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不少互联网贷款从业者，打算换赛道了？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行业波动终究要传导至从业者身上。

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好的职业赛道，是兑现一切美好职业预期的前提。网络小贷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不仅仅是网络小贷公司在考虑转型问题，不少从业者（包括银行和消金公司互联网贷款岗位从业者）也开始考虑职业赛道的安全性、可持续性问题。

我是乐观的，下面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长长的坡，厚厚的雪

好的职业赛道，与价值投资者眼里的好行业具有相似性，巴菲特曾用两个关键词概括：长长的坡、厚厚的雪。

投资就像滚，坡足够长，时间足够久，才能越滚越大，收获丰硕的果实。职业发展也是如此，专注一个领域，一个具有长期生命力的领域，职业前景才有着落。

消费贷款是基础性的金融需求，坡足够长，但互联网贷款会不会昙花一现呢？

这要看对互联网贷款的界定。如果把助贷、联合贷款看作互联网贷款的全部，未来一段时间，这两类业务的确是受到压制的，长期前景有待进一步确定；但如果是金融科技驱动的消费贷款这个口径，互联网贷款才刚刚起步。

当前对联合贷款的限制，只是在限制互联网贷款的集中度，确保联合贷款发起机构的杠杠率处于合理水平，并非在限制互联网贷款本身。事实上，从结构优化的视角看，互联网贷款占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截止2020年9月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已经超过了G20国家的平均水平。站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多年来居民部门快速加杠杆，的确到了该缓一缓的时候，需要停下来夯实基础、挤掉泡沫。所以，未来两年的行业机会，在结构优化，不在总量增长。

结构优化的方向有两块：一是随着租赁住房对产权住房的替代（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依托租赁满足新增住房需求是必然趋势），客观上拉低居民负债中的房贷占比，为消费类个人贷款腾出空间；二是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降本增效功能，继续推动消费贷款的线上化、科技化转型，提高产品竞争力，更精准地为个人消费需求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科技驱动的互联网贷款，依旧是金融机构零售转型的重中之重，于个人而言，互联网贷款的职业赛道足够宽、足够长。

大气候与小环境

关注大气候，更要看小环境。就像参加赛马比赛，赛道很宽很平整，但真正重要的从来都是骑上一匹好马。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好马的标准是不同的：

在行业早期，创新驱动，P2P平台、网络小贷公司等监管约束较少的机构走在前面，里面有不少好马，及时上马的从业者都收获了不同的职业成长；

在行业中后期，一定的资源（牌照、资金、场景等）成为创新发展的前提，大平台后发先至，耐久力强，从业者及时换马才能走得更远。

从牌照的角度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的含金量高，抗风险能力强；网络小贷公司需“全体辞职再上岗”，但再上岗的门槛很高，多数网络小贷公司将因无法获得跨省经营资质而价值萎缩，头部机构依旧安全。

从资金的角度看，银行的资金优势无人能敌，但站在职业发展的视角，日子太安逸并非好事。此外，从金融供给侧优化的视角看，地方性小银行加速整合并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详见《80%的小银行，终将死于开放》），并购带来职位合并，对从业者也会构成很大的压力。

从场景的角度看，虽然互联网平台愈来愈受反垄断、数据保护等政策影响，但场景集中是市场规律的反映，这个趋势很难逆转。站在金融与场景融合的视角看，背靠大的场景平台做金融，未来依旧前景可期。

总之，大气候虽然可期，但小环境却个个不同，从业者需结合自身所在机构特点、岗位特点进行综合考量。

突破瓶颈，走出“能力陷阱”

骑上一匹好马只是开始，骑手还需要不断地精进骑术，突破瓶颈。

职场中常见的瓶颈有两大类，一类是在现有岗位上怠于学习，成长速度追不上岗位发展要求；一类涉及到岗位变化，现有能力结构与新岗位不匹配。

很多人熟悉“1万小时定律”，这个定律强调熟能生巧，却忽略了成长不能靠简单重复。不少老司机开车十几年，车技依旧不能与职业车手相提并论；业余爱好者无论多么喜欢下棋，距离职业棋手也总有一大截差距。

熟悉只是第一步，成长需要针对性的刻意练习，意味着不能满足于成例旧俗，要敢于突破创新、主动优化求变，在持续探索中创造更大的岗位价值，也同步实现个人的职业成长。

只要勤奋努力，基于同一岗位的职业成长还相对容易，更难的是职位变迁带来的挑战。

管理学中有个“彼得原理”，是讲在层级组织下，员工总是趋向于被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企业根据绩效贡献安排升职，但员工在一个岗位上表现突出，并不能保证在更高的岗位上也有好的表现，因为不同层级对能力结构的要求截然不同。如德鲁克所说，

“我们时常会这样对自己说：‘我肯定是做对了，要不我就得不到这份新工作。因此，我最好再多干点使我获得晋升的那些事。’这样想很自然，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一项不同的新工作要求不同的新行为。导致任命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彻底地考虑清楚，也没有帮助他人彻底地考虑清楚新工作的要求。”

举例来说，低层级职位强调执行力，中高层级职位更注重协调能力、战略意识。执行力来源于超强的业务能力，强调在日常业务中自我精进；协调能力要求对外沟通、搭建桥梁，需要从自我精进中适当抽离；而战略意识则需要大块时间思考，若沉溺于日常事务，很难看清楚远方。

正因为不同岗位对能力要求不同，现有岗位不可能自动培养出适合更高岗位的能力，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做出改变，超出现有岗位看待现有岗位的工作、超出现有岗位遥望更高岗位的工作，努力达到更高的要求，才能突破瓶颈。

某种意义上，行业发展虽有停滞之时，个人成长却是没有尽头的修行。

拥抱周期，但不在冬天冬眠

当前，行业发展处于低谷，不少从业者难免灰心，其实，拥抱周期，本就是金融从业者应有的心理准备。

宋代词人蒋捷有《听雨》一词传世：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写出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同样的阴雨天，于少年增添浪漫，于老年徒增愁绪。当前不少从业者的心态，颇有“听雨僧庐下”之感，索然寡淡，很难找回几年前的兴奋与激情，所谓“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人生无再少，行业却是四季轮转的。对行业而言，冬天终会过去，春天必会到来。所以，在金融业这种周期性行业中，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安心地接受这种索然与平淡。

当然，平淡不等于停滞。平淡是一种静水流深，外在波澜不惊，内里进步不止。行业大环境趋于平淡的日子，正是反思、沉淀、成长的时候，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夯实基础的最佳时机，企业如此，个人也一样。

所以，拥抱周期，但别在冬天冬眠，因为职业发展的日子，每一天都算数。

大葱价格暴涨，“向钱葱”卷土重来了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正当人们为猪肉价格接连下跌而欢欣鼓舞之时，却发现大葱开始涨价了。

据公开信息显示，主产区山东的大葱批发价，已经从每公斤2元左右，涨到了每公斤五六元，大理葱、安宁葱、嵩明葱批发价也是一路上扬，不少进货商表示批发价最低要7元/公斤，品质好一点的甚至要8~9元/公斤。而到了各地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或是电商平台，大葱居然能卖到10~15元/公斤。

面对暴涨的葱价，很多消费者直呼“吃不起”。难不成，当年名噪一时的“向钱葱”卷土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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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大葱价格走势。

纵观历史数据，大葱价格从来都不是四平八稳，但也不是毫无规律地震荡。从图1可以发现，大葱的价格走势整体表现为：在每年岁末年初的时间段里出现涨价，且价格处于全年的高位，而到了一季度末会出现降价趋势；自2013年起，大葱价格只在2016年上半年出现过极为迅猛的上涨，其他时间则都处于相对稳定的波动区间内。最近两个月，大葱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涨价势头，不过相比历史最高点的2016年上半年，依然有较大距离。

那么，本轮大葱涨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

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告诉我们：当某种商品因供不应求而表现为短缺时，其价格就会上涨；当商品因供过于求而表现为过剩时，其价格就会下跌。所谓“物以稀为贵”，正是这个道理。大葱价格的涨跌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得到解释，而影响大葱供给量的关键因素是天气变化和种植面积。

天气变化方面，自今年6月份开始，全国不少地区都经历了强降雨天气的频频光顾，受此影响，国内很多主产区的大葱整体生长环境均不如往年，个别地区的洪涝灾害还淹死了很多葱苗，造成了大葱的明显减产，而市场供给的相对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其价格。

种植面积方面，由于2019年大葱的整体产量太高，市场供过于求之势明显，大葱价格一路下跌，最低时仅有几毛钱一斤，而且山东、云南等很多主产区都出现了大量的滞销情况，很多大葱都放置到腐烂变质，农民收入也因此而大幅度降低，这是典型的“谷贱伤农”。也正因为如此，到了2020年，很多农民不愿意再多种植大葱，而是改种其他蔬菜品类，如此便致使大葱种植面积一再减少，以至于产量下滑，价格上涨自然在所难免。

其二，信息不对称是另一重要原因。

市场上常常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气候不好、大葱减产、需求上涨等等，这些信息的可信程度往往很难把控；再加上大葱从农田到市场终端要历经层层流通环节，使得市场信息无法快速且真实地传递到农民耳中，这就造成了各方的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蛛网模型”，说的是商品价格的变动将影响其下一周期的产量，本期的产量则取决于其前期的价格；由于决定本期供给量的前期价格与决定本期需求量（销售量）的本期价格有可能不一致，从而导致产量和价格偏离均衡状态，出现产量和价格的波动。需要注意的是，信息不对称正是造成“蛛网模型”困境的关键因素。

对于种植大葱来说，由于农民无法及时真切地获悉市场变化情况，因此他们只得根据前一期的价格来决定下一期的大葱种植规模；而当大葱成熟之后，农民又不得不按照当期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由前一期价格所决定的产量。当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不一致时，大葱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也就出现了。

就像前文所说的例子，之所以2019年大葱产量会供过于求，原因在于2018年整体行情较好，农民预期下一年的行情也不会差，便根据现行的大葱价格扩大了种植规模，怎料2019年行情并不似预期那般理想，农民又基于当时的大葱价格减少了种植规模，这就造成了2020年的产量下滑与供需失衡。

除了上述两点原因之外，长期来看，农业成本的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提高，各种肥料的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而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又抬高了农业生产的人力成本，此外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使得用地成本也在提高；另一方面，农产品供应链较长，从种植、收购再到终端市场与消费者手中，涉及到运输、储存、层层经销商等多个步骤，而受消费升级大潮的影响，广大消费者对于农产品新鲜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商家投入到冷库、冷链中的资金成本越来越多，当然还有人力成本的提升与门店租金的上涨。

而这些，都会推升农产品的价格，大葱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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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上述种种，本轮大葱涨价算得上是情理之中。虽然在短期内，伴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市场需求转强，大葱价格仍有较大可能继续走高，但大概率不会超出往年的变动规律。

至于大葱涨价是否给物价造成压力，我认为大可不必过度担忧。原因在于，CPI并非单一商品的价格涨幅，而是一个总体指标，反映的是全国14亿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化情况；而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人们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往往是对单一商品价格变化的感受，特别是那些经常性的消费项目，如猪肉、大蒜、鸡蛋、大葱等等，人们对其价格的上涨往往更加敏感。对于大葱来说，虽然近期涨价势头很猛，但它在CPI中的比重非常有限，几乎不会对CPI总指数造成太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没有必要对大葱价格上涨进行宏观调控，因为大葱本身属于日常调味品，消费弹性相对更大，不像猪肉和鸡蛋那样属于生活必需品，况且农产品种类繁多，替代效应明显，完全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自行调节。比如葱变贵了，可以选择用洋葱来替代，这样便减少了大葱的需求量，继而引导大葱价格回落。

读到这里，相信各位可以暂且松一口气了，不过对于很多领教过诸如“蒜你狠”、“姜你军”、“火箭蛋”、“向钱葱”的人来说，曾经的疯狂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其负面影响也着实让人心有余悸。正因为如此，如何推动大葱乃至其他各种农产品价格更为稳定的运行，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我尝试给出几点建议：

第一，要促进农产品的顺畅流通。

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复杂的流通过程有关。由于中间环节繁多，农产品的终端价格与在农民手里时的初始价格早已大相径庭，其中更是有不少中间商从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因此，我们应在理顺供销环节、减少农产品流通成本上多下功夫，尽可能实现流通环节的高效和通畅，以此来保证农产品价格的平稳。

第二，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主体培育。

具体而言，应鼓励与支持农产品市场主体的冷链物流建设，并强化加工、储藏等配套设施，以此来提高市场吞吐能力，这不仅可以使得农产品保质保量与减少损耗，还能间接调节农产品上市节奏，从而避免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

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生产、出口、库存和价格等方面的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增加信息透明度，改善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致的各种问题。同时，还要积极健康地引导社会游资投资农业，避免恶意投机炒作行为的发生。

信用债违约会否成为新常态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陆胜斌，首图来自壹图网。

近期，受华晨和永煤等国企连续违约的影响，信用债市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不少优质企业债券也受到了拖累。从华晨集团违约到现在的一个月时间内（见图1），中债信用债总净价指数下跌0.65%，信用利差走阔。

因一直存在财务压力，市场对于华晨集团出现违约原本已有一定预期，但永城煤电在10月20日刚发完10亿元中票、三季报显示现金余额328.21亿元、经营性现金净流量73.84亿元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实质性违约，无法兑付10亿元面额的债务本金，并引发197亿规模债务的交叉违约，一时间市场对于国企的债务信仰受到强烈冲击，对于恶意逃废债、违约前大规模无偿划拨资产等不讲武德的行为甚是担心，从而引发了市场对于高评级信用债的恐慌。

当恐慌来临时，情绪面的不理性会对信用债市场形成恶性循环：局部信用债违约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债券价格下跌，债券型基金产品被赎回，机构会抛售流动性好的利率债和高评级信用债，从而导致债券价格进一步走低，恐慌程度加剧，抛售的羊群效应会引起局部的流动性枯竭，从而使得企业再融资能力受挫，违约概率上升。然而，对于本轮违约，市场所担忧的不讲武德是否是普遍现象、是否会出现流动性危机、企业的基本面是否真有显著恶化？这些决定信用债价值的核心问题值得被探讨。

一

恐慌会蒙蔽投资者的双眼

在本次国企信用债连续违约之后，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对华晨及相关中介机构立案调查；11月21日，刘鹤主持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调，要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从监管层面稳定市场情绪，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也积极介入，打消投资人对于信用债市场无序违约的担忧。因此，信用风险跨行业、跨区域传播的可能性较低，不讲武德的违法违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从宏观层面来看，只有债券市场平稳运行，才能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从而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故而，当前系统性的信用风险较难发生。

回顾历史，信用风险爆发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宏观流动性收紧，出现资金荒，致使融资成本上升，企业现金流的循环被打破；第二是经济出现恶化，企业自身造血能力下降，经营压力转化为财务压力，进而产生信用风险。

从流动性来看（见图2），今年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前发力，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虽然自7月份开始，宏观流动性边际收紧，但是央行仍时刻关注并呵护整体流动性，实时对流动性进行微调。今年M2同比增速自3月份以来持续维持在10%以上，社会融资规模截至10月份累计同比增加44.5%，市场并没有出现流动性紧张的状态。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9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下降至4.6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61%，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2%，比去年年底下降了近1%；且融资明显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倾斜，房地产新增贷款占比显著下降，融资结构改善。在流动性和融资成本友善的情况下，企业整体的再融资压力不大。

从基本面来看，我国经济自复工复产以来，不断超预期修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见图3）同比自4月开始转正，且10月已经恢复至近五年来的平均水平；今年累计值自8月开始转正并不断改善。截至10月份，我国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为-0.6%（见图4），虽仍小幅为负，但足以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已经恢复至往年同期水平，而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在10月份转正为0.7%；分月来看，10月份工业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28%，创2012年以来的单月新高。因此，当前国内企业的生产和盈利状况不断改善，自身造血能力不断恢复。在基本面持续好转、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发生系统性违约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整体来看，当前债券市场情绪面的影响大于基本面，随着信用事件冲击的缓和，市场情绪会逐步修复，信用债市场的定价将会趋于理性。但黑天鹅飞过，不会不留下一丝痕迹，信用债市场的分化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二

信用债违约的新常态

自2014年首只公募债违约打破刚兑以来，我国信用债违约经历了两段高峰期，第一段是2015年-2016年，违约率从0.01%上升至0.17%，违约主体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第二段是2018年-2019年，违约率从0.12%上升至0.45%，主要集中在弱资质的信用主体和伪国企等。但值得关注的是，每次违约潮爆发后，货币政策均出现了边际上的放松，从而缓解了信用危机。今年以来（截至11月26日），整体信用债的违约率为0.36%，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整体信用风险可控（见图5）。

随着债券市场化的持续推进，打破各类型企业刚性兑付信仰、压降杠杆率等使得我国信用债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分化。

分行业来看（见表6），计算机、纺织服装、农林牧渔等行业今年以来的信用状况恶化明显，而非银金融、休闲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维持良好的兑付记录。违约率在行业上存在分化的原因是，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盈利能力、处于不同的景气周期、面对不同的产业政策、拥有不同的现金流量特征等，因此若某一行业出现集中违约，那么同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偿债压力和再融资能力均需着重关注。

