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借贷“毁掉”的年轻人

“为何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借钱”？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答案。

从需求角度看，年轻人没有钱，所以才借钱。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寻安全高息理财产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贷款可供选择，他们看都不想看。

从供给角度看，银行零售转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费金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贷款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贷款产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一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

从消费场景看，购物消费已经“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军、有社交拼购，直播平台里有网红带货，内容社区里更是“种草”泛滥……买买买的背后，消费贷款大放异彩。

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慢慢地，年轻人习惯了消费时去贷款，大家也习惯了年轻人用贷款去消费。

不止消费，但凡工资能做到的，贷款都能做到，作为“未来”的工资，贷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如约而至。

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

消费升级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据悉这部分人群有2亿人；二是消费贷款的鼎力支持，让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触及中产生活品质。这部分人群，也在2亿人左右。

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城市消费升级，是个渐进过程；而消费贷款的普及，则发掘出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表现出相当的爆发性和突发性。

下沉市场一词，于2017年左右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众视野，满足了五环内人群的猎奇心理；直至拼多多来了，市场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种突然性认知的背后，消费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应居首功。有了额外2亿人的消费加持，消费升级显著提速。

宏观上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长靠消费，相比四年前提升27个百分点。

中观上看，50%的新车和30%的二手车销售靠贷款，一半以上的学员贷款付培训费，以至于汽车、教培、医美等大额消费行业早已与金融机构紧密捆绑。

分期付款与大额消费天然契合，心理学家早就给出了答案——“一旦给出分期付款的选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额，不再留意合同的长度”。通过延长分期年限降低单月支出，大额消费将变得与小额支出一样随意。

微观上看，消费者用贷款追求中产生活，租更好的房、买更贵的手机、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据苏宁金融双十一战报，任性付当天24期分期贷款同比实现5倍增长，戴森吹风机、华为手机、iPhone新品、联想轻薄本、西门子洗碗机等成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费，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消费升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机会。

过度负债如影随形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过度负债也必然如影随形。大多数人，用贷款改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人，被贷款改变生活，直至为贷款而活。

在统计数据中，国内居民杠杆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新闻案例中、在调研报告里，年轻人的杠杆率已让人侧目，引发无限担忧。

越是吃不饱的人，越容易撑着。年轻人群、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一旦贷款变得“唾手可得”，往往会来者不拒。当秉持“每个成年人都值得1万元贷款”的从业者打开水龙头，消费贷款不仅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美好工具，也成为摧毁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国内外，概莫能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做过一次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2016-2017年间，英国城市居民消费贷款使用率为77%，农村地区略低，也高达68%。其中，15%的英国人存在过度借贷问题，在伦敦，这一数字则为17%。

从国际经验看，对借款的倚重，已经是普遍现象，经济越发达，借贷越普遍。从居民杠杆率国际对比看，2018年，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平均为72.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9.9%。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负债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杠杆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结果，为何如此呢？我们固然可以从宏观视角找出种种理由，但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想从微观个体视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种非理性动物。

先看一个相似的例子。众所周知，越是发达国家，肥胖问题越严重。从宏观视角找原因，饮食结构与快餐文化、食品产业及舆论引导、生活节奏及工作压力等都是理由，但具体到每个人，不过是理想身材与口腹之欲之间、理性自制与感性冲动之间，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罢了。

从各国经验看，只要食品供给充足、价格可承受（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肥胖总会发展为社会问题。如美国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称之为肥胖。

不止欧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会的我国也不甘落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2018年我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无法阻止每年280万人“因胖致死”。

某种意义上，过度借贷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但依靠自制自律，无法阻止一个“借款人”变成“过度借款人”。于是，我们对“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对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的感慨，而是付诸行动，拯救那些陷入“过度借贷”泥潭的年轻人。

我们能消除“过度借贷”吗？

好在，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病态与常态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过度借贷”都是一种社会病态。问题是，过度借贷，似乎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当“病态”变“常态”，病态还是病态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总结社会风气的演变规律，“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把这一精辟的总结用于负债，我想也是恰当的。勤俭节约一直是传统美德，当年轻一代把借钱当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辈的我们，总会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风险，大谈特谈“借钱生活是一种病态”。

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借钱生活，究竟是以苦涩收场的文化异动，还是开社会潮流之先声呢？恐怕还无法断言。把借款比作诱人的高热量食品，谁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轻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控制高负债，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学会与高负债共存——控制它，也接纳它，看看社会的发展，究竟把我们带向何处。

数据环境生变，银行大数据风控怎么办？

数据是金融业务的基石，监管集中清查大数据公司，不仅大数据公司人心惶惶，处于下游的金融机构也受池鱼之殃——尤其是那些缺乏自主风控能力的机构，甚至不得不下线或暂停贷款发放。

数据清查终会过去，但很多东西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资金方做“甩手掌柜”的好日子不会重现。那些缺乏自主风控能力的金融机构，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恐无以立足了。

大数据风控，该从何抓起？

银行金融科技转型，方向很多，但最紧要可行的，还是大数据风控。万事开头难，从传统风控到大数据风控，银行做得怎样呢？

大银行相对容易，不缺用户，不缺数据，也不缺人才。传统零售业务足够强势，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推新产品、小步快跑做实验，模型先跑起来，慢慢完善，自主风控能力就算有了。

难的是小银行，尤其是偏居低线城市的农商行、城商行，没数据、没人才，存量用户也缺乏互联网属性，线下迁线上都难，更何论做新业务的试验田。这类银行的科技转型往往陷入两个误区：

一是做助贷和联合贷款的资金方，虽独立决策却无力决策，至多花钱请人搭一套模型做做样子，缺乏数据输入，也没有模型迭代，只为满足合规要求；

二是被风控外包厂商的一站式方案吸引，“三天对接、一周上线”，上线后却不管不问，做了甩手掌柜。

一旦陷入这两个误区，无论转型多少年，银行的自主风控能力仍等于零。是助贷和联合贷款害了这些银行吗？非也，助贷平台提供初步风控审查，降低了金融机构二次风控压力，可若金融机构因此不再做二次风控，却也怨不得别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些银行缺乏转型意愿，管理层只想在任期内靠助贷做做业绩，不计长远，那也只能这样了，装睡的人，不妨继续睡吧；如果还愿意为长期发展着急，当务之急，就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大数据风控，说到底就两项，一是数据，一是风控模型。

（1）数据

数据分为内部数据、外部数据；也可分为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后者包括用户设备信息、位置信息、业务交互信息等。

对小银行而言，随着数据环境趋严，全面拓展外部数据源的必要性愈发有限，一则是信息隐私踩雷风险，二则是业务量有限，盲目撒网在经济上吃不消，按需索求更为现实。

小银行要做的，是激活内部数据，用好实时数据。激活内部数据，涉及到打破部门壁垒，构建数据中台，形成统一的用户视图；而用好实时数据，要靠专业人才，把这些数据融入到业务流程和风控模型中去。

这两项工作，考验的不是财力，而是决心和执行力。

（2）风控模型

大数据风控不仅仅指信用评分、反欺诈等贷前审查环节，而是一套流程体系，涵盖从用户入口端的精准营销到贷后回款或催收管理的全流程。

一般来讲，只要夯实了内部数据基础，再结合外部黑灰名单和各类信用评分数据，要防范信用风险并不难，真正的难点在欺诈风险。

欺诈风险多为团伙作案，在攻防对抗中，实力虽弱于一线巨头，但面对小型银行未必处于下风。加上欺诈团伙多从业务漏洞着手，一朝得手，往往金额很大，令金融机构防不胜防。从实践中看，无论是行业巨头还是中小银行，在反欺诈方面均需借助第三方公司的辅助支持。

应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建设自主风控能力的过程中，中小银行还应注意几个原则。

（1）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能力，不求大求全

在新的行业环境和监管环境下，无差异化大干快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小银行在战略层面必须聚焦差异化，业务差异化，必然要求风控能力差异化。

业务层面，要聚焦场景金融，关注消费用途；相应地，在风控层面，要夯实场景风控。从过往教育分期、租房分期等场景贷风波看，场景方的欺诈、乱收费、跑路往往是乱象之源。

在场景贷业务中，金融机构的惯常做法是与场景方合作获客，却又疏于准入管理和贷后规范，致使风险不断。其实场景方多集中在线下，具有较强的区域色彩，区域银行深耕区域场景，只要愿意做，还是有优势的。

用户层面，本地客户先行；在数据获取上，可重点发力本地社保、公积金、个税、房产、车产等信息，在区域市场建立数据优势，不必求大求全。

（2）急用先行，重视反欺诈能力建设

业务上线后，信用风控模型可以慢慢迭代优化，反欺诈能却等不得，一开始就要用最好的，否则根本吃不消。这个时候，就必须借助第三方反欺诈公司的力量，融合到自主风控的建设能力中。

据业务安全公司顶象发布的《“关联网络+反团伙欺诈”白皮书》总结，信贷欺诈主要包括中介包装、资金用途挪用、信用卡养卡套现、伪冒骗贷和团伙骗贷等几种，其中团伙欺诈尤其难缠。数据显示，国内网络欺诈从业者超过200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近千亿，其中仅针对金融机构的欺诈团伙就有3万多个。

反欺诈手段，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活体识别、设备指纹、位置核验等核验身份、比对认证；二是对接黑灰名单及运营商、房产、车产、征信等外部数据核验；三是技术层面反欺诈，包括构建基于用户行为和业务流程的风险特征库，以及利用关联网络技术进行异常侦测。其中，关联网络最考验综合实力。

以顶象关联网络为例。基于金融机构自身的数据积累，结合内部数据和业务场景、业务逻辑、产品流程、客群特征等做定制化设计，构建可视化和交互式监控平台，帮助金融机构搭建自主可控的风控体系。

由于与金融机构内部数据关联，这样建设好的风控体系不仅可用于营销反欺诈、申请反欺诈、交易反欺诈、账户安全和数据反爬等纵深防御能力，本身也是实用的客户关系画像体系，在精准营销、交叉营销等方面也有用武之地。

（3）构建敏捷组织，打破部门银行藩篱

建设风控模型，可归为风控部门的事，但激活内部数据，则是全行的事，需打破部门壁垒，确保战略落地。这背后，涉及到部门利益协调、考核体系梳理、组织惰性激活、包容文化构建等一系列大问题。

这些问题，哪个都不易解决，但都不得不解决，否则不仅科技转型没有着落，即便仅仅是大数据风控建设，也会很快遇到瓶颈。

除上述几个原则外，在大数据风控能力建设过程中，银行还会持续面临来自流程重组、团队建设、成本投入、监管合规等方面的挑战，需持续予以关注。

新环境、新挑战

作为一句口号，大数据风控已经喊了很多年。“狼来了”喊久了，危机感也就淡了，人们开始把它视作某种“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不断给一些短期事务让路，一拖再拖、原地踏步。

“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当一件事持续几年缺乏重要进展时，大家也就疲了，这个时候，除非有大刺激，否则这事基本也就这样了。

所幸，这种大刺激不远了。

数据环境生变还只是前菜，后续，随着牌照监管收紧、合规阀门扎紧，大量的中小放贷机构会退出市场，多头借贷群体资金链断裂，逾期率会趋势性抬头。届时，助贷机构既兜不了底、也不敢再兜底，相应地，那些缺乏独立风控能力的资金方，做不了业务、也不敢做业务。

中小银行要意识到，“搭助贷风控便车、做甩手资金方”的好日子正在远去，一去不回。再没有点紧迫性，真的来不及了。

联合贷款，应该怎么管？

但联合贷款，不仅仅是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更带来了金融生态的深层次变革，利弊优劣，三句五句说不清楚；如何监管，也远非“禁”与“不禁”所能涵盖。

太过复杂，需从头说起。

联合贷款因何而生？

联合贷款并不神秘，很多人以为它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式创新，其实不过是银团贷款的模式化用。

监管将银团贷款界定为“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合同，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联合贷款也是这样，两家或两家以上持牌放贷机构，基于协议安排联合发放贷款。

银团贷款里，有牵头行、参与行和代理行之别，在“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四原则下，各方权责分工各异。牵头行负责贷前调查、确定贷款条件并组建银团，代理行代表大家进行贷款发放、收回和统一管理，其他参与者统称为参与行。

联合贷款里，基本也是一家机构负责获客、贷前初审、贷款管理和回收，其他持牌机构在独立审批、独立决策并与借款人独立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参与进来，同样要遵循“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等基本原则。

银团贷款又称辛迪加贷款，为大额借款项目而生，合多家银行之力，满足大型基建和集团公司贷款需求。联合贷款，则为小额普惠金融而生，合多家机构之力，优势互补，降低成本，为普惠金融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也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走上快车道。

（1）破局普惠金融难题

小微群体贷款本金小，利润薄，金融机构做小微贷款，往往无利可图，要么弃之不做，要么提高定价。前者导致融资难，后者产生融资贵，顾此失彼，普与惠不能兼顾。

破局之策，便是降低综合成本（如资金成本、获客成本、风控成本、运营成本等），综合成本低一些，普惠金融的空间就多一些。

单一金融机构，固然可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降低成本，但幅度有限。相比之下，联合贷款取各家金融机构所长，让擅长获客的去获客、擅长风控的做风控、吸储能力强的多提供资金、强于运营的做贷款管理，可把综合成本压降至理论上的最低值，普惠金融空间自然就出来了。

2016年末，央行征信系统中仅4.27亿人有贷款记录；2019年6月便增至5.48亿人。表明这两年半时间内有1.2亿人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由无贷户变成有贷户。这是普惠金融的成绩，又何尝不是联合贷款和助贷的功劳。

（2）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

科技已成为金融机构第一驱动力，但科技转型不能嫁接在空中，需在业务转型中落地。

全国性银行基础厚、实力强，自力更生还算条出路；区域性银行底子弱、基础差，除了银行牌照带来的资金优势，在获客、风控、运营等方面均有困难，完全靠自己，业务动不起来，科技转型更是空中楼阁。

联合贷款聚合各方力量，为优势资源互联互通提供桥梁。借助联合贷款，全国性银行可以不必自己造轮子，科技转型步入快车道；区域性银行更是可以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

在这里多说一句。虽然相比单打独斗，联合贷款和开放平台为金融机构转型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金融机构是否愿意转型、能否转型成功，还是取决于自己。当前市场中有很多声音，认为联合贷款和助贷加剧了持牌资金方的管道化和空心化，这就好像那些互联网让孩子沉迷于网游的指责一样，并不能令人信服。

生态重构与场景崛起

联合贷款连通了银行资金和互联网流量，释放出巨大能量，消费金融因此得以快速增长。增长强化增长，消费金融风口效应形成后，引来各方加速布局。如据奥维咨询估算，2018年末，线上消费贷款余额1.5万亿元，较2016年实现近四倍增长。

行业高速发展中，一些机构乘成为新模式里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连通四方资源，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模式便应运而生。演化至此，金融业的生态模式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金融与场景深度融合。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凭借庞大的用户流量，有实力有资格与金融机构洽谈助贷和联合贷款合作，而助贷和联合贷款的发展，进一步加速金融与场景的融合，巩固了用户在场景中获取金融服务的习惯。

随着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深度融入金融生态圈，就带来了各方权责利关系的重构。重构中有冲突，更有和解。

从顺序上看，金融机构率先反应，从排斥到竞争再到合作，用了大概三年时间（2013-2016年），最终以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崛起为标志，宣告双方全面和解，共同完成了金融业务模式的重塑。但厘清金融机构与场景方的关系只是第一步，如何厘清场景方与用户、场景方与监管的关系，则构成了新挑战。

新生态下新挑战

（1）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挑战

规模的增长、模式的重塑、新角色（场景）的介入，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比如规模快速增长，加大了数据需求，大数据行业迎来蓝海，新进入者参差不齐，导致数据违规采集与交易乱象频发；

比如规模快速增长，加大了催收外包需求，催收行业迎来更多从业者，但疏于管理和规范，导致违规催收、暴力催收不断；

比如场景方介入，金融机构与场景方彼此收费模式和收费结构出现交叉重叠，彼此责任权利出现重叠模糊，为个别机构浑水摸鱼创造了条件，致使场景惹祸、金融背锅的事不断，长租公寓跑路后的租金贷问题、培训机构跑路后的教育贷问题，均为典型代表；

……

其实，这些都属于“旧制度赶不上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一旦管理和规范跟上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近期，监管清查大数据乱象、严打套路贷和违规催收，重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行业气象便有了明显改观。

（2）对现行监管制度的挑战

金融模式已然进化，而监管机制未变，就会产生新模式与现有监管体制的冲突。就助贷和联合贷款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打破了区域经营限制。现行监管体制注重属地化监管，如银行有全国性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之分，区域性银行资金不出省；小贷公司则有普通小贷公司和网络小贷公司之分，普通小贷公司资金不得跨区域。但依托助贷和联合贷款，区域性金融机构可向全国用户发放贷款，现行监管体系下的区域限制便形同虚设。

二是消解了金融牌照边界。在新的生态模式下，金融分工细化、再细化，到了一定程度，就消解了金融牌照边界。比如说，风险审批属持牌经营环节，金融机构不得将其外包，但风险审批也可细化为数十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涉及一堆合作方，这些合作方算不算涉足核心金融环节、涉嫌无证经营呢？自是无从说起。

从近一年来出台的文件看，地方监管机构普遍重申现行监管要求的权威性，如强调属地化管理、重申核心环节不得外包等，但略显头疼医头，可解一时之急。要缓解金融创新与现行监管之间的冲突，需顺应金融生态化发展的大趋势，从牌照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并夯实监管科技，探索监管沙箱机制，以保持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3）规模快速扩大，如何控制风险？

在开放平台生态中，资金是流动的，客户是流动的，连科技都是流动的。流动带来更高效的配置，致使金融效率有了根本性提升。

不过，金融与风险共生，业务效率的提升需辅以风控能力的提升来中和约束，否则效率高，隐患也大。

金融以风险为生，各方所求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分散风险。风险分散的妙处好有一比，如巨石立于高山之巅，摇摇欲坠，足以构成系统性风险隐患；若把巨石碎为粉尘，随风而落，于各方不过是微尘拂面。

作为提升效率、做大规模的利器，同银团贷款一样，联合贷款的第一原则也是风险分散，即各方要独立承担风险。只要各方独立承担风险，在完备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严格的拨备计提约束下，增长再快都不怕。

