使消费意愿不够强劲。基于这样的背景，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出台呼之欲出。

此时问题也来了：促消费，到底应该发钱，还是发消费券？

1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对于经济社会运行造成的冲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来实施救助。而在提振消费方面，各个国家的实践是有所不同的，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派别”：

（1）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钱派”

为了弥补居民在疫情期间的福利损失和消费抑制，不少发达国家都采用了直接向居民派发现金补贴的做法。最早是2020年2月中旬，意大利决定疫情期间给企业员工工资补助，最高可补助1000欧元；随后，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都相继宣布向居民发放现金。而全球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疫情期间为了缓解经济民生压力，多次向居民发钱，仅2020年3月就向居民部门直接现金发放了近3000亿美元的现金。

（2）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券派”

面对疫情来袭，我国并没有采用直接发放现金补贴的做法，而是通过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例如在2020年3月，先是南京市宣布将面向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总额3.18亿元的消费券，紧接着，杭州也宣布向全体在杭人员发放16.8亿元消费券。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范围的消费券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疫情以来全国有上百个市县地区，先后实施了超过500轮的消费券计划。此外，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来刺激经济。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发钱还是发券，对于消费的提振和经济的回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放大乘数效应。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乘数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k=1/（1-边际消费倾向），乘数k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效应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强劲。每当经济萧条时，各国政府往往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公共支出与转移支付、降低税收等手段来放大乘数效应，进而带来国民总收入的加倍扩张。而发钱和发券，都相当于是政府部门向民众转移购买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放大乘数效应，带动国民经济的回暖。

其二，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

经济低迷之时，市场需求疲软，企业经营压力陡增，不少公司都面临着被迫裁员乃至破产倒闭的困境，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很难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不乏生活状况恶化的群体。发钱和发券堪称雪中送炭，每个人能拿到的金额虽然未必会很大，但仍能发挥不小的作用。

其三，可以在过渡期发挥作用。

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彻底落地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在此期间便需要辅之以其他的短期政策，而发钱和发券就是不错的选择，能迅速提振居民消费并刺激经济，继而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于上述两种促消费手段，有人担心会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压力，可若是换个角度看，虽然政府将一部分购买力让渡到民众手里，但是却能够助力经济生产的回暖，这对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是有好处的。故而只要掌握好补贴力度，长期的政府财政理应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2

为什么我国选择了发放消费券，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发现金呢？这也是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问题。

归根结底，在于国情的不同。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是世界头号消费大国，这里的消费不仅仅在于消费市场的整体规模，更在于个人消费的贡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GDP构成当中，个人消费占比常年保持在70%左右，而政府开支只占18%左右；加之美国居民历来都热衷于超前消费，并且不爱存钱，甚至有很多人还习惯于举债度日借债消费，因此发放现金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更加能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我国则不然。

一方面，从数据上看，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中，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占比常年保持在70%和30%左右，考虑到我国近些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在50%~55%的区间内，这便意味着我国个人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只有不到40%，与美国的70%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并不像美国人那般热衷于花钱，量入为出、勤俭节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传家宝，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此一来，倘若我们选择了给居民直接发钱，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老百姓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尤其是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避险心理加重，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发放现金可能难以达到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效果。

相比之下，消费券显然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理由有三：

第一，由于通常都会有明确且较为短暂的使用期限，即规定时间内必须一次性消费完毕，逾期无效，并且只能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而无法兑换成现金，因此消费券在促消费方面的作用更为立竿见影。

第二，各地基于地方经济现状和产业发展情况的考虑，可以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发放特定的消费券，而且在发放方式上也更为灵活多样（比如线上抢券、领券、抽券等等），时效性更强，社会影响范围更广。

第三，依托互联网平台发放的电子消费券，不仅可以在无现金消费场景下进一步激发出用户的消费意愿，而且依托数字化手段，更能精准把握市场动向，并实时跟踪消费券的发放、领取、核销情况，从而有助于动态调整资金配比规模，优化发放方式，让消费券覆盖并惠及更多居民。

事实上，我国近两年消费券的发放的确是给消费市场助了一把力。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测算，杭州每发放1元钱的消费券补贴，能带动3.5元的消费，在广西发放1元钱的消费券补贴，甚至能带动5.3~7.7元的消费；支付方面的数据也显示，在支付核销1元的优惠，可以撬动22.7元的消费。这些数据也佐证了我国发放消费券实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振消费之外，消费券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带动行业生产端的复苏。

消费与生产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消费券只能用于特定领域的消费，适用商家也有一定范围，这就决定了消费券的发放是带有明显的行业倾向性，可以更加精准地促进某些特定领域的消费需求提升，继而带动该行业生产端的回暖。