分地区来看（见表7），不同省市的信用分化也同样显著。同一区域内的企业面临相同的营商环境、相似的地方政府支持意愿和能力。因此，当区域内企业出现集中违约时，当地的流动性和信用分层将会进一步加剧。

在本次违约事件发生后，未来东三省和河南省等部分财力较弱或信用风险频发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将面临信用收缩。而违约也将会逐步打破企业性质的边界，基本面分析成为信用债价值最重要的准绳。

三

小结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当前对于信用债无序违约的担忧基本可以消除，对信用债的投资分析还需要回归到传统的分析框架，回归到理性和基本面。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打破刚性兑付、压降杠杆会稳步推进，有序的市场化违约将会成为新常态，对于高信用、国企等的盲目信仰需要改变。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将所有的信用债一棍子打死。当前我国的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而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加大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从而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因此，对权益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呵护至关重要。

谁为长租公寓乱象买单？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与房子有关的话题总是能轻而易举的上热搜，只不过这次从“房价、房产税”变成了“租房”。

这边已经碎了一地的“蛋壳”尚未结束，合肥又有“梦岭公寓”跑路的消息。这些长租公寓的品牌名字似乎充满寓意，不是让人壳碎，就是让人梦碎。

细数长租公寓的暴雷情况，已经远超百家，涉及到的租客、房主更是以百万计。背着租金贷却还要另行租房的租客，出租了房屋却没收到钱的房主，到底谁应该为这“一地鸡毛”买单？

长租公寓为何还在“暴雷”？

长租公寓暴雷并不是个新鲜事，新鲜的是长租公寓暴雷能一次又一次的登上热搜。

在2018年“鼎家公寓”暴雷后，长租公寓暴雷已屡见不鲜。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租金贷”的使用，开始了对“租金贷”的大肆讨伐。

如上图所示，一个典型的运营中的长租公寓，房主将房源委托给长租公寓运营方，并每月/季度收到长租公寓支付的固定租金。运营方收房后经过装修出租给租客，收取押金及租金。租客与资金方（一般为消金公司、银行等机构）签订一年或更长期限的贷款合同，并同时签订委托支付协议，将贷款资金支付给长租公寓，并按照约定期限还款。

理论上来讲，这种运营模式下，房主委托出租便于管理；长租公寓获得客户收取租客服务费及资金方的助贷服务费用；租客签署长期租房合同，只需月付租金减少资金占用压力；资金方获得客户发放贷款盈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多方共赢模式。

其隐患在于，资金方将租客的一年期或更长期限的贷款支付给长租公寓时，长租公寓将形成一个难以监控的资金池，一旦长租公寓将这些资金卷款跑路或挪作他用亏损时，长租公寓的暴雷就不可避免。

同时，由于长租公寓行业激烈的竞争，多数企业也会将资金用于高价收取房源，再以低价出租给租客，以谋求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用户规模的扩大。然而，这种本质上亏损的运营模式，一旦遇到租客不足时，现金流就会难以支撑按期付给房主的租金，此时同样会暴雷。

然而，不论是卷款跑路还是“高收低租”，“租金贷”不是原罪，不受监管的资金池，才是不断暴雷的根本原因。

旁氏融资，谁来监管？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在其经典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中，将经济单位的融资模式根据收入与负债的关系分为三类：对冲融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

简单说来，在对冲融资中，债务人的现金流能够满足所有负债的偿付。投机融资中，虽然债务人现金流不足以偿付本金，但足够偿付利息。而典型的旁氏融资中，债务人现金流不足以偿付利息，只能靠变卖资产或借新还旧维持。

以某长租公寓为例，经营和投资中的现金流连续七个季度为负，且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同样为净流出。企业运转全靠筹资而来的资金维持经营，是典型的旁氏融资行为。

在多数庞氏融资中，通常都与欺诈性的融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即便不是欺诈性融资，当资产价值不足或现金流断裂时，旁氏融资将戛然而止，无法偿还的债务引发的便是企业破产，乃至金融危机。

以上长租公寓的财务情况是众多同类企业的一个缩影。然而很难想象，对风险如此之大的融资性行为的监管几乎为零。作为租房信息中介的长租公寓有住建部管理，资金方（银行、消金公司等）发放贷款有央行、银保监管理，唯独作为融资主体的信息中介（长租公寓），在过去两年中一直缺少管理。

住房租赁准入门槛为何如此之低？

住房是一个关乎民生、关乎百姓幸福的事情。高房价之下，当买房成为一件让众多中低收入者奢望的事情时，租房既是无奈也是现实的选择。

在国外的住房市场中，德国有近50%的人选择租房，日本的租赁房屋占新增住房的40%以上，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租房人群也常年占比超过30%。因此，发展长租公寓利于个人、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利于增加居民的福祉。

国内也鼓励通过租房实现“居者有其屋”，提出“租购同权”、“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等住房制度和政策。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2016年又出台了指导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政策的风口下，长租公寓就像“风口上的那只猪”一样，被吹了起来。

然而，和快速膨胀的长租公寓行业相比，对于长租公寓的准入和管理标准却异常之低，仅有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也面临着法律位阶低、执行力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相比之下，国外的租房市场中，不论是机构还是从业人员，都有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管。美国不仅有《房地产执照法》等严格的法律规制，房地产中介人员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取得资格证书后才能够上岗，而且对学历、工作年限、个人信誉等也有硬性要求，后续每年还要接受全面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德国也在市场管理和租金管理有严格的要求，更是对租房的环境、设施、质量等都有着具体的划分，租房的各种细节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把控。英国则是建立了完善的租房信用体系，失信者会寸步难行。而和我国最具相似性的日本，除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从业人员准入外，中介机构还需要在运营前缴纳一定的保证金，用以赔偿中介机构违规时对市场主体的损失。

除了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外，大部分经济体在建设租房市场过程中，都首先建立了异常严格的机构和个人准入管理措施，其核心原因在于，一旦租房中介出现风险，都会有极大的负外部性，特别是对于本就收入低下的租客而言。

因此，加强市场准入和从业人员的管理，是发展长租公寓的必要，也是前提。

谁为长租公寓的问题买单？

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如果说投资P2P是在生理和安全之上的需求，那么租房则是一个人满足自身最低需求的“生理需求”，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无法满足时，学习、工作、生活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妄想。

在众多长租公寓暴雷的事实中，都有权益受到损害的人。出租了房子的房主没收到钱，发了贷款的资金方多了坏账和众多舆论的唾弃，长租公寓员工被拖欠了工资还要被租客骂无良……

然而，租客仍然是这场暴雷中受害最深，也是受影响最大的人群。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租房人群超过了两亿人，其中70%以上是初入职场的90后、95后、00后，一年的“租金贷”可能是很多人两到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工资收入。这些城市中的“打工人”缺乏时间精力去维权，难以追偿被长租公寓吞没的资金，疲于应对贷款的催收，也不敢不还可能上征信的贷款，甚至还有被迫在深夜和寒冬中搬家的情况。

而在长租公寓暴雷之外，更多的乱象伴随着行业发展。

对租客种族、性别、残疾等方面的歧视，非法潜入、偷拍等对隐私的侵犯，甲醛房、隔断房等对身心健康安全的威胁，随意解约、涨租等对合法权益的侵害……

房主同样深受其苦，被堆满垃圾的新房，搬走家具的租客，改建“鸽子笼”的二房东……

看起来，无论房主、租客、员工们有多么无辜，最后也只能由市场中的这群人，为这场声势浩大的“长租公寓暴雷”买单。

谁来解决长租公寓的发展难题？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陷入资金链断裂、经营纠纷及跑路的长租公寓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如果我们秉承善意的观点，认为这些企业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经营不善或暴雷是客观因素，那么显然，这个行业本身存在着特定的发展难题，而其中重点在于，经营长租公寓的企业“没钱”且“没钱赚”。

“没钱”在于缺少发展的资金，“没钱赚”在于行业利润微薄。

住房租赁市场具有典型的资产流动性差、行业平均收益率低、融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长等难题。想要发展必须要借助外部融资，也就是“加杠杆”，发达国家成熟的住房租赁市场同样如此。

但是，杠杆并非是用消费贷加在消费者头上，而是鼓励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住房租赁证券化产品REITs。美国2018年末的住宅REITs 总市值高达1307 亿美元，远超住宅开发总市值407 亿美元；同期，日本的住宅租赁REITs 超过14万亿日元，REITs是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最重要的融资渠道。

相比之下，国内的长租公寓根本没有有效、稳定且大规模的融资渠道。自身无法融资的长租公寓，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发展“租金贷”，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对现实的嘲讽。

“没钱”的同时还“没钱赚”，目前我国租赁市场租金回报率仅在2% 左右，北、上、广、深则更低。而日本公寓租金收益率平均在5% 以上，德国是3%-5%，都远超其本国十年国债收益率。

解决办法在于税收优惠制度。例如，英国规定二套房用于出租可以免征一定的房产税，出租产生的相应费用还可以用于抵扣收入所得税。德国政府更加直接，对所在行业减免相应的税费和资本利得税。根据华中师范大学陈立中等人的研究测算，我国目前住房租赁税率普遍在6%-16%，经营住房租赁的企业普遍处于亏损边缘。这种普遍亏损、盈利难的问题，客观上也推动长租公寓从其他的方面谋求回报。

因此，不解决融资难和盈利难的问题，长租公寓难谈长远发展。

综合来看，长租公寓目前既存在生存问题，更存在发展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对策如控制好资金池的风险，限制用租客的消费贷给长租公寓“加杠杆”；管理好长租公寓融资风险；提高长租公寓的准入；保障租客、房主的权益；提供政策解决长租公寓融资和盈利问题等。

解决长租公寓暴雷的问题，看起来既简单又很难。

无论如何，只是希望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不再有被迫雪天搬家的“打工人”。

日本是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当前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大关，距离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仅有一步之遥——要知道，1978年我国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仅仅用了41年时间就取得如此成就，令世人惊叹。

然而放眼全球，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达到这一水平后，却陷入了无法更进一步的怪圈，例如马来西亚，自201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似乎突然就缺少了继续前进的动力，随后的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至今仍在1万美元左右挣扎，依然没有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多国家甚至还没达到这一水平，就已经停滞不前了。

此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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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是指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却不能突破12000美元的关卡，进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跌入这一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也往往极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马来西亚外，还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等。

以阿根廷为例。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富饶的物产资源，早在20世纪初期，阿根廷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经济规模曾居于全球第七，出口规模曾位于全球第五，富裕程度超越德国，甚至能和美国相匹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做“南美洲的巴黎”。很多欧洲人在形容某个人很有钱时，常常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顺利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怎料在随后的日子里，阿根廷却遭遇了大麻烦，不仅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还深陷本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等一系列困境之中，尤其是人均GDP这一指标，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里。于是，学界便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诠释阿根廷这一难以冲破的经济魔咒。

不过，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其中，以日本、韩国、台湾省、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拿日本来说，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实际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30%一路稳步上升至85%左右，尽管随后30年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9年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见。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3个，侧面反映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之大，也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搞清楚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实践中吸取经验，进而找到一条能够通往高收入国家的现实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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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只是统计学上“收入停滞不前”，人均GDP之所以难以进一步提升，归根结底在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其中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范畴，影响因素颇为复杂。

仅从经济学角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身上，普遍都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内需不足。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对全社会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由此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中，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4~0.66之间，巴西的基尼系数直到90年代末期依然高达0.64。虽然占据大多数比重的中低收入居民虽然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匮乏的经济来源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由此造成内需不足，国民经济增长乏力。个别国家还由于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反过来又进一步掣肘了经济发展。

其二，“进口替代”战略阻碍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

“进口替代”战略，是拉美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长期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核心思想是减少或停止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而由本国工业来生产类似的产品。

客观地说，“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初期，的确有效带动了拉美国家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缺陷：一来，该战略实施的外汇管制、进口许可、高额关税等措施，极大地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工资等经济体系，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大打折扣，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与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使得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了低效的恶性循环；二来，对于一些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减少，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的技术进步，进而导致本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层次偏低、难以转型升级的窘境。而遗憾的是，针对这些缺陷，拉美国家又未能及时做出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颓势一再加深。

其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

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推进速度与工业化进展不相协调，大量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这些劳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不足，非但未能填补城市劳动力的空缺，反而造成了低效率的要素配置，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得到显著提升，甚至还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城市贫民窟比比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化等等。

其四，技术创新进展缓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与发展战略的失误，拉美国家的创新事业一再受到干扰，所需要的研发经费与知识型人才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扭曲的市场机制也无法实现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此便导致科技实力进展极其缓慢。以巴西为例，1988年，巴西政府曾公布新工业政策法令，试图通过技术研发来推动工业化的升级，然而进入90年代后，巴西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缩减了用于科技与创新的支出，不少技术研发机构很大程度上被弃置，从而错过了国民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

这四个问题，亦是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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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日本的实践或许可以提供答案。

总结起来，日本至少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激发国人消费潜力。

促消费是扩内需的关键所在，而收入又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此外，日本政府还着力推动减税降费，较大程度地减轻了民众的税负，继而提升了消费能力。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实践，不仅帮助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给国内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摆脱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其中的发展理念，显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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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别人这么多，终归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GDP长期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内，国内产业体系极其完备，市场活力不断释放，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民众获得感持续增强，新旧动能也正在加速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结构调整与升级稳步推进。尽管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快速防控到位，并高效且有序地推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使得中国经济稳步复苏，放眼全球都是一枝独秀，彰显出强大的韧性与发展潜力，令人无比振奋。

可以预见的是，尽管国际大环境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会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国的人均GDP就能超过1.2万美元，正式跻身统计学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

可是就像前文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绝不仅仅是统计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也等待着我们去解决。

银行转型，不能纸上谈兵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对于金融科技类公司面临的强监管，不少银行从业者表现出早知如此的“后见之明”：对金融缺乏敬畏，迟早要出问题，这不，时候到了。

过去几年，金融产品一度变成互联网平台流量变现的工具，在有金融信仰的人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尊重金融，也不敬畏风险，真是无知者无畏。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做法的确不妥，但路径策略有问题，不代表目标方向是错的。

金融数字化、场景化是大势所趋，与场景的融合、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只会越来越紧密，这是未来行业演化的大逻辑。因此，保持开放心态，积极拥抱场景、拥抱科技公司，依旧是银行业转型的主旋律。

共同进化

线上与线下最大的不同，是连接触点和频次的增多。用户去网点办业务，一周一次就算频繁了，一般还只办一项业务；登录手机银行APP，一天十几次都不嫌多，支付、查询、转账、留言，触点要多得多。

频次和触点的成倍增加，关联度大大提高，会带来复杂度的指数级上升，从而对原有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提出挑战。举例来说，人和芥菜的基因数量差不多，都受2.5万个基因控制，但人的复杂度远远高于芥菜，因为重要的不是基因数量，而是基因之间的彼此关联。

从这个角度看，线下时代，银行的业务侧经营面对的是芥菜，简单、可预测，适用于线性思维、控制逻辑；线上时代，从芥菜变成了人，复杂度急剧提升，经营逻辑、策略都必须做出改变。

在新的形势下，银行和用户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要求双方互为对方的背景与环境，以实现共同进化：银行业务流程影响用户行为，用户行为又会产生即时反馈，帮助银行优化业务流程，双方开启一段无止境的共同进化之路。

所以，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不仅仅是产品使用者，也是产品缔造者。在过去，银行模仿同业即可追赶潮流，使得产品同质化成为行业一大“特色”；现在和未来，银行需要向用户学习，与用户共同进化，不同银行之间有望产生真正的差异。

从共同进化的视角看，如果银行不注重从用户行为中吸收反馈信号，那么即便坐拥千万线上用户，依旧不能算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同样，如果银行尚未感受到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经营逻辑、运营策略转变的紧迫性，那也表明该银行尚未真正踏入互联网时代。

网络效应

互联网的威力，一部分在于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体现的是非线性的威力。

电话市场就是典型的网络经济，增加10%的用户可能带来30%的网络价值，因为用户之间的对话是呈指数增长的。举例来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一部电话机，那么其价值为0，因为不知道应该打给谁；此时再增加一部电话，这两部电话的价值就能实现从0到1的跃升。

网络效应，是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壁垒，如社交平台的用户联系人网络，电商平台的用户-商户双边网络，支付公司的用户交易网络等等。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用户数量的增长会带来网络价值的指数级增长，所以，早期补贴拓客、追求用户规模就成了互联网公司惯用必杀技。

但在消费贷款、理财资管领域，用户之间、用户与平台之间都不存在典型的网络效应，所以一味补贴拓客、追求用户规模并不可行（详见《消费金融领域，得用户者不能得天下》）。那么，是否意味着消费金融领域就没有网络效应呢？

并非如此。虽然用户之间不存在典型的网络，但在产业链层面，是存在网络效应的。流量（场景）平台、资金方、数据服务方等等，随着平台式合作的机构增多，借由同类型机构间的竞争，能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获客成本、资金成本、风控成本等方面产生非线性的降本提效作用。