当前各方对联合贷款的担心也恰恰出在这里。一些机构为了吸引资金方加入，违规兜底承诺，违背了风险分散原则，犹如在山顶立一块大石，让各方忧虑不已。

但违规发放联合贷款，错在违规，不在联合贷款。

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如上种种，便是市场对联合贷款模式的核心忧虑。仔细去看，有些是纯粹的违规操作，有些是配套规范没跟上，还有些则涉及监管与创新的平衡这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于金融生态各方而言，流量集中和互联网平台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更改的外部变量和大趋势。联合贷款也好，助贷也好，不过是各方基于新趋势所做的创新与应对。

正因为与大趋势契合，联合贷款和助贷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转型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过是新模式与旧制度不可避免的摩擦冲突，属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不应去推翻模式本身。因为模式既然顺应趋势而生，消灭了这个模式，还会有新的模式出来。

所以，联合贷款应该怎么管呢？顺应趋势，用其利，减其弊，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如是而已。

越南，正在乘势崛起

对于越南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东南亚旅游胜地的固有标签里。新闻里不时看到越南制造业崛起，也知道不少互金机构出海东南亚，首选便是越南，但也只是当新闻看看。

打破固有印象，最好实地看一看。近期受邀参加越南“2019年胡志明市经济论坛”，有机缘看到一个活力的城市，感受到一个立体的越南，把所思所想诉诸笔端，便有了这篇文字。当然，这不是一篇游记。

增长，活力的源泉

对胡志明市的第一印象，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摩托车大军。胡志明市很多路口不设红绿灯，静候路口时，看着摩托车流如潮水般不息，不得不主动走入车流，在彼此避让交汇中过到马路另一边，这个过程中，感受最大反倒是一个城市粗放原生的活力。

说到活力，胡志明市远不如中国一线城市那么行旅匆匆，遍布大街小巷的人字拖和咖啡馆，弥漫的仍是旅游城市特有的闲适，但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却是闲适中透着活力。

作为中国人，对这种活力并不陌生：活力因希望而生，希望因发展而有。发展是硬道理，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速高达6.9%（过去十年平均为6.3%）。作为越南最发达的城市，胡志明市近年来（2010-2018）GDP年均增速更是高达9.42%。经济持续增长，收入持续提升，希望和活力随之而来。

对居民收入增长感受最深的，是用工企业。调研胡志明市同业机构，普遍反映这些年胡志明市用工成本显著提升，房租也越来越贵。如一个有经验要求的外资银行基层岗位，2万人民币的月收入未必能招到人；而好地段的商业地产，租金已不低于国内北上广深的水平。

似乎有些夸张了，尤其是考虑到越南人均GDP仅略超中国的四分之一，胡志明市人均月收入也只有3000元人民币左右，成本怎么能比肩中国的北京上海呢？

其实，同业反映的信息恰恰是越南高端资源市场供求失衡的一个侧影。近些年外资加速入场，越南本土人才在极端时间内遭遇供不应求，高端地产租金更是水涨船高，高增长背后，越南在人才教育、地产布局、基础设施等底层资源供给方面出现了缺口。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对基建升级换代的需求，反过来会通过基建本身拉动经济继续增长，步入一种良性循环。

遥想中国2005年之前，加入WTO推动出口高增长，制造业产能大幅扩张，电力、物流等基础设施供应立马捉襟见肘，为突破基建瓶颈，中国各地相继步入基建热潮，拉动经济增长再上新台阶。

越南面临着相似的机遇窗口。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大量中国企业转战越南，越南对外贸易额大踏步向前。2017年，越南出口总额215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翻了一番；2018年，继续保持了13%的增速。从结构上看，超过七成出口产品属外资成分。

有当地朋友戏称，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以来，每一次关系紧张，都伴随着一波中国人来越考察，其中一些人会留下来，反复几次后，最终沉淀下来大量的产能。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越南已建立工业园区326个，合计入园项目1.55万个，52%为外资。

外资加速入局，进一步凸显了越南在中高端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缺口，补短板会驱动一波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潮，而基础设施的升级，则为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环环相扣，前景可期。

制造业崛起后的城市野望：逐梦金融中心

制造业和基建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支持，要汇集金融资本，建设金融中心自然提上日程。

以越南现有经济基础，只能发展培养一个金融中心。越南总人口9600万，1200万在胡志明，还有800万在河内，越南的金融中心，自然不出这两大城市。二者相比，河内虽为首都，但无论是人口、经济、区位条件，均不及胡志明更有潜力。

此次胡志明经济发展论坛，主题就是“将胡志明市发展成国际和地区金融中心”，在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成峰的开幕致辞以及越南其他政府官员的发言中，对建设胡志明国际金融中心志在必得，更是屡屡提及香港和上海，视之为学习对象和赶超目标。

之后，多国专家共议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一个细节则是，长达几个小时的议程中，政府官员全程记笔记，学习态度之恭敬严肃，令人视之心有戚戚焉。

中国一路从改革开放走来，当年我们学习先进国家经验，何尝不是这样如饥似渴、谦虚严谨呢？如今越南，也走在了乘势追赶的路上。

建设金融中心，决心还是其次，自身条件才是关键。区位因素不再多言，在这里简单说一说越南银行业的发展。

越南银行业类型与中国相似，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合作银行、合资及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及银行合作社等，从资产规模角度看，七家国有银行（农业银行、越南工商银行、越南银行、越南投资发展银行、GPBank、CBBank和海洋银行）占比48%，股份制银行占比41%；合资及外资银行占比约在10%左右；其他类型银行只是补充；从盈利能力看，资产回报率在0.7%左右，资本回报率约为9%。

据越南央行数据，截止2019年7月，银行业贷款余额共计2.29万亿元人民币，就行业分布来看，贸易、工业、建筑业位居前三甲，与其产业结构相适宜。

此外，越南股票市场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数据显示，2017年，越南经济发展所需资金35%来自资本市场；2018年，股市总市值为1.15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72%。同期中国A股市场总市值为47.8万亿人民币，GDP占比仅为53%。从投资风格看，越南股民偏好大蓝筹，习惯持有吃股息，短炒投机的氛围远不如国人。

就当前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看，建设金融中心自是任重道远。但实体起则金融兴，只要实体经济能继续高增长，根基扎实了，再辅以顶层规划和有序落地，金融中心建设并非空中楼阁。

一如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成峰在开幕致辞中所言，“胡志明市承诺将竭尽全力保障政治、社会环境稳定，保证投资商的正当利益，为金融组织在胡市稳定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我们希望将胡志明市与各个金融中心相连接。”

诚能如此，不愁事不能成。

越南的年轻人，越南的明天

2015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持。越南9600万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9岁，15-34岁人口占比高达32.8%，年轻人口居多。

与国内相比，越南年轻人更加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996是不存在的，大家晚上还要在咖啡馆酒吧游冶开怀。不过，据当地的一些外资企业称，论及在职场中的表现，越南员工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更像中国和日本，比较负责，执行力也强。只是整体教育水平较国内落后，外资企业进来后，必须要做一轮针对性培训。

从文化的角度看，除了深受西式文化影响，越南民众对日韩文化接受度也很高。专门去转了当地一家较大的书店，一共三层，外文书很多，英文占大头，其次是日文和韩文，中文书则一本也没有。书店营业员非常肯定地摇头“no Chinese book here”,去咨询当地朋友，他们的反馈也是胡志明市的中文书籍很少见。

同样的，大街上能看到韩式餐馆、乐天商超、日货精品店，甚至越南四大国有银行也在相继引入日韩金融巨头作为战略投资者。相比之下，中国元素仍显稀缺。

从经济上找原因，我想与各国资本入越的产业形态有关，中国注重产能外迁，看中了越南便宜的劳动力；而日韩则能注重从服务业着手，做一些更贴近社会民生的布局。

以韩国乐天集团为例，在越南布局有十年之久，设有20多个分支机构，员工总数超过一万人，客户总数超过350万，占越南总人口的3.6%。乐天集团在越南有商超、影院、地产、金融等多条业务线，真正融入了越南大街小巷，韩式文化也就渗透进越南中产和白领的生活中。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入越，集中在制造业产能外迁，与蓝领工人有大量接触，与中产和白领则少有来往。中产和白领群体，是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更是高净值产业的主流消费群体，中国企业与他们疏远，他们自会对中国疏远。大街小巷里难见中国元素的踪迹，社交平台上仍散落着不少对华刻板印象，大概与此有关。

要理解越南年轻人，还需要了解他们的爱国教育和民族情结。

胡志明市繁华地段的一个步行街广场上，定期会有免费演出，我们当天看到的，便是一出爱国主义题材的舞台剧。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一群年轻人慷慨激昂地诉说表达，虽听不懂说什么，却自有一种感染力。

（年轻人露天公开演出）

台下的观众里，有一脸好奇忙着拍照录影的游客，有激动兴奋拼命鼓掌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古稀老人，与推轮椅的人低语诉说着埋藏在历史云烟中的过往。

台上演员、台下观众，周遭弥漫的激昂音乐和慷慨演讲，还有不远处嬉笑着喝咖啡的三两年轻人，构成一幅生动多元的城市夜生活画面，让人心有所感却无言以发，久久不能释怀。

年轻人，真是一个国家蓬勃发展的核心依仗。

仍有不确定性

前进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越南的崛起之路也存在不少障碍。维度很多，这里仅以基建为例简单阐述。

现阶段，基础设施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一大阻碍。基建离不开两件事，一是政府财力，二是拆迁征地。在中国，两件事是一件事，土地国有，卖地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拆迁征地也有据可依，各种基建配套可高效率建设起来。

但在越南，土地个人持有，可自由交易，政府既缺乏卖地收入，更不可能高效地征地拆迁，要完善基建配套，就面临很大的阻碍。

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资源流动受阻，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便是资源积聚拥塞。水满则溢，带来的不是普遍意义上区域间梯次转移的有序发展，而是特定区域要素价格畸形，并加速贫富差距，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最终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大局。

就现在的越南而言，经济高速发展30年，但胡志明和河内之外没有孕育出新的经济强市，两大城市内部发展也不均衡，华屋与棚户间杂、汽车与摩托并行，道路狭窄，常态化拥堵，城市发展上档升级，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世行专家曾于2019年初发布专题报告，称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越南未来十年必须保持7％至7.5％的GDP增速；而越南政府也规划着2030年要成为中高收入国家，2045年要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无论哪个角度，未来十年，对越南都至关重要。对中国企业而言，如何更好地把握越南崛起的机遇，也值得更多地探讨和思考。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PayPal入华，外来和尚难念经

美国支付巨头PayPal曲线入华，犹如板结的湖面中投入一块大石，每个人都关心，这块石头能否砸出一道裂痕，撼动国内支付格局。

PayPal不仅是美国支付巨头，也是国际支付巨头，目前已开拓全球200多个市场，美国以外的市场贡献了43%的交易量和54%的净收入（2018年数据）。

国内的支付机构差不多长一个样，PayPal显然与之不同，国际化程度更是让国内支付机构望尘莫及。正因为这样，PayPal入华才会给人想象空间。问题是，外来的和尚能念好国内的经吗？

PayPal是谁？

很多人认识PayPal，是从支付宝开始的。市场普遍认为，支付宝与PayPal之间，有一段青出于蓝的故事。

PayPal成立于1998年，2002年被ebay并购，成为ebay买卖双方的交易工具；2003年，淘宝上线支付宝，为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交易。从先后次序看，支付宝的灵感来自于PayPal。

最初的几年，支付宝与PayPal就像两条平行线，在不同的市场做着相似的事情，如从支付工具演变成支付钱包，再衍生出信用支付（贷款）产品。2014年，二者开始在战略层面出现重大差异——这一年，蚂蚁金服成立，全面转向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而PayPal则酝酿与ebay拆分，谋求独立上市。

之后的一年里，两者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大动作，支付宝再次战略升级，从金融服务平台转型转型生活服务平台；PayPal则如愿上市，开始在华尔街的指挥棒下为规模和营收奔跑。

三年后，二者已决然不同。支付宝变身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而PayPal仍是一家支付机构，支付营收贡献占比高达89%。

那么，仅就支付业务本身来看，PayPal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1）交易规模

PayPal是国际支付巨头，但与国内支付机构比规模，也只是二线水平。2018年，PayPal在全球共计实现交易量5087亿美元（不含网关支付），折合人民币4万亿元，放在中国市场（2018年国内非银行支付交易规模208万亿元），占比不足2%。

从增长趋势看，2013年以来，PayPal交易规模年均增速在20%-30%之间，与同期国内支付机构动辄上百的增速比，只能说差强人意。

（2）盈利能力

交易规模虽不占优势，但PayPal的盈利能力绝对羡煞旁人。2018年，PayPal实现净利润20.5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1亿元。相比之下，国内支付机构困于盈利难的僵局，不得不为三斗米折腰，个别机构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违规经营以至罚单不断。即便是几个巨头，也是通过“贷款补贴支付”实现商业层面的可持续性。

PayPal的盈利，取决于其远高于国内同业的收费标准。以美元入账为例，PayPal的支付费率一般在交易额3.4%以上（视商家交易额差异化定价，最高可升至4.4%），且需支付0.3美元/笔的固定费用。若涉及货币兑换，PayPal还要单独收取货币兑换费。而PayPal自身的支付成本费率基本在1%以下，意味着支付交易的毛利空间至少在2.4个百分点以上，扣除其他运营成本，仍然有较大的盈利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PayPal高盈利并无什么秘密武器，纯粹是低竞争下的高定价所致。一旦深度涉足中国市场，一样会陷入盈利难困境。反过来讲，国内支付机构争相走出去，看中的也是国际市场更高的毛利空间。

PayPal入华，破局点在哪里？

PayPal是一家立足欧美、交易规模中等、盈利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的支付机构，人蓄无害，国内支付机构只有发力海外时才会视之为竞争对手。但随着PayPal收购国付宝70%的股权，人们开始关心，PayPal进来后能为中国支付市场带来什么改变？

从业务资质看，国付宝持有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基金支付、跨境人民币支付以及预付费卡发行与受理等支付牌照和业务许可，缺失了收单牌照，意味着PayPal很难在线下市场与国内支付巨头一较高下，战场仍在线上。

线上支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线上场景，而国内大的线上交易场景基本均已布局支付牌照，PayPal的腾挪空间非常有限。

一则缺乏C端用户基础。国付宝没有C端基础，PayPal虽有2.67亿年度活跃用户，在中国市场却没什么积累。一个缺乏C端用户的支付机构，对交易场景方而言，只会额外增加消费者负担（新增绑卡及实名认证等环节），降低交易成功率，合作积极性自然不大。

二则大规模拓客空间不再。没有用户，可以营销获客。但看看中国中小支付机构的生存现状，就知道C端获客有多难、成本有多高。此外，PayPal面临的是C端用户和B端商户的双边获客问题，这两类客户均习惯了国内的补贴打法，习惯了高毛利的PayPal是否愿意走上补贴之路呢？即便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作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是否有魄力在中国市场投入百亿资金来打赢这场战争呢？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所以，放眼未来三五年，PayPal在国内市场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跨境支付。以此为突破口，积累C端用户、累计B端商户，三五年后视市场和政策变化再做打算。

说到跨境支付，PayPal还是底气十足的。

一方面，国际化是PayPal的差异化优势。PayPal支付平台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0多种货币支付和56种货币提现操作。

另一方面，跨境贸易支付一直是PayPal国际化布局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跨境贸易支付一直为PayPal稳定贡献着约20%的交易量。

PayPal对跨境贸易支付的倚重，固然有跨境支付高费率的考虑，更多地还是受限于牌照限制。支付属于持牌金融业务，而PayPal在很多国家没有获得支付牌照，无法进行本地用户间的汇款交易，只好把重心放在跨境支付上，在中国、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市场，PayPal的重心均是跨境支付。

某种意义上，欧美市场以外核心牌照的缺失，也是PayPal交易规模高度依赖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原因。从2018年数据看，PayPal的净收入，54%来自美国，20%来自欧盟（不含英国），11%来自英国，而其他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仅贡献不到15%的净收入。

此外，长期在跨境支付市场中摸爬滚打，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也成为PayPal差异化竞争力的一部分。2015年之前，PayPal在财务上一直受困于汇率风险，如2014年外汇兑美元损失2500万美元，2013年损失800万美元，之后通过对套期保值等风险对冲工具的灵活应用，PayPal具备了强大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汇兑损失已无法再对这家国际支付巨头带来威胁。

问题来了，既然现阶段PayPal发力重点仍然是跨境支付，收购国付宝的意义何在呢？最大的意义就是获得了国内支付牌照，可以把跨境支付用户转化为中国境内支付用户，经过三五年的积累，大举发力中国境内市场就有了底气和基础。

PalPal之后还有PayPal

对任何一家国际化布局的金融机构来讲，进入中国市场都具有战略重要性，恰逢中国金融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时间窗口，对PayPal来讲，此时布局中国市场不需要过多的考虑，无论进入中国市场后取得怎样的成绩，都是后话，进来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

对PayPal如此，对其他国际巨头也是如此。PayPal收购了国付宝，其他国际巨头也不会错失机会。国内有一百多张移动支付牌照，除了头部的几家，多数支付机构日子过得艰辛，大概率也愿意把控制权拱手想让。

所以，对于国内支付市场而言，虽然PayPal入华本身影响有限，但PayPal只是先行者，PayPal之后还有更多的PayPal们要进来。进来的机构多了，无论是国内市场竞争规则，还是国内支付机构的国际化布局，都有了新的想象空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自会揭开新的一页。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二手车金融：难啃的骨头、易解的局

消金业内，现金贷挥手送别昨日辉煌，场景贷期待成为明日之子。现金贷好做，本质上是B2C交易，伺候好C端即可；场景贷难做，属B2B2C交易，服务好B端场景，才能做好C端金融。

B端不仅难伺候，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两年，场景惹祸、金融背锅的事频发，如西安奔驰事件中经销商打着金融服务费的名义乱收费，如长租公寓卷款跑路留下一地鸡毛，如教育培训效果太水打击学员还款意愿等，让金融机构填了不少坑。

发力场景贷，金融机构没少踩坑。有的机构踩坑后无奈回撤现金贷；也有机构坚持深耕场景，在踩坑填坑中夯实护城河。不同场景对应不同打法，本文，我们着重谈谈二手车金融。

二手车金融：难啃的骨头

汽车金融，万亿场景，引无数机构竞折腰，也着实折了不少机构的腰。从2014年巨头下注汽车电商，到2016年后汽车金融引人瞩目，前仆后继、大浪淘沙，最终只留下少数。

汽车金融，范畴很广，粗略可分为C端车主融资和B端融资（主机厂产业链融资、经销商融资等），车主融资又分为购车融资（含融资租赁）和车抵贷，购车融资则有新车金融和二手车金融之分。