例如，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城市都向市民发放餐饮、旅游、体育、图书等领域的消费券，这些都是受疫情冲击较大、亟需尽快得到提振的领域，而消费券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当于是引导民众更多地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消费，有助于改善商家的经营状况，从而实现“刺激终端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企业用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进一步增加消费”这一良性循环，推动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然而，直接发放现金却做不到这一点。虽说居民的购买力因为现金的发放而得到了提高，但是消费还是存储、如何去消费、在哪个领域消费，完全由居民自己决定，政府部门很难把控，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需求继续收缩，商家经营继续恶化，企业破产与工人失业的态势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局面，自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从这个角度看，“发券”同样比“发钱”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3

需要提醒的是，前文的结论是基于宏观整体的视角得出的，可若是从结构层面来看，发放消费券可能也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

道理其实很简单，消费券的使用常常伴随着杠杆效应，即只有消费到一定额度才能使用消费券，比如满100元消费额度，可以使用10元消费券，从而达到1:10的杠杆比例，相当于是政府给消费者补贴了10元，撬动了90元的居民消费。

然而对于多数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群来说，他们更为真实的境况常常是消费能力达不到使用消费券的标准，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费券，而是缺100元现金”，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不少人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平日里只能节衣缩食维持生活，根本没有钱进行高额消费。如此一来，即便他们领到了消费券，作用大概也不会很明显。

这时，发放现金的效果，很可能比发放消费券更好。因为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对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哪怕仅有几百块的“意外之财”，都能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放现金已不仅仅是出于促消费的目的，还多了一层社会兜底和救济的意义。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了：难道不怕他们会把钱存起来吗？

针对这一问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的研究团队以四川为样本，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调研和分析。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拿到现金补助后，首先会花在子女教育和食品支出上；低收入阶层从政府拿到补贴款中，80%的都会花出去，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不会把钱存起来的。”

事实上，包括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等在内的诸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给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直接发放现金，效果要比发放消费券更好。或许下一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现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相结合的多元化补贴方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优势，精准实策应对风险，继而在促进消费复苏的同时，改善居民整体福利。

话说回来，不论是发钱还是发券，都只是一次性地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却不能根本性地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因而难以为消费市场注入长久动力，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仅靠发钱或者发券尚且不够，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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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存款保险，为什么保险？

最近，市场中发生了一些关于“存款”的传闻，又让一部分人怀疑起自己存款的安全性。很多去银行网点存款的人，都会被宣传存款的安全性，可能还会被顺带告知“存款有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以此再次证明存款保本的安全性。

那么，存款保险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保障我们居民存款的呢？

什么是存款保险？

存款保险又称存款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公众的存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法律的相关要求，所有的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都需要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如果出现了某个存款类的金融机构破产甚至资不抵债的情况，那么就由存款保险机构对存款人的存款进行偿付。

就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来说，这种制度创始于美国“大萧条”之后。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有大批的州银行破产倒闭，给存款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损失。大萧条后，在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确定金融“分业经营”外，另一重要内容就在于确定了存款保险制度，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很快就在次年实施运行。

从美国确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开始，这一制度就成为了全世界金融监管的基石。只要是具备成熟金融体系的经济体，基本都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即便是那些金融体系并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也都通过各种隐性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这一制度。因此，并不仅仅是我国会建立这种存款保险制度，而是国际银行业中通行的做法。

从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来看，至少包含了两大方向。其一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滞涨”时期，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使商业银行和储贷机构揽储的成本不断升高，但当时储贷机构最重要的资产却是以固定利率为基准的长期限房地产贷款。不断提高的负债成本，以及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不当地放松监管措施，直接导致了80-90年代大批的储贷机构和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不仅造成了系统性的银行业危机，更是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危机之后，1991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其中的核心条款就是建立早期纠正机制，对于资本不足的银行，存款保险机构有权提早介入或进行纠正，以防止存款性金融机构出现恶性风险，并进一步传导到其它金融机构。我国在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存款保险条例》中，也明确地规定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按规定采取早期纠正措施和风险处置措施”，就是未来避免银行出现大规模的风险，做到“早发现、早解决”，避免金融风险的传导，保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而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由于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对于普通的小额度存款人而言，银行的经营运行对于存款人来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即存款人将自己的资金存入银行，但对资金的运用、银行的经营情况等一知半解。一旦银行出现经营危机，中小存款人往往是最后知晓，也是最受伤害的群体。而存款保险制度，正是对这些中小存款人的保护。即便对银行的经营和运行一无所知，即便银行出现破产甚至资不抵债的情况，存款保险制度也可以保障这些中小存款人的利益，保证其存款和利息的足额兑付。