这两年，一些互联网平台借助联合贷款、助贷等模式，整合产业链资源，快速崛起为头部公司。这种非线性增长，靠的便是网络效应。

开放者赢

网络效应背后，对应的是开放心态。

对于华为的开放策略，任正非曾做如下判断：

“没有开放合作，我们担负不起为人类信息社会服务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像3GPP一样开放，像苹果、谷歌一样链接数十万合作伙伴，持续建设和谐的商业生态环境。以自己为中心迟早是要灭亡的。”

进入21世纪，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科技圈名人多次断言银行业的衰落。这些大佬判断的依据，并非仅仅忧虑银行跟不上科技的浪潮，更多是担心银行业无法实现从工业时代流水线逻辑到互联网时代网络思维的转变。

银行从工业大生产时代一路走来，流水线思维深入骨髓。流水线强调的是精准、可控，追求的是低成本、标准化，银行业内部盛行的流程再造、信贷工厂就是流水线思维的具象化体现，对应的是自上而下的层层审批、管控。

互联网环境下，复杂度指数级提升，越来越多的事情变得无从控制。如用户喜欢什么样的界面，需要什么样的场景，青睐怎样的互动等等，总行的某一个人或一个团队又怎能知道呢？

当千面一律不再适用，自上而下的控制自然不再奏效。当银行、场景、用户构成一个生态，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创造者，此时，控制必须让位于灵活性，依赖自下而上的创新驱动，需要激励而非约束，需要授权而非收权。

同时，生态系统的强健以个体的优胜劣汰为前提。当银行APP化身一个大生态，就必须引入尽可能多的商业伙伴参与其中，借由个体间的竞争确保生态本身不断进化，这也要求你必须开放，因为封闭不具备优胜劣汰的土壤，不可能产生健康的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开放的本质应是战略性舍弃：聚焦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把更多环节留给生态伙伴。如果仍是强调事事控制，便只是假开放，并非真开放。

机制变革

环境变了，机制流程也要变，否则流程本身就会变成组织发展的障碍，如德鲁克所说：

“机制或许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当初设计它们时的假设却早已经过时，不复存在了。于是，理性成为胡言，恩惠变成磨难。”

在定位理论创始人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看来，科学管理时代，价值的创造主要在于多快好省地制造产品，因此竞争的重心在工厂，工厂同时也是经济链中的权力中心；但随着价值的创造体现为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竞争重心便由工厂转移到市场，离顾客更近的渠道商就成了经济链中的权力掌握者。

从组织结构上看，随着权力从制造到市场的转移，组织内部开始强调让听得到炮火的人来决策。此时，要求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台来赋能一线，如任正非所说，

“公司管控目标要逐步从集权式转向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让前方组织有责、有权；后方组织赋能及监管。这种组织模式，必须建立在一个有效的管理平台上，包括流程、数据、信息、权力等。”

在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一线为了解决特定问题，通常需要花费过半精力向上争取资源，此时一线的灵活性、快速响应自然不能奢望。因此，为适应新情况，必须要求向下授权——有中台支撑的授权，这对银行的层级制度、组织灵活性、激励机制、一线人才素质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定程度上，线下零售业的转型可资借鉴。

过去几年，不少头部零售商以股权分红为纽带试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实现利益共享和利益捆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权力下放，以激活线下门店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银行来讲，虽很难在股权层面试行合伙人计划，但探索更为合理、弹性的激励制度已势在必行。

当前，不少银行基层业绩靠KPI压力传导，注重的是产品销售而非用户服务，各种销售乱象难以禁绝。同时，以销售为导向，难以避免零和博弈的视角，导致短期主义盛行，不愿意做长期有益但当期不见成效的事情，结果必然是越来越难，基层生态越来越差。

银行业的优势依旧在线下，若线下受阻，又何谈成功转型？

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

为表示对互联网转型的重视，不少银行在个人金融部之外，增设网络金融部，从组织架构上看更重视互联网转型，但从内部资源配置视角看，增设一个新部门，在实践中又带来新旧部门的协调难题。

所以，增设部门，只能是开始，也是过渡，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走向融合。但融合之路该怎么走呢？可能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机构转型，千头万绪，意图制定详尽的转型蓝图并不现实，倒不如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开始。问题解决了，转型也就前进了。相反，若眼里只有宏大的互联网思维和组织变革，不直面具体的问题，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所以，银行转型应该树立开放意识、转型意识，但也没必要言必称开放、言必讲转型，还是要聚焦具体问题。2014年，互联网风头一时无两，面对内部的互联网焦虑，任正非是这么说的：

“别光羡慕别人的风光，别那么互联网冲动。有互联网冲动的员工，应该踏踏实实地用互联网的方式，优化内部供应交易的电子化，提高效率，及时、准确地运行。”

战略远望与脚踏实地，二者缺一不可。

信用风险爆发，央妈货币政策转向了？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首图来自壹图网。

当前经济形势是否到了讨论货币政策退出的时候？10月的经济数据表现继续向好，官方和市场都开始出现货币政策是否需要适时退出的讨论，10月LPR连续7个月保持不变，似乎也在加强这样的市场预期。近期《经济参考报》发布文章问及货币政策退出的必要性，而市场则对经济复苏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分歧，近期债券市场的风险暴露，更为经济形势蒙上了一层迷雾。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如何走，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实体经济的真实情况

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经济的复苏情况。四季度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到底如何，市场有分歧。

支持复苏持续的一方认为，10月经济数据依然展现了各部门较快的增速，其中：

（1）工业部门复苏持续，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6.9%，与上月持平，已经好于疫情之前。

（2）消费复苏也在持续，10月社零同比4.3%，尽管不及预期，但排除价格因素后，10月社零实际同比增长4.6%，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另外餐饮收入同比年内首次转正，增长斜率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说明服务业的修复在加速。

（3）投资活动存在三方面利好：一是房地产一如既往的好；二是房地产和基建产业链复苏带动了很多制造业企业盈利的改善，当盈利能够持续时，更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可期的；三是包含电力的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3.0%，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水平。

（4）外贸数据持续超预期，全球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后续还有继续增长的时间窗口。

坚持复苏不及预期的一方认为，10月经济数据的背后存在诸多不足，其中：

（1）10月很多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背后都存在低基数的原因。即去年的数字相对较低，今年的数字事实上并不高，但同比增幅显得较高。例如去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便是一个“坑”；服装、化妆品、家用电器及音响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家具、装潢、石油及制品等领域的去年消费也是低基数。

（2）需求端持续复苏，而通胀数据却迟迟没起来，工业品价格同比持续为负，核心CPI甚至有通缩的危险，这种现象与总量指标的持续恢复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3）工业生产和房地产的复苏，背后可能是政府财政压力所致。财政欠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力督促工业部门（尤其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加大生产力度，以补充税收；房地产的政策也出现边际宽松的迹象，而在供需尚未完美匹配、房住不炒的背景下，上述两个因素的可持续性存疑。

（4）政策稍有退出的苗头，信用风险便集中爆发，反映了实体经济似乎还是离不开宽松的对冲政策。

货币政策的空间受限

针对上述分歧，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认为，经济复苏的有利条件还是多于不利条件。

首先，工业部门的复苏逻辑转换较为顺利，经历了复工复产、政策托底、地产基建拉动等逻辑，逐渐向内生性复苏逻辑过渡（尽管这个过程会比较曲折），预计能够在未来保持一定的增长动能。

其次，从需求端看，限额以上消费、地产投资已经恢复至往年水平，前期复苏过程中的薄弱部门，包括限额以下消费、制造业投资等也将随着需求逐渐复苏而呈现顺周期扩张的特征，预计也能够维持平稳回暖的态势。

最后，复苏过程中量和价不匹配的问题，可能源自于工业生产的繁荣和8月、9月工业企业补库存的现象，这些现象使得供给能够较快地对需求进行反馈，这可能属于比较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复苏经济现象，即经济尚未达到潜在增速前，总量的复苏往往快于价格复苏。根据以上我们对经济复苏的判断，货币政策的空间是受限的。

12月LPR调降空间很小

LPR连续7个月保持不变，后续LPR是否还会调降？这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放松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意味着降息这种强力宽松政策的概率很小。

另外，在压降结构性存款、金融严监管背景下，以及在银行存款端竞争更加激烈时，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约束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双重压力，大幅度调降基准利率可能会加重银行的经营压力，从LPR报价行每个月在MLF基础上的加点变化，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报价行并无动力减少报价加点（当然，报价行也不愿意明显提升加点，因为这有悖于央行对实体经济贷款利率下行的政策引导）。自2019年8月LPR改革开始，报价行的LPR报价平均加点几乎从未变过。

事实上，即便是疫情期间，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政策和基准利率也并未明显下行，在2月、3月、4月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里，7天逆回购利率调降了30个BP，1年期MLF利率调降了30个BP。在此期间，1年期LPR也仅仅调降了30个BP，5年期LPR仅调降了15个BP，此后也再未调整过。相比于美联储在3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降了150个BP，我们的宽松是十分谨慎的。

回过头来看，疫情期间实际利率下降，更多的是通过在短期内扩大信贷供给的方式。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调了38个BP，略大于政策和基准利率调降幅度，但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降幅也是有限的。

货币政策在疫情期间留有相当大的余力，这些余力不是为了用于此时经济复苏相对较好的时候。由此我们预测，年内LPR调降空间已经很小，即使调降，最多可能是5个BP，除非经济复苏进程受到了新的外生冲击。即使是在资本市场出现了流动性明显紧缩，央行大概率也不会通过降息的方式来应对。这意味着MLF等政策利率的调降空间也极其有限。

同时在未来，很可能会看到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逐步下降，回归到2019年的水平，即人民币贷款增速为12%左右，M2增速为9%左右。

特殊性创新工具常态化

为何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相对不大，却能在疫情冲击下快速的推动经济复苏？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

回顾疫情以来的货币政策，央行推出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结构性政策，专门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薄弱部门。尽管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在特殊时期推出的，但目前来看实施效果较好，不排除在未来被常态化使用。

在11月初的政策吹风会上，央行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节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一方面，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流动性也会收紧吗？

流动性的逻辑很可能与利率和信贷政策有所区别，尤其是中短期流动性。

11月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维持中性，不松不紧，但在第二周应对流动性趋紧，央行加强了逆回购的投放力度，此次MLF超额续作的目的也是维持短期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试图适度压降短中期资金利率水平。当前DR007明显高于逆回购政策利率，1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持续高于MLF利率。

信用债市场发生的一系列违约事件，在交易层面和情绪层面对流动性是一个打击，短期内流动性趋紧的压力可能在边际上会加大，可能会促使央行对中期流动性的关注度加强，也可能是此次MLF超额续作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信用风险暴露是不是反映了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也未可知。因此，维持一定水平流动性的必要性比较大。

法院终审判决，金融机构不适用“四倍LPR上限”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金融机构到底是否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四倍LPR利率上限”，最近终于有了一个重磅判例。

11月12日，温州中院发布公告，二审判决：银行贷款属于金融借贷行为，并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的“四倍LPR利率上限”。判决消息一出，金融机构一片欢腾。

（一）

9月初，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引起了金融行业的震动。这份判决书显示，平安银行温州分行起诉洪某，要求洪某以月利率2%（年利率24%）对所欠款项还本付息，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支持了平安银行温州分行要求洪某还本付息的诉求，但对其月利率2%的计息方式并未认同，而是按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进行计算的。

这是最高法在8月20日发布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后，第一个将“四倍LPR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判例，因此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极大的讨论和争议。

隐藏在这个判例之后的含义是，如果银行适用了“四倍LPR利率上限”，那么消费金融公司要不要适用？小额贷款公司要不要适用？券商系统内的产品（如远期回购）要不要适用？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产品要不要适用？

如果适用了金融机构，存量的贷款怎么办，以其为基础资产的融资产品（如ABS）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和争议都随着这个判例衍生而出。

同时，如果金融机构参照该标准执行，那么按照“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只要借款人起诉，基本上过去所有超过“四倍LPR利率上限”的贷款产品，都可以被借款人起诉并追回多付的利息。

这种影响显然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其理论上可以造成大量金融机构的破产（借款人可以据此追回利息），也正是这些原因，才在行业内引起了一场地震。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的“反催收联盟”趁势崛起，这些游走在灰色边缘的组织，鼓动借款人起诉银行、消费金融等金融机构，恶意逃废债。更有甚者，受到启发的“反催收联盟”将反催收的手段还运用的更加高级，举报、信访等手段轮番上阵，疲于应对的金融机构有时候反倒不得不放弃某些权益，以避免浪费人力资源。

（二）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金融借款纠纷不适用该司法解释，一审判决中的适用“四倍LPR利率上限”属适用法律错误。且一审受理时，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尚未实施，因此该司法解释依法不适用于本案。二审支持“平安银行温州分行月息2%即年化24%计收利息”的请求。

以上是温州中院终审对“平安银行温州分行诉洪某借款纠纷”的判决要点，也是金融机构们欢腾的原因。核心要点在于“金融借款纠纷不适用民间借贷中四倍LPR利率上限的限制”。

然而，即便根据温州中院终审的这一判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在理论上可以突破“四倍LPR利率上限”，仍然难言乐观。

其一，非判例法系下，温州中院终审判例的指导意义有限。虽然此案受到的关注极为广泛，但我国并非欧美的“判例法”，一个案例的判决并不足以影响全国其它各省市的同类案例判决。从实际来看也是如此，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相关案例，能够找到几百起将“四倍LPR利率上限”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司法判例。

其二，市场会迫使金融机构降低至“四倍LPR”以下。虽然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否适用该利率上限仍然有争议，但从地方法院的实际判例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包含网络小贷）、融资担保、商业保理、典当行等机构大部分都适用于该利率上限。作为同样的放贷类业务机构，这些机构的利率上限决定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隐性上限”。

其三，高于“四倍LPR”的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监管和舆论压力。有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的监管部门对消费金融公司进行了窗口指导，要求新增贷款不能高于15.4%（目前四倍LPR），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监管对于该利率上限的主观态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历来被民间看作是正规金融机构，认为其风险更小，贷款利率理应低于“不正规”的民间借贷，虽然现实是金融机构受到的监管更严格、综合成本更高，但这显然难以被市场和舆论所接受。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只要LPR不大幅度下降导致“四倍LPR上限”过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将会在动态的调整中逐渐低于当前的“15.4%（即目前的四倍LPR值）”。

当然，如果乐观地去看，温州中院的终审仍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首先，这是将“四倍LPR利率上限”适用金融机构的第一案，其示范性作用会超出判例本身。从温州中院终审后的舆论反馈也能够看出这一点，这也是为何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但很多金融从业人员仍将其看作是未来其他判例标准的原因之一。

其次，这一判例将有效的震慑“反催收联盟”。正如前文所述，针对“四倍LPR利率上限”，反催收联盟的恶意逃废债让金融机构头疼不已，这一终审判决最起码能够让恶意逃废债的人群意识到，想借此对金融机构施压，并不一定有用。

最后，消除未来LPR下降导致利率上限大幅度下降带来的隐忧。“四倍LPR利率上限”并非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每月都可能调整的动态值，LPR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利率上限将变化四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如果适用于金融机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LPR降低至1%，又有哪个机构能在4%的利率上限下生存呢？同时，如果未来进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呢？直接判决“金融机构不适用于四倍LPR利率上限”能够直接解决这些潜在隐患，让金融机构松一口气。

总体来看，温州中院的终审确实有其积极意义，但仍然改变不了金融机构将贷款利率压降到“四倍LPR利率上限”以下的趋势。

（三）

和温州中院判例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最近，某机构对其循环信用的现金贷产品进行了产品升级，产品的名称升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产品的定价也升级了，根据公告，该产品的最低年化利率由9%提高到了14.4%（日利率万分之四）。其对外宣称，调整的依据是根据监管要求，把高利率的部分全部停掉了，整体的平均定价也是下降的。

听起来比较绕，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该机构有1000名客户，授信额度统一，其中200人是优质客户，适用的产品利率是9%；500人是次优客户，适用的产品利率是16%；剩下的300人是高风险客户，适用的产品利率是23%。那么该机构调整前的平均产品利率就是：

（9%×200+16%×500+23%×300）/1000=16.7%

至于调整后，我们同样做类似假设。但是由于整体利率水平的下降，势必有一部分客户的风险要大于收益，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会借不到钱，同时最低利率的上升也会使一部分客户转向其他平台，因此该机构的整体用户数量会减少。因此，假设由于最低利率的提高，有100人由于无法接受该利率水平的产品转向银行或其他平台，剩余100人接受该14.4%的产品，16%水平下的用户不变，最高利率产品由23%降低至18%，由于该部分客群的风险性更高，因此利率调整后，风控更严格，损失的客户也会更多，在高风险的客群中选择100人提供18%水平下的产品。那么该机构的调整后的平均产品利率就是：

（14.4%×100+16%×500+18%×100）/700≈16.06%

调整前后的详细情况如下：

表面上看，调整的结果是双赢。用户申请的贷款产品平均利率下降了（16.7%下降到16.06%），监管也实现了控制过高利率产品，实现普惠金融的目的。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很可能会造成“三输”的局面。