B端融资暂且不论，车主融资中，车抵贷不涉经销商，贷款机构直接面向借款人，模式相对简单；购车融资绕不开车商，复杂度高。其中，新车相对标准化且场景集中，相对清晰易做，是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的传统地盘；二手车一车一况、场景分散，难度更高，成为互联网创业机构逐鹿的战场。

二手车金融，大致有四难：

一难，搞定经销商。据统计，国内九成以上的二手车交易掌握在经销商和黄牛手里，搞不定经销商，二手车金融长不大。

对金融机构而言，经销商是双重角色，既是合作伙伴，又是风险来源。分润提成可搞定合作伙伴，精细化管理才能剔除风险隐患。因此，搞定经销商，要懂分润，更要重线下、懂管理，与线上现金贷是完全不同的打法，对很多机构都是挑战。

二难，搞定二手车。二手车既是交易标的，又是贷款抵押物，既要保证价格公允，又要确保抵押物可控。

金融机构要关注两个车价，购车价和处置价，以购车价定贷款额度、以处置价定安全边界，确保处置所得高于未偿还贷款本息。评估二手车价，需综合新车售价、相似旧车售价、所在区域、自身车况等多种因素，需要大数据和经验支持，强调动态评估，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

此外，贷后抵押物监控、回收和处置也不简单。比如，借款人不还款，金融机构如何强行收回车辆又不致冲突升级、引发经侦关注呢？一旦回收出问题，整个风控逻辑都会塌陷。

三难，搞定购车人/借款人。搞定购车人，重点在两个环节：获客和风控。金融机构对风控拿手，获客是个难题。

看上去，搞定车商，就不愁借款人，真正的难题是，车商是成交导向，诉求是百分百过审；金融机构需兼顾风控，通过率不能太高。为了赢得车商支持，一些金融机构盲目提高通过率，坏账压身；一些机构坚持风控导向，又失了车商欢心。把握不好这个度，进退两难。

四难，搞定盈利。互联网机构习惯于前期亏损，因为亏损的另一面对应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用户、经验、市场份额等，假以时日，盈利不成问题。但在B端市场，这种逻辑存疑，B端市场为割裂市场，不同区域相对独立，1+1+1>3的网络效应有限。

举例来说，在C端市场，用户规模从百万到千万，可能会带来营收的指数级提升，变亏损为盈利，规模与盈利有密切联系。在B端市场，这种联系要弱得多。在北京市场无法盈利，只能针对北京市场存在的短板去努力改进，不会因为你拓展了上海、深圳的市场，北京市场就自动盈利，因为市场是相对割裂、差异化、个性化的。

换言之，在汽车金融这样的B端市场，速度不是竞争力，盈利才是。搞不定利润，速度越快，隐患越大。

破局：静下来，脚踏实地、专注聚焦

难题皆有解，诚如古人所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二手车金融的难，不在门槛有多高，更多地是如何适应繁琐和复杂。习惯了“快即一切”、“流量即一切”或“资本即一切”的C端玩家们，静不下来、慢不下来，才会不断碰壁。只要脚踏实地、专注聚焦，这些难题不难攻克。

（1）经销商

经销商这一关，金融机构不能盲目求快，抱定做熟、做透的心态，就能过关。

经销商数量繁多，二手车市场却相对集中。在集群性的市场中，只要你的产品定价合理、分润给力、流程便捷，找几个车商合作不成问题。先把业务做起来，把场景方风控篱笆扎起来，抓大放小，精简不必要流程，合作伙伴会越来越多。

就头部二手车金融机构来看，都在搭建经销商合作生态。美利车金融发力直销模式，下沉到一线，以金融产品连接购车人和经销商；优信（金融业务已剥离至58金融）、瓜子等则从交易切入金融，以购车人线索换取金融产品优先介入权。前者聚焦金融业务，后者依赖生态之力。不过，从交易生态做起殊为不易，非财力雄厚不能轻易尝试。

（2）车辆

车价评估是个专业活，交易平台自建评估体系，但车价太重要，金融机构也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车均收费约在百元上下，计入信贷成本。在贷后管理上，则要求购车人安装GPS，做为控制抵押物的抓手。

GPS设备，除了逾期处置车辆时确定位置外，还是贷后风控抓手。美利车金融曾分享过GPS的风控用途。比如借助GPS，可检测车辆行驶速度和位置轨迹。若检测速度持续为零，GPS可能已被借款人自行拆卸；若速度偏低，也许GPS正绑在电动车上兜风，以营造车辆正常行驶的假象；若位置轨迹与借款人常用地址不符，也是异常信号。

至于车辆强制收回与扫黑除恶的界限，则是全行业面临的困境，需在制度层面保障金融机构合理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利。要影响政策制度，行业先要做大才行。

（3）购车人/借款人

汽车金融，属抵押贷款，对车风控为主，对人风控为辅。对人风控，反欺诈为主，信用风控为辅。因为一旦存在欺诈意图，则对车风控也必然无效。反欺诈，核心在于验明正身叠加黑灰名单比对，流程相对简单，为金融机构提升借款体验留下空间。

仍以美利车金融为例，其提升借款体验的秘诀可总结为“拒绝要快、通过也快，中间地带做好沟通”。不符合资质要求或命中黑名单的用户，要第一时间拒绝，不耽误借款人转战其他金融产品，不影响车商成交，也不落用户埋怨。资质较优的用户，快速批复额度，不在无关紧要的环节拖延时间，让车商尽快落袋为安，积累好感度。对于需要人工介入的少数客群，好好沟通，顺其自然，不求快也不嫌慢。

在这种策略下，审批通过率、借款体验与车商满意度之间的平衡得以有效维系。

（4）利润

盈利是经营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各项能力、各个环节彼此协同、互为助力的客观结果。比如，降低资金成本，需抱紧银行的大腿，银行却只和头部机构合作；比如，降低获客成本，需抱紧经销商的大腿，经销商却只对好产品敞开大门。环环相扣，环环都要强。

对于二手车金融这种B端业务，能盈利表明模式可复制，稳步复制，则增长可期；若不能盈利，则必然意味着特定环节存在短板和堵点，模型尚未跑通，急速扩张往往落个急速收缩的下场。

蓄势待飞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二手车交易高速增长，二手车金融也蓄势待飞。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2014-2018年，二手车年交易量从605万辆增至1382万辆，交易金额从3676亿元增至8604亿元。2019年以来，二手车交易依旧高位运行，8月数据显示，53%的二手车经理人认为市场需求环比持平，基本未受汽车行业波动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市场汽车保有量超过2.5亿，二手车年交易渗透率仅为5.5%，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英美二手车销量是新车的3倍，我国只有0.5倍，同样是希望满满。

（1）二手车限迁政策松绑，进一步释放想象空间

外地二手车入市，冲击本地价格，又缺税收贡献，地方政府多会或明或暗限制异地车迁入。限制车辆迁入，也抑制了二手车消费活力。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后通过多项文件强调重申。各地陆续响应，二手车全国大一统市场逐步成型。

从小池塘到大江湖，区域壁垒被打破，跨区价差被拉平。于购车人，有了更多质高价廉的选择，市场自会越来越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二手车商的竞争也趋于全国化，洗牌加速，与当前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所遭遇困境如出一辙。

（2）中小车商退出，市场愈发规范，为二手车金融营造更好的展业环境

有数据显示，受新车降价、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二手车商毛利率不足5%，生存艰难，所以乱收费动力十足，给金融机构带来声誉层面的不确定性。

2019年4月，西安奔驰女车主一声哭诉，揭开经销商乱收费的黑箱，群声鼎沸中，人们发现汽车金融公司是无辜的，经销商乱收费才是根源。事后，银保监会做出回应，明确要求经销商不得以“为汽车金融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名义收取费用。

汽车金融公司没有错，只是为4S店背了锅，但只要经销商日子不好过，金融机构就很难甩掉这口锅。车商洗牌及跨区域龙头的诞生，将肃清来自场景方的风险隐患，助力二手车金融再上新台阶。

（3）资金涌入，推高二手车市场金融渗透率

在现金贷向场景贷转型的背景下，二手车万亿市场再次引来市场关注。

二手车市场水深，急着转型的金融机构缺乏时间和耐心从头摸索。好在，与两年前不同，助贷模式已经成熟，以助贷为桥梁向头部二手车金融平台输出资金，间接涉足、直接受益，成为金融机构主流选择。在美利车金融的案例中，4000多名销售覆盖300多个城市七万多家经销商，2018年为银行等资金伙伴撮合贷款超过150亿。

低成本资金涌入，优化二手车金融生态的土壤和气候环境，金融对交易的渗透率有望再上新台阶。目前，国内行业二手车金融渗透率（贷款订单数/汽车总销量）不足30%，新车金融约为50%，全球平均为70%，英美等国高达90%左右，渗透率仍有进步空间。

以年交易金额万亿计，渗透率每升高一个百分点，就释放百亿空间。

前景展望

风口起，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面对二手车金融这个硬骨头，下口方式很重要。

事无难易，适合者易。恰如有人享受孤独，有人惧怕独处，二手车金融的复杂，在不同机构眼中有不同的认知，有人愁获客，有人愁催收，也有人担心声誉压力。其实，己之所惮恰为彼之所长，只要开放协作，以己之长助人之长，便不愁不能在万亿市场分杯羹。

越来越多的机构，都来啃这个硬骨头，啃着啃着，硬骨头就会变成软柿子，成就消费金融的下一个蓝海。

租房分期，不仅仅是一笔生意

当现金贷的后路被封堵，越来越多的人努力挤向场景贷。其实，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去看，更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租房分期（租金贷），圈外人和圈里人，观感完全不同——站在圈外，觉得空间好大，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进去冲杀；的人，则总觉被捆住了手脚，有力使不出来，渗透率上不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一道墙，隔着这道墙，便是两个世界。对摩拳擦掌布局场景贷的机构来讲，实践过，才能见识庐山真面目。本文中，我们就来谈谈租房分期。

市场概览：万亿市场待君开

租房是个大市场。据中金证券估算，我国当前约有1.5亿城镇租房人口，对应租金规模超过两万亿。与美国（31.2%）、日本（38.7%）、德国（55%）等国家相比，我国租房人口占比低，叠加房价走高、城镇化率提升、购房观念改变、购房年龄推迟等因素影响，租房人口占比将持续提升，租房市场空间广阔。

如据世联行数据，2016年北京平均首次置业年龄为38岁，较四年前推迟了两年。相应的，平均租房年龄在上移，据贝壳租房数据，2018年北京租房者平均年龄为35.56岁，较三年前提高了两岁。

顺应这一趋势，政策层面也加大了对租房市场的支持。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9号）明确提出“提高住房租赁企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形成大、中、小住房租赁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以及“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住房租赁业务”等。

各地也表态加大租房供给，典型如北京和上海。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租赁住房供应占比为31%，北京则在2017-2021住宅规划中明确建设50万套租赁住房，占比三分之一。

广阔的市场空间，叠加政策层面的鼓励呼应，让苦寻风口的创业者看到方向，长租公寓成为众多玩家的新战场，里面既有房地产巨头，也有房屋中介，更有大量创业者。

相比传统C2C租赁模式，长租公寓属于C2B2C模式，中间多了个公寓运营方。公寓运营方按照统一标准装修并提供租后管理服务，解决了传统租赁模式下的诸多痛点，如室内环境差、维修难、房东刁难及临时被赶走的恐惧等，很快俘获了追求住房品质的年轻人的信赖，成为租房市场一股新势力。

据青客公寓招股书提供的数据，2018年国内品牌长租公寓租金收入达328亿元，市场占比2.2%。相比美国市场46%的市场占比，长租公寓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长租公寓的崛起，为租房分期崛起提供了土壤。

传统的C2C模式，租房场景零散，金融机构没有动力开发专门产品，租客的资金需求大部分依靠工资、信用卡和熟人周转。长租公寓介入后，批量获客成为可能，金融机构纷纷推出租金贷，憧憬着在万亿市场里分杯羹。

美梦变噩梦，麻烦不断

进军租金贷，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拔得头筹，不过银行很快杀了进来，凭借资金成本优势后发先至。

单看风控逻辑，租房分期非常优质：有场景依托，资金用途可控，最要紧的，如果借款人不还钱，银行给公寓方打个招呼，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用退还的未到期租金来填补本息损失。

公寓方如果稳健经营，那一切安好，问题恰恰是公寓方做不到稳健。在资本和市场裹挟下追风口，公寓方求的是快，要快速拿下房源，快速装修并推向市场，资金链一直紧绷。前期大量囤积房源、统一装修风格以及装修后适当的散味空置期，均需占用大量现金流。

万事具备对外开业，还不得不接受早期高企的空置率。以龙湖地产旗下的冠寓公寓为例，据年报披露，2018年已开业5.3万间，整体出租率为50.1%，其中，开业3-6个月的项目出租率为70.2%，6个月以上出租率为87.4%。

现金流紧张，盈利性也差。长租公寓赚的是房租差价，房东参照市场价租给公寓方，公寓方只能高于市场价对外出租，靠更优质的室内装修和安心服务获取溢价。租客以年轻人为主，虽然追求住房品质，但收入有限，也会参照市场价格靠考虑公寓房的性价比，这就决定了公寓方的溢价空间并不大。比如从数据上看，2018年80%以上的租房人月均房租支出低于2000元。

一边是房源端占据大量资金，另一边则是租客端溢价收入有限，站在公寓方的角度，短期经营现金流为负实属正常，短期亏损也理所应当。

要渡过难关，考验的是公寓方的融资能力。产业巨头旗下的长租公寓，融资渠道多元，容易扛过去；一些创业公司，靠日趋谨慎的资本输血完全不够用，就打起了租金贷的主意。

作为整个商业模式的信息枢纽和连接桥梁，一旦公寓方起了歪心思，金融机构、房东和租客的噩梦就开始了。歪心思始于两个动机：

动机一：降低空置率。为此，公寓方不惜耍一些“猫腻”，如打出“押零付一”的幌子同传统中介争租客。但真正押零付一是不可能的，连房东都不答应，于是便要内嵌一个借款合同，所以公寓方愿意带着金融机构一起玩。考虑到很多租客排斥贷款，一些机构就把借款条款隐藏在租赁合同中，租客不知不觉就贷了款。一旦后期出问题，就会引发有关虚假宣传和套路贷的纠纷。

动机二：占用租金。租客（借款人）一次性把一年的房租贷出来，由金融机构直接支付给公寓方，后者分四次付给房东（季付），实现对租金实质占用。一旦公寓方跑路，房东、租客与金融机构便陷入扯不清的纠纷中，都成了受害者。

2018年以来，长租公寓一度出现密集跑路事件，造成恶劣影响，也让刚刚看到点曙光的租金贷业务几近夭折。从美梦到噩梦，短短一年而已。

出路：不是死局，亦非短期可解

归根结底，租金贷的问题在于重心不稳。公寓运营方、金融机构、租客、房东，四方生态，本应四脚用力，实际却全靠公寓运营方一脚支撑，这只脚关系重大而各方又无从实质监督，生态自然不稳，乱象频发。

要破此局，关键要把另外三只脚也伸出来，四脚着地，生态才能稳。

（1）金融机构

在场景业务中，金融机构习惯做“甩手掌柜”，只想安心做个资金方，获客依赖场景方，甚至风控也依靠场景方。问题是，金融机构不想多事，事情自会找到头上来。

在租房分期四方关系中，公寓方一旦跑路，面对租客与房东这两个弱势的受害者，金融机构这一相对强势的“受害者”自然要出来收拾烂摊子。

做不成“甩手掌柜”，金融机构的普遍做法是退缩、提高门槛，只和龙头打交道，规避跑路风险。龙头是否一定不跑路暂且不论，退缩到龙头那里，某种意义上也是放弃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合理的做法是承担更多责任，更多监督和帮助公寓方的责任。站在风控的角度，金融机构需实时监控公寓方的资金流和经营状况，对风险早发现、早应对；但要想让公寓方配合，就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比如提供些对公信贷支持，公私联动，B端C端一起做，才有能力和空间做一个监督者。

（2）房东&租客

把房子给长租公寓，一次签订三到五年合同，统一装修、统一维修，房东图个省心。这种情况下，房东与租客是不接触的，除非公寓方跑路了，房东来行使“清场赶人”的权利，才会与租客起冲突。

因日常不接触，租客眼里，只有公寓方，没有房东，潜意识里认为房子就是公寓机构的，既然交了一年钱，和尚跑了庙还在，自然要住下去。这个时候“冒出”一个房东太太来清场，自是不愿配合。

双方都有理，且相互冲突，此时，空泛地发些高论并不能解决问题。事情一旦发生，唯有相互协商一途，各自有所退让，共同承担损失，这个结才解得开。

（3）行业主管部门

无规矩不成方圆，生态发展离不开主管部门。这里有两个行业主管部门，一个是金融监管部门，一个是住房管理部门。

跑路频发后，金融主管部门率先出手。2018年8月，深圳互金协会发文提示长租公寓相关金融业务风险；9月，上海市金融办发文要求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立即暂停个人租金贷业务。

之后，住建部门也开始表达关切，2018年10月，浙江省住建厅发文强调长租公寓开展租金贷业务，要征求原始房东书面同意，要确保承租人的知情权，并明确贷款合同应独立于租赁合同单独签署，贷款期限不长于12个月等。

暂停租金贷业务，于金融机构是毫毛之损，于长租公寓则是切肤之痛，故不难理解地方金融主管部门倾向于叫停，住建部门则倾向于规范发展。

地方监管提示风险后，全国层面并未出台相应意见，表明局部问题不能抹杀其正面贡献，租金贷在缓解租客资金压力、促进消费升级方面的确发挥着积极作用，这点积极作用便在一片质疑声中给租金贷业务留下一线生机。

不过，生态环境的优化终非朝夕之力，租金贷的困局也非短期可解。

租房贷款，不止是一笔生意

衣食住行，皆为刚需。居住，尤其与幸福生活直接挂钩。伟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用悲壮激烈的语言道出了国人埋藏心底的住房情结。