存款保险制度是如何保障存款的？

那么，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又是如何保障我们居民存款的安全性的呢？

可能很多人都有所了解，国内是在2015年2月发布《存款保险条例》，在2015年5月正式实施的。那么，是不是说在2015年之前，居民的存款就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呢？

显然并非如此，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海南发展银行（简称海发行）的关闭和兑付。海发行是中国第一家倒闭的省级现代商业银行，由于房地产的兴衰起落以及不当经营，在1998年出现了严重的兑付危机。1998年6月，央行关闭海发行，并将全部债权债务托管给工商银行，对储户全部的合法利息进行兑付。虽然当时并无“存款保险”相关的法律出台，但仍然由央行出面，对储户的本息进行了保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

事实上，在2015年通过立法确定存款保险制度之前，央行及财政部长期都共同承担着隐性的存款保险职能。这种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因为没有立法和明确规定，其背后隐含的是国家信用。但也正是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常常会使得国有银行进行过度的高风险投资，最终出现经营风险。

而在2015年之后，以《存款保险条例》的发布和实施为标志，存款保险这一金融监管的基石，正式从隐性走向显性，也从而为公众所熟知，也让居民对于自己的存款有了更放心的保障。

那么在《存款保险条例》实施后，又是谁来主导实施对于居民存款的保障的呢？

根据国内存款保险制度设立的情况看，首先由央行在2019年5月主导成立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由央行根据不同银行的综合评价，确定一个存款保险费率，费率低可以到万一，而高也可以达到万二十的费率。费率标准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存款结构情况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累积水平等因素制定和调整。而这种款保险费率覆盖到每一个境内的商业银行、外资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时，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保费与存款人没有任何关系，并非是存款人对此付费，而是银行对此进行投保。

也就是说，无论你到任何一个银行、农商行、外资行或者村镇银行存款，都会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而不分银行的大小或者种类。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收到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费后，根据《存款保险条例》明确要求，在遵循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原则的基础上，将其用于主要投资政府债券、银行票据、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债券以及其他高等级债券。这些投资产生的收益，也将一并作为存款保险基金的一部分。

一旦投保的存款性金融机构出现风险事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便可在央行及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对机构进行收购、承接，或者直接进行救助。甚至如果出现严重的经营风险、资不抵债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便可对储户进行额度之内的本息赔付。

最后，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则是额度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被宣传存款保险制度的赔付额上限为本息和50万，也因此而担心一旦在某一家银行存款超过50万会不会不安全。

如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除了金融机构同业存款以及投保机构高管的存款外，其他人民币及外币存款的最高偿付限额为包含本息在内的人民币50万元。超出最高偿付限额的部分，最后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

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中确实有50万限额的说法。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银行业在金融领域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银行在居民心中的安全性，即便银行真的出现风险时，对个人存款也往往是进行全额的保障。以典型的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案例来说，虽然包商银行存在巨额的资不抵债缺口，但在最后的风险处置上，对个人存款和绝大多数机构债权仍然予以了全额保障。

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存款保险中“50万”的限额也并非是永久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或者存款结构变化中，最高偿付限额也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市场底部，哪些基金值得买入？

市场底部，正是长期配置的好时机。就普通投资者而言，公募基金仍是最佳的权益投资工具。当前，A股市场股票+混合型基金数量已超过9400只，比上市公司的数量还要多，就底部逆向投资而言，哪些基金更值得买入呢？

指数基金，抄底必备

有价值归零的个股，却没有价值归零的指数。个股投资，需要研究基本面、识别护城河、动态判断竞争格局，稍有不慎就会遭遇黑天鹅，要做好门槛很高；相比之下，指数投资锚定一篮子成分股，分散投资，风险可控，不需额外精力即可获取市场平均收益，深受普通投资者青睐。

投资赚钱的核心是“低买高卖”，买在低点是永远的王道。基于“买在低点”的要求看指数，尤其是涵盖多个行业的宽基指数，由于涉及多个成分股（/行业），估值有高有低，互相抵消之后，真正的低点可遇不可求。这也是一些投资者视指数如鸡肋的原因，买入点不高不低，赚钱空间有限。

但凡事均有例外，当市场进入底部区间时，指数的主要成分均进入低估区，向下的空间有限（因为已经是底部区域），向上的空间大，确定性高，指数投资也就迎来了最佳击球点。在这个意义上，指数投资属于抄底必备，底部区间的指数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的不对称性。

1、宽基指数

所谓宽基指数，是指涉及到多个行业的市场指数，典型代表如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科创50及港股恒生指数等。

不同的宽基指数，个股结构、行业结构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可比性低。如沪深300指数主要囊括了沪深两市总市值最大的300只股票，基本将各行业的龙一、龙二、龙三一网打尽；中证500指数则是剔除沪深300成分股后，在剩余股票池中挑选市值最大的500只股票（会基于流动性调整），将更多的龙四、龙五、龙六囊括其中，具有更强的中小盘风格。