第一，对用户而言，部分最优质的用户信用情况较好，但却承受了比过去更高的利率。而高风险客群因为机构的风控审核更加严格，会有一大部分从该机构借不到钱，其流向不外乎两种，要么接受不太合规平台更高利率的产品，要么流向高利贷。

第二，对于机构而言，经营发展受限。产品综合利率下降及总用户数量的下降，会直接导致营收、利润的下降，进而影响到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与当下倡导的“绿色金融”理念显然并不一致。

第三，对于监管而言，普惠金融则可能面临“普”、“惠”双降的尴尬。总服务的用户变少，自然是普惠金融“普”的退步，如果说优质客户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便宜的金融借贷产品，那么对于高风险客户而言，则是彻底被排除在外，但也正是这个群体，才更加需要金融服务的覆盖。同时，部分高风险客户或许享受到了更低利率产品的“惠”，但也存在一部分被动接受更高利率的优质客户，两者叠加，实在难说到底是不是“惠”的进步。

当然，以上仅仅是一个简化的假设和猜测，和现实情况会有较大差距，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都无法被忽视，因为这是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日本多年前的一场“天灾”，成就了这家商业帝国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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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方海域发生规模9.0大地震，随后引发了远超预期的恐怖海啸，高度超过10米的海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岩手、宫城和福岛沿岸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各项损失，这场灾难在重创了日本国民经济和产业体系的同时，给民众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

与之相应的，是日本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看着一座座工厂、一栋栋房屋和一辆辆汽车被海浪摧毁或是卷走，许多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物质财产中“包含着多么大的空虚和风险”，再加上“断舍离”的风潮在日本流行已久，于是“3·11大地震”过后，很多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和财富的意义，他们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也渐渐不再追求个人主义，不再注重物质与品牌上的攀比和享受，而是更加理性地选择简约、去品牌化以及更高性价比的商品。

至此，日本正式迈入 “第四消费时代”——这是由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提出的概念，他基于详实的数据和资料，对近100多年来日本消费社会的变迁历程做出了系统的刻画，并按照时间顺序，将日本居民的消费文化发展之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四个消费时代”，各自主要特点为：

（1）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西洋化特征明显，消费只属于发达城市中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群；

（2）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家庭消费兴起，冰箱、洗衣机、电视、小汽车和3C产品等家用生活必需品开始普及；

（3）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个人消费意识觉醒，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各种名牌商品备受欢迎；

（4）第四消费时代（2005年至今）：如前文所述。

总结起来，日本四个消费时代的更迭，其实就是一个“少部分人的消费→大众消费→个性化、品质化消费→理性简约消费”的演进，这与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也是相适应的。

尽管第三消费时代的日本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绝对的消费自由，能充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符合自身感性的商品，大有一种“居于日本而享受欧美式消费生活”的感觉，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日贸易争端叠加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经济增长陷入泥泞，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又进一步制约了日本经济活力的释放，这给未来国家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日本民众着实很难对名牌和奢侈品抱有持久且疯狂的热情，而规模与日俱增的老年人又普遍崇尚商品的简单实用，对那些个性化的品牌不太感冒。另外，托早些年高速发展的福，日本家庭普遍该有的都有了，即便是年轻人，他们那种“买买买”的心境也比前一代人跌落了不少。

于是2005年前后，第四消费时代的苗头在日本出现了，追求理性、简约及性价比的观念如星星之火般逐渐蔓延，而这一趋势又因2011年的“3·11大地震”而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强化，将日本正式引入第四消费时代。

也就在此时，一些主打简约和性价比的品牌开始风靡全国，随后又火遍海外。

优衣库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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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一个名叫柳井正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准备结婚，顺便接管了父亲的西装生意。

彼时的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百货卖场工作了不到一年，按说资历尚浅，但他却敏锐地发现，自家门店的商品摆设不合理，各方面流程的效率也太低，再加上市场对于西装的需求量并不算大，而且压货时间太长，这样下去很难赚大钱。年轻气盛的柳井正随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哪怕“逼”得老员工相继离职也在所不惜。

那会儿正值日本社会奢华之风盛行，但柳井正却另辟蹊径——经过深思熟虑，他将目光锁定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决定推出主打廉价、日常服装的品牌。于是在1984年6月，柳井正借鉴美国仓储式卖场销售模式，在广岛开设了第一家“优衣库”门店，全名“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正式进军大众服装市场，目标为“以市场最低价格持续提供高品质的商品”，顾客可以自助购物，不受店员打扰。

门店一经开出，就受到大众欢迎。柳井正趁热打铁，继续开店。由于店铺选址多在郊区街道，这比开在繁华商业区的专卖店更能吸引有明确购物目的的人，而且购买率更高，因此优衣库的品象日益深入人心。1991年，公司名称由最初的“小郡商事”变更为“迅销集团（FastRetailing）”，1994年在广岛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此后前进的脚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19财年，公司的营业收入高居全球快时尚领域第三位。

参考中信建投证券的研究报告，优衣库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本土成长期（1984~1998）

虽然日本当时正处于第三消费时代，个性化、品牌化消费流行，但很多并不富裕的人依旧想要寻求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国内经济增长呈断崖式下跌，人们在衣着方面的消费意愿也随之减弱，很多之前崇尚名牌的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平价简洁的商品。于是，秉承低价策略的优衣库在这一时期着重深耕本土市场，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快速开店。

（2）动荡调整期（1999~2004）

临近上世纪末，优衣库展现出极强的爆款能力，2000年秋冬季，优衣库摇粒绒衫热卖2600万件，风靡市场。但随后优衣库新产品开发乏力等弱点开始显现，收入与利润都遭受大幅度下滑。针对这一问题，管理层适时地做出调整，推出了ABC（AllBetter Change）计划，将店铺运营模式转变成为“重视单店应对、积极主动”的新运营模式，聚焦重视零售端、加强设计、渠道升级等改革，效率提升显著，而公司收入也在2003年之后迎来了快速反弹。

（3）全面发展期（2005~2009）

随着日本逐渐步入第四消费时代，消费者开始选择简约、去品牌化以及更高性价比的商品。在此期间，优衣库抓住机遇、顺应大势，将产品定位再度升级，主动摆脱低端化标签，开始强调高功能性与绝对优质，成功从低价向高性价比切换。通过升级产品面料，推出羊绒制品、HEATTECH系列等高质产品，并与时俱进地推动现代渠道铺设，通过开大店与在大型购物中心开店的方式来重塑门店形象。与此同时，公司还发力扩充品牌矩阵，如针对时尚女性的Theory、针对中低层消费需求的GU等。此外，优衣库还积极尝试国际化布局，先后在美国、韩国、中国香港、法国、新加坡等设立子公司，剑指海外市场。

（4）海外扩张期（2010年至今）

这一时期，优衣库在日本国内的市占率不断提升，本土门店扩张逐渐趋于停滞。此时，在发力门店增长的同时，考虑到本土空间已经有限，再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优衣库开始大规模进军潜力更大的海外新兴市场，国际化战略加速推进，海外营收增速也有了明显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底，公司在全球共开出了3745家门店，包括817家日本优衣库门店、1520家海外优衣库门店、445间GU门店及963间全球品牌分部门店，优衣库业务海外市场的营收彻底超过了日本本土市场。

经过多年的稳扎稳打与倍道而进，柳井正不仅让迅销集团（优衣库）从日本服装零售龙头成长为全球服装产业不折不扣的巨头，他本人也多次荣登日本首富的宝座，在世界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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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在优衣库的成长道路上，对于市场机遇的敏锐把握与发展战略的灵活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展初期，优衣库抓住了本土市场的需求，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居民服装支出占比趋于下降的大环境下，优衣库通过低价的产品策略，硬是将不利因素扭转为成长的动力；在经营动荡的时期，公司迅速推行了全方位改革，主动摆脱此前“廉价低质”的标签，顺利完成了从低价到高性价比的转型，重塑了大众对于优衣库的品牌认知；伴随着日本第四消费时代的到来，优衣库又打造了一批简约时尚的高性价比产品，以此来适应简约、理性的消费新潮流；同时，优衣库也早早预见到了新兴市场的潜力，快速在海外市场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借助新兴市场的崛起来弥补本土经济疲软造成的业绩增长乏力。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优衣库还有三大“杀手锏”是不可忽视的：

其一，是出色的产品力。

款式方面，与其他追求最新风格和潮流的快时尚品牌不同，优衣库有70%的产品都是基础款设计，包括纯色T恤、polo衫、常规牛仔裤等等，充分渗透至休闲、工作、运动等多种生活场景当中，满足人们日常的穿衣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第四消费时代来临之时，人们逐渐减少对于名牌的追逐，转而崇尚“少即是多”以达到内心富足，主打基础款的优衣库刚好与之契合，如此便拥有了支撑公司发展的最坚实力量。

在此基础上，优衣库注重将基础款服饰做精。一方面，公司格外重视产品的研发，并且与很多面料制造商都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携手“针织机械界的劳斯莱斯”岛精机制作所，发布无缝立体针织技术3DU-Knit等，随后又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工艺水准，先后开发出摇粒绒衫、HEATTECH系列、UltraLight Down羽绒产品、AIRism系列等，这些都成为了极具竞争力的主推产品；另一方面，优衣库不断创新设计理念，频繁在增强场景互动性、拓宽产品适用性、一衣多穿等方面作出跨越性尝试，服务于品牌的“Made for All”理念，打破场景界限，其结果便是优衣库的某一件衣服经常可以同时满足运动、参加派对等多种场合，免去了更衣的繁琐。

SKU方面，优衣库的选品常年保持在1000款左右；相比之下，ZARA、H&M等其他全球快时尚品牌的SKU都在8000~10000范围。较少的SKU，极大地减轻了优衣库的库存压力，从而能够更加从容地维持良好的周转效率。

其二，是强大的供应链能力。

与多数商家不同，优衣库实行的是SPA（Specialtyretailer of Private label Apparel，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模式，这是一种从商品策划、生产到零售一体化控制的销售形式。

SPA模式最早由美国服装巨头GAP提出，后由柳井正借鉴推广。作为涵盖商品策划、制造、零售的垂直整合型商业模式，SPA模式可将顾客与供应商联系起来，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首要目标，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层层把关，尽可能减少中间商环节及相应的费用，从而更好地实现成本控制、质量把控、高快反能力等一系列经营目标，这也为优衣库商品的“高性价比”提供了保障。有数据表明，优衣库商品从设计到门店上架的平均时间只需要13天，SPA模式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仅如此，为了充分兼顾低价与优质，优衣库还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予以严格把控。例如，采购方面，优衣库在全球范围内甄选优质供应商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此来保证货源，压低成本，同时也格外重视与供应商之间合作关系的维护，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反哺给后者；生产方面，由于产品多为基本款，简单的工艺让大规模量产的实现成为了可能，而为了控制成本，优衣库积极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设立生产基地，将产能向外转移，等等。

其三，是过硬的渠道力。

对于线下渠道，优衣库采取了全直营模式，以此来充分掌控消费者的信息反馈，进而及时做出产品和设计上的调整。而直营门店采用了FRID（无线电子标签）技术的服装标签，可以让门店存货信息得到更加迅速便捷精准的盘点，针对畅销商品，门店可以向补货系统追加订购，防止缺货，销售不佳的商品则采用打折促销等方式来消化，这就有效避免了门店存货的积压或者不足。此外，优衣库采用仓库型的超市自助购物模式，门店既是前置仓又是销售网点，省去了大量仓储空间以及配送成本。

总的来说，优衣库的核心优势在于对新消费趋势的顺应、高性价比的产品、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强大的渠道能力，而这些也构建起了优衣库深厚的护城河，并给后来者提供了极佳的案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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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相似的。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消费市场尤其遭到了冲击。尽管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消费的增长亦在不断复苏，但需要认清的是，消费的回暖进程依然显著落后于生产，其增长态势仍旧没有回到疫情之前。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人避险情绪的强化，很多人更倾向于把钱存储起来以应对眼前及未来的种种挑战，另一方面则在于企业的经营承压，间接导致人们收入与财富出现缩水，而房租、房贷等大额支出却没有减少，生活压力比以往更甚。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意义，在消费上也开始变得谨慎和理性。

于是，一群名为“精研型消费者”的人进入到了大众视野：他们在消费决策中关注的因素愈加多元化，除了品牌之外，还要从品质、渠道、价格、售后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索，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更高的“性价比”。

比如一则报道中讲述的两个典型的“精研型消费者”：

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甘小姐对记者表示，疫情发生前，许多家长基本都是参观完后直接付款报名，而现在则会要求先试课再做决定。“家长们把钱包捂得紧紧的，都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市民陈小姐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工作、收入不稳定，这让背负房贷、车贷的她一度喘不过气。“我本来就是一名理性消费者，现在我更加理性，购物一定要买对的、必要的。”陈小姐认为，在疫情没有完全结束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会谨慎消费。

这一切，与“3·11大地震”之后的日本颇有几分神似——虽然疫情的“破坏力”远不及大地震那般简单粗暴，但也足够令人心生忌惮；而在疫情的“教育”之下，很多人的消费观念都转变了，原本就崇尚高性价比商品的消费者变得更加坚定，而之前还在追求个性化商品与名牌的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对品牌溢价的执着，同疫情之前相比，显然是有所差别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疫情的驱动下，部分中国人向着“第四消费时代”迈进了一大步。而在疫情期间，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经历，更加强化了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同时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思路下，我们将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寻求发展，这些对于本土品牌的崛起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不久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优衣库的商业奇迹将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吗？拭目以待。

金融科技强监管，银行是受益者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近期，新金融领域监管政策频出，获得了广泛曝光与关注。不可避免地，为了凸显故事性，也出现了很多过度解读。但热闹归热闹，真相归真相，探寻真相，才能理性看待未来，在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

滤镜下的强监管

2016年之后，金融监管开始全面趋严。无论是传统金融领域的大资管，还是新金融领域的支付、理财、消费贷款，都相继迎来了强有力的监管约束。但从实施效果看，一个是一步到位，开始时就出台了非常严厉的监管新规（资管新规），后基于实际情况逐步放宽达标年限；一个是边走边看，在整治过程中逐步趋严，且分领域（P2P、第三方支付、高息现金贷、网络小贷等）各个击破。

传统金融领域的一步到位，更多的因为熟悉，知道问题所在，一击命中；而新金融领域的边走边看，更多是因为需要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越了解，发现问题越多，监管政策也就愈发严厉。

本来是合乎逻辑的过程，但一个先紧后松、战线很短，一个逐步收紧，对市场反复刺激，便产生了不同的心理效果。

心理学中有个“峰终定律”，是指人们在评价一件事或一个人时，通常仅以体验的峰值和结尾部分的体验作为判断依据。比如两组受试者，第1组把手指放入10度冷水中10秒钟，第2组先放入10度冷水中10秒钟，再放入15度冷水中5秒钟。询问两组受试者体验，本来第2组“受折磨”时间更长，但第2组反馈的体验更好，因为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尾。

峰终定律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回顾过去几年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在过程中逐步收紧，结尾部分达到强度峰值，便会过度强化市场对强监管的心理预期，为监管本身戴上一种滤镜效应。一旦产生这种心理偏差，市场对各类监管政策的解读就不再客观，既误判了政策，更误判了行业前景。

以近期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例，本来是强化属地经营、合理限制杠杆等监管精神的一贯体现，一旦戴上滤镜，就产生了种种过度悲观的解读。

网络小贷还有空间吗？

对于网络小贷新规，最普遍的一个解读是：行业巨头遭遇重大冲击，整个行业没了明天。

其实，无论是跨省经营的高门槛，还是联合贷款的出资比例要求，对于巨头而言只是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并无生存之忧。相反是大量中小型网络小贷机构，失去跨省经营的优势，没了规模效应，不得不退出行业。

最终结果就是，网络小贷行业将迎来一次供给侧改革，中小机构式微，头部机构“剩者为王”。至于市场普遍担忧的规模大缩水，也只是“联合贷款”的缩水，并非网络小贷的缩水。

具体来说，牵头方出资比例提升至30%后，网络小贷公司撬动的贷款规模下降，导致作为出资方的银行贷款余额萎缩，而由于自有出资比例大幅提高，网络小贷公司自身的表内余额反而会显著上升。所以，从结果上看，网络小贷行业的表内贷款余额很可能不降反增，而非规模大缩水。

还有就是网络小贷牌照的吸引力问题，很多人担心网络小贷牌照会成为鸡肋。从牌照的稀缺性看，全国性小贷牌照准入门槛的大幅提高，只会提高牌照的含金量和相对价值，当然前提是能拿得到。

此外，对于小贷牌照与消费金融牌照的此消彼长问题，也只是阶段性现象，不必过度解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的是整个放贷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类放贷机构的优势互补。相比消费金融公司，小贷牌照的业务范围更广，可发力B端金融；相比银行，作为非存款放贷组织，小贷公司的风险承受力更高，更适合做普惠金融和小微金融。