国内16%的城镇家庭居住靠租房，一线城市租房占比更是高达40%左右，使得租房不仅仅是桩生意，更是社会民生的重要依托。租房具有的社会属性，使得租房分期也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除了考虑贷款能否收得回，更要把保护借款人（租房人）的利益置于心头。

若一心只想着贷款渗透率、想着贷后不良率，对合作伙伴（如公寓运营方）的坑蒙拐骗不闻不问，对租客房东的合理诉求置若罔闻，也只好“规模增长一时爽，事后乱象火葬场”。

2018年，国内长租公寓乱象频发，公寓方跑路了，租客房东利益齐受损、纠纷难断。提供租房贷的金融机构凭借一纸合同，主张本息收回的合法权利，却引来舆论炮火，不免心中委屈。其实，在商言商，可以委屈；但站在社会属性的角度看租房，便是另一种视角。

在公寓运营方面前，租客和房东都是弱势者，在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存在诸多难处，若金融机构也只想自扫门前雪，不敢或不愿去得罪场景方，不愿尽些社会责任，只会让租房分期这个市场不死不活，又怎能尽享市场红利。

终归，租房，不仅仅是一笔消费交易；租房分期，也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若只把它视作赚钱的乐园，它将示之以乱象和泥潭；唯有注入些社会责任，这个市场才能报之以利润。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什么样的共享经济企业能走向成功？

共享单车引爆共享经济后，共享雨伞、共享衣服、共享篮球等一系列共享相继出现。这些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新模式在吸引人们眼球后，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竟什么样的共享经济才能解决消费者痛点？经历阵痛后的共享经济，在认真反思后又将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共享经济领域每个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共享经济是由美国的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于1978年在其学术论文中提出的概念，主要思想是——通过第三方提供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交易平台，将闲置的资源（如住房、汽车等）以出借或者出租的方式让渡给使用者，优化资源配置，获得相应回报的经济模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又将共享经济的概念边界不断扩展延伸，现在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将海量分散化的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共享，主要体现为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也包括剩余所有权的让渡，以及时间、空间、技能等无形资产的共享，它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但是，这种新经济模式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受到资本和创业者的关注。那为何会在近十年快速发展呢？

这与金融危机后的宏观环境与技术进步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市场需求大幅下滑，产能严重过剩，此后多年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不断攀升。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源供给，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利用闲置资源增加收入的欲望。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渗透率的快速提高，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进步，加快了共享经济从概念到落地的进程。智能手机与移动支付提供了实现共享经济的物质载体与交易载体；LBS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 ，一种基于移动位置服务技术）实时定位用户地理位置，构建万物互联基础；大数据与云计算使得海量订单的高效处理成为可能，将此前分散、小规模的共享行为聚合化，解决了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的难点，提高了交易撮合率。

于是，共享经济企业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后遍地开花，民宿短租行业的Airbnb（爱彼迎）成立于2008年，出行行业的Uber（优步）成立于2009年，这两个我们最为熟知的巨头的估值目前都已达到300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产能过剩中的闲置资源与信息技术进步，是共享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市场的共享经济萌芽期出现较晚，落后国外3年时间。直到2016年，中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才首次出现了“共享经济”概念，政府开始在战略层面积极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

于是，从2016年开始，大量资本涌入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各种各样的共享层出不穷……

然而，与资本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今为止，在共享经济领域成功的企业屈指可数。

那么，共享经济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究竟是哪些核心因素成就了百亿估值的独角兽？那些退潮后裸泳的共享经济企业又败在何处？

在我看来，是以下两点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1、辨别需求的真伪

商业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的需求千奇百怪，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只有精准的抓住用户真需求、解决真痛点，才能成功。

真需求分为硬需求与软需求，硬需求指消费者必须得到满足、不能舍弃的需求，软需求是可以替代且不断进化的需求。而伪需求是指看似刚需实则浮于表面脱离本质的需求。

如何才能洞察用户的真需求呢？

很多互联网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或开发新产品时，都会通过消费者调研来了解用户需求。但是从结果看，很多消费者在调研分析中被动“撒谎”，乔布斯有句名言流传甚广：“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才发现，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用户很多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企业必须要在用户调研中去伪存真，发现用户的真需求。

人性不变，需求永恒，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更容易接近真相，发现本质。

从人类历史演变角度来看，荷尔蒙、对美和长寿的追求、厌恶焦虑、通过社交获得尊重与认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需求。

为什么一瓶茅台酒可以卖几千元？

给你一瓶茅台和一瓶汾酒，你真能喝出区别吗？

就因为茅台自封国酒定位高端，消费者就买账吗？

那如果伊利推出一款自诩定位高端的国奶，定价上千，你买吗？

其实，核心在于白酒是友情沟通的桥梁，而友情是无价的，所以即使茅台定价大幅超过同行，依然有人买账。中国特色的酒文化决定了酒的价格是社交中体现尊重与认可程度的一把标尺。中年人饭桌上体现对他人尊重认可的最好方式之一莫过于摆一瓶国酒茅台。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钻戒定价那么昂贵？因为钻戒是爱情的承诺，爱情无价。

我们再来看已经取得成功的共享出行行业，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人类追求交通便捷的需求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在不断变化。滴滴出行用更优化的方案解决了出行需求，使人们可以花费比出租车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而有一些比如共享篮球、共享雨伞之类的项目，看似也解决了某种特定场景下的需求痛点，然而这些需求场景单一、使用频次较低，且用户自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比如打球自带篮球、外出自带雨伞）来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伪需求，而出行、住酒店这样的需求比较依靠供应者的服务，并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辨别需求质量还有一条很关键的标准——需求的频次。

出行、酒店都属于高频次的刚需，这种需求不会因为全球各地文化语言的不同而产生实质性差异，因此全球扩张的难度较小，且同一套算法可以应用在全球市场进行供需匹配。

共享经济，因为共享的逻辑，其服务价格往往会低于传统商业，而低价必须要有高频次的需求来支撑，才能形成大市场，满足资本的回报要求。因此，需求的真伪、频次的高低、应用场景的广泛性，对共享经济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2、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而言，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是检验一家互联网公司护城河深度的重要指标。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张信息网络，互联网产品普遍有网络效应，服务更多用户的同时却并不需要付出同等比例的成本，而且在用户之间也能形成互动节点，用户越多，这张网络价值就越大，而网络价值不断变大又会带来更多的用户，这是过去的非互联网产品所做不到的。

对于共享经济而言，需要考量两个方面的网络效应——供给端与需求端。

比如，共享领域比较火爆的两种模式——滴滴出行和共享单车。滴滴出行是平台模式，即由个人或传统出租车公司提供车辆，共享给他人使用，平台起到的作用仅限于搭建信息连接桥梁，匹配供需双方信息。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模式，企业自行研发、租用或购置车辆，提供随取随用的租赁服务，消费者可按用车需求和时间预定租车小时数，按小时或天计费。

就这两种模式而言，平台模式优于分时租赁模式，其原因在于网络效应。具体来说，滴滴是轻资产运营，车辆的供给端由市场闲置的车源提供，越多的车源接入滴滴的网络，滴滴的算法匹配供需的能力就越有用武之地，越多有打车需求的用户就越容易在滴滴平台上打到车，而越多的滴滴用户就可以激励越多的车主接入滴滴网络，形成正反馈循环。这种供给端的快速扩张，使原来被挡在准业门槛之外、没有牌照的服务者，加入了市场提供服务，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也降低了价格。

而共享单车则不具备这样的网络效应，供给端的单车全部由企业自己提供，成本并不会因为单车数量增加而变少，而算法在匹配供需两端之后，还需要不断的进行人工搬运单车来完成算法匹配的最后一步，大量的单车堆积、损坏、偷盗的现象，不仅无益于发挥网络效应，还会造成很差的用户体验。此外，大量的单车对于用户来说是一种公共品，这还会造成“公地悲剧”，长期来看不仅没有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反而增加了社会交通成本和监管成本，引起显著的负外部性。

因此，在共享经济领域采用了平台模式的企业更容易在资本的帮助下成功，平台模式的核心点，其一体现为供给端快速扩张的网络效应，其二在于供给端快速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后引起的用户需求端的网络效应，用低成本获取海量用户并提高用户留存率。企业在平台化的轻资产模式下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运营，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市场供需的算法匹配，采用市场化定价这一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市场问题。

那么，我国共享经济市场目前发展到什么阶段？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今年2月，中国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29420亿元，比上年增长41.6%。其中，2015-2018年，网约车用户在网民中的渗透率由26.3%提高到43.2%，在线外卖用户渗透率由16.5%提高到45.4%，共享住宿用户渗透率由1.5%提高到9.9%，共享医疗用户渗透率由11.1%提高到19.9%。

从各个领域的共享经济来看，渗透率都在50%以下，其中很多都在20%以下，对于投资人来讲，渗透率快速提高的成长阶段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

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内需市场，中国的共享经济市场正处于快速成长当中，潜力巨大。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很多问题，在未来，我认为有以下两个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征信系统接入共享经济平台。一来可以筛选出安全、信誉良好的商家和用户来维持这个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二来可以规范生态体系内的商家和用户，对他们的行为形成约束，避免恶性行为的发生，比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既有广大的商家用户也有消费者用户，接入共享经济系统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大的能量。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来为新兴企业融资。新兴企业大部分是轻资产运营，没有抵押物向银行融资，只能依赖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来发展。中国VC/PE投资人需要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来稳定他们的投资预期，否则像ofo出现的一级市场各家投资人争相退出、彼此伤害的现象会造成两败俱伤，既伤害了创业企业，也伤害了投资人。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培育一个像美国纳斯达克那样强大的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发展新兴产业经济，也有助于我国经济转型。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人类依然扬帆起航。容易绝望的人没有明天，习惯悲观的人难有未来。我相信随着政策制度的完善与技术的进步，共享经济在中国市场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施旭健

房贷利率新政落地，你家的房贷利息会涨多少？

今天是央行房贷利率新政落地的第一天——根据人民银行的公告，“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

您准备好了吗？

相对之前的政策，今天落地的新政对于我国房贷利率结构会有何影响？本文尝试通过下图进行解释。

上图左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房贷利率结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1）基准利率：由央行官方公布的一个存贷款利率，主要根据我国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需要进行确定和调整，当前我国５年以上贷款的基准利率为4.9%。由于该利率的调整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故调整比较慎重，上次基准利率的调整可以追溯到2015年，至今已近４个年头。

（2）利率加点：实际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还会有一个利率加点（一般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下浮动一定比例）。在传统房贷利率结构中，利率加点一般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资金面的宽裕情况）和风险等级（抵押资产和贷款人的风险情况）灵活决定，所以同一个贷款人向不同银行申请贷款，得到的房贷利率可能存在差异。央行会对浮动的上下限进行限定。

上图右边是此次新政推出后的房贷利率结构，可以发现大的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由“基础利率＋利率加点”两个部分构成），但是，每部分的具体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基础部分：由基准利率变为了市场报价利率（LPR），所谓市场报价利率（LPR）,是选取了市场上有代表性的18家银行，综合参考他们的贷款利率报价，由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计算，形成的平均利率。相对之前的基准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定价来源为市场报价，更新频率更高（每月20日更新一次），市场化程度更高。

（2）利率加点：引入央行和省分行的参与。相比之前利率加点仅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浮动，在新政的利率加点中，还引入了央行和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的参与。其中，央行要求“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而对于各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家统一的信贷政策基础上，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因此，在新政中，利率加点受到央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和对应商业银行三者共同影响。加点数值一旦确定，整个合同期限内都固定不变。

另外，在利率更新周期方面，新旧政策差别不大。在旧政策中，房贷的实际执行利率每年会进行更新。银行会根据当时的“基准利率”和合同约定的利率加点，综合计算该年度执行的贷款利率。在新政策中，利率更新周期可以跟银行进行协商，最短1年，为了规避利率风险，预计大部分银行也会以1年为利率更新周期来提供贷款。

综上所述，新的房贷利率政策表现出“市场化”和“差异化监管”相结合的特点。其中，基础利率部分，市场报价机制的引入，使得房贷利率更加的市场化，而利率加点部分，人民银行及各个省分行的参与，也使得监管部门可以针对各地房地产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监管和调节。

至于新政策是否比旧政策的房贷利率更高？答案是不确定。这取决于利率市场的状况，包括基准利率和市场报价利率（LPR）的高低，以及各自利率加点的高低等因素综合决定。如当前，5年以上LPR的利率4.85%是略低于同期的基准利率的（4.9%），但是今后两者的走势和变化还有待观察，相信短期内不会有较大的差异。

房贷利率新政的推出，对于当前的房价影响大吗？

笔者认为影响不大。

因为相对于其他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如限购政策和首付比例等因素），利率变动对于房价的影响相对有限。本文以一个购房案例进行解释：

假设总房款为300万元，三成首付90万元，需向银行贷款210万元，根据不同的房贷利率，按20年期限，以等额本息形式，每个月需要还款的金额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随着房贷利率的上浮，购房者的月供金额确实有所增加，就如一个中小波动，房贷利率由5.9%上升60个基点，到6.5%，每月的月供增加730元，一个较大的波动，房贷利率从5.9%上升到7.9%（上升200个基点，在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可能性不大，在此引用更多的是压力测试），每月的月供增加2500元。

下图是首付增加对于购房者的影响：

同样是300万元的房子，按照首付60%计算（接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需要180万元首付款，相比原来（三成首付），多缴纳90万元现金。

由以上案例可见，相比利率波动使得每月增加上千元月供，首付比例波动则需要购房者短时间内筹集和缴纳大笔购房首付款，对于购房者的购买力和需求影响更大。实务中，各地确实也是通过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来抑制投机炒房，调控房价的。

具体请看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

另外，大部分一二线城市，还对购房资格进行了限制，只有具有本地户口、工作居住证或者在本地缴纳多年社保/税收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购房，如此进一步限制了购买力和需求。

综上所述，相比首付比例和各地的限购政策，此次利率新政对于房价影响有限。

有人可能会担心利率新政的推出，对于现有房贷利率产生影响？这里涉及到新旧政策过渡的问题。

根据官方的说法，“2019年10月8日前，已经发放和已经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贷款仍按原合同执行。”

所以，根据央行基准利率在未来是否会持续发布，笔者认为利率新政对于现有房贷客户的影响分为两种情况：

（1）若央行的基准利率持续发布，则现有房贷客户仍按基准利率计算房贷利率，履行还款义务；

（2）若央行的基准利率停止发布，不排除会用市场报价利率（LPR）来替代现有房贷客户的基准利率。

虽然官方目前并未公布具体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过渡方案更平滑，新老两种贷款形式并存，但是新发贷款都以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老贷款逐步到期，基准利率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具体的利率方案有待官方进一步的确定。

房贷利率新政下，应该如何买房？

根据前文分析，笔者认为房贷利率新政对于当下房地产市场影响有限，购房者可以参考首付比例、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个人的收入和资产水平等诸多因素，综合进行评价和决策。

当然，新政下，由于市场报价机制（LPR）的引入，不排除新的房贷利率比老政策（基准利率）有更大的波动性，如此也意味着更大的利率风险。因此，笔者建议：

（1）留足余量，量力而行。购房者在测算月供和贷款规模时，应该结合自己的收入水平，留足余量，量力而行。如每月到手收入为20000的购房者，建议考虑将月供额度设置为10000元，按等额本息（利率5.9%）、20年贷款期限计算，可贷额度在150万左右。如此配置，一方面，保证了每月有10000元的消费/生活开支或者储蓄，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即使房贷利率出现向上波动，每月多支出上千元房贷月供，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余量不足，虽然可贷金额有所提高，但是受到利率风险的影响也相应增大了，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

（2）选择公积金贷款/混合贷。目前房贷利率新政仅限于商业贷款，公积金贷款仍沿用老办法，不仅利率更低，而且利率波动小，利率风险更低。故同等条件下，如果条件允许，建议选择公积金贷款，如果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也可以考虑公积金＋商贷混合模式。

以上是对房贷利率新政的分析，希望对您购房决策有所帮助。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嘉宁

信用卡拐点已至，行业进入存量时代？

有人说，信用卡行业的下半场来了，增量时代结束，存量时代来临。

确实，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了信用卡发展趋缓，监管的政策指导和窗口指导都说明行业到了一个发展的重要节点。

但对人均持卡量只有0.51，发展仅有16年的信用卡行业来讲，说下半场的到来是不是太早了？

其实不管是纵向看历史，还是横向看国际水平，我国的信用卡都仍未达到“存量时代”。

作为电子化和现代化的消费金融支付工具，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真正快速的发展则是在近十年的时间中。

1979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代理香港东亚银行“东美VISA信用卡”取现业务，标志着中国出现了信用卡业务。随后代理业务不断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银行发行“中银卡”，以及农行、工行、建行的跟进，开启了中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到1995年，在广发银行发行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信用消费功能）之前，信用卡其实一直是“准贷记卡”（先存钱、后消费）。

而在1995-2003年期间，信用卡行业仍然处在萌芽期，发展较为缓慢。

但2002年银联成立后，在各大银行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的基础上，信用卡业务进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期，2003年6月，信用卡发卡量达到2499万张。由此，2003年被称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2006年上线运行的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原本可以成为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的基础，但“次贷危机”的出现，使信用卡业务在2008年提前出现了转型期（发卡量增速开始下滑）。

2008到2012年间的转型期，既有金融危机的宏观因素影响，同时也是银行信用卡由粗放发展到初步精细运营的转变期。到2015年，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百度有钱花等虚拟信用卡的大发展，带来了信用卡发卡量第一次下滑（同时还有统计口径的原因）。

随后的2015年至今，银行借助互联网巨头的线上流量，再次进入信用卡发展的快车道。仅2017年的信用卡新增发卡量就达1.23亿张，同比增长超过25%，线上发卡量更是一举突破60%。至2019年第二季度，信用卡人均持卡量增至0.51张，在用发卡量（包含借贷合一卡）达到7.11亿张。

如果说信用卡下半场是以“存量时代”为标志，那么，这个时点远未到来。

从人均信用卡持卡量看，美国人均3张左右，日本、韩国均超过2张。而2018年，我国人均持卡量仅0.5张，深圳市的人均持卡量2张左右，北京1.5左右，上海约1张，其他的城市均在1张以下。在信用卡人群覆盖率和人均水平上，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而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人均持卡量相比于2018年末，提高了0.02张，提高的空间仍然广阔。