在股市中，不同市场风格都有表现机会。对于投资者来说，抄底宽基指数，横向比较不重要，自己跟自己比才有意义。所谓“自己跟自己比”，就是基于指数自身的估值分位进行选择，估值分位越低，抄底价值越高。就几大指数而言，中证500、科创50、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的估值分位处于低点，更具有抄底买入价值；相比之下，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距离极端估值仍有距离，抄底优先级不高。

2、行业指数

所谓行业指数，是指聚焦特定行业的指数，如创新药、芯片、光伏、白酒、银行、证券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行业指数。投资沪深300，投资者分享的是整个经济持续发展的好处，投资行业指数，投资者分享的则是特定行业持续发展的好处。

经济整体由各个行业组成，代表的是平均水平，那么长期来看，肯定是有的行业比平均水平好，有的行业比平均水平差。所以，如果我们挑选出长期超过平均水平的行业来投资，就有望获得比宽基指数更好的投资收益。

从逻辑上来看，肯定不存在一直超过平均值的行业，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行业，给足时间，行业本身总有一天会超过整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实践中看，给定特定的时间段，某些行业取得更高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结合我国情况来看，过去二十年，房地产、金融、食品饮料等都是黄金行业，增速都超过平均值；未来二十年，消费升级、人口老龄化、科技转型等是大趋势，所以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行业指数的发展前景也有望超过宽基指数。

明星基金，值得拥有

2020年4季度，市场掀起一波明星基金经理热。这些基金经理的底仓配置多以消费、医药为主，恰好与当时市场风格契合，不仅中长期收益率优秀，短期涨幅也很好，深受投资者追捧。进入2021年，市场风格转换，明星基金经理普遍没有跟风配置新能源、光伏、军工等热门题材，业绩开始阶段性落后，在投资者中的口碑也开始两极分化。

那么，明星基金经理管理的明星基金是否值得买入呢？值得，实际上，明星基金最适合的投资方法就是市场底部时买入。很多人之所以买了明星基金会后悔，因为他们是在高点追高买入。

当前的A股市场，散户仍是主流，散户与基金共同构成市场整体，市场整体收益率等于指数收益率。由于公募基金经理的水平远远超过散户，所以，公募基金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跑赢指数，而散户作为一个整体则大幅跑输指数。

如数据显示，2018年末至今（20220513），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累计上涨90.45%，累计跑赢沪深300指数58个百分点，跑赢中证500指数51.4个百分点。显然，在2018年的底部区间，投资者抄底偏股混合型基金持有至今，比抄底指数赚得更多。明星基金作为主动管理基金中的佼佼者，自然也值得拥有。

问题是，该如何挑选明星基金呢？鉴于当前基金公司、基金销售平台热衷于打造“明星基金”，“有流量、无演技”的明星越来越多，投资者不得不提高警惕。一般来说，投资者至少应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长期业绩优秀。一两年的短期业绩有很大的运气因素，如各大平台力推的所谓“冠军基金”最具有迷惑性，很多投资者都会中招。事实上，如果仅看某一年的投资表现，你也许会认为巴菲特是个很差的基金经理，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只有业绩期限足够长，才能客观评价基金经理的能力。业绩足够长的前提是从业年限足够长，最好是从业5年以上的基金经理，才有长期投资业绩可供验证。

二是要看基金经理能否坚持自己的投资哲学和逻辑体系。市场多变、热点轮换，只有坚守自己的投资哲学，基金经理才有可能取得优异的长期业绩。所以，如果基金经理的风格多变，喜欢跟着市场风向调仓、换手率很高，屡屡出现这种情况还能符合第一条的话，要么是基金经理水平真的很高，要么是纯粹运气使然。即便是水平高，频繁调仓的策略也难以支撑大资金对业绩的要求，意味着规模一旦放大，业绩表现就容易泯然众人，不值得投资者托付。

三是管理规模不能太高。规模是业绩的敌人。明星基金经理受市场追捧，大量资金蜂拥而入，推动其所管基金规模节节攀升。但规模本身对基金经理是一种“诅咒”，会极大地限制其发挥空间，也会实质性影响基金业绩。所以，在挑选明星基金时，需要格外关注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对管理规模过大尤其是千亿基金经理，除非你押注他是下一个巴菲特，否则最好敬而远之。

基金投顾，一站买入

2019年10月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基金投顾业务正式拉开帷幕。所谓基金投顾，是指具备试点资质的机构可以发行投顾产品，代理客户进行公募基金买卖，属于正规、受监管的“代客理财”业务。