所以，网络小贷行业的空间还在，牌照吸引力也在。现阶段看，只是在消费贷款领域的业务空间暂时受到压制，但在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并未根本上受损。

银行是受益方？

站在零和博弈的视角，一方利益受损，另一方必然受益。从资金方和场景方的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场景方受到限制，作为资金方的银行似乎成了大赢家。但如果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谈不上你受损、我受益。

所以，短期内来看，整个产业链都需要面对政策调整带来的压力：场景方的资金撬动能力受到限制，银行的联合贷款余额萎缩。作为一种反馈源，压力还会引发产业链各方做出调整和应对，在中长期内重塑各方话语权格局。

具体来看，新规落地后，大的流量方很难再以联合贷款的名义独占产品“冠名权”，出资银行也不再仅仅是隐藏在产品背后的资金方，有望更高效地实现用户转化。这也决定了，大流量方的话语权不断下降，大中型银行仍将是消费金融的主角（详见《开放银行走入死胡同？》）。但对于大量的中小银行来讲，在消费金融市场中可能会更加边缘化。

联合贷款萎缩后，借款需求要么回到银行自有场景，要么回归助贷渠道，无论哪一个，借款人看中的都是银行产品的市场影响力、用户口碑和贷款利率。而中小银行的贷款产品，恰恰缺乏市场影响力，谈不上用户口碑，利率也不占优。

在之前的市场格局下，大量的小银行可以躲在场景方的背后，依靠联合贷款快速崛起，消费金融营收占比快速提升。一旦失去了场景方这个屏障，真刀真枪地在全国范围内拼产品力时，小银行并不是大银行的对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中型银行截获了流量，小银行失去了在全国市场博弈的机会。

所以，银行业内部会迎来更大的洗牌。

当然，小银行的定位本来也是区域市场，若能回归初心，立足区域，聚焦特色、做出特色，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谁是下一个？

在滤镜效应加持下，市场普遍期待谁是下一个“被强监管”的对象。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已接近尾声，强监管并非刚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了。也就是说，过去几年这种密集出台监管政策的阶段应该已经过去了。

回顾过往不难发现，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个人征信、高息现金贷先后被纳入监管，持牌机构的消费贷款只是最后一环。随着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管框架的形成，国内这一轮针对新金融的监管体系初步成型了，意味着未来几年内，监管重心将回归到政策落地与执行上来，不会再密集地出台新规了。

实际上，如果把眼光从金融领域抽离，不难发现整个宏观层面的大方向仍然是开放与创新，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的发展思路。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双循环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对改革创新的迫切需求等，都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创新发展机遇。这些，离不开金融科技巨头的深度参与。

同时，持续提升中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金融科技公司的创新引领，这一点，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所以，对于强监管的影响，不必过度忧虑。监管与创新，从来都是你追我赶、动态平衡。既然是动态平衡，就不会静止在一点，随着当前对新金融的监管达到初步平衡，新一轮创新驱动的不平衡就已经开始了。

近日，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再次强调要打造包容审慎的创新监管机制，“划定刚性底线”、“设置柔性边界”、“预留创新空间”三原则并重。通俗理解，只要不挑战风险底线，对创新依旧是鼓励的。

对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而言，仍然可以也应该着眼于创新发展，把握有想象力的未来，而不必纠结已逝去的“美好”。

未来的机会是层出不穷的

滤镜效应下，市场尤其担心金融科技巨头的发展空间。其实，不要把巨头想象得太脆弱，政策重在拉平不同牌照间的监管套利问题，核心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各类主体。

面对更强的监管约束，无论如何，巨头应对起来都更从容。这两年的集中整治，以提高准入门槛为核心特征，很多中小机构因无法达到准入要求被迫退出，失去了持续经营的能力，这才是最大的风险。相比之下，巨头遭受的只是业务波动，没有也不会伤筋动骨。

金融发展呈周期波动，撑过波谷，就能受益于下一个波峰。只要能持续经营，业务根基还在，要相信未来的机会是层出不穷的。

日本消费金融兴衰史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为什么要观察日本的消费金融发展情况？

外部国际关系、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居民收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当下的中国与我们的邻居——日本都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回顾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消费金融未来的走势。

1

如果简单的将金融借贷分为消费信贷和生产性信贷，那么与生产性信贷不同，消费信贷与经济周期一般是顺周期关系。经济繁荣时，消费信贷快速增长，经济衰退时，消费信贷萎缩得更快。因此遍数国内外，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伴随着经济极度繁荣而发展起来的。

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失败后的日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在1945年后的30年内，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960-1975年间，GDP增速长期保持在15%以上。经济爆炸式的增长，带来了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当时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顾名思义，有一亿人的中产阶级，这个数量超过总人口的九成。

收入、财富的增长自然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整个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汽车+消费品三大神器（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面渗透进居民家庭之中。

这类高价产品进入一般收入的家庭之中，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金融的扩张。90%以上的汽车分销商提供分期付款的业务，实力强劲如松下、东芝这类流通业巨头，纷纷设立消费金融部门。没有实力成立专门消费金融部门的中小企业则和“信贩公司”合作，设立统一经营消费金融的商业企业协会。

然而，以百货商店等流通业巨头为中心，扩大高单价商品分期付款销售规模的同时，却由于对消费者说明不足，出现诸多消费纠纷。同时，由于百货商店与厂家合作扩大分期付款，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小商家的利益。考虑到消费者保护及行业的健全发展，日本政府在1961年制定了《分期付款销售法》，用于调整百货商店（其他大企业）和中小商店的利益冲突。同时，还兼顾消费者保护，例如不正当交易可解除合同等。

但是，当时这部唯一与消费金融密切相关的法律并没有限制行业的准入，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市场出现大量的“个人借贷公司”。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有超过20万家经营消费金融业务的公司，其中90%以上是“个人公司”。

无序、野蛮生长的消费金融造成了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的混乱，“消金三恶”（高利贷、暴力催收、多头借贷）被众所周知。具有标志性的小额消费贷巨头——武富士公司，便是在这期间成立并快速崛起的。

2

到了1978年，日本GDP达到9800亿美元，首次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975-1990年间，虽然经济增速从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下降到8%左右，但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更大的财富效应。

在经历了比较粗犷的消费扩张、满足基本消费升级的需求后，日本消费趋势开始向“个性化、高端化”的趋势发展，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盛行，消费金融行业的竞争也越发激励。而且，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银行系信用卡开始快速崛起，以日本住友信用与Visa合作设立“Visa日本”为标志，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势力走上扩张之路。

当时的高档消费到底有多盛行？从一些陈旧的新闻、书刊、影视剧上，能够大概描绘那个时代奢侈的真实生活片段：

东京是一个镀金的城市，餐馆出售洒有金片的寿司，商场里售卖金箔包裹的巧克力；新宿街头的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鞋子：上班族穿着John Lobb的鞋子，家庭主妇戴着梵克的珠宝首饰；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轻易被录取并拿到极其优厚的薪水待遇；进口的鱼子酱和高档洋酒被大量消费；白领闲暇的时间可以轻易花上上千美元而娱乐……

高端消费品极大刺激了消费金融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单品分期付款”（一种单品类商品分期的消费金融模式）的快速增长。

消费金融繁荣的另一面，“消金三恶”的问题引起政府的日益重视，在此背景下，1983年11月日本制定并实施了《贷金业规制法》，明确了从事贷款的企业必须进行注册等规定。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当时，不管是正规的消费金融公司或持牌机构，还是民间借贷，提供的都是小额无担保贷款，其发展也相对较为平缓。但在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高涨，消费金融公司从信用类贷款转向大额担保业务，这部分缺乏有效监管的资金又转而流向股市、汇市、楼市。

原本对消费金融不屑一顾的银行也开始积极介入该领域，并凭借其雄厚财力和强大影响力，对推动消费金融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消费金融业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很多相对弱小的消费金融公司破产，日本的消费金融市场进入重新整合期。

3

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大幅度受挫，消费也开始回归理性，高性价比、物美价廉的产品受到热捧。

泡沫经济后的时代，日本的消费趋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分级的趋势极为明显，消费降级发生在各个阶层中。虽然在此前的石油危机中，日本也经历过短暂的消费降级，但整体上并没有影响消费升级的趋势，直到泡沫经济的破裂。

与泡沫前奢靡的生活片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奢侈品与大钻石不再被穿戴在新宿街头的行人们身上，而是陈列在中古店铺中。大量在泡沫经济中从世界各地买入的钻石、奢侈品被人们重新放到二手市场中出售。这些奢侈品被来自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买走，还有人将这些购买经验发在小红书上，吸引到更多的人去购买。那种疯狂“买买买”的情况，就好似泡沫前的日本一样。而日本的年轻人，由于收入并没有增加，更多的人选择购买二手物品，车、服装、家具甚至婚纱都喜欢买二手的。

消费的降级无疑也极大的影响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金融占名义GDP比重的增速大幅度放缓，甚至停滞不前。

然而，在泡沫破裂的初期，消费金融公司并没有紧缩消费者的信用，反而研制出不用直接面对顾客即可签约的自动贷款申请机，并通过大量商业广告提高认知度，扩大客户群体。过度的贷款给消费金融行业带来了短暂的辉煌时刻，1998年，小额零售贷款巨头武富士公司上市，次年该公司创始人成为日本首富，消费金融走到了看似最辉煌的时刻。

但这种背离经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消费金融，早就埋下了风险的种子。畸高的利率、过度贷款造成多重债务者以及破产者的增加，因之引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当时，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对于银行而言，消费金融也是当时除了IPO之外最赚钱的业务。例如，2005年，花旗银行在日本消费金融领域的利润，占到了全球业务利润的二十分之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金融机构的高利润，关于消费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社会舆论非常大。

因此，日本金融厅开始重视贷金业的监管，2004年修改了《破产法》，2006年12月，又颁布并实施了《贷款业法》，规定逐次降低贷款利息上限，并引入信贷总量规制（信贷总额限制在年收入1/3以下）等规定。同年，《利息限制法》也实施，更进一步打击了消费金融行业。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也正是这部法律，红极一时的武富士公司才走上了破产清算的道路。

此时，人口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生率降到 0.8%，老年人口占比 30%，消费的欲望更加弱化。同时，在1990-2008年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了下降。

经济下行的压力、监管的趋严、收入不振、消费欲望不强，众多因素使日本的消费金融一蹶不振。

4

次贷危机让全球都重新认识了过度消费的代价，日本包含信用卡贷款在内的消费金融无论是新增还是待偿余额，也都创下了新低。

但随着千禧一代（20世纪末出生的一代）和Z世代（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以及安倍上台后推出“三支箭”（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消费金融重新焕发出了一些活力。

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再次活跃，但从上图看，无论是信用卡贷款还是消费金融的整体发展情况，都远远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

5

金融具有天然的“负外部性”，消费金融同样如此，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对于消费金融助涨了“消费主义”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很多人将国内当今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比照其他各国（如日本）消费金融乱象的前夜，从近几年监管的思路来看，监管也着重加大了对于消费金融风险的防范，如调低最高利率上限、引入消费信贷总量限制等。

但是，从日本对消费金融的监管路径来看，严苛监管导致消费金融巨头们的信贷业务就此一蹶不振，甚至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借款人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就转战地下，导致地下高利贷猖獗，进一步养肥了黑社会势力。而除了对本地市场重创之外，也直接造成了国际消费金融势力如花旗、通用电气等外资对日本市场失去信心。

更有甚者，当时的日本媒体直言，“连日本政府自己都没有料到，过度严苛的政策会对行业产生如此重大、万劫不复的影响，带来了一个全输的结局。”

日本对于消费金融监管的初心当然是好的，主要思路是保护借款人群体，希望不产生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

但是，如果从金融市场供求出发，传统金融机构只服务头部人群，这部分人群的个人借贷需求并不强烈；反而用户越下沉，金融信贷需求越强烈。所以，在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极端遏制消费信贷市场，并不符合客观现实。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国内消费金融近十年的发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路程，发展中的问题不可避免，但已经被用户、企业、监管所认可，并给消费者、商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利益。

而在当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消费金融促消费的作用有着更大、更重要的意义，平衡好商家、金融机构、用户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处理好监管和消费金融创新的关系，也许才是消费金融发展的健康之路。

为什么说开放银行的终局不是科技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最近半年来，开放银行的概念降温不少：一方面是没了新鲜感，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失去了传播效应；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公认的标杆，没见谁做得特别成功，失去了市场号召力。

从金融与场景融合的内涵看，开放银行是必然趋势，问题是，趋势从来不等于趋势近期会实现。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以至于在初期兴奋过度、投入过度，短期看不到希望又轻易放弃、另寻他途。

开放银行属于新形势下生产生活大生态重新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任何“活生态”的建设都是复杂的、曲折的，要在时间的反复检验中逐渐成型。

终局视角下的开放银行

价值投资者非常推崇查理·芒格的一句话，“要朝前想、往后看，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

反过来想，即逆向思考，是一种终局思维：知道未来什么样，才能确定现在该做什么。一如芒格所说，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不去那儿了。

在投资领域，成熟的投资者非常看重商业模式，这也是终局思维的体现：如果商业模式带有赢者通吃属性，最好只押注第一名；如果商业模式是“剩者为王”，比谁活的久，最好押宝有经验、稳健经营、基础扎实的团队。

那开放银行的终局是什么呢？

一般解读倾向于以科技为主线，通过梳理“物理网点”、“自助设备”、“网络银行”、“开放银行”等发展阶段，强调不同阶段的演化主要由科技驱动。据此展开的逻辑推论，便是谁掌握了科技，谁就掌握了银行业的未来。

科技驱动没有错，但用户需要的始终是金融服务，科技仅与用户体验相关，所以，开放银行的终局不是科技，而是科技驱动下的全新金融服务体验：

中长期看，这种体验是无处不在的极简服务，突出的是无界。在物联网、5G、区块链的加持下，这种无界可能突破了我们当前的想象边界，这里不做无谓预测。

三五年内，我们则可以有把握地说，开放银行的路径仍将围绕银行服务与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展开，确保用户在主流场景中便捷地享受金融服务。

所以，现阶段讲开放银行，还不能脱离场景金融的实践范畴。无论是在APP内自建生态，还是积极走出去，本质上都属于金融机构与场景方的互动，以便在不同维度上实现金融与场景的融合。

绕不开的场景

最近一两年，开放银行给人的感觉是银行在唱独角戏，片面强调开放了多少接口，连接了多少场景，把API当成了KPI，重数量不重质量，重输出不重运营，结果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银行自说自话强调成绩突出，但用户和市场均缺乏感知。

由于涉及到金融机构与场景方的互动，开放银行不只是银行一方的事，需要场景方的积极互动与深度参与。但场景方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至于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银行不具备支撑生态的能力。

在一个生态网络中，贡献与位置成正比，占据核心位置的人对应着最大的贡献。银行发力开放银行，自然想要占据核心位置，但做不出核心位置对应的贡献：

一方面，银行的API接口对应的产品和服务属于低频业务（高频的支付业务掌握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手中），而各类生活场景属于高频业务，低频对高频，银行缺乏话语权；

另一方面，很多银行坐拥千万级甚至亿级用户，但用户并不活跃，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能靠用户规模翻身。

结果就是，场景方主动做金融业务，推动金融与场景的融合，效果很好，诞生了很多巨头；但当银行反过来布局场景，走开放银行之路时，便是雷声大、雨点小，难见成功。

对银行而言，很难改变金融产品的低频属性，只能靠提高用户活跃度来提升生态话语权。

用户促活

提高用户活跃度，要么场景带动，不断积聚高频场景，典型代表是支付宝；要么网络带动，强化用户内部的联系与互动，变点状为网状，靠用户自发形成的社区维系活跃度，典型代表如、抖音等。

这几年大中型银行发力APP建设，多半走的是场景之路，但从场景类型、数量上看，距离金融科技巨头又有很大差距，缺乏差异化亮点，推进起来很吃力。结果是，不少银行花大力气做补贴，除了培养一批羊毛用户外，真正的价值贡献非常有限，导致在战略上无法深入下去，走走停停，前期投入多半变成了沉没成本。

如果从网络社区的角度来看APP破局，着力点不在于布局多少同质化的支付场景，而是要致力于建立并巩固用户网络。

很多银行坐拥亿级注册用户，但用户之间缺乏连接，如一盘散沙，大而不强，用户价值难以发挥出来。某种程度上，很多银行并没有意识到强化用户网络的重要性。

以转账功能为例。转账是天然的网络业务，活跃的转账业务能沉淀出高质量的关系链，但很多银行并不重视，表现为转账功能仍停留在1.0时代，需要用户输入银行卡号、开户支行，用起来很麻烦。好一些的迭代到手机号转账，便捷了一些，但也没有本质差别。

对银行而言，若从用户网络的角度重新审视转账业务，可发掘的创新空间便不应止于手机号转账，更不应止于当前的推广力度。

产品开放

开放银行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平台思维，二是产品思维。在以用户促活、场景建设为抓手自建平台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产品走出去。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小银行而言，自建平台的成功概率太低，开放银行的机会仅存在于产品开放一端。