这一点，发卡量可以证明。根据2019年上半年报，发卡量排名前五的中农工建招新增发卡量超过3000万张，相比去年同期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在10%以上。

从信用卡不良贷款率来看，国际标准的警戒线为5%，截止2017年末，我国的信用卡不良率为1.6%，预测2018年和今年的不良率仍然不会超过2%，整体资产质量健康。今年二季报虽然显示不良率有所提升，但一方面幅度较小，另一方面仍是个别因素，而非行业整体性问题。

从信用卡交易金额看，得益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减税降费等政策实施，2016年以来信用卡的交易额持续快速提升。而据2019年上市银行半年报，虽然工农中建交这五大行的交易额原地踏步，增幅较小，但招商、平安、光大、中信等股份制银行保持了20%左右的较高增速，逐渐成为信用卡市场中的主力参与者。所以综合来看，行业整体交易额并未下滑。

同样的，其它反应信用卡业务发展情况的数据，也无法表现出信用卡业务的存量来临。如信用卡的贷款余额，除了个别银行的战略调整外，主要的上市银行都增长了5%-10%。信用卡不良率虽然有小幅上升，但更多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现金贷暴雷引起的共债风险传递，而非行业整体的发展问题。

然而，即便信用卡尚未到存量时代，监管的政策导向、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策略调整、行业的数据信号等都显示着，当前信用卡业务确实面临着需要调整的阶段。单纯的精细化运营已经不足以支撑快速的发展，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方向、策略、模式都需要有更创新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的信用卡业务还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其它国家，特别是信用卡行业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是怎样的。

首先来看美国，美国信用卡始于1915年，至今已近100年。与国内的信用卡业务相比，美国信用卡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是发展驱动力自下而上。信用卡最先出现在美国，完全是由于消费者的需要，市场自发产生的，其发展没有经验借鉴而言，全靠本国市场导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导向。而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更多是在借鉴、模仿西方信用卡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模式更多是自上而下。

第二，发卡方更多样化。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主导，信用卡只能由银行来发行（虚拟信用卡正在逐渐打破这种限制）。而美国的信用卡发行方既有银行，也有各种非金融类企业，行业目前形成以银行信用卡主导，商业信用卡为辅的格局。

第三，产品创新多、种类多。包含有抵押信用卡、代币卡、认同卡、联名卡等各类信用卡。每种信用卡都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满足用户在生活消费方面的各类需求，实现差异化竞争，个性化发展。

第四，收入结构差异明显。美国信用卡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第一大来源，70%左右）、商户回佣收入（即刷卡手续费，第二大来源，15%左右）、滞纳金收入（第三大来源，5%左右）、年费收入、提现收入等。典型的模式有两种，一类是以美国银行、第一资本、花旗银行等为代表的银行机构，以利息收益为主。另一类是以美国运通为代表的独立信用卡公司，以商户回佣为主（3%左右的费率）。这与我国信用卡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以银联公布的信用卡收入结构来看，我国信用卡收入前三项是分期手续费、利息、回佣，占比较为均衡，且行业收入模式基本一致。

当然，美国在经济环境、消费观念等因素上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发展的路径也可能完全不同。而另一个国家——韩国，在信用卡的发展历史上，则与我们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韩国的信用卡起源于1980年韩国国民银行发行的“国民卡”，但在初期，信用卡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韩国金融危机。

为了提振经济，韩国政府极力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即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因此，政府大力扶持被看做能带动消费的理想金融产品——信用卡，并在1998-2001年的短短3年内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随后，信用卡滞付率（类似不良率）不断攀升，2003年信用卡危机爆发，同年9月，韩国信用卡总数超过1亿张，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主要信用卡公司坏账率高达13.5%，几近破产。

相似的信用卡危机在中国台湾（2005年前后）、日本（2003年前后）、美国（2009年前后）都曾出现过。危机原因也都具有共同性，即危机爆发前夕，为了拉动经济，放松监管引发的消费信贷滥用和行业无序竞争，叠加上下行的经济周期，个人的债务危机传导至发卡机构，引发整体的社会风险。

回到我国的信用卡行业上，国外信用卡业务的创新和危机，为我国信用卡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创新借鉴和危机的防范化解经验。在当前信用卡发展逐渐降温的情况下，创新的产品和业务模式能够带领企业跨越周期，实现快速发展。对此，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信用卡业务的子公司改革。信用卡子公司并非一个新命题，光大、浦发等股份制银行已经率先成立了信用卡子公司，虽然独立后需要面临渠道、业务协同等问题。但同样的，专业化经营的信用卡公司能够更独立、更快速的适应市场变化，也具有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风险隔离意识。同时，理财子公司的成熟也将为信用卡子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和经验。

第二，发展更多样化的产品。目前国内的信用卡是以代币卡、联名卡居多，有抵押信用卡和认同卡仍然有待发展。以认同卡为例，很多高校都联合银行发行了高校认同卡，但缺乏足够的精细运营。慈善类的认同卡同样如此，随着慈善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该类信用卡也许是突破发卡数量瓶颈的一种方法。

第三，商业信用逐渐发展。美国信用卡发展是由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的发展，所以发卡主体包含了银行和非金融企业。而我国是“银行+政府”主导的银行信用模式，法律规定只有银行才能发行信用卡，但消费贷款与支付/银行账户的结合诞生了一种“虚拟信用卡”，典型的如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美团买单，这种模式与商业信用模式极其相似，突破了银行信用卡的牌照限制，而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种产品正在逐渐扩大影响力。

第四，探索差异化的利率定价方式。2016年以来的消费信贷大爆发使当前的信用卡客群从最优客群向次优甚至次级客户延伸，而在这方面，Capital One的差异化的营销、因人而异的利率定价和风控手段，或将是新一轮信用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

同样是指数基金，为什么ETF更优秀？

普通投资者在进行基金投资时，一般途径是通过基金代销机构进行买入和卖出，这笔业务专业上称作“申赎”。由于基金清算等因素，完成一次“申购”或者“赎回”一般需要3天左右时间，这样如果进行一次基金调仓可能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是否有更便捷的选择呢？

在实际的基金投资过程中，我们发现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基金：

一方面可以通过申购/赎回来进行交易，交易的渠道一般通过代销机构进行操作，这类基金的代码一般以“.OF”结尾；

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在交易所进行场内买卖，操作方式与买卖股票没有差异，这类基金的代码一般以“.SH”（上海证券交易所）或“.SZ”（深圳证券交易所）结尾。

这种既能申赎也能上市交易的基金有两种：

一种是LOF，上市型开放式基金，目前有303只基金；

一种是ETF，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目前有265只基金。

这两种基金在交易所的交易方式上没有差异，可以直接像股票一样进行买卖。主要的区别在于申赎机制方面。

与普通基金一样，LOF也是用现金申购（份额）、份额赎回（现金），投资者支付的都是现金。

而在ETF的交易机制下，投资者申购时需要按照基金公司给出的申赎清单来进行申购或者赎回，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选择一篮子股票组合，为了便于交易，成份股通常允许现金替代。

由于一篮子股票组合相当于公开了基金的持仓结构，所以一般ETF均以被动型投资的方式呈现。

那么，这种看似并不起眼的差异，会给投资者的交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此，我们从申赎差异、应用范围及投资策略三个角度来进行阐述。

以跟踪沪深300指数的两只基金为例：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163407.OF、163407.SZ）和华泰柏瑞沪深300ETF（510300.OF、510300.SH）。

这两个基金都是既可以直接以基金净值进行申赎，也可以在交易所以竞价方式进行买卖的，他们都有交易所的场内基金代码。

在场内交易方面，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各自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即“.SH”或“.SZ”的价格），会跟随着“.OF”的净值进行波动。

对于场内成交量比较大的活跃型基金，场内份额相当于提供了较好的流动性，因为场外的申赎虽然在变现方面不会有问题，但是却会有较长的时间成本，正常来讲，完成一次基金的赎回，需要3个以上交易日才能拿到可交易的资金，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可能会错过很多交易机会。

对于场内交易量较小的基金，场内的份额会面临流动性较差的境地。所以基金的申赎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般而言，LOF型基金的申赎门槛较低，以现金形式即可；ETF基金的申赎门槛相对较高，虽然对投资者提供了现金和一篮子股票作为申赎的对价选项，但是在最低金额上往往有限制。

比如，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163407.OF、163407.SZ）既可以像普通基金一样在场外进行申赎，也可以通过交易所进行场内申赎。

在场外申赎中，不同的渠道所受到金额的限制不同：

（1）在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进行申购时，投资人以金额申请，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0元；

（2）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平台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3）除上述情况及另有公告外，基金管理人规定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在场内申赎中，合同约定投资者通过场内申购该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元；场内赎回本基金的数额限制，参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办理。而且有一点值得注意，投资者使用中证登的股票账户或者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即可进行申赎。

对与ETF基金而言，则复杂得多，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510300.OF、510300.SH）为例，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90万份，而且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一个感觉，就是很贵！

在申赎方式上，ETF一般采取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而在支付方式上，则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综合对价方式。ETF管理人会在每个交易日结束后给出下一个交易日的申赎清单。

LOF和ETF最大的不同在于申赎机制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应用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资金量较小，达不到一个申赎单位的，直接进行场内交易就好，无法利用到ETF交易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则可以很好的利用ETF的交易便利。

第一种应用：买入连续一字涨停股票

当投资看好某只强势股票，该股票连续涨停导致无法买入时，可以利用ETF基金持有该股票。具体的操作方式为：寻找一只ETF基金，其中目标股票的占比越高越好。一种方式是通过场内买入该基金，然后申请赎回，这样就能得到该股票份额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是需要卖出其他不愿意持有的股票。

第二种应用：卖出连续一字跌停股票

如果投资不慎，就会买入“爆雷股”，通过正常的股票竞价交易很难卖出。大体的操作路径是配好一篮子股票，申购份额，然后在场内进行卖出。面临的风险是需要按比例买入很多并不愿意持有的股票，同时也要面临份额转入场内进行交易时的价格波动风险。

第三种应用：构建基金组合

由于ETF有组合申赎机制，一般ETF基金都采用完全复制的被动投资策略。同时，为了将组合申赎的冲击降到最低，基金经理的目标是严格控制对指数的跟踪误差。这样的基金正是主动型基金组合所需要的。如果投资者善于进行资产配置，而不精于或者无暇进行具体的底层标的选择，ETF基金是很好的选择。ETF保证了跟踪误差在可控范围内，基金组合的构建者只要关心大体的指数组合比例即可，而不必过分将精力用于基金的筛选，毕竟对基金经理的筛选要相对复杂一些，可控性也差一些。

基于ETF的投资策略相对丰富。最基本的策略就是通过获取场内份额与基金净值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套利。这种方法在ETF发展的初期，效果还可以，但随着量化技术的应用和市场交易的活跃，这种套利方法基本没有获利的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部分的处理，来获取较好的收益。

ETF基金由于能够实现成份股与一篮子股票之间的兑换，在股票减持方面具有极好的便利性。

通常，大量卖出或买进某只股票时，会对市场价格造成较大的扰动，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冲击成本。但是在我们的ETF交易体系中，是成份股组合与份额总值之间的等价兑换，省去了中间的市场交易环节。因此，对于大批量的股份减持十分有用。只是在指数标的选择上，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所减持的股票要在指数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权重；

二是相关的指数基金总体市值要大，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如此种种，都是LOF基金所做不到的。LOF基金的好处在于提高份额的变现能力。由于是现金兑现金，LOF基金可以涵盖很多主动型管理的策略。虽然市场上出现了增强型指数ETF，但这相当于通过申赎清单向市场透露了自己的投资策略，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增强策略失效。

总体而言，ETF的优秀之处在于，减少不必要的市场交易，提高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对于投资者来说，ETF更加透明，有利于我们的投资策略的构建。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ZeroBeta

迟到的腾讯“分付”，将如何搅动消金市场？

近日，一则腾讯正在孵化信用支付产品“分付”的消息引发业界关注。据报道，该产品类似于一个虚拟信用卡，嵌入到支付中，客户可以选择在授信额度范围内，进行信用消费，从而实现账单延期和分期消费。

对此，有消费金融业者惊呼“狼来了”——以腾讯的资源和支付86.3%的渗透率（国内每100个人里有86.3个人使用支付），嵌入支付的“分付”对现有的消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在所难免。

但真的是“狼来了”吗？

腾讯在这个时间点推出消费信用支付产品“分付”，是很寻常又不寻常的事情。

所谓“寻常”，是指同时布局一个信用支付产品和一个现金贷产品是大互联网金融平台常见的状态，腾讯概莫能外。

“不寻常”是因为，相对于腾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来推出产品，其他平台的同类产品大都在2015年就已经推出。

在现金贷领域，腾讯系控制的微众银行于2015年5月就推出了针对用户的现金贷产品——微粒贷。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推出相应的信用支付产品呢？

在笔者看来，“分付”的迟到，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盈利能力受限。“分付”采用的是类信用卡模式，即为客户提供近一个月的免息期，如此，意味着一个月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微粒贷”、蚂蚁“借呗”、苏宁“任性贷”这样的放款即计息的现金贷产品，盈利能力存在局限性。相对于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这样的信用支付产品，虽然都有免息期，但是蚂蚁“花呗”和苏宁“任性付”都有自己的线上商城，对于商城存在促销价值，相比之下，“分付”的促销场景天然缺乏，姗姗来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是监管新方向使然。现金贷业务由于资金流向难以管控，一直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自2017年底现金贷新规落地以来，现金贷方面的监管日趋严格，各平台的运营压力陡增。另一方面，基于场景的消费分期因为资金直接流向消费领域，受到了监管的鼓励，适时推出基于场景的信用支付产品，两条腿走路，也是大平台布局的必然之举。

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个人消费贷款余额总额高达12.7万亿元，且一直保持在（同比）20%左右的增速。

12.7万亿的消费金融市场规模，看似十分诱人，但竞争在加剧：

一方面“赛道收窄”——随着监管趋严，大量的业务模式、产品类型和催收方式被限制，消费金融行业的赛道进一步收窄；

另一方面“选手增加”，由于消费金融业务小额分散、风险可控，使得除了银行、消金公司、互金平台等传统参与者增资扩容以外，还吸引了包括今日头条、美团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以及中融信托、外贸信托在内的信托公司的入场，选手数量逐步增加。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消费金融行业的竞争可谓激烈。这种环境下，腾讯“分付”的加入，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案是：影响有限。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市场容量足够大，任何单一平台的影响都有限。据彭博社的报道，头部机构蚂蚁金服的信贷余额（花呗＋借呗）在6000亿左右，相对于12.7万亿的消费金融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参照该指标，假设腾讯的信贷余额（分付＋微粒贷）也达到6000亿，则两家头部平台的放款总额也仅仅1.2万亿，市场份额也仅仅是消费金融贷款总规模的10%。

二是场景具有专属性和客户粘性，冲击影响有限。一般场景分为体系内和体系外两个部分：体系内场景如淘宝的电商体系、苏宁的O2O新零售体系，都可以实现有效的隔离，不会受到“分付”的冲击；体系外场景，由于与“分付”的业务范围存在重合，确实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客户既有的支付习惯和粘性，对于现有产品能够形成一定的保护。不排除在体系外场景中，会发生以补贴为主要形式的客户争夺战。

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与支付绑定的产品可能会受到分流和冲击。这样的产品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与支付绑定的信贷产品。如百信银行刚刚推出的“pay伴”等，这些信贷产品与支付接口进行绑定，但是业务范围与“分付”有一定重合，不排除随着“分付”的上线，这些产品可能会被影响。

二是信用卡产品。目前支付消费都是与信用卡绑定的，不排除一旦“分付”上线，业务方可能通过营销活动，鼓励客户切到“分付”的支付页面，进而对现有的信用卡消费额度进行分流。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腾讯“分付”产品的推出是一件好事，毕竟多了一个选择，消费者可以在腾讯“分付”、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百度“有钱花”等诸多信用支付产品中，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择优使用。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消费者开通的信用支付产品多了，使用上面可能存在三种误区：

（1）过度消费。由于当前市场授信信息相互隔离，消费者很容易被不同的平台多次授信。根据收入水平，本来只能授信５万的消费者，很可能同时被多个平台分别授予了５万的额度，因而具有十多万的授信额度。这种“有钱”的错觉，容易让消费者进行超过其偿还能力的消费，最终陷入债务危机。

（2）借新还旧。有消费者会认为，只要借到新的贷款归还旧的贷款，就没问题了。这种情况主要看借款成本，如果借新成本较高，那显然是不划算的（大部分借贷成本都在年化10%以上），甚至可能资不抵债，进入债务漩涡。另外，借新的稳定性需要得到保障，如果随着市场变化，出现消费者无法从市场融到资金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逾期等严重状况。

（3）逾期还款：有消费者心存侥幸，认为借款行为都在互联网上，借款平台远在千里之外，自己逾期不还，借款平台不一定顾得过来。这种认识是非常危险的，短期的逾期不还，可以意味着较高的罚息（一般为万分之五／天，年化18%），长期逾期可能被列为老赖，消费、出行、子女教育都受到影响，甚至有牢狱之灾（信用支付产品长期逾期不还，可能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所以珍惜信用，按时还款，非常重要。

综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享受腾讯“分付”、苏宁“任性付”、蚂蚁“花呗”等消费金融产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理性消费，量入为出”，避免陷入消费误区也非常重要。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嘉宁

银行理财子公司招聘提速，哪些岗位最缺人？

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投资理财渐成刚需，市场快速扩围。适应新趋势，资管行业革弊求新，银行理财子公司应运而生。机构未立，人才先行，理财子公司广撒英雄帖，理财投顾从业者一时成为香饽饽。

理财子公司值不值得去？哪些岗位紧俏？职业前景如何？薪资待遇如何？何去何从，全看个人选择。

银行理财子公司，是商业银行经银保监会批准，在境内设立的主要从事理财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18年，《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发布推动了银行资管的转型，银行纷纷设立理财子公司。经过半年的筹备，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招行、光大等12家银行已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目前五大行的理财子公司也已经开业。此外，中信、平安、民生等多家银行也正在申请、筹备理财子公司。

对于银行而言，剥离理财业务成立理财子公司，既是风险的要求也是专业的要求。

一方面可以实现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风险的隔离。表内业务，合同期内风险由银行来承担；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业务，实质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投资者风险自担。但在实际情况中，投资如果损失，责任主体很难界定，银行为了维护自身安全的品象和客户关系，往往采用刚性兑付的方式解决问题，由此银行风险从表外向表内转移。而理财子公司独立运营、风险自担的特性，将逐渐打破刚兑，推动银行理财回归资管业务本源。