换言之，投资者想要投资基金，但不知道怎么选、何时卖，也不愿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时，便可以通过基金投顾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帮你投资基金。

有人可能要问了，买基金是让基金经理士帮忙炒股，基金经理已经是专业人士了，有必要再找专业人士帮忙买基金吗？的确，考虑到基金投顾要收取0.25%-1%不等的投顾费，基金投顾的价值何在呢？

对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基金投顾的价值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帮助投资者过滤掉不靠谱的基金。理论上讲，基金经理都是专业人士，但9400多只基金，每个基金经理都很专业、敬业、以投资者利益为重吗？显然不可能。“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公募基金生态也是如此。对普通基民来说，选基金的难度甚至超过了选股票，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基金投顾过滤掉不靠谱的基金，投顾费就赚回来了。

二是帮助投资者扭转“短期炒基”的错误习惯。追涨杀跌是投资者人性的弱点，不是几句苦口婆心的话就能扭转的。相比于单个基金，基金投顾产品的波动性更小，持有体验更优，且基金投顾机构普遍重视投资者适配和产品定制，擅长在高波动时期对投资者进行高频心理按摩，购买基金投顾产品，更容易“拿得住、拿得久”。

如据先锋领航一项研究显示，当客户正确使用投资顾问的决策下，每年可带来账户额外增强收益约3%，其中，贡献客户增强收益最高的项目是投资者行为指导，大约能够贡献 1.5%。

三是买方投顾模式下，潜在利益冲突较低。从收费模式看，基金投顾服务多是基于规模收费，申赎环节不收费，更聚焦于靠中长期业绩留住客户资金、做大保有量，更注重客户留存率、复购率、赚钱比例等，没有动力诱导客户赎旧买新、频繁交易，更有助于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行业难题。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1家机构获得基金投顾资质，包括25家公募基金公司、30家券商、3家银行和3家独立销售机构。这些机构的投顾策略基本在自营或第三方平台上进行销售，方便投资者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即便某家基金销售公司没有基金投顾资质，依旧可以在平台上销售持牌机构的基金投顾产品。

在具体选择上，基金投顾产品可大致分为稳健型、均衡型、高收益型三类，区别主要在于权益资产的配置比例不同，稳健型策略的权益配置比例多在20%以内，均衡型在50%左右，高收益型最高能达到90%。

对投资者来说，既然是在市场底部买入，意在抄底，自然是首选权益资产占比更高的高收益型策略，即哪个策略“股票+混合型基金”的占比高，就买哪个。这个时候如果还买稳健型、均衡型策略，真的就是白白浪费几年一遇的市场机会了。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

东北的人口警报再度拉响

几家欢喜几家愁。

目前除吉林外，已有30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2021年各自的人口数据，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的省市居然多达10个，既包括上海、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也涵盖湖南、重庆等中西部地区。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前者人口出生率为3.59‰，死亡率为8.70‰，后者人口出生率4.71‰，死亡率8.89‰，二者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只有-5.11‰和-4.18‰，在全国排名垫底。而这也再度暴露出东北的人口问题，其形势之严峻，着实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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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人口问题其实由来已久。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要低于全国水平。不过这种情况在早些年并不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时期，提前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东北，可以说是充分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在计划生育方面执行得更加到位，致使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自然在情理之中。

然而自2015年前后开始，计划生育开始逐步淡化，二孩三孩政策日益放开，在此背景下，东北的人口低出生率局面却未能得到较好的改善。从数据上看，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逐年走低，2020年分别只有3.75‰、4.84‰和5.80‰，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52‰），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既反映出东北处境的尴尬，又折射出当地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除此之外，东北还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人口外流。

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东北三省的人口数量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减少了1000多万，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相比，10年来人口下降最多。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180万，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三省人口还是净流入36万。对比每个10年的人口数量变化，反差之大，令人唏嘘。

进一步分析，东北的人口外流并非只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数量减少，从结构上看还有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其一，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其二，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2%左右，同是名校的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5%~25%，而这些外流的高材生们大多会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城市或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这一现象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叠加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这些对于东北人口格局的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来审视，年轻人到发达地区安家立业，而留守在东北本地的多为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数量跟不上，其结果必然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少子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佐证这一事实：

（1）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5.6%、15.6%、17.4%，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3.5%；

（2）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为124.4万人、118.8万人、196.7万人，比2010年分别减少了63.5万人、25.7万人、21.5万人。

以上种种，叠加本文开篇提到的黑龙江、辽宁2021年人口负增长程度全国最甚，东北地区人口问题，着实不乐观。

2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东北严峻的人口问题呢？

就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而言，除了东北居民深受计划生育理念影响，短期内生育观念难以快速扭转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那就是很多东北年轻人也都越来越不爱生娃，生育意愿低迷，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