1、支付赛道。支付是所有交易类场景的必需环节，当前，国内支付与场景的融合是最彻底的。在支付赛道，支付宝、、云闪付三家全面领先，平台地位无可撼动，银行的机会不在于再造一个支付平台，而是聚焦产品思维，以银行卡为载体，提升自家银行卡在第三方平台的露出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银行真正要发力的不应是支付本身，而是信用卡。至于手机银行APP的扫码付功能，做一个标配功能就好了，不应寄予太多厚望。

2、消费金融赛道。随着联合贷款出资比例要求的出台，消费信贷市场将重新回归资本金导向：有多大资本金，做多大业务。大的流量方很难再以联合贷款的名义独占产品“冠名权”，出资银行也不再仅仅是隐藏在产品背后的资金方，有望更高效地实现用户转化。这也决定了，大流量方的话语权不断下降，大中型银行仍将是消费金融的主角。

在开放策略中，银行仍应坚持产品导向和平台导向两条腿走路，一边突出产品开放，与场景方广泛连接，持续获取信贷流量；一边自建平台，做好外部流量转化和承接。不过，随着消费信贷业务回归本质，流量运营和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下降，低成本资金+风控能力才是决定市场终局的胜负手，不可舍本逐末。

3、资管赛道。互联网理财全面清理整顿后，基金和银行理财回到舞台。第三方渠道虽有场景流量优势，但也仅限于代理销售业务，不能改变“产品为王”的行业现状。对于银行而言，相比搭建第三方财富平台，以理财子公司为抓手，做好自营理财产品研发和分销更有价值。

刚刚起步而已

当前，很多银行的开放银行建设，更像机械地完成KPI，为接入场景而接入场景，在落地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偏差。久不见成效，便慢慢接受了现实，不再有改变进取之心。

其实，生态建设，本就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既要自上而下的供给侧规划，又要自下而上的需求侧驱动。自上而下的规划容易推进，自下而上的需求则靠天时地利。

当前，C端场景金融的需求已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空间不大；但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基础设施的推动下，B端生产销售场景正加速线上化，为金融与场景融合带来了新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开放银行建设，并未走入死胡同，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高房价“扼杀”消费能力，可是房子降价就能促消费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眼下，举国上下都在想办法促消费。

不过，消费的主动权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单方面的刺激手段要想收获理想的效果，还需看国人意愿如何。

从目前来看，很多人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愿意花钱，只因每个月的房贷和房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正因如此，不少市场观察者一再呼吁：要想居民消费，先死死摁住房价。

这话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若是仔细推敲，你会发现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

高房价对于消费的影响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高房价对于消费的确存在“挤出效应”。

相信很多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尤其是那些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奋斗的人，收入可能并不算低，但他们每个月拿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房贷和房租交掉，有些年轻人不仅要还月供，还得时刻想着什么时候能把欠亲戚朋友的钱也还上。当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中，有相当数量的钱用于按揭或者交房租，可以用来消费的钱自然就少了，甚至不得不节衣缩食、省吃俭用。

这便是“挤出效应”的大体逻辑，它将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挤占人们的消费空间：

其一，绝大多数想要购房的年轻人都得动用父母的积蓄，甚至要依靠“六个钱包”才能将首付款凑齐，等于购房者自己消费被抑制的同时，还让参与出资的老人们被迫减少日常开支；

其二，高房价往往伴随着高房租，无形中也加重了租房者的压力；

其三，对于没有房产的人来说，房价若是持续上涨，势必会加剧他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为了对抗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很可能会将购房计划提前，减少当期消费，把更多的钱存起来用于买房，这相当于一种“预防性储蓄”。

然而换个角度看，房子并非只是一个居住的场所，它更是复杂的各种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关系的交织点，因此除了商品属性之外，还具有财产、投资等一系列属性，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

既然具有投资属性，那么资产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增加房产所有者的身家财富，这便是房价波动带来的“财富效应”。

事实上，自1998年楼市政策松动以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与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我国商品房时代正式开启，房地产的“黄金十年”降临；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接二连三的政策利好再度将房地产带入“白银十年”。在此期间，无数人因房价的疯涨而改变了财富地位——甭管是不是炒房，但凡在1998~2014年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收获了极为可观的财富，甚至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财富增加，对于消费当然是正向刺激。例如，房产所有者可以通过出租或售卖房屋，抑或是将升值的住房抵押给机构来换取更多的流动性资金，从而增加自身的消费能力。考虑到住房流动性较差，财富增量往往难以短期内迅速变现，在没见到“活钱”之前，“财富效应”的红利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兑现。可即便如此，房价的上涨依然会让房产所有者对于家庭未来财富的持续增值充满期待，即所谓的“财富幻觉”，同样会让有房的人消费热情高涨，敢于花销。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只有投资多套房产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种财富效应带来的红利，那些只有一套刚性自住房或者没有房产的人却很可能与此无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财富效应”虽然会利好房产所有者的消费扩大，但却不利于那些没有房产的人。原因在于，“财富效应”放大了有房者的身家财富，却也导致无房者财富缩水，相当于财富的重新分配，不仅会让更多的人成为“房奴”，还会显著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按照经济学原理，高收入人群的日常消费水平已经基本得到满足，边际消费倾向会趋于减少，此时他们的财富虽然有大幅度增值，但体现在消费上的可能并不明显；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理应更强，但却因为财富缩水而在花钱时瞻前顾后。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上涨的房价还会带动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快速增加，致使与商品房相关的商品销售额增速上升，如家具、家用电器和建筑装潢，这三类作为住房销售后的衍生性消费需求，和房地产销售增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但二者有2~6个月的滞后期，这正是购房后装修的时间段（见图1）。侧面反映出，楼市的繁荣可以带动周边行业消费规模的扩大。

以上便是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而最终房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效果如何，关键还是在于“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两股力量的比较。

二

“挤出效应”大还是“财富效应”大？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整体房价走势与消费的关系，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2008年刚好是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楼市“白银十年”的起始时间。

我们不妨从数据中寻找答案。

总的来说，2008年以前居民消费支出与平均房价同比变化方向整体表现一致，而在2008年以后，消费支出同比开始表现出与房价的负相关关系。其中，2008~2009年房价快速上涨，在此期间消费被抑制；2009~2010年房价上涨放缓，消费有复苏迹象；此后多年，二者走势依旧呈相反态势（见图2）。这便意味着，2008年以前的房价上涨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而2008年以后则是“挤出效应”日渐超过“财富效应”，并占据主导。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于房价水平。拥有投资品属性的房产，由于初始价格较低，早期投资收益率极高，此时持有者能明显感受到资产的增厚，消费意愿自然会提升，这就是“财富效应”的最佳诠释。但后来随着房产价格的升高，投资回报趋于递减，对于消费的刺激也大不如前，甚至开始抑制多数人的消费，故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

二是在于居民杠杆率。自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呈现出快速攀升趋势，短短11年就从18%升至55.8%（2019年），到了2020年第二季度更是直逼60%。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增购房贷款对新增居民负债的贡献率高达60%，直接造成了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并掣肘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见图3）。

三是在于房价与收入的增速对比。理论上讲，当收入增速明显高于房价增速时，即便房价继续上涨，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也会呈乐观态度，并不会因此就不敢花钱，这时候房价与消费依旧正相关；而当房价急速上涨超过收入增速，人们的心理预期就容易发生改变。从实际情况来看，同样是在2008年，出现了房价增速大幅度高于收入增速，后续的2015~2016年、2018~2019年皆是如此，其间居民消费增速整体都表现为下滑；虽然2004~2005年房价增速也超过了收入，但由于当时房价整体水平处于低位，对民众消费信心的影响并不大（见图4）。

三

房价下跌就能促进消费吗？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如果让房子降价，是不是就能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了呢？

恐怕未必！表面上看，房价降下来了，老百姓用于购房的支出缩减了，自然就能在其他方面多花销，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房价的下跌反倒抑制了消费，理由有三：

一来，由于房产具有投资属性，且前些年房价的持续上涨让很多人都认定了房产是最为保值增值的手段，再加上中国“买房才是安居”的固有观念，使得我国家庭早已同房产深度绑定。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目前我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约为七成，佐证了房产在我国家庭财富中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对房产的依赖。可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并非好事。因为不动产的流动性差已是众所周知，当家庭出现大额资金需求时，很难在短时间变现，快速解决资金需求。更有甚者，一旦房价下跌，房产贬值，便会直接让家庭财富蒙受缩水的损失，结果很可能就是抑制消费。

二来，对民众消费能力造成直接挤压的并非房价本身，而是长期高额的负债。在我国，房产按揭还款的期限往往长达10~30年，每个月都要定期偿还几千甚至数万元不等，而这些并不会因为房价下跌就有所改变。不仅如此，一旦房价大幅度下跌，导致房子本身的价值不足以抵扣银行贷款，后续很可能还会涉及到补差价甚至回收、拍卖等一系列繁琐流程，在让购房者蒙受损失的同时，还牵扯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提高消费意愿自然无从谈起。

三来，楼市的繁荣可以带动周边行业消费规模的扩大，但若是房价大面积下跌，很可能会冲击到周边行业，家具、家用电器、建筑装潢等房产衍生性消费需求都会因此而遭受重创，进而抑制消费规模的扩张。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我国现行的土地财政与银行信贷体系都很难承受房价的大幅度下跌，如果贸然压低房价，甚至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机，届时整个国民经济都将遭受波及，后果不堪设想。

正因如此，房价的大涨与大跌都算不得是最佳态势。学界有不少学者曾建议，房价应该像CPI一样平稳增长才是比较健康的状况。不过，这需要我们在楼市调控方面进行更加科学、健全、完善的调控机制。

四

结语

好在“房住不炒”的理念正在持续深入人心，而房子的居住属性也开始逐渐超越其投资属性。可以预见的未来是，随着楼市狂热的逐渐褪去，房价将会向理性回归，于购房人群与扩大消费来说都是振奋人心的事情。

未来，我们需要着力解决高房价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抑制消费、掣肘制造业、挤压人才等等，并健全相关调控机制，使房价和城市竞争力相互协调。同时，要真正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减轻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负担，进而解决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以此来推动消费市场的提振。

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学会将自身资产更为合理、更加多元化地加以配置，并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储备、业务水平与各方面能力等途径来实现自己与财富的增值，从而确保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报酬，以应对来自外界的各种挑战。

10月中国外贸数据揭示的全球经济真相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首图来自壹图网。

自6月份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升，外贸发展韧性强劲。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0个月，中国外贸延续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9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其中，出口14.33万亿元，增长2.4%；进口11.62万亿元，下降0.5%；贸易顺差2.71万亿元，增加16.9%。

10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2.84万亿元，增长4.6%。其中，出口1.62万亿元，增长7.6%；进口1.22万亿元，增长0.9%；贸易顺差4017.5亿元，增加34.9%。

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出口增长，服装、鞋靴和箱包等出口下降。前10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8.45万亿元，增长3.8%。同期，出口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9084.1亿元，增长34.8%。

主要贸易伙伴外贸规模全面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前五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同比均增长。

其中，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79万亿元，增长7%。欧盟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3.62万亿元，增长3.5%。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3.2万亿元，增长3.9%。

中国对5大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规模全面增长，说明了进出口利好因素在持续，也反映了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

出口继续高增的三大原因

10月份进出口的复苏速度延续了三季度的良好态势，根源在于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分化的延续。

总体而言，出口展现出以下三因素的结合：全球需求增长、对欧美供给替代效应、新兴经济体供应能力恢复缓慢。

首先，全球经济不顾疫情继续重启，经济基本面客观上是在改善的，需求提振也支撑中国出口继续高增。

例如，美国10月就业数据复苏程度超市场预期，10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63.8万人，较9月新增66.1万有所降低，但高于市场预期的60万人；10月美国失业率为6.9%，较9月的7.9%下降明显。防疫物资、“宅经济”需求、基本消费等需求尽管增速并未持续提升，边际效应也在减弱，但绝对规模仍较大。例如，塑料制品同比增长98%，医疗仪器及器械同比增长30%。

其次，欧美供给疲弱，中国替代了一部分他们的出口。

中国在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产品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并非是暂时的，也展现出了一定的“粘性”，即“替代效应”逐渐转化成为永久优势。即使疫情形势好转，欧美在短期内也可能较难抢回这部分份额。

最后，新兴经济体也在持续地受到疫情侵扰，加之这些经济体的供给竞争力相对较弱，因而对中国的进口粘性较大，也增加了一部分中国出口份额。

进口增速回落，但无需过分担忧

进口方面，国外供给能力受限和国内前期景气度高带来的补库现象（导致10月进口需求相对减少），是10月进口较9月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前期国内工业企业的补库趋势在10月有所缓解，可能限制了进口增速，国外的供给能力恢复趋缓，也是10月进口增速较9月下滑的原因。

但和整个三季度相比，10月进口增速仍然在提升。同时，国际原油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导致进口相关原材料的金额增长较小。

四季度和明年进出口展望

展望未来，若全球疫情仍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疫苗不能在明年早些时候大规模投入使用，则中国出口超预期表现的主导因素仍然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四季度出口仍然有望保持较高增速，主要是国外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互相之间的贸易循环被破坏，中国强势介入了多个地区的贸易循环，在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疫情形势尚未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中国退出这些循环的趋势尚未出现。

进口方面，仍然要看国内主循环对工业企业补库需求的支撑，前期补库较多，会对未来进口产生限制，但内循环继续发力、进博会等扩大对外开放措施以及海外尤其是美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依然会对未来进口产生长期支撑。

说到讲故事，银行差互联网一条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当前，手机银行APP转型，基本以金融科技巨头为范本，拓场景、做活动、加内容、增体验，做了很多事，但收效不大。至于原因，有非常多的解读，如流量红利的消失、产品体验同质化、高粘性场景的匮乏、运营人才的不足等等。

受《叙事经济学》一书的启发，在本文中，我将尝试从叙事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经济现象背后的流行叙事

在《叙事经济学》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席勒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各种过度简化且易于转述传播的经济叙事驱动的，

“这些观点给人们零散的思想和行动染上了颜色。……在一次历史性的流行之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叙事将成为他们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原因所在，而这将对经济产生影响。”

比如说，当社会流行节俭叙事时，人们普遍因奢侈而羞愧，炫耀性消费被压制，表现为消费不足；而当消费主义盛行时，及时行乐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人人追求精致生活，节俭节约变成老黄历，推动消费快速升级。

大萧条早期的美国社会，人们热衷于讲述自己、亲人和朋友在大萧条时期遭遇的困境和损失，同情受难者成了一种高贵的行为，当邻居们长期失业、勉强糊口的时候，公然享受财富的“罪行”越发显得不道德。结果便是消费被压制，经济复苏被大幅推迟。

对于近十年来比特币热潮的流行，席勒认为加密算法与区块链固然重要，但真正让比特币成为潮流的，依旧是比特币背后的叙事框架：

比特币叙事聚焦技术和充满创意的国际化年轻人，与乏善可陈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

比特币叙事聚焦去中心化、反通胀，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救市放水形成对比。

此外，加密货币的思想内核，中本聪的神秘身份，早期玩家一夜暴富的故事，甚至各国投资界名人对比特币的“驳斥”或“参与”等，也都为比特币叙事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其结果就是，比特币“能够引起某些人的强烈情感共鸣，点燃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角色的深层感受，……并使非专业人士和市井小民也得以参与叙事，让他们感觉置身其中，甚至让他们围绕比特币建立起身份认同感”，最终以病毒传播的速度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互联网金融的“英雄”叙事

回过头来看2013年前后支付、宝宝理财们的崛起，背后不完全是产品创新的魔力。

分析2013年的网民情绪，不难看出大家对“银行落难”的幸灾乐祸。

2013年前后，银行业的“用户口碑”正处于历史低谷：

一是零售产品端的高门槛、差体验，理财产品5万起步、消费贷款高高在上、网点业务分三六九等、转账取现统统收费等，让普通用户积累了大量怨气又无从发泄；

二是实体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经营日趋困难，银行却依旧“躺着赚钱”，让市场产生了“银行吸血实体经济”的流行叙事。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宣称“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无疑罩上了强大的时代光环。用户看待互联网金融的视角，自发戴上了“无畏少年对抗恶龙”的滤镜效果。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普通用户通过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与银行长期以来对普惠群体的漠视形成对比和对抗。

此时，银行业内部自发的金融创新，如上线直销银行、开售宝宝理财、发力手机银行等，则受到时代叙事的抑制，发展起来无比吃力。某种意义上，打败银行的不是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创新，也不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叙事框架，而是银行业长期以来对用户体验的无视，以及长期甲方思维下的傲慢与懈怠。

同样，2014年支付的崛起，除了春节红包的产品创新外，“偷袭珍珠港”的故事性、“双巨头大战”的戏剧性，对支付的快速普及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看银行APP这几年的奋起之路，银行一直很努力，但并没有结合时代背景的变化，讲好自己的故事。