另一方面，理财子公司可以提高资管业务的专业性。理财子公司独立开展理财业务，与传统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区分开，招聘专业人才、设立部门、重订考核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高理财业务的质量。

总而言之，理财子公司的成立推动了银行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为资产管理行业迎来了新生力量。

资管行业迎来了一批生力军，银行资管模式在资管的舞台上搭台唱戏。但新的业务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我们不妨了解下国外的银行资管业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资管业务的发展在不同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外银行资管模式起步较早，我国银行业资管业务发展可以从中借鉴经验。国外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起源于美国，始于二战后，发展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银行资管的大背景和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况具有一定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宏观经济背景、金融格局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里根供给侧改革期间，通过降税和宽松管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

其次，除了股权融资，我国股票、债券市值发展水平相当。

最后，两国在推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进度大致相同。

目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资管规模。截止2017年底，美国资管规模达到30.73万亿美元，占全球主要地区资管总额的近60%，银行系资管又是资管行业占比最大部分。在全球排名前20的理财公司中，包括有瑞银、道富全球、摩根大通等9家，美国的银行系理财公司占9家中的3家，银行系理财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见，美国的资管行业在全球财富管理市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如果按照银行系资管的占比来看，我国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发展尚且有十分广阔的空间。虽然理财子公司刚刚起步，面临许多的挑战，但优势更多。

一方面，理财子公司背靠母行的大量资源。理财子公司由母行全资发起，并直接承接了银行以前的理财业务。有资产规模大、客户数量多、渠道分布广三重优势，理财子公司借助母行的优势资源在理财业务上进一步发力，其天然的优势是其他机构很难达到的。

另一方面，理财子公司的牌照相比资管牌照更灵活，涉及业务范围更广。公募、私募、标准化及非标等业务均可以做，相比较只能经营某一类业务的基金、信托公司，在业务的开展上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而且监管政策的利好，如投资门槛降至1元、首次购买无需面签、可投资股票、放松非标投资要求、销售渠道增多等优势，也同样利于理财子公司的发展。

但作为一种新业态，理财子公司发展仍然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才。对此，各理财子公司也开启了资管人才大扩充模式，从董事长、CEO到产品经理、行政文秘，岗位应有尽有。为此，我们专门梳理了行业招聘岗位，以供从业者及准备进入的人参考。

日前，中邮理财公开招聘董事长使业内人士将目光聚焦于这一领域的人才招聘。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陆续开业，人才缺口问题日益凸显，目前各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挖掘资管人才。

在招聘渠道方面，主要有三种：

一是通过猎头高薪挖人，一般是高管职位，或是通过官网、发布招聘信息；

二是将母行资管部门进行平移；

三是从银行内部员工中选拔人才，来负责理财子公司的运营。

在岗位方面，已开业的理财子公司，其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技术、产品、投研、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综合管理等板块（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理财子公司相关招聘信息较少）。

以建行为例，包括社招、校招、实习生招聘。社会招聘主要分为产品、投研、交易、金融科技、综合管理等板块。从管理到技术，再到产品，涉及的岗位非常全面。

在招聘渠道方面，各种渠道的人才招聘并行。6月，“招商银行资产管理”接连发布40个岗位招聘信息；浦发银行资管部发布12个资管部门岗位，共招聘32人；邮储银行发布27个岗位的招聘公告，招聘人数为“若干”。

从岗位的要求看，应聘人员的教育背景要求一般是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除中行外），经济、金融、法律等相关专业。

工作经验方面，部门总经理要求8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相关团队管理经验，具备全面的金融投资管理经验。对于投资岗、风险合规岗要求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投资分析能力、扎实的法律基础。其他岗位至少3年以上工作经验，并且优先考虑拥有CPA或CFA证书者。

由此可见，银行理财子公司虽然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但也没有降低人才标准。

就薪资待遇而言，普通岗位月薪一般在2.5万左右，经理级别年薪基本在100万-300万不等。这个工资，相对于基金、证券同职位薪资并不算特别高，但是在银行体系内部还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综合以上几点，银行的平台和成长空间很好，对资管行业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于券商、基金中比较成功的人士，薪资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于基础岗位的人才来说，理财子公司可能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工作稳定，发展前景较好。

对于从业者而言，如何做出选择呢？

首先，理财子公司拥有天然的优势——背后的银行平台的品牌、渠道、资源、体量，平台和发展空间很好，这也是大家都想去的原因之一。

其次，银行理财的薪酬体系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从这方面来讲，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会有一定限制。

这些往往也是从业者或求职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很难达到两全其美。这个时候就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权衡平台的发展空间和薪资孰重孰轻，理性选择。

如果选择了理财子公司，从业者需要对自身能力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根据各大银行发布的工作内容和人才要求，匹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最后一步投递简历并做好充分准备，简历上应该尽可能多的展示自己所做的有含金量的相关工作。

对于银行而言，公募基金、券商、信托、保险资管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而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资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权益类资产的投资经验不足，投研能力相比公募基金、券商相对薄弱。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缺少优秀人才。

所以现阶段，银行应该在人才储备上加大投资力度，通过高薪或者其他福利政策吸引优秀的人才，进而提升业务水平，推动银行理财子公司在资管行业的发展。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实习生赵一丁

负利率蔓延，全球经济屏住呼吸

近日，欧洲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0.5%。

把目光往回追溯，今年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风险，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降息，或者，将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

然而，相较于低利率来说，更值得关注的却是负利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负利率只存在于理论讨论之中。危机之后，有六个经济体的央行突破了零利率下线，依次是：瑞典、丹麦、欧元区、瑞士、日本和匈牙利。

同时，负收益率债券也越来越多，日本经济新闻指出，目前全球负收益率债券总额约有17万亿美元，占比约四分之一。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美国利率倒挂日益严重，负利率的蔓延引起了全球的担忧。

负利率是指利率低于正常水平时的一种特殊金融现象，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是政策层面，是指政策利率为负。通常情况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缴存的部分资金征收负利率。例如，当央行认为商业银行持有的现金过多时，就会将部分资金（例如超储、隔夜存款等）的利率设定为负，从而刺激商业银行放贷。

第二是银行层面，是指存贷款利率为负。存款方面，负利率的对象主要是公司存款，因为公司的资金规模较大，需要银行提供储蓄、支付、清算等服务，对银行的依赖度较高；而个人储蓄通常不是负利率的对象，因为这容易引发挤兑。在征收负利率时，商业银行通常将存款利率设定得很低（甚至为零），同时向存款人收取管理费，造成实际利率为负。贷款方面，负利率是比较少见的，代表性案例是丹麦日德兰银行推出的10年期房贷负利率。但是借款人并不会直接收到日德兰银行补贴的利息，实际上，借款人还是要每月还贷，但是债务减少的额度会高于实际还款的金额，造成事实上的负利率。在偿还利息之外，借款人还要向日德兰银行支付服务费。补贴给借款人的利息是由第三方机构投资者提供，并不是日德兰银行自掏腰包。

第三是市场层面，是指债券收益率为负。债券收益率为负是指债券（主要指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为负，原因是债券购买价格超过未来利息收入和到期返还本金总和。目前多国的国债到期收益率都已经转为负值，如表1。

根据目前的国际实践，出现负利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二是由本币升值压力加剧造成的；三是由市场悲观预期造成的。下面作个详细阐述：

1、经济持续低迷造成负利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的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通胀萎靡不振。央行为提振经济而采取逆周期调节，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措施包括降准、降息、降税、扩大政府投资等。当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措施无法刺激经济复苏的时候，央行就会采取量化宽松。当量化宽松也无法使经济恢复时，有的国家央行就会采取负利率政策。

负利率最初是从政策负利率开始的。央行实施政策负利率的措施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下调利率走廊下限，比如欧洲央行下调隔夜存款利率；

另一种是向超额准备金征收利率，比如日本央行。

政策负利率最先体现在银行间市场上，之后开始传导，如图1。

感受到政策负利率之后，商业银行纷纷减少在央行的存款，开始增加贷款和投资。为了增加贷款，商业银行会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在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贷款负利率。投资增加后，一部分资金进入股市，带来股市上涨；另一部分资金进入债市，导致债券收益率下行，极端情况下出现债券负收益率。贷款增加使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股市上涨使企业更愿意发行股票，债券收益率下行使企业更愿意发行债券，这都给企业拓宽了资金来源，增加了投资。根据增长理论，投资的增加会带来产出的增加，扩大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在产出增加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通胀回升。

政策负利率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商业银行揽储的意愿下降，因此开始适当下调存款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存款负利率。由于存款利率下降，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消费意愿上升。同时，贷款利率下降会进一步刺激居民的超前消费。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扩大，刺激经济增长。在消费增加的过程中，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胀回升。

2、本币升值压力加剧造成负利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债危机随后爆发，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资金寻找优质投资目标，个别信用良好的发达国家（例如北欧发达国家）成为最佳选择。对于资金流入国，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加剧。为了快速稳定汇率，央行大幅降息甚至不惜实施负利率。

央行实施负利率之后，本国的货币价值下降、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下降，国际投资者开始减少投资，国际资金外流，本币贬值，如图1。本币贬值带来了两方面的效果：

一方面刺激出口，扩大总供给，刺激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直接稳定了汇率。

3、市场悲观预期造成负收益率。

当利率下行时，投资者判断经济处在下行通道、预期央行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因此做多债券，促进利率进一步下行，债券价格上涨。当债券的购买价格超过未来利息收入和到期返还本金总和的时候，收益率就会为负，负收益率债券出现。

当负收益率债券出现时，投资者会更加坚信地判定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对于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会更加强烈，从而进一步做多债券，促使利率进一步下行，负收益率债券规模扩大。

就当前来看，全球已有瑞典、丹麦、欧元区、瑞士、日本、匈牙利等六个经济体实施了负利率政策。

1、瑞典的负利率政策是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瑞典GDP增速跌至-6%，失业率上升。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0.25%，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央行。但由于金融危机余威仍在、经济前景悲观，企业和个人借贷的积极性有限，信贷供给大于信贷需求，负利率政策效果有限。在中美欧等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全球经济修复，瑞典经济开始恢复。2010年9月瑞典央行正式退出负利率政策，将回购利率上调至0.5%，存款利率也回升至0。

然而，从2010年起瑞典通胀持续震荡下行。2015年2月，瑞典央行将回购利率从0下调至-0.1%，再一次开始负利率政策。2015年3月和7月，瑞典央行先后将回购利率下调至-0.25%和-0.35%，进一步加大政策效果，同时将QE规模扩大到450亿瑞典克朗（约合54亿美元）。2016年2月，通胀开始逐步回升，但经济开始回落，瑞典央行依旧保持宽松的政策态势，将回购利率进一步下调至-0.5%，存款利率已达到-1.25%的水平。

2、丹麦的负利率政策是由于本币的升值压力加剧造成的。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到欧元区，2010年起欧债危机升级，欧元区经济进一步承压，AAA级的丹麦成为投资者在欧洲范围内避险的合适投资地，持续的资本流入导致丹麦克朗对欧元处于升值态势。为了稳定汇率，丹麦央行于2012年6月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7天存单利率下调至-0.2%，隔夜存款仍适用零利率。欧债危机解除后，2014年4月，丹麦央行将存单利率短暂上调回0.05%。半年后，丹麦克朗再度面临升值压力，2014年9月，丹麦央行宣布继续推行负利率政策，下调七天存单利率至-0.05%。2015年，为应对2014年末以来汇率的快速升值，丹麦央行选择大幅降低存款利率至-0.75%，待汇率逐步稳定后于2016年初小幅回调至-0.65%。

3、欧元区的负利率政策是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遭受重创，GDP增速最低下滑至-5.9%。为刺激经济，欧洲央行从2008年10月开始，连续下调货币政策三大利率（隔夜贷款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存款利率，对应利率走廊的上限、基准、下限），其中隔夜存款利率（下限）从3.25%降至0.25%，再无下降空间。

同时，欧洲央行采取了“非常规”措施：于2010年5月宣布实行证券市场计划（SMP），在2年内购买了超过2000亿欧元的国债。

欧洲经济出现短暂复苏，随后再度进入下行区间。欧洲央行又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宣布开展两轮期限为36个月的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但这并未能够阻止通胀回落的势头，欧元区调和CPI一路下行至负值。

2014年6月，欧洲央行宣布实行负利率政策，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0.1%，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也下调至0。但后续通胀水平继续在0%附近震荡，欧洲央行又再度连续四次下调隔夜存款利率至-0.4%。之后，欧元区的经济和通胀都逐渐回升，2017年GDP增速达到2.4%，调和CPI增速达到1.5%。

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回落，通胀继续上行。2019年，欧元区经济和通胀再度同时下降。同期，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世界范围内负利率范围扩大。为了扭转经济的下行局面，2019年9月，欧洲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0.5%。

4、瑞士的负利率政策是由于本币的升值压力加剧造成的。

瑞士与丹麦类似，在欧债危机期间，瑞士法郎遭到持续升值压力，尤其是2014年6月以后，欧洲央行实行负利率，瑞士法郎升值压力加大。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宣布实行负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账户超出限额的部分征收-0.25%的利率，而限额内的部分仍适用零利率。但负利率政策推行后，瑞士法郎升值压力仍未得到缓解。2015年1月，瑞士央行又宣布放弃欧元兑瑞士法郎1.2的下限，并将负利率下调至-0.75%，利率走廊相应调整到-1.25％到-0.25％，完全进入负利率区间。

5、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是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

日本央行从2001年3月就开始实施量化宽松（QE），2006年经济状况好转，计划结束QE。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复苏中断。为刺激经济，日本央行于2010年10月再次扩大QE，并承诺维持零利率，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2013年4月，日本央行又推出量化质化宽松（QQE），设定目标使基础货币以60万亿-70万亿日元/年的速度增长，后续增加至80万亿日元/年，通胀水平大幅回升，但2014年6月开始，通胀一路下行，并于2015年8月转负。

鉴于QE和QQE收效甚微，降息空间也不足，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宣布实行负利率政策。具体来说，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账户由原本的两层调整为三层利率支付体系，第一级为Basic Balance（基本余额），即超额准备金低于去年12个月均值的部分，继续适用0.1%的利率；第二级为Macro Add-on Balance（宏观附加余额），即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一些救助项目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准备金，适用零利率；新增第三级为政策利率余额，即其他准备金，利率下调为-0.1%，实质是超额准备金高于去年12个月均值部分的利率从0.1%调为-0.1%。

之后，日本出口增加，经济复苏，但2%的通胀目标仍未实现。2016年9月，日本央行又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YC）。YYC、负利率和QQE一起构成了日本的经济刺激政策组合，延续至今。

6、匈牙利的负利率政策主要由经济持续低迷造成，同时本币升值也带来了一定压力。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匈牙利GDP增速不断下降，季度增速最低达到1.4%（2016年一季度）。同期，通缩压力不断加大，2014年至2015年调和CPI增速在0附近徘徊，最低达到-1.4%（2015年1月）。然而，当时欧元区正在经历负利率，2014年4季度至2015年1季度，欧元兑匈牙利福林大幅贬值，匈牙利福林升值压力巨大。

面临经济和汇率的双重压力，2016年3月22日，匈牙利央行宣布全线降息，隔夜存款利率从0.1%下调至-0.05%，隔夜融资利率从2.1%降至1.45%。之后，经济和通胀都有起色，但是本币升值压力没有缓解。2017年9月，匈牙利央行进一步下调隔夜存款利率至-0.15%。2018年，经济和通胀继续回升，匈牙利福林走贬。

2019年3月，匈牙利央行上调隔夜存款利率10Bp至-0.05%，依旧维持在负利率水平。

那么，上述六国实施负利率后的效果如何呢？请看下文详细解说。

1、实施负利率政策的首年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较好。

首次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时候，或者中断负利率政策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时候，对经济的刺激效果较好，具体表现为次年GDP增速较大上涨。而当连续加深负利率政策时，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大大减弱，甚至不再起作用，具体表现为次年GDP增速上涨较小（或者下降），如表3。

备注：表3至表5中橙色格表示实施或加深负利率政策的年份，蓝色格表示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年份。

2、负利率政策对通胀的刺激效果一般。

在瑞典、丹麦、欧元区和瑞士，负利率政策对通胀的刺激效果较弱：实施负利率政策之后，通胀没有在次年立即恢复，而需要连续几年加深负利率政策才能刺激通胀恢复。在日本和匈牙利，负利率政策对通胀的刺激效果相对较好，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次年通胀就立即恢复，如表4。总的来看，负利率政策对通胀的刺激效果一般。

3、负利率政策对刺激本币贬值有一定效果。

在瑞典、丹麦、瑞士、日本和匈牙利五国，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第一年和负利率政策停止加深的第一年，本币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只有欧元区例外：在加深负利率政策的年份，本币贬值；一旦停止加深负利率政策，本币就会升值。如表5。总的来看，负利率政策对刺激本币贬值具有一定的效果。

1、美联储降息仍然值得期待。

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弱：GDP增速和PCE增速都波动下降，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如图2。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普遍低迷，避险资金涌入美国，美元指数上升、美元升值压力加大，如图3。

根据上述六个经济体的经验，美国已经具备了实施负利率政策的两个理由。除此之外，美国利率倒挂严重，长端收益率快速下行，而短端收益率则下降较慢。看上去也确实需要负利率政策来结束这种扭曲的局面。

不过，分析美国的政策利率可以发现，当前美国的政策利率还是比较高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为2.25%，仍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美国在短期内还不需要采取负利率政策。

然而，当前美国的利率走廊却出现了倒挂，如图4。一般来说，联邦基金利率是利率走廊的下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利率走廊的上线。2019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开始高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5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8月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但是目前联邦基金利率仍然高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如图5。因此，美联储降息（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仍然值得期待。

2、德国债市已进入负收益率时代。

作为欧元区的一员，德国目前已经在实施负利率政策了。

2018年下半年以来，德国经济也开始走弱，GDP增速连续下降，调和CPI增速波动下行，经济也面临衰退的威胁，如图6。

然而，由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德国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能主动加深负利率政策。

不过，德国可以通过市场层面来加深负利率：扩大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从2012年开始，德国国债收益率就开始逐渐转负，最初是从短期国债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长期国债，如图7。