很多人理念有所转变，不再像从前那样崇尚“多子多福”，而是越来越觉得“多子多负”；同时，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居高不下，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很多人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不少具备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她们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再甘心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孩子反倒成为了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不爱生娃只是东北人口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而相比于此，人口的不断外流可能更令人忧虑，尤其是大批年轻人的连续减少，对于本就表现疲软的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东北人口的一再外流呢？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东北经济转型的乏力。

纵观历史，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重振经济，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正是东北三省。在此背景下，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政策红利的加持下，东北成为了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世人惊叹，同时也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大量人口蜂拥而至，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不断壮大，同时诸如鞍钢、一汽、一重、沈飞、哈电、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顺势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楷模。

然而就像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计划经济虽然让东北经济一马当先，却也引发不少问题。比如，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忧患意识不足，加之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造成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各方面支持主要都放在了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举措在无形中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难以得到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东南沿海地区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活力四射。

正因如此，很多“用脚投票”的年轻人都离开东北老家，到外地求学发展安家立业，而东北也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才是东北人口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这一局面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的。

3

当然，东北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已经在致力于扭转当前的人口困境。

去年年初，国家卫健委官网一则消息引爆了舆论：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可是话说回来，仅靠放开生育限制，必定是不够的——2021年东北人口的负增长，再次拉响了人口警报。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在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有所调整和改善，那么即便是通过放开生育的办法让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有所增多，其结果大概率也只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一言以蔽之，相比于“产人”，“留人”对于东北来说更为重要。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的贡献。放眼当下，人才最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广阔的成长空间，是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方面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只有具备才能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留在东北，才能真正为东北经济的全面振兴提供动力之源，从而继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来，安居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东北的当务之急是要继续大力发展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支持创新创业，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各方面成本，让年轻人能够真正放下思想包袱去生娃，继而改善当前严峻的人口问题。

若非如此，东北恐怕还将继续深陷于怪圈之中，难以自拔。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逆势抄底，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近期，在市场不断底部震荡的情况下，有很多喊话抄底的机构或个人都登上了热搜。例如某明星基金经理4000万认购自己的私募基金，也有公募基金经理表示“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已经满仓了自己的基金”，还有知名的宏观策略私募基金经理也公开表示“做多A股”。

政策喊话、机构表态，个人投资者也跃跃欲试。巴菲特说要逆势投资，“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在当前情绪低迷、震荡磨底的市场行情下，抄底等待反弹上涨成为了很多投资者的选择。那么，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有哪些常见的“抄底误区”呢？

首先，过度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无论是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基金或股票，第一步一定是风险测评，只有正确的衡量出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才能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然而，这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却被绝大多数投资者所忽略。很多针对股市投资者的调研都显示，在牛市进场的投资者，超过90%的人都会过高估计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所谓的“抄底”，更多的是在市场下跌中的买入，是一种典型的左侧交易策略。然而，没有人能够精确的判断市场的底部在哪里。左侧交易的策略需要承受着市场因不确定性的继续探底，大多数的抄底也都会伴随着幅度不小的下跌。然而，很多人忽略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无论是风险测评还是抄底前的幻想，都自我认为能够承受30%甚至50%的市场跌幅。而一旦真的在市场底部继续下跌时，投资者恐慌的情绪、股票业绩的低迷等信息都会加大“抄底”投资者的负面情绪，说好的“高风险偏好”往往对10%甚至20%的跌幅也不再能够忍受，真正的出现盘中大跌时，往往会选择清仓离场，将其看作是“止损离场”。从一个抄底长期持有策略，变成了短线杀跌的“韭菜”。同时，这样极度恐慌的时点，也经常是真正的市场底部。所以，抄底者往往不乏“倒在黎明前”的例子。

其次，对市场中的信息过度反馈。与右侧交易的策略相比，左侧交易策略更考验人性，能否在市场的极度恐慌中保持冷静持有甚至抄底，能够保持自己前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遵循既定的交易策略，这些都考验投资者的思考判断能力。但当市场中充斥着负面消息，甚至打开每一个网页、翻开每一页报纸，入眼可及的都是悲观消息，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些消息影响，从而调整自己的交易策略。

而对于抄底的投资者来说，很多时候在买入某一只股票或基金后，就会更加的关注与其相关的信息，一旦市场中出现这些消息时，就会更加关心消息对自身持仓的影响，放大这些消息的影响力。当这样的消息频繁出现时，就会影响前期的判断力和交易策略。因此在市场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熊市中很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就可能给一些股票带来踩踏式的下跌。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市场极度恐慌之下的这种过度负反馈。