银行不会讲故事

这两年，互联网金融早已跌下神坛，甚至人人喊打。互联网巨头趁势转型金融科技，抛却了“互联网金融”叙事的束缚，而银行业却并未借此机会凸显自己的安全与负责，相反，还频频因违规事件、大额罚单等登上热搜，继续在用户口碑中添加负面色彩。

客观上看，银行这两年越来越重视宣传和品牌营销，但要么聚焦普惠金融、社会责任这类泛泛叙事，要么拘泥于产品创新、用户体验层面的鸡毛蒜皮，要么跟风金融科技、开放银行，难免有拾人牙慧之嫌。

观念上越来越重视，但方向上有偏差，未能发掘一个能引发用户共鸣的叙事架构。

银行以信任为内核，强调谨慎经营与资金安全，一贯扮演的是浓眉大眼的严肃角色，最不擅长的似乎就是讲故事，最不屑的也是讲故事。但这里的“讲故事”既非虚假宣传，也非泛泛画张大饼，而是一种新的叙事框架：在摆脱过去那种“低效率、落后、傲慢”的刻板印象基础上，重构能引发用户情感共鸣的正面市场形象。

当前，银行仍深陷“傲慢”“高高在上”“不通情理”“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传统思维”等陈旧的叙事框架中，不打破这些观念牢笼，银行的转型成果就很难被用户看到并接受，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

客观上讲，这两年互联网金融在一些服务体验上差强人意，而银行的某些产品逐步具备了给人惊喜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讲好银行转型故事，素材正越来越丰富，只差一盘好菜了。

讲好转型故事

受主流经济学熏陶，金融从业者普遍信奉“理性人假设”的逻辑框架。

在理性人观念影响下，银行自然认为用户行为背后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得出结论：要提高手机银行日活，就得靠红包、抽奖、补贴。久而久之，运营活动吸引了一批羊毛党。发现没啥价值，又得出另一个结论：没必要刻意进行宣传运营，产品才是王道。

最终的结果，要么APP运营浮于表面，粗暴撒钱；要么一概否定，回到“重产品、轻宣传”的老路。

其实，只要回归现实就不难发现，决定用户行为的因素远比“理性”本身要复杂多了。作为群居性动物，流行故事、大众情绪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微观个体层面的理性算计。站在人类心理的视角，影响我们的永远是好故事。

宗教中的圣贤叙事，战争中的英雄叙事，学术领域的科学叙事，经济发展的增长叙事等，正是这些叙事口口相传形成的强力纽带，沉淀为文化内核，变成影响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要改变行为，先扭转观念。举例来说，当前，为抑制房地产投机，“买房上车”论渐渐式微，“房住不炒”成为主流叙事架构。再叠加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减速、三四线城市人口外流、00后人均三套房等观念衬托，购房人普遍改变预期，房价增速也果真慢了下来。

同样，银行转型，需先讲好转型的故事。若银行不主动去除“落后”“传统”的印象标签，用户仍会不由自主地对银行敬而远之。戴着这样的“枷锁”，再多的转型努力，也难见好的效果。

参考资料：

1、[美]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20.

新规之下，网络小贷公司向何处去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扬，首图来自壹图网。

曾几何时，网络小贷公司凭借场景、流量、数据和全国展业的优势，通过助贷和联合贷款将互联网贷款做到巅峰。为了规范互联网贷款的发展，业界一直呼唤制定全国性的网络小贷监管办法。

2020年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叫停了网络小贷的跨区业务、要求和流量平台注册地统一、明确了联合贷款出资比例、明确了100万的单户贷款余额上限、限制了控股网络小贷公司的数量、提升了资本金的要求。请看下文详细解读。

跨区业务将被叫停

第二条 【基本定义】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第三十七条 【存量跨区业务整改】对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已经跨省级行政区域从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在本办法规定的过渡期内完全达到本办法各项规定的要求；逾期仍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新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解读】

当前大部分做互联网贷款的网络小贷公司及该公司全国展业经营许可由注册所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审批。本次的《办法》已经明确，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需要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这点比较厉害，比如说，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某集团在重庆注册获批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在重庆开展网络小贷业务，不能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开展线上业务。

有很多的供应链金融公司、小微金融公司都是基于网络小贷公司的牌照进行全国展业的，要开始未雨绸缪了，要么尽快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全国展业许可，要么在业务覆盖地注册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但是2017年，监管已经叫停了批设网络小贷公司。

有两种做法，要么将小贷公司下面的供应链金融和小微业务转移至银行牌照，要么将消费金融业务转移至消费金融公司牌照下面。

小额贷款全流程线上化

第二条【基本定义】本办法所称网络小额贷款业务，是指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运用互联网平台积累的客户经营、网络消费、网络交易等内生数据信息以及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的其他数据信息，分析评定借款客户信用风险，确定贷款方式和额度，并在线上完成贷款申请、风险审核、贷款审批、贷款发放和贷款回收等流程的小额贷款业务。

【解读】

有很多的网络小贷公司可能仅仅是部分的流程实现了线上化，比如贷款申请，但是风险审批和贷款回收可能还是在线下完成，这也让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业务开展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办法》的发布，将推动网络小贷公司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数字化。比如，苏宁金融科技的“天衡”小微金融科技，通过“星象”精准营销、“千言”智能客服体系、“CSI”实时反欺诈引擎、小微风控模型审批体系、“秋毫”小微企业风险预警、“捕逾”智能催收系统实现了“微商贷”的100%线上化。

和互联网平台注册区域应相同

第九条【互联网平台】（三）互联网平台运营主体的注册地与该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地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

【解读】

互联网平台也就是给网络小贷公司带来线上流量的公司。现在很多网络小贷公司和其使用的互联网平台不在一个区域内。比如，为某网络小贷公司带来流量的第三方公司主体注册在上海，而该网络小贷公司的主体则注册在重庆。根据《办法》，未来这种异地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这条思路很明显，就是要将网络小贷公司和其流量方纳入统一属地化管理，防止流量方和贷款业务两张皮监管的分离。这影响非常大，一些网络小贷公司会加速回迁到流量公司所在地，比如从重庆到北京，从重庆到上海，这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金融资源的重新布局。

联合贷款出资不得低于30%

第十五条（三）在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解读】

这条最击中网络小贷公司的要害。很多网络小贷公司虽然也有资本金，但放贷主要靠银行机构的资金。在一些场景的联合贷款中，有的耳熟能详的头部网络小贷公司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出资仅象征性占比1%，基本上是靠流量变现从金融机构赚钱。30%的最低出资比例，对于网络小贷公司来说杠杆太低了，基本上宣告网络小贷公司互联网贷款时代的落幕。

网络小贷公司很有可能就不再做联合贷款了，而是去专门做助贷、做金融科技服务的生意。银行机构将登上历史舞台，未来将成为互联网贷款时代的主角。

供应链金融业务受到冲击

第十三条 【贷款金额】对自然人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不得超过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该两项金额中的较低者为贷款金额最高限额；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方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解读】

个人贷款的限制基本上是和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新规相同的。但是对于法人的100万限制，对于小微金融业务影响倒不大，对于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供应链金融的单户金额一般都比较大，都超过100万元，这将压制小贷公司做供应链金融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大型的网络小贷公司有较大的影响。

这条规定将进一步将网络小贷公司向小微市场压实，网络小贷公司未来将更聚焦到个人金融、小微金融业务。网络小贷公司只能做供应链金融末端的分销商、经销商的100万元以下的贷款， 100万以上的供应链金融贷款业务将通过银行等牌照放款。

资本必须充足

第十条 【注册资本】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解读】

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自身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代表了银行对负债的最后偿债能力。银行用少量资本运营大量债权资产，以此来获得高回报率，这就是“杠杆原理”，但这也是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根源之一。为了让金融业在众多风险面前有足够的抵抗能力，最低限度地降低金融业暴发危机，1988年在瑞典巴塞尔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中也将资本充足率确立为重要的风险控制指标。

以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具有全国范围的网络小贷业务许可，当前注册资本金为20亿人民币，根据《办法》，该公司需要将资本金提升到50亿，而且必须是实缴。资本金的要求会让一些资本实力并不雄厚的网络小贷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只能控股1家

第二十条 【股权管理】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股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控股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禁止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

【解读】

现在一些巨头都控股2个或者2个以上的可以全国展业的网络小贷公司，用以突破资产规模的限制。未来这个也将成为历史。巨头需要关闭掉手里的第二个网络小贷公司，或者稀释股份改为参股，这个会明显压降巨头的互联网贷款的业务量，所以巨头急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牌照来承接网络小贷公司压降的业务量。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一些互联网巨头都申请注册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原因。

网络小贷公司向何处去？

随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2020年7月份的发布，业内嗅觉灵敏的人士就已经预料到网络小贷公司新规早晚会出台，因为网络小贷公司和商业银行是互联网贷款的两端，前者控制了场景流量，后者控制了资金。

互联网流量和数据的优势，可以让互联网巨头快速的构筑起在贷款业务上的优势，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如果几百家银行都汇聚到一家网络小贷公司的场景上来，银行的线上贷款业务就高度依赖一两家网络小贷公司，经济好的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发生波动，这几个网络小贷公司如果爆发风险，几百家银行都会受到影响。

监管的考虑和目光是长远的，他们必须要超脱于某个行业的经济利益去看到未来最坏的情况，并未雨绸缪。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办法》中所有新增的内容都是在夯实网络小贷公司风险防范的能力，通过提高门槛让实力较弱的网络小贷公司出清。监管不反对做线上，鼓励网络小贷公司在注册地省级行政区内做线上业务，也鼓励有实力的网络小贷公司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全国展业的资格，但是审批全国展业必然是慎重的。

那么，网络小贷公司向何处去？

金融科技比较弱的、没有实体经济场景、资本实力不充足的网络小贷公司可以退出市场了，监管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你没什么实际的业务开展，监管不会允许你持有牌照空转了。

已经有较大存量的全国展业的网络小贷公司，必须根据监管要求主动压降存量了，同时通过加强风控能力、夯实资本金和提升联合贷款比例提升风险管理的能力，这倒也是聚焦优势场景，提升资产质量的好时机。这可以大大降低互联网贷款风险的集中度。《办法》给了3年的过渡期，时间很紧迫了。转型金融科技也是一个出路、网络小贷公司可以将积累的产业和场景经验通过金融科技产品的方式输出给银行机构，通过带有场景理解能力的金融科技产品赋能银行进入产业链金融市场，成为银行机构的“产业链操作系统”。当然做的比较好的网络小贷公司，也可以继续申请全国展业资格。

《办法》对于一直在省级行政区域内部经营的中小网络小贷公司是利好的，这些机构做消费贷款的量很少、是服务最末端小微企业的主力军，随着大型网络小贷公司的业务量的压降，银行机构的资金必然将转移到区域内经营的中小网络小贷公司这里，支持他们更好的服务小微企业，将进一步降低中小网络小贷公司的资金成本。中小网络小贷公司也需要尽快升级风控和金融科技系统，加大对于省内区域市场场景的渗透，以适应未来业务量的大量增长。

互联网贷款的主角将从网络小贷公司切换到银行。银行要想成为互联网贷款的主角，开放银行能力的建设必须加紧了，让自身成为产业链互联网的金融操作系统，直接掌握数据和客户生态，做到和产业链的“紧耦合”，而不是联合贷款或者助贷这种和产业链的“松耦合”。同时银行积极探索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建立和产业链的血肉联系，加大对于产业链互联网的影响和控制力，而不是前几年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战略合作这种松散的合作。这将推动金融机构未来面向产业链互联网的“圈地运动”。银行会加紧吸收有产业和场景经验的金融科技人才。

《办法》的出台，宣告网络小贷公司为主角的互联网贷款的时代结束了，银行等持牌机构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个时代落幕了。

你一直没什么钱，可能是穷人思维害了你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火火，首图来自壹图网。

很多人平时都会买彩票，梦想着中个大奖，摆脱贫困。

但中奖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好吗？未必！

穷人的“一夜暴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恶毒的人生诅咒。来看真实案例：

（1）湖南泥瓦匠买彩票中500万，2年败完欲卧轨自杀；

（2）美国老人中21亿巨款，6年败光，家破人亡；

（3）大连打工仔中千万大奖，2年败光家底，欠债入狱；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近20年来，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高达75%，每年12名中奖者当中就有9名破产。大多数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内，就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倒。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穷人靠运气得到的钱，最后都会凭实力亏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个人的思维水平，才是决定其最终是穷是富的根本。

有些人始终没什么钱，无法摆脱贫困，甚至在天降横财之后，仍旧与贫困狭路相逢，往往是因为陷入了“穷人思维”的陷阱，不能自拔。

1

穷人思维

只注重眼前快乐

没有长远规划

什么是“穷人思维”呢？

第一条，就是活得短视，只看得到眼前的快乐，而缺少眼界和长远规划。

入选名人堂的前NBA“战神”阿伦·艾弗森，总收入至少2.5亿美元，结果退役不到3年就宣布破产。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他有次向前妻大发脾气，翻开了自己两个裤袋，诉苦自己“现在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了”。

姚明当年刚到NBA时的球队大哥弗朗西斯，在球员期间赚了将近1个亿的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收入，结果退役没几年，就把财产挥霍一空，还因盗窃被抓入狱。

这些不是个案。据美国《体育画报》披露，60%的NBA球员，会在退役5年内破产，甚至还有一些人不得不去乞讨、偷盗。

这种情况并不局限在篮球，78%的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球员，在离开赛场2年内会遭遇破产或面临财政危机。

对此现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教授达格拉斯·肯里克找到了答案：

几乎所有的高对抗性职业运动员，体内都有很高的睾丸激素，这种激素能增加运动天赋，使人热衷竞争性运动，但同时也会让人更热衷当下的享受，把到手的资源挥霍一空，而很少为将来打算。

体育明星如此，普罗大众也概莫能外。

理财顾问大卫·巴赫总结出一种叫“拿铁效应”的现象：

一对夫妻习惯在每天外出的时候，一人买一杯拿铁喝。他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直到后来，理财分析师给他们算了账，才知道财务漏斗有多大：

每天两杯拿铁的花费是70元，一年就是25550元，30年就是76.65万元......

更可怕的是，这种财务漏斗，远不止一杯拿铁。

生活中，买衣服、点外卖、打车等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零散花费，积少成多，样样都不比拿铁少。

而很多人一直没什么钱，无法摆脱贫穷的根源，就在于此。

穷人思维让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享受，总是不停地打工赚钱，然后消费掉，接着又为钱工作，慢慢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拥有富人思维的人则不同，他们相信时间和积累的力量，在钱不多的时候厉行节约，然后用节约下来的钱，去帮自己赚钱，进而产生一个财富滚的效应。

这也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

2

穷人思维

只知道量入为出

没有目标导向

更进一步说，你看得见的财富，很大程度是由你看不见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起点相似的人，思维不同，结果也不同。

几年前，冯小刚拍了部电影《一九四二》。电影的故事取材于1942年河南大旱，那是一个千百万民众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

逃荒的人潮中，张国立饰演的地主——范殿元，车没了，马没了，家人也没了，处境和长工栓柱一样，孑然一身，穷困潦倒，但他对栓柱说了这样一句话：

“等到了陕西，立住了脚，那就好办了，我知道怎么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你大爷我还是东家，那时候咱再回来……”

同样的话，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说过。他在《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中说：

“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

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明白，真正决定贫富差距的，不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是思维水平的高低。

就拿买房置业这种财富增值的主要手段来说，很多人手里有一些存款，但是距离房子首付款还有一些距离，这时候，典型的穷人思维是资源导向，首先考虑自己手头的钱够不够，不够，等攒够了钱再买。结果，眼睁睁看着房价上涨，手里的存款能买的房子越来越小，能买的地点越来越偏。

典型的富人思维则是目标导向，首先考虑自己的目标——要买什么房？在哪里买？然后再算首付款差多少，怎么解决，而不会被一些看似无法逾越的门槛给限制住：钱不够，借；这家不借，去问那家；实在不行，多跑几家，多磨几遍……总之一句话，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想到就去做到。

在这个目标导向的过程中，锻造的是一个人强大的执行力——他可以把一个“目标”拆成七八个“条件”，然后把这七八个条件每个都当成一个新的目标，继续往下拆，最后越拆越细，脉络越来越清晰，让人很容易就知道能不能实现目标、难点在哪，甚至可以看出哪里有捷径直达目标。

这种直达目标的过程，就是永不放弃、不断借力的过程，通俗点说，就是时刻思考用什么方法、找哪些资源来撬动目标的实现，正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3

穷人思维

只看见一时得失

不懂吃亏是福

很多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真的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思维和格局上无法突破，特别是在涉及利益的时候，有一种本能的“零和心态”——别人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别人不能占一丝丝便宜，自己不能吃一点点亏。结果往往是画地为牢，堵了自己的路。

百万畅销书作家“一直特立独行的猫”曾在文章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前几天，给一个做服装的朋友介绍一个跨界合作资源。

朋友的第一反应是：“那我的用户要是喜欢他们的东西，都去买他们的怎么办？”

我说：“你俩这叫跨界合作，就是你俩压根不是竞争对手，不存在竞争关系。”

朋友说：“那也不行，万一客户喜欢他们的东西，钱花光了，就不会买我的了。”