2019年8月，德国30年国债收益率转负，意味着德国债市全面进入负收益率时代。鉴于德国的经济情况，预计未来德国的负收益率情况会进一步加深。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绪阳

国之重器京东方，离全球“面板之王”的桂冠有多远？

随着国产面板龙头企业京东方的异军突起，中国彻底打破了由日本、韩国垄断的显示面板市场。

京东方的崛起，也让我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面板”竞赛中，成功搭上了末班车。

另外，根据IHS Markit数据显示，京东方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显示面板出货量保持全球第一，而在显示面板五大细分领域，智能手机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显示屏和电视显示屏，也同样做到了出货量全球第一。从这些豪华数据可以看出，京东方已经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面板行业龙头企业。

但是，京东方真的就已经是面板之王了吗？

国产屏，民族企业，面板之王，这一个个亮眼的标签让京东方聚焦了无数的目光，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者，都对这个企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但是京东方近期在股市业绩和财务业绩上的挣扎表现，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和审视京东方的问题和短板。

1、股价不温不火，投资者望穿秋水

京东方（000725.SZ）作为国内面板龙头企业，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和重视。然而，京东方在股票市场的表现却一直不温不火，甚至可以说是差强人意。

从京东方的股价走势来看，2017年底到2018年初，京东方的股价曾经出现一轮短暂上涨，最高达到6.77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18年后，受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其股价 “跌跌不休”长达一年，最低曾跌到了2.56元。截止2019年9月11日，京东方A的收盘价为4.05元，与最高点相比，降了约40%，投资者等涨，可谓望穿秋水。

此外，通过与沪深300指数最近一年股价走势对比可以看出，京东方在大多数时间是弱于沪深300指数的。

京东方的股价下跌有很大一部原因在于其基本面不好，作为一家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企业，每年光是政府补助就能收到数十亿元，但是其净利润却很少（后面会具体分析），京东方的盈利能力受到市场质疑，股价下跌自然也是市场正常反应了。

2、盈利能力承压，与三星、LG差距明显

8月27日，京东方披露了半年报。从营业收入来看，2019年上半年京东方实现营业收入550.39亿元，同比增长26.60%，似乎给投资者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反观净利润，2019上半年实现净利润收入16.68亿元，同比下降43.92%，增收不增利再一次让京东方陷入舆论的风口。

单单只看京东方的数据，还不能看出什么问题，下面与面板行业的最大竞争对手，来自韩国的三星电子和LGD（LG Display）进行对比。

从近几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来看，三星和LG的主营收入基本上都在1500亿-2000亿元左右，整体上来看，三星以微弱的优势领先LGD；反观京东方，2016年以前，其主营收入还不足500亿元，尽管近两年随着京东方的业务规模扩张，主营业务收入逐渐逼近千亿量级，但是距离LGD和三星依然还有500亿、1000亿的差距。

再看净利润。净利润体现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尽管在2018年全球经济下行，面板市场供过于求，面板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面板行业企业利润受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下，三星依然傲视群雄，当年实现净利润收入87.65亿元，而另一个面板巨头LGD则略显颓势，当年净利润亏损12.69亿元，京东方虽然实现净利润34.65亿元，但是要知道这里面还有政府补助的20多亿元，也就是说，京东方真正靠营收带来的实际净利润只有十几亿元，900多亿的主营收入真正转化为企业净利润的比例竟然不足1.5%。

3、高端显示屏市场占有率仅有5%

如果比较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还不足以让我们清醒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面板之王，那么下面这组数据可以说是检验面板之王成色的硬标准。

京东方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在生产线和出货规模上成为LCD面板业务的领头羊，但是这其实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所采取的无奈之举。

要知道，早在2016年，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厂商在LCD面板业务上发起的冲击，LG和三星已经将面板业务的重心由LCD业务条线逐步转移到OLED业务条线。

相比LCD屏幕，OLED显示屏在搭配屏下指纹、异性屏、窄边框和曲面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2017年，苹果首次将OLED屏幕应用到iPhoneX，各大手机厂商纷纷效仿，OLED屏幕也在近几年逐渐成为高端手机的标配，随着OLED屏产能和市场渗透率的逐渐提升，根据DSCC的预测，中长期来看，OLED屏有望取代LCD屏成为手机屏幕的主流搭配。

另外，根据IHS的预测，智能手机的AMOLED屏幕的出货量有望在2020年达到12亿片，各大面板厂商也在顺应面板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OLED屏幕市场，希望未来能够在高端面板市场分得一杯羹，而三星在OLED屏的技术和产品结构上具有绝对的优势。

目前， OLED屏幕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导致OLED屏市场处于严重供不应求局面，但是三星再次以行业领军者的姿态笑傲群雄，占据了市场上超过90%的OLED面板供应份额，目前京东方的OLED屏市场占有率仅仅只有5%。

无论是主营收入、净利润还是高端屏市场占有率，京东方均以较为悬殊的差距败给了三星，三星作为行业一哥的霸主地位，在短期几乎是不可动摇的。由此来看，说面板之王是京东方还为时过早。

虽然京东方和三星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从企业核心竞争力、重要客户合作和市场预期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京东方在未来有望成为全球面板行业的领军者。

1、科研投入与专利产出逐年增加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京东方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逐年增加。而衡量一家科技公司含金量的标准就是专利产出，从近五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和专利产出来看，京东方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

根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显示，京东方2018年美国专利授权量全球排名17位，而华为排在16位。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是京东方“开发人才，尊重技术”的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将成为京东方在新一轮面板发展周期中重要的竞争力。

2、携手华为，大力推进OLED生产线建设

京东方虽然在OLED屏市场还落后于三星，但是京东方一直积极投入建设OLED生产线，其中成都的6代线柔性AMOLED生产线已经量产，且绵阳的6代线柔性AMOLED生产线良率和利用率也在不断提升，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迎来出货，另外两条在建的重庆、福州生产线也在顺利推进。

京东方在OLED屏市场上的厚积薄发，也促成了京东方和民族品牌华为的强强联手。

此外，近期传出苹果正在测试京东方OLED屏，并有望在下一代IPhone上应用京东方OLED屏的消息，让我们相信京东方未来有机会在高端屏市场向三星发起挑战。

3、8成券商普遍看好，京东方未来可期

虽然京东方在股市的表现一直不温不火，但根据我们统计的2019年以来国内43家券商对京东方给出的评级结果，超过80%的券商给出了投资级评级，看好其在LCD、OLED市场以及智慧物联市场的中长期发展，京东方有望在未来迎来爆发。

毫无疑问，京东方已经是一家成功的面板科技公司，不仅改变了我国长期“无屏”的窘境，同时还将国产屏幕推向了世界。但距离成为“面板之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这样一家出生就肩负着“打破面板行业被国外企业垄断”的使命的企业，不管能否成为全球面板之王，已经足够伟大，而我们只需要对这个才刚刚26岁的企业多一点耐心和信心，不在巅峰时过分吹捧，也不在低谷时冷嘲热讽。吾愿中国智造崛起！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罗垚

深扒指数基金的增强套路

在我们进行指数基金的选择过程中，会发现有一些增强型的指数基金。我们知道，指数基金是被动型投资，那么何谓增强呢？

其实，增强型指数基金也属于股票型基金，其基金净资产的80%以上需投资于股票。在基金合同中，他们通常会这样描述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在力求对xx指数进行有效跟踪的基础上，力争实现超越目标指数的投资收益。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效跟踪目标指数；二是超越目标指数。

“有效跟踪目标指数”要求基金的收益变动不能偏离指数过多，这就客观上要求基金的权益仓位不能太低，言外之意，即便市场下跌也不能空仓，一般基金合同会要求80%的资金投资于目标指数的成份股。

“超越目标指数”要求在收益上有所增厚，言外之意，就是在单个股票的权重配置上，要与指数的成份股权重有所不同，也即“有所多买，有所少买”。

那么，哪些股票要多买，哪些要少买，这就体现出指数增强策略的技术性了。指数增强一般有哪些方法，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识别增强的效果呢？这是本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

增强策略从大类上可以分为基本面增强、量化增强、合成增强（叠加股指期货），下面做个详细介绍。

1、基本面增强

基本面增强技术是通过对指数成份股的基本面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权重分配予以改变（相对于指数权重）。

简言之，就是在对指数成份股进行细致地分析后，发现有一些股票比其他的成份股要优秀，这样的股票我们就可以多买，在专业术语上叫“超配”；而对于不够优秀的，则要少买，专业术语叫“低配”。

至于哪些成份股需要低配，哪些成份股需要超配，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对比哪家公司更能赚钱（毛利率）？哪家公司赚钱更稳定（盈利增长）？哪家的护城河更可靠（核心业务竞争力）？

这些工作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进行挖掘，也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进行投资逻辑的逐一确认来实现。

2、量化增强

与基本面增强的方法相比，量化增强显得更为复杂一些，主要是运用一些数学工具进行统计计算，发现不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联性规律，通过调整权重来实现超越指数收益的目的。

一是量化择时，即通过整体仓位的偏离来实现增强，在预判行情上涨的时候，整体多买股票，在预判行情下跌或震荡时，整体少买股票，从而实现“多赚少亏，整体超越”的目的。

二是通过优化风格与行业配置，超配处于市场“风口”的行业。通常我们见得较多的策略是基于宏观经济的行业轮动配置。

三是通过交易策略的优化，力图减少基金换手、市场摩擦以及冲击成本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些方面主要是基于算法交易策略的设计来实现。

3、合成增强

这种增强方式加入了股指期货进行对冲操作。因此，只要指数基金的增强是稳定可靠的，便能通过这种技术来获得相对靠谱的收益。

这是一种较“高阶”的玩法：一方面要保证组合的收益确实超过了指数的收益；二是这种超越必须具有稳定性，否则很容易被对冲的损失蚕食；三是需要选择合适的对冲比例，合理地平衡好股票市场与股指期货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关系。

目前公募量化基金的主要选股模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长信量化先锋为代表，通过模型选出对A股股价具有较强影响的四个因子（分别是价值因子、成长因子、基本面因子和市场因子），选取个股。价值因子包含市盈率、市净率、市现率、股息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成长因子选取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预期每股收益增长率、PEG增指标；基本面因子考虑销售毛利率、息税前利润/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总资产周转率增指标；市场因子主要考虑个股收益率。

二是以大成核心双动力为代表，首选通过因子筛选步骤，确定出宏观、估值和动量三组因子，进一步采用相关性分析和统计检验两个步骤进行二次筛选，在保证所选因子对收益有较强的预测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行业内进行个股的挖掘。

三是采取阿尔法策略的基金：通过自下而上的公司研究，寻找历史阿尔法较高的个股，同时结合公司的行业地位、公司管理效率等情况以及财务因素进行分析；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确定各类资产的比例，并对组合进行动态优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整个组合的风险收益情况。

我们知道，主动型基金的评价主要看调整后的收益，通常比较的基准是市场平均收益；被动型基金的评价主要看跟踪误差，比较的基准是所跟踪的指数。

对于增强型指数基金，考察的层面有两个：一是有没有超越目标指数，参考的指标也比较直接，看收益率指标即可；二是看超越的稳定性如何。

也就是说，我们理想中的增强型指数基金需要实现两个目标：强，且恒强。

所幸运的是，在业绩评价中有一个叫“信息比率”的指标，是专门用来衡量是否“恒强”的。关于其具体的计算方法，在此不进行赘述，一般的基金投资组合都会给出这一指标。

始终记住一点，在进行一项投资时，我们喜欢的是“收益”，我们不喜欢 “不确定性”。在评价增强型指数基金时，我们喜欢的是“超额收益”，我们不喜欢的是“不稳定性”。

与普通股票型基金不同，增强型指数基金由于其特有的性质，我们可以较好地构建绝对收益组合。

第一，指数基金增强的方法本身具有系统性。普通的股票性基金获取超越市场的收益主要靠配置，也就是择时。但是择时策略本身的可靠性有待证明，同时，目前也没有一个指标能对择时进行精准的刻画。择时，是个难题。而增强型指数则是在“强中选强”、“弱中选次弱”，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也是为何目前市场较为流行“多因子”的原因，因子就是“标尺”。通过这个“标尺”一衡量，所有的标的，高下立现。

因此，指数基金的增强技术最终回到了“因子筛选”的层面，而“因子筛选”是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进行系统化地验证的，包括可靠性。

第二，基于有效的增强后，基金管理人可以有效地构建“对冲基金组合”。对冲基金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在不同的风险资产之间进行平衡，使得收益相对平稳。

最后，增强型指数基金的投资对象通常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指数成份股。指数在编制本身就对成份股进行了严格的挑选，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大大缩小了管理人的研究范围，使得研究目标更加明确而有效。

作为普通投资者，如果不满足于获取市场的平均收益，可以考虑投资于增强型指数基金，考察的主要维度就是信息比率；其次看规模；最后，以宽基指数作为跟踪目标为佳。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ZeroBeta

P2P接入征信，3大影响和3个疑问

近日，互金整治办发布《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下称《通知》），支持在营P2P网贷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市场普遍关心《通知》将给P2P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实，在关注正面影响的同时，也需关注《通知》落地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先说一下影响，大致有三个。

影响一：保护出借人利益再出新招，借款人或用脚投票

P2P平台轻资产运营，平台跑路了或停业了，往往给社会留下一个烂摊子。最棘手的是跑路，平台一走了之，官网挂了、数据删了，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成为未知之谜，出借人要钱无门，借款人还钱无路。

监管着手整治后，数据接入就成了重要抓手。2019年4月，财新曾披露一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有条件备案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网贷平台进入备案观察期的四个条件，除了“经行政合规检查认定为基本合规”一条外，其他三条（“业务全量接入银行存管系统”、“网贷实时数据接入系统”及“网贷实时数据接入全国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平台”）均与数据接入有关。

此外，监管机构还曾力推电子合同存证，将电子合同数据进行合规固定和保存，如多地金融局在《备案细则》中明确要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申请备案登记时，应当如实提交与第三方电子数据存证平台签订的委托合同存证的协议复印件”。

问题是，数据合同有了，借款人赖账怎么办？2018年6月份以后，相伴P2P密集爆雷而来的是借款人的恶意拖欠。为此，监管机构曾专门组织平台把严重失信人数据统一报送征信系统。此次系统性要求P2P平台接入征信体系，表明接入征信对于打击恶意逃废债的歪风是有效的。

当前，P2P步入集中清退和转型阶段，P2P数据接入征信，强化对借款人的威慑力，有助于在行业集中转型和清退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出借人利益。

不过，借款人或许就是另一种想法了。不少借款人，是不敢上征信的，《通知》的下发，或将促使这类借款群体用脚投票，转向其他不上征信的平台。对P2P行业来讲，高风险客群的用脚投票，未必是坏事。但对一些中小平台而言，高风险客群就是其主力客群，征信对这类群体的驱离效果，可能会导致这类平台放贷（撮合）规模的快速缩水。

影响二：P2P退出或将提速

《通知》出台后，平台被要求接入征信，很多借款人不敢上征信，平台就一定敢上征信吗？未必。

一些平台在虚构借款人，一些平台借款人金额超标，一些平台贷款利率超标，一些平台涉嫌自融或关联贷款……所有这类平台，都不敢对接征信系统。

怎么办呢？主动退出成为上策。与其在对接征信系统时露馅，不如早日宣布良性退出，只要还清出借人欠款，就算上岸了。若没有能力良性退出，早日投案也是一条路。

据网贷天眼数据，截止2019年8月底，正常运营平台933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5644家，其中，8月新增问题平台11家，较7月份的177家明显放缓。接下来两个月，平台退出数量预计会进一步提速。

此外需注意的是，《通知》内容主要从保护出借人权益、打击恶意逃废债的角度出发，不会扭转网贷行业整体转型助贷的趋势，《通知》的出台不能视作备案提速的信号。

影响三：让多头借贷客群暴露于阳光下

截止2019年6月，央行征信系统累计收录了9.9亿自然人、259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550万次和30万次。其中，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超过5亿（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11月已达4.8亿）。

人数虽已不少，但贷款产品画像有残缺，缺失了互联网贷款记录，难以准确刻画借贷群体的多头借贷状况。

此次全面推动P2P接入征信，补充互联网金融数据源（仍有遗漏），有助于把多头借贷客群暴露于阳光下，在化解多头借贷、防止特定群体杠杆率快速提升等方面，可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对于《通知》的落地执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问题一：如何确保数据质量

当前P2P备案希望渺茫，在征信接入过程中不排除部分平台配合度不高，个别平台甚至存在人力保证和技术支撑的双重缺失，在数据口径、数据质量等方面未必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报送，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毕竟，征信属于金融业基础设施，数据的准确度要优先于数据的规模，这也是央行征信一直未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开放数据报送的重要原因。此次集中开闸，如何确保数据质量，需要在细则中予以明确。

此外，央行征信与百行征信，在对接P2P数据方面，是否仍坚持此前的分层机制——即央行征信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百行征信以其他金融机构为主——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问题二：能否避免双重报送问题

当前，P2P普遍向助贷转型，P2P全面接入征信的背景下，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同一笔借款，P2P平台报送一次，资金方的银行报送一次，且可能因口径问题双方报送数据不一致，在系统中产生两笔记录。

在报送过程中，需有效区分机构资金和出借人资金。若资金来自出借人，不存在双重报送问题；若资金来自机构，则需先核查资金方是否已进行征信报送，以避免双重报送问题。

问题三：如何建立有效的争议处理机制

除了在数据报送口径和数据质量上严格把关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争议处理机制，以保证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征信事关借款人切身利益，征信异议是常有的事，也会频繁出现。在央行征信报告中，借款人可以向金融机构提出异议申请，由金融机构进行信息更改。对于无法解决的争议，征信报告中专门有“本人声明”（客户本人对信用报告中某些无法核实的异议所做的说明）和“异议标注”（征信中心异议处理人员针对信用报告中异议信息所做的标注或因技术原因无法及时对异议事项进行更正时所做的特别说明）模块，共查询征信机构的金融机构参考，避免误伤好人。

当前，P2P行业正处于集中清退期，一旦机构退出行业，借款人后续若提出数据异议，将面临找不到报送数据的P2P平台进行对质的难题，届时，错误该如何核实、更正，还是一律进行“异议标注”，需要进行更为周全的考虑。

任何政策都难免带来落地时（后）的难题，《通知》之后还需配套细则规范，在利好出借人、利好消费金融行业、打击恶意逃废债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P2P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金融科技的下一个风口是什么？