抄底缺乏合理的逻辑，认为跌得多了就值得买。则是第三个常见误区，可能也是最常见的误区。

“跌了这么多，应该见底了”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说法。抱有这些想法的投资者，总是错误的运用投资中的“钟摆理论”，认为股价跌多了总会反弹，甚至跌的越多，反弹力度越大。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市场反转的理由。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市场的底部往往和政策的底部、估值的底部、经济基本面的底部，因此可以看到诸多分析各种底部关系和顺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而这些与跌幅多大、跌了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如果影响市场估值、业绩的因素没有变好，甚至预期更差，那么即便跌了三年甚至五年，也仍然不构成反转的理由。最典型的是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份的6092点，短短半年时间就跌了40%，很多投资者也都觉得这样与历史相似的最大跌幅到底了，但上证指数又在此后的半年时间内跌了50%，直到2008年11月份上证指数跌到1700点左右才企稳回升。创业板同样有类似情况，让很多投资者印象深刻的2015年创业板行情，在一个月内跌幅达40%，短暂反弹后，又跌幅达30%。因此，绝对不要把“跌了很多”作为自己抄底的理由。如果估值仍然过高、业绩不见好转，跌了20%，还可能继续跌30%，之后还能继续跌40%。这也是为何股市中存在“本想抄底，而且抄在了地板上，却没想到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还有地狱，地狱还有十八层……”这样的段子。

第四个误区，不区分行业，选错了方向。就如前文所述，所谓“抄底”，是基于对业绩、估值、市场情绪等因素的判断。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行业、板块、企业都有着完全相同的走势。或许在市场反转的某一阶段，会有整体上涨的趋势，但随着估值、业绩的分化，必然存在某些“假反转”的行业和企业。例如，经济基本面好转时，往往消费先行好转，相应的消费也会先于其它板块启动行情。同时，风格上来说，成长股一般需要高景气度的催化，因此其行情的启动也往往滞后于价值风格的股票。

最后，一定要正确理解“抄底”。如果你是一个短线交易者，“抄底”赌的短期反弹，就不要将短期投机交易长期化。而如果你是真正的价值投资实践者，需要关注的是投资对象的未来成长性而不是短期行为。就如巴菲特所说：“我们的重点在于试图寻找到那些在通常情况下未来10年、或者15年、或者20年后的企业经营情况是可以预测的企业。”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

作为投资者，如何打发投资中的“垃圾时间”？

本轮牛市从2019年初开始，反映沪深两市走势的沪深300指数在2021年2月达到高点，随后维持了一年的震荡走势，而从今年年初开始，快速走跌，沪深300指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跌幅已经近25%。

在NBA篮球比赛中，当双方差距太大无法追赶时，余下的比赛时间常常被称之为“垃圾时间”。有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投资中，意指快速下跌后的震荡和横盘时间。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A股市场，在3月16日金融委重磅发声定调后，市场比较一致认可的“政策底”已经出现，市场开始进入了横盘震荡的阶段。也就是很多投资者认为的“垃圾时间”。

我们能否避开“垃圾时间”

很多人都有过短期内取得过很高收益率的经历。例如在牛市期间持有的股票或基金，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取得百分之几十的收益。而一旦这样的收益没有及时卖出，在下跌后便会产生很大的后悔心理。在后续的投资中，也总是希望通过则时操作来躲避市场中下跌或震荡行情的时候的“垃圾时间”。

“假如我能躲开垃圾时间，那我的投资收益岂不是更高？如果能够避开横盘震荡和下跌期间，保住已经取得收益，投资风险不是能够大幅度减少甚至规避？”

没错，躲开垃圾时间显然能够降低风险、提振收益。但是，投资中没有时光机、没有假如，也不能回到过去重新做选择，投资大师们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能够做到呢？

这就是“择时难题”，也就是说想要准确的择时，不仅需要买在正确的大涨钱的低点时间，也要卖在大跌前。即每一次择时你都要做两次选择，在市场大跌开始的时候，卖出股票或者基金；在市场开始回暖的时候，抄底买入股票或者基金。如果第一次择时做错了，就会大幅度降低收益率甚至亏损，如果第二次选择做错了，就会错过股票上涨，落入“不买错过、买了追涨就跌”的尴尬境地。这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