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金融科技新生态：开创与变革”上的发言，有改动。

谢谢主持人。

整体上看，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还处于初步阶段，但金融业可能是个例外。金融行业是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本身就适合进行科技改造和流程重塑，再加上金融业竞争激烈却又利润丰厚，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实力探索科技驱动金融的新模式。

比如说，工业领域为推动智能制造，在探索信息物理生产系统（CPPS），要实现比特和原子的相融，金融业，基本都是比特，不存在这个障碍。现阶段来看，AI在金融业的应用已取得明显效果。如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催收、智能投顾等，不仅用于金融机构内部的降本提质，还可以作为成熟的解决方案在业内输出，不少机构已经单独成立科技赋能公司，来抢占这个市场风口。

辩证看待人机互动

谈到人工智能，就不得不谈到人机互动。关于人工智能，有一个著名的自动化困境理论，大意是讲软件和系统是人做的，既然是人做的，就可能犯错；此外，自动化之后，人类被开发者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关键时刻的救火先生），却很可能因缺乏实战（自动化过程中，人从操控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慢慢失去了实践能力），让人类失去履行这一职责所必需的能力。

自动化困境，讲的就是人机互动的问题。在金融领域，对人机互动的要求更高。制造业生产标准化产品，强调稳定性和可控性；而在金融行业，面对的是动态的环境——动态变化的用户、动态变化的监管、动态变化的产品等——更强调人工智能的进化与迭代。系统部署上线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迭代与优化才是关键。

金融业的人机互动，主要是人与系统/模型的互动，系统模型的底层是数据和业务场景，所以，人机互动，本质上是人才、数据、业务场景三者的协同问题。模型的进化需要业务场景的实时反馈，基于数据进行优化，人才则自始至终承担着统筹者、把控者的角色。

人机互动，还可从单个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视角来看。单个企业来讲，人机互动要更多地发挥科技降本提质的作用，助力金融业务更好发展；站在行业角度看，则需要考虑一些系统性问题，即人工智能的应用对行业带来的潜在影响。

比如趋同性，模型的趋同性会加大市场共振，让周期变得更短、更剧烈，波动性加大。典型的案例来自量化投资领域，机构部署相近的策略，同步买入或卖出，交易对手方稀缺，结果就是价格的暴涨暴跌。

再比如不可解释性问题。人工智能模型，在外面来看，就像一个黑箱，输入、输出，但期间的运算过程太复杂，理不清楚，所以只是一种统计关系而非因果关系。统计关系是不稳固的，是可变的，这就给系统模型带来风险隐患。一旦某个外部变量发生变化，导致统计上的相关关系不复存在，则模型就面临骤然失灵的问题。

对于这些行业性的问题，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介入，以调控之手引导行业资源配置的流向，来规避一些潜在风险隐患。

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催生新生态

借助金融科技的全方位应用，很多金融业务已经实现了全部自动化。以消费金融为例，智能获客及获客后的智能客户服务；智能风控及风控后的实时贷后及逾期后的智能催收等。此外，科技还在不断促进产品本身的进化，达到某个临界点，就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投顾。

科技之所以能深刻改变金融业，受行业追捧，究其根本，与其两大角色有关。

一是催化剂，激活了金融生态原有资源的价值。最典型的就是激活数据活力，在智能获客和智能风控两个环节尤其明显。

在智能获客运用中，金融机构以科技和数据之力，实现了降低获客成本与提供用户匹配度的两全。一方面用于为人工获客赋能，降本提效。如用于电话营销，先利用智能语音助手拨打一圈电话，找到有成交潜力的用户交给电销人员后续开发；如用于线下拓客，也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前筛选出目标用户清单，提高线下拓客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则用于解决产品营销和平台导流过程中的匹配度问题，降低对用户的无谓打扰，千人千面，实现精准推送。

在智能风控应用中，用户行为数据成为大数据风控的原材料，大大拓宽了风控的边界，继而拓宽了用户边界，把消费金融从聚焦于特定用户群的小众产品，变成了一款大众金融产品。以央行征信中心的数据为例，2015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为3.8亿人，现在已经超过5亿人。有超过1亿人口从无贷户变成了有贷户。考虑到不纳入央行征信的互联网信贷，合计有2亿人从无贷户变成有贷户。

二是金融科技本身成为生产要素。随着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科技逐步产品化，成为独立于资金、用户、数据之外的第四大生产要素。当科技独立出来，不同金融机构在科技层面的差距，催收了科技合作与赋能，为开放平台模式奠定了基础。

至此，金融业的竞争从单个机构之争逐步向生态平台之争过渡，金融行业步入新常态。

5G对金融业的影响

近期，各行各业都在畅想5G，总括言之，5G以更快速度、 更多连接、更低时延、更高可靠为特征，将把我们带入真正的万物互联时代，届时，连生活模式都变了，金融业没有不变之理。

在我看来，5G对金融行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激活了物质的活力，将极大地丰富金融业的边界。移动互联网或4G时代，借由场景的线上化激活了人的数据信息，让零售金融上了新台阶。5G时代，借由万物互联和产业互联网，将激活物的活力，有望让整个金融生态再上新台阶。

当物质作为金融场景时，对物质的激活意味着对金融场景的激活，将拓宽金融的场景边界；当物质作为抵押物时，对物质的激活意味着对风控的激活，将拓宽金融的风控边界。

在全行业发力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的档口，5G时代的来临显得尤为及时。放贷信用，本质上要么是人的信用，要么是物的信用。消费金融的风口，源于人的信用边界被大数据风控拓宽；一旦物的信用被激活，非但零售金融能再上新台阶，公司金融生态更是首当其冲，其中最先获益的，大概就是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小微金融了。

二是助力业务流程摆脱时空限制，消弭线上线下区别，让金融无所不在。5G高速传输、低延迟性等特征，结合5G时代VA/AR的普及，将消弭远程与近程的边界，届时，亲核亲见未必真人面对面，金融业的很多流程有望重塑，比如远程开户或将不成为障碍。当线下渠道失去了新核亲见，线下渠道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需要金融行业重新思考、并逐步夯实塑造。

此外，5G让很多在4G环境下难以充分发挥效力的技术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比如基于微表情的实时风控、人脸识别等技术的使用门槛将进一步降低，其在金融业的应用也就进一步深化。

下一个风口

金融科技方兴未艾，金融科技的下一个风口，不局限于科技本身，更多地体现现有科技在应用场景的深化上。

一是在金融业内部，从C端到B端的转移。随着5G对物的活力的激活，金融科技在B端场景的应用障碍被清除，B端金融科技的风口将会到来。

二是从金融业内到金融业外。金融科技不仅仅适用于金融业，在产业领域还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比如智慧城市建设，就有不少金融科技巨头参与其中。随着金融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科技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新桥梁。连接产生交互，交互带来增长和变革及新的可能，必将为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带来无限空间。

谢谢。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保险代理人的江湖：千万年薪，不被认可

“你好，我是XX保险公司，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只需……，就可……”

这样的话术，你一定不止一次收到过，不管是线上的电话、QQ、，还是线下的公交车、咖啡厅等地方。

而这背后，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从业者——保险代理人！

他们有的年薪千万、实现财富自由，有的月薪几百、尚不能养家糊口；有的是硕博高知、海归精英，有的是小学肄业、工农商贩；5000多万个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职业背景、不同行业的人，共同构成了“保险代理人”这一行业。

在民国时期，我国便有了第一家保险公司“上海华商义和公司保险行”。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旧中国保险业整治的情况下，于1949年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间经历了整顿停业，后又于1979年重启保险业经营。

所以，我国现代意义的保险，真正起始于1979年。而在此后近15年的时间里，国内的保险都是团险的天下，也就是说以对公的财险为主，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

转折发生在1992年，国内第一家外商独资保险——友邦中国在上海成立，友邦中国将美国的“保险代理人”制度引入中国，从此开启了个人营销大爆发的时代。

这种营销模式的出现，就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既加速了中国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将千千万万个保险销售从业者定在了“卖保险的”这一称呼上，牢不可动。

依靠这种游走在厅堂里弄的地毯式营销，友邦中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将寿险推向整个上海，垄断了上海市90%以上的寿险销售保单。在将保险理念推向大众的同时，友邦中国同样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有数据显示，在1995年，友邦中国平均每月可售出保单3万份，1992-1995共四年间，获利超过4.5亿元。

保险代理人模式的引进，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的保险业，由固守的定点展业变为主动营销。到1996年，感受到友邦带来的竞争压力后，其他保险公司都实行了这种营销模式。由此，保险代理人数量快速增长，寿险保费收入及占保险行业总保费收入比重也不断提升。

但这种依靠“人海战术”的保险营销方式和签单即是成功的销售导向，并没有将保险代理人树立为专业服务形象，反倒是鼓励成为一个“商品售货员”，保前缺规划、保后缺服务的销售模式使保险代理人一步步成为“卖保险的”，也为日后的风险事件埋下了伏笔。

保险代理人数量的快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银保渠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保险代理人的增长速度。在销售渠道上，出现“个险银保并进”的局面。以平安为代表的保险公司所发起的“投连险”，依靠两种渠道获得巨大的业绩，但也正因如此，在股市牛熊转换之时，与资本市场直接挂钩的投连险最先受到冲击，投资收益难兑现、保单价值缩水等问题让投保人看不到收益。排队买保险变成了排队退保，中国保险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公共危机。遭到损失的投资者理所当然的将过错全部归咎于代理人的盲目推荐和承诺，一传十、十传百，“卖保险的=坑人的”成为不明真相的公众的共识。

此后，保险代理人的增长大幅放慢，甚至在2005年出现了负增长，直到2007年，保险代理人数量才艰难突破200万，至此，从1992年的36个保险代理人到200万人，用了15年。

随后几年的高收益寿险理财产品又将保险代理人数量发展拉上了快车道，三年的时间（2010年）便突破300万人。随后，资本市场低迷使保险产品收益又一次来到低谷，2012年保险代理人数量出现负增长，当年减少50多万。

到2013年，中短期存续产品（一种高于同期银行理财的保险产品）的出现，又再一次拉开了保险公司间的“人力军备竞赛”，第二年保险代理人数重新突破300万。

2015年，保险营销员考试取消，此后大爆发时代来临，这也被公认是行业粗放增长的红利。2016年，达到657万人，相比前两年增长一倍。2018年达到871万人，是四年前数量的近三倍。

未来还会增长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去年四大上市险企提出的“提质保量”规划来看，也许第四次代理人数量负增长又将到来。

回望保险代理人发展26年的起起伏伏，伴随的是保险行业发展的沉浮。团险与个险的转换，个人、银保、网销等销售渠道的开发，保险代理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进程。而对于870万代理人而言，他们直接面对客户，代表着行业形象。但从业人员素质低、销售误导、管理粗放、宽进宽出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保险代理人的健康发展，也制约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即便如此，面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仍然有着渊源不断的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离场而去。

网络上流传的一组“各岗位职业发展路径”，真实地反应了保险代理人的来源构成。

市场人员：市场专员、市场经理、高级市场经理、市场总监、保险销售……

HR：HR专员、HR经理、高级HR经理、HR总监、保险销售……

这或许是一个调侃或笑话，但却真实反映了为何保险代理人竞争如此激烈，低门槛使任何行业、任何岗位，无论有无基础，都可加入保险代理人大军中。

根据业内推算，一线保险代理人三年内脱落率（离职人数/入职人数）超过70%，据此估算，最少有5000万人从事过或正在从事保险代理人的工作，直接影响半径超过2亿人。

同时，职业的保险代理人也被很多人看做是理想的工作：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低投入甚至无投入式创业、专业门槛低、收入高（高保费提成）、工作时间自由、工作强度自己掌握……这些优势不断地吸引着新人加入，然而这背后是从加入到退出平均不到半年时间的短暂从业经历。

加入的人，看到的是未来无限的发展，年薪千万的大咖，时间、地点无限自由的工作……

离开的人，看到的是激烈竞争的同行，没有任何保障、不签单就淘汰的残酷，奔走一天毫无收获的辛苦，互联网保险平台对人的替代……

行业的现实情况是，金字塔尖上只能站少数人，整个行业面临的是快速进出的洗牌。半年适应期（新人保护政策，会有基本工资或新人签单提成加倍等政策）成为一个分水岭，坚持下来的人成为被别人提及的“专业保险规划人士”，并被贴上海归、职场精英、95后成功人士、单身宝妈等各种标签，退场的人成为70%脱落率的一份子。

在想要入场的人看来，已广泛普及的保险知识培育了广阔的保险需求市场，这是基础。不断增长的居民收入则激发了中高端保险的需求，这是目标客户。如果再叠加上互联网行业的“水逆期”，“35岁中年职场人士”毫无疑问成为行业新进者的主力，借助更广泛的人脉，接触更多的高净值人群，在把握到需求后，便可轻松签单，获取高薪。

成功的度过3个月（亲友单）、1年（朋友圈及较近关系开发完）后，他们的职业发展将进入困难模式，面临开发陌生客户的困境，有幸度过N次考核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下属，组成自己的团队的人，将站在保险代理人的塔尖上。

即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保险代理人年薪千万”的造富故事仍然不断地吸引着更多人加入，那些期待“上不封顶”佣金的新入者，在度过新人保护期，无法熬过“下不保底”的日子后，将不得不匆匆结束自己做保险代理人的试验。几千万个这样的人构成了870万以外、5000万以内的“前从业者”。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对行业无比重要的保险代理人，有时候却又显得那么的不重要。

保险代理人对于保险这个行业有多重要呢？

《2018中国保险中介市场生态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全国寿险总体保费收入达到2.6万亿元，其中超过60%是由保险代理人实现。由此可见，保险代理人对于保险市场的重要作用。

而对于投保人而言，职业保险代理人需要具有相当专业的保险产品知识，精通医疗、教育、养老、金融等各个专业的知识，这样才能够实现为投保人进行保险保障功能、理财功能的规划。投保人购买的既是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又是保险代理人的专业服务。在众多产品中选择合适的产品，根据投保人情况进行个性化的保险规划，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横向到家庭，纵向到生命全周期，专业的保险代理人对投保人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与保险代理人重要作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险代理人的社会地位。很多人觉得卖保险是暴利，提成可以高达30%-50%，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保险代理人并没有底薪，没有最低收入保障，收入全部由佣金构成，若当月无签单，多数情况下将无丝毫收入（续保收入较低）。同时，保险代理人身份尴尬（有的是合伙人制），既非员工又非个体工商户，更是要同时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税改前），但当他们想去贷款时，却又没有公积金，没有营业执照。

而对于公众而言，由于保险代理人数量的快速扩张带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以及过往发生的保险风险事件，使公众对于保险销售人员并无专业的认可，即便部分有保险意识的群体，在有兴趣或购买意愿时，也更多是想起来便问一句，被回访则不耐烦的态度。更不要提在接到电话推销时，反手就是一个“骚扰电话/广告推销”的操作了。

带有色彩的“卖保险的”定位，使保险代理人面临着消费者、从业人员和社会皆不认同的尴尬，这种不认同又导致了代理人缺少职业的成就感。在“低社会地位+缺少成就感”的背后，肩负重要作用的代理人不仅需要提升自身专业素养，更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作为保险行业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八百多万的保险代理人就是保险行业行走的名片，保险代理人在客户中树立的形象，基本代表了公众对于保险业的形象。这个群体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只有代理人的从业素质提高，才能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行业的发展也才能更健康。

《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代表着监管对于保险代理人群体的重视，也给出了更明确的规划，123条新规的顶层设计代表的是保险代理人里程碑式的转折。

能够预见的是，不管是自媒体独代、个人独代还是工作室，作为客户的基本保险需求没有变，他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更专业的服务。

不可否认，中国保险代理人近30年的“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是规模的扩大、数量的提升，以及大量的行业负面评价和影响。但是，其中职业保险代理人为公众提供的专业服务不可抹杀。保险代理人的大进大出带来的也不只有高脱落率，更有大量专业的人才，如何择其优者而留，这不仅需要监管的政策、业内企业的努力，也需要公众的认可与包容。

作为客户，我们同样是保险行业的参与者，我们认可什么样的服务，保险公司、代理人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试想，如果你认可的是返保费、骗保，又如何获得专业的服务呢？

本文“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

万字长文解读央行FinTech规划：定论、信号和不确定性

央行发布万字金融科技规划（《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下称《规划》），苏宁金融研究院第一时间出了速读版（参见《划重点！5分钟掌握央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不过，如此丰富的规划，速读知其梗概恐怕不够。我们需要精读，需要结合行业环境、趋势动态、热点事件来读，需要反复地读。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本质上是一篇读后感，既是读后感，篇幅也就未加控制，所思所想皆诉诸笔端，不知不觉也接近万字。

万字正文已然难读，万字解读岂不画蛇添足？其实，某种意义上，政策解读，本就画蛇添足。

如果您决定读这篇文章，那需要付出一点耐心，建议先收藏再阅读。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该定义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6年提出，目前已成为全球共识），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

“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解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借助各行业优质渠道资源打造新型商业范式，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研究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统一条码支付编码规则、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体系，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实现不同APP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如个别城商行，在属地化经营原则下，只能做本地的业务，借助助贷，变相经营全国的业务；

如个别现金贷平台，没有放贷资质，借助助贷引入银行资金，变相做了放贷业务；

如一些大数据服务公司，没有征信牌照，却以助贷的名义做着征信的事情；

更有甚者，一些银行把核心风控外包，甘心蜕化成资金管道；

……

“综合实际业务场景、交易规模等深入研判新技术的适用性、安全性和供应链稳定性，科学选择应用相对成熟可控、稳定高效的技术。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完善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应急处置等风险补偿措施，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做好用户反馈与舆情信息收集，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安全与质量水平。”

“探索轻型化金融服务模式，打造对内聚合产品与服务、对外连接合作机构与客户的综合性金融与民生服务平台，发挥客户集聚效应，降低金融服务边际成本，提升金融服务与社会公共服务效率。”

“综合运用数字签名技术、共识机制等手段，强化金融交易报文规范管理，保障金融交易过程的可追溯和不可抵赖，提升金融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保密性和完整性。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优化金融交易可信环境方面的应用，稳妥推进分布式账本等技术验证试点和研发运用”。

“打通金融业数据融合应用通道，破除不同金融业态的数据壁垒，化解信息孤岛，制定数据融合应用标准规范，发挥金融大数据的集聚和增值作用，推动形成金融业数据融合应用新格局，助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