那么如果以A股实际的表现为例，对于一般投资者甚至专业投资者而言，是否能够避开这样的“垃圾时间”呢？

先来看能够综合反应沪深市场的沪深300指数，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能够沪深300指数的基期2002年1月15日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沪深300有六次较大的涨幅。但从指数的上涨的区间来看，上涨的时间段在这二十多年间，比例仅仅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将下跌及横盘震荡期间的时间看作是投资中的“垃圾时间”，其它时段为“有效时间”，那么在二十多年间，仅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为有效的投资时间。而想要避开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毫无疑问是极具难度的。而对于一般人而言，想要避开这样的“垃圾时间”，也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用另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普通股票型基金的市场表现，可能更能说明这种趋势。由于上证指数的编制及成分股的问题，这一被认为是A股走势的代名词往往并不能真正反应两市的市场表现。因此我们以更加综合性质的普通股票型基金的市场表现来衡量。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每次在普通股票型基金指数大涨后，都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大跌以及较长时间的震荡阶段。而在上涨阶段，也都有一段较为快速的上涨期。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这样额快速上涨期看作是“有效投资时间”，而意图避过其它的“垃圾时间”，也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躲不的开“垃圾时间”里，应该怎么办？

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的投资收益最大化，这很正常也符合一般正常人的心理预期。但别忘了，从股票、基金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投资产品中期待过高回报，这本身就是失去理性的。特别是当市场在上升的途中，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账户收益率设置一直过高的收益率。曾经有机构在2019年向投资者做一个预期收益率调研，结果显示，超过40%的人希望自己能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取得年化25%以上的收益率。

过高的预期带来的是过于激进的投资方式。这种过高的预期收益率一旦遇到熊市，给投资者带来的也是更大得亏损的“痛感”。

因此在投资中，特别是在“垃圾时间”中，降低个人的投资预期收益率，合理的看待投资的风险收益，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从长期来看，持续的、长久的稳定收益率，要更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100万本金为例，第一年赚100%，本金和收益和就是200万﹔第二年再赚50%，300万﹔第三年亏50%，最终是150万；第四年再亏10%，则是135万。

同样是也以100万本金为例，第一年赚15%，115万﹔第二年再赚10%，126.5万;第三年再赚5%，是133万；第四年即便也是仅赚5%，则是将近140万。

第一种情况，曾经一年之内翻倍，也曾经一年取得50%收益率的业绩。但即便放在三五年内，也远远赶不上第二种显得更加平稳的业绩。

对于投资来说，时间函数（复利）比速度函数（涨幅）更重要，最终赚到钱比曾经赚过钱更重要。这也衍生出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一旦有某某荐股的“投资大师”向你兼顾时，就需要十分的警惕。很多人甚至被“投资大师”展示的实盘交易所打动，由此上当受骗。要知道，单只股票/基金取得夸张的涨幅并不难，难的是投资的整体收益率、长期收益率。某一年甚至半年、一个月赚一倍涨100%并不值得惊奇，关注长期收益率，才是投资中最需要注意的。

调整好个人预期有利于未来能够更好的支撑个人投资的决策。同时，一般来说在投资中的“垃圾时间”时，个人也会大幅的降低操作频率，甚至降低打开账户的频率。降低交易频率毫无疑问是有利于降低交易中的摩擦成本的。

但或许我们并不应该不再打开账户，反而应该趁此机会更加仔细的分析你的持仓。当市场在上涨周期时，乐观的情绪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蒙蔽投资者的双眼，忽略这些问题。当市场进入熊市时，这些问题反而更容易被发现，并被重视起来。

例如，你需要分析你所持有股票的真实业绩、合理估值、持仓之间的关联性等。而对于基金，则同样需要梳理不同基金之间的相关性，掌握并深入了解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更进一步的分析基金的持仓，了解业绩/亏损的来源。对于那些高度重复的基金作进一步的精选。对于有问题的基金做到及时的止损，或在阶段反弹时及时卖出。

除此之外，重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如果说大类资产配置不适合自己，那么最简单的“股债配置”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策略。一般而言，市场都往往会有“股债跷跷板”的效应，即当权益市场进入熊市时，往往债市表现强势，反之，权益的牛市时，债市表现不会很好。虽然不乏“股债双牛”“股债双杀”的市场，但从大多数情况看，“股债跷跷板”的效应存在且多数时有效。因此很多股票市场进入“垃圾时间”时，债市往往能走出不错的行情。股债均衡的配置下，也能够取得相对更加平稳的收益。

最后，跟踪并寻找机会。包括不同市场间的机会，如A股熊市时，港股、美股以及其它海外市场的机会。不同风格之间的机会，如成长股进入估值、业绩的“戴维斯双杀”时，价值蓝筹股的机会。不同行业之间切换的机会，如科技、新能源被冷落时，逆向投资寻找其中高增长、低估值的机会。还有其它不同产业链上下游、场内场外折溢价的机会等。

总之，投资中的“垃圾时间”并不是让投资者去“躺平”坐等市场的反弹，反而是让我们在一个更冷静的时间内，更加审视自己的投资理念、实际操作、持仓情况等，分析并改善其中的问题，为未来长久而持续的投资做更充分的准备。

【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所载信息或所表述意见仅为观点交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