没办法，我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结果合作得非常成功。

前一个朋友来找我，说知道能赚这么多，自己当初要是合作就好了。

但我不会介绍给他，以后也不会了。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拉着朋友去赚钱，人与人合作的本质是大家一起赚钱，你不想自己亏一点点，不肯让出哪怕一点点的资源和利润，谁还愿意与你打交道呢？

弘一法师曾说：“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肯吃亏的人，往往具有大智慧。

香港首富李嘉诚就从不介意做生意吃点小亏。他曾教导小儿子李泽楷：

“做生意一定要顾及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意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如果能拿到七分的利润，甚至能拿到八分的利润，那么拿六分就可以了。”

表面上看，拿六分利润，没有拿七八分利润高，但大家都知道与李嘉诚合作是双赢，潜藏的商机就源源不断的来了。

那些怕吃亏的人呢，一直在小事小利上纠缠不休，表面上没有吃亏，却输掉了自己的口碑而不自知。他们会越来越缺少优质的合作伙伴，真心的朋友会越来越少，赚钱的路也越走越窄。

总结起来说，穷人思维“利己”，这种从利己思维出发的行为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产生利己结果的，更会抹杀掉自己走向成功的很多可能；富人思维“利他”，先站到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看待事情，找到自己与对方的利益共同点，让对方获利，进而与自己站到同一阵线，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最终实现双赢，乃至持续的双赢，成就更大的“利己”。

这也是老辈人常说的“吃亏是福”的内核所在。

4

为什么

你道理都懂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也许你会说：道理我都懂，可还是没什么钱，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那怪谁呢？归根结底，只能怪你一直没有走出“穷人思维”的陷阱。

贫穷，让你的生活从“不得不如此”变成“应该如此”，从“应该如此”变成“习惯如此”，直到有一天，你的境遇改善了，思维却依然停留在之前的财务状况中，仍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过着饿不死也富不了的日子。

但这样的日子，你真的想过一辈子吗？

鲁迅先生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但凡不满足现状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挣钱，让财富一步步增值，最终实现阶层跨越。

具体怎么做呢？努力做到“三多”吧：

一是多赚钱，疯狂地积累本金。

就我们普通人而言，除了拆迁暴富、彩票中奖这些小概率事件，大多数时候还是要通过努力工作或搞点副业来积累本金。

不过，同样是工作，进入什么行业或公司，跟没跟对老板，对积累本金的速度是有很大影响的。

如果加入的是快速扩张的行业和公司，即使你没那么优秀，工资报酬也能跟着水涨船高；如果你进入的是夕阳行业和公司，个人再怎么努力，报酬的增长也是有限的。

跟对老板也是同理。在好老板手下，你努力工作的价值更容易被认可，也更容易获得超值回报。

此外，牺牲点闲暇时间，搞点副业，挣些小钱，积少成多，慢慢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小钱看不上，大钱赚不着，白白蹉跎了岁月。

二是多储蓄，定时定量地存款。

不要以为挣钱少，省钱就没用。只要定时定量地把钱存起来，只要把时间尺度拉得足够长，就能收获一笔可观的存款。

5年前，同事给我推荐了一支基金产品，操作很简单，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往基金账户里存入1000块钱，这5年下来，本金加上利息，账户里躺着7万多块，一辆小汽车的首付款有了。

也不要说挣的钱不够花，存不下来钱。一个人贫穷的首要问题，不是挣得太少，而是花得太多。

能成为富人的人，都是先富起来再花钱享受，而绝大多数穷人则是富起来之前就花钱享受，一味地让自己沉浸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蜜罐里，最终收获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纷争和一地鸡毛。

三是多投资，把存款转成资产。

富人和穷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资产，而穷人的收入只有工资。

什么是资产？美国畅销书作家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 穷爸爸》一书中指出，只有带来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才算资产。

通俗点说，资产就是能不断给你带来钱的东西。

比如，你投资了一套房子，能租出去，每个月能收几千块租金，那这就是你的资产。

再比如，你买了股票、基金、理财产品，定期能收到分红或利息，那这些也是你的资产。

下面问题来了：你有资产吗？

如果没有，请从现在开始改变，用富人思维去思考，去行动，给自己积累一笔能买资产的钱吧。

我们或许生来贫穷，但如果一生贫穷，这个锅，只能自己来背。

人活一世，最痛苦的莫过于，终将看到自己一生贫穷，而自己的子孙后代又将延续这种贫穷！

参考资料：

1、[美]罗伯特·清崎、莱希特，《富爸爸 穷爸爸》，南海出版社，2011.

2、[美]约翰·D·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

3、《暴富的代价：60%的NBA球员，退役不到5年就破产》，by正解局（ID：zhengjieclub）.

4、《这个不经意的坏习惯，只会导致你越过越穷》，作者小椰子，by精读（ID: Jingdu999）.

5、《30岁以后，这四个“穷人思维”让你越来越穷》，by一直特立独行的猫（ID：niubicat）.

6、《我年薪50万住地下室，5年买北京2套房：为什么你那么努力，却一直没钱？》，by进击的阿秀(ID：zchxuexi）.

行情快速轮动，如何捕捉四季度A股主线？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陆胜斌、顾慧君，首图来自壹图网。

近一个月来，A股行业轮动加快，投资者很难捕捉到投资的主线，但稍微拉长一下观察的周期，我们仍能从快速轮动的行情中捕捉到影响投资的主要线索。下面我们从大的行业入手展开分析，以飨读者。

一

周期股

8月份之前，周期股跟随全市场一起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超额收益，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PPI-CPI的剪刀差走低，这说明上游价格相较下游处于弱势，上游的利润水平不及下游（见图1）；第二，疫情发生后，复工复产加快，下游需求复苏不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投资驱动的上游补库存，在供给扩张、需求收缩、库存去化缓慢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受到压制，利润率出现明显压缩（见图2），与此同时，中下游工业利润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8月份之前，周期股难以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

从绝对收益角度来看，周期股是否上涨的关键指标是PPI（见图3）。如果PPI拐头向上，说明上游工业品价格出现了复苏，企业利润也会随之改善，那么上游周期股就会具有一定的绝对收益。自6月份以来，PPI见底回升，周期股也在6月下旬开始出现了一轮上涨，具有明显的绝对收益。

从相对收益来看，周期股相对市场具有超额收益需要具备两个特征：（1）库存周期向上；（2）超额利润兑现。而从宏观数据来看，当前已出现了明显的拐点——PPI-CPI的剪刀差见底；上游利润占工业利润的比重见底回升（见图1）；库存周期向上。

从PPI-CPI来看（见图4），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的价差。若该指标上行，说明上游价格相较下游具有优势，在整体工业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上游企业将会瓜分更多的利润；反之亦然。2013年以来，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基本稳定在6.5万亿左右，因此在总盘子不变的情况下，上下游利润结构的变化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PPI-CPI指标从4月份最低点的-6.4%逐月回升，出现见底反弹的迹象，若反弹趋势能够延续，工业企业利润将从下游向上游转移，从而使得上游企业具有相对的超额收益。

基于去年的高基数，今年下半年CPI将会保持低位。而PPI预计已经出现拐点，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从历史拟合情况来看，M1是PPI及库存周期的先行指标，领先时间一般在9-12个月左右，因此将M1同比延后9个月（见图5）后，其走势与PPI同比和工业产成品存库同比走势拟合度非常高。M1在今年1月份以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修复，故而预示着PPI及库存周期拐点有可能即将或已经出现。

第二，全球铜价、钢价和油价对于PPI的解释力在92%左右（见图6），因此在今年大宗商品趋势向上的背景下，PPI持续向上的可能性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周期股未来将会具有一定的超额收益。

二

消费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疫情发生以后，虽然有所修复但是仍未转正，这说明当前整体的消费需求并不强劲（见图7）。分结构来看，2019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限额以上企业占比约在35%左右，限额以上企业消费代表着高端消费，限额以下企业消费代表着低端消费。

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5月份已经转正，在7月份达到2.2%，若再剔除油价的影响，7月份限额以上社零同比达到7%左右，基本恢复到2018年和2019年同期的水平；限额以下企业同比增速对社零总增速产生了极大的拖累。这说明高端消费修复迅速，低端消费萎靡不振。

低端消费未来的修复空间巨大，但是当前并没有到达修复的拐点。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低端消费对利率、财政刺激不敏感，对收入较为敏感。低利率环境有利于金融资产和通胀，但是居民并没有动力通过借贷进行低端消费，因此降低利率不能有效地刺激低端消费；财政刺激一般对限额以上企业（如汽车、家电等）的利润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低端消费较为分散，财政刺激难以集中产生影响。只有收入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低端消费才会出现修复；与中国以基建投资方式为主的刺激方案不同，美国通过给居民发放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因此美国商品零售的修复是最快的，工业投资相对滞后。

第二，低端消费是一个后周期变量，只有当经济出现明显修复，企业利润出现富余，居民收入才会有所改善，进而对低端消费需求增加。

从企业盈利来看，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一季度的亏损。以餐饮行业为例，企业1季度基本没有收入，但刚性的现金支出占到往年全年利润的80%左右，因此弥补亏损可能需要三个季度的时间，传导到居民工资的修复可能要到明年一季度。

从收入水平来看，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见图8），这将极大地打击消费的意愿；随着GDP在三、四季度的逐渐修复，居民可支配收入将会逐步回升，故而低端消费能出现明显的改善最快也需要到四季度。

从收入结构来看（见图9、图10），除了农业，工资薪金最低的行业是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而这三个行业是就业规模前几的几个行业。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有1.49亿人，其中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行业的个体经营从业人员规模达1亿人，可见低收入人群的规模非常庞大。从中国低收入人群的现状来看，受疫情的冲击，他们的收入受到了影响，那么必然会影响其支出，这又对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企业产生负反馈，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综合以上分析，低端消费虽然未来的上升空间巨大，但是仍未到快速修复的时点。

7月份，限额以上可选消费品类零售额出现分化（见图11），化妆品类商品增长9.2%，通讯器材类增长11.3%，汽车类增长12.3%；其他可选消费品表现较为一般，其中服装类同比下滑4.2%，家电类下滑2.2%。

三

金融股

申万银行加权平均市盈率在6.6左右，在所有申万一级行业中绝对估值水平最低。在要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监管层窗口指导的大背景下，A股主要银行中报利润率明显下滑（见图12）。上半年，上市银行营收同比增长6.4%，但归母净利润却大幅下滑9.4%，形成明显的背离。

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由净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投资收益等构成，其中净利息收入占比接近70%。上半年，虽然让利实体经济压缩了净息差，但上市银行生息资产由146.7万亿增长至163.3万亿，同比增长11.3%；净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2577亿，同比增长8.2%，使得整体营业收入增加6.4%。

因此，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要是由成本端引起；而成本端的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信用减值损失引起。上半年，上市银行信用减值总规模为7368亿，去年同期为5129亿，同比大增43.7%，其中中国银行信用减值同比增加97%，交通银行同比增加55%，建设银行同比增加49%。若剔除减值损失的影响，上市银行拨备前利润将同比上涨7%左右，基本与营收增速同步。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加15.2%，拨备金额同比增加18.4%，拨备覆盖率达到222.1%，违约风险覆盖较为充分。

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全年的目标是1.5万亿，节奏上来看比较平均，下半年应该也会稳步让利剩余部分。银行业让利的主要途径是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因此这已经反映在了净利息收入之中（见图13），而从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来看，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半年报中，信用减值损失对上市银行净利润造成拖累，但是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恶化。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小幅上涨4个BP，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综合以上分析，银行股在政策调控下，频现利空，市场消化充分；半年报净利润大幅下挫主要是因为加大了资产的拨备覆盖率，但资产质量并未出现明显恶化。因此，银行股符合低估值、利空消化的特征。

四

结语

在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下降，会寻求股票业绩和估值的匹配性。从这个角度看，之前在政策红利驱动下估值单边上涨的股票会面临考验，仍享有政策红利且估值和业绩匹配程度高的股票，以及之前被低估的金融、地产和部分周期股可能构成四季度A股投资的主线。

风险提示：本文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经济内循环下如何发家致富？聪明人已经看到了商机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消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与产业升级，还是迎合未来“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基调，抑或是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增添福祉，都离不开消费的贡献。

最近有好多朋友问我，想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市场、释放民众消费潜力，究竟还可以做哪些工作？在我看来，至少有五大板块是不能错过的，它们很可能是未来促消费、扩内需的关键抓手。

一

持续布局新消费业态

疫情虽然一度给消费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却也催生出各种新消费场景，培育出新消费模式，包括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等。

究其本质，在于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超越时间和地理区域的限制，高效对接市场供需，并通过信息集聚效应来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降低经营者销售和消费者购买之间的成本，继而在提升消费者体验的同时，促进生产、流通、经营等各个环节运行的提质增效降本。疫情期间，这些新消费业态发挥了稳消费、稳经营的关键作用，并为消费的提振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新的动能。

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稳定与向好，如今商超、影院、景区、演艺馆等线下消费场所早已恢复经营，并且正日益摆脱疫情造成的困扰，越来越接近于以往的态势。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线上为主的新消费业态并没有因为线下的回暖就冷却下来，其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同样没有减弱。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直播带货的如日中天。凭借着更炫酷的体验、更便宜的价格、更具能量的情感纽带等诸多优势，直播带货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已得到了各方人士的充分认可，并成为了几乎所有商家必备的“杀手锏”。在即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节，苏宁、天猫等电商平台纷纷邀请了不少重量级的明星网红参与直播带货，其用意不言自明。

正因如此，我们理应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壮大新消费业态，促进新消费增长，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点燃经济增长“新引擎”。同时，要树立线上线下共生协同发展意识，突破壁垒，加快形成彼此优势互补的格局，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特别是要推动门店的信息化改造，打造新的流量入口来反哺线上，实现双向赋能，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迭代与升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新消费业态中的一些乱象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

仍以直播带货为例，为了营造平台的繁荣，部分商家不惜采用刷单造假的方式来人工美化业绩，比如，部分网红主播通过购买刷单服务虚构自己的人气和带货能力，继而抬高身价以获取利益；部分商家通过刷单美化业绩，企图通过数据吸引那些从众的消费者；某些平台借刷单提升用户活跃度，等等。这些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滋生不正当竞争的风气，还容易构成欺诈，导致商家和消费者利益受损，而销量、评论造假会降低消费者对于主播、商家乃至直播平台的信任，久而久之会严重阻碍直播带货的健康发展。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商品拿到手之后的质量并不过关，售后服务也不是很理想。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如此才能让行业走得长远。

二

加快智慧供应链建设

疫情之下，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新基建”东风的到来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消费领域，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打造智慧供应链体系。

可以看到的是，近些年消费市场的绝大多数变革与升级都发生在C端，无论是商品种类的推陈出新与零售渠道的双向整合，还是线下门店的新颖设计与科技元素的完美嫁接，本质上都是为了迎合消费升级浪潮下，广大用户对于个性化、多样化与体验式消费的新需求。

然而，即便花样再多，行业终归还是要回归到零售的本质——高效地为消费者提供超出预期的商品与服务。若想真正做到“高效”与“超出预期”，除了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部分做文章之外，还要依靠强大供应链的有力支撑。

为什么要打造智慧供应链？只因传统的供应链体系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一方面，受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孤岛”效应影响，市场信息无法快速精准地反馈到上游生产环节，导致生产企业不能真切地捕捉到各地的消费需求，从而造成市场供需错配、库存积压、针对个别商品需求的激增而不能做到及时生产与补货等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广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比以往更加多元化和极致化，小众需求被进一步切割，市场越分越精细，这便意味着，商品与服务的满足要精准到每一小撮用户甚至每一个用户，充分为他们实现个性化和订制化生产，这便要求供应链上的设计、生产、制造、分销与物流等每一个环节都更加柔性与灵活，而过去冗长散乱的供应链模式是难以满足的。

打造智慧供应链，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深入地对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既是顺应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趋势的需要，又是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更是帮助零售企业降本提质增效的重要渠道。

具体而言，要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数据采集，从而形成消费者、产品、服务、营销、渠道、物流的全面数字化体系，实现整个供应链体系数据的彻底打通；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精准、立体、动态、安全的大数据库，推动消费者需求信息（信息流）、线上线下各渠道支付信息（资金流）与物流运营信息（物流）、营销推广信息（商流）的深度融合。如此一来，方可缩短商品供应全环节反应时长，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进而助力商家利润与消费者体验的双重提升。此外，基于数字化的赋能，商家还可以准确预测商品的地域、人群、时间、渠道的需求比例，以需定产和柔性制造也便成为可能。

三

合理布局小店经济

7月1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培育一批试点城市，推动社区、批发市场、现代商圈、特色街区等各类小店集聚区，至2025年，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集聚区1000个，达到“百城千区亿店”目标。未来五年的小店经济蓝图，已然浮现。

为什么是小店经济？

“疫情之后，民生为要”。关于民生，往小里说关乎到一个家庭的吃穿用住，往大里说则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既是个体的生存问题，又是全局的发展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于小店经济而言，由于从业门槛相对较低，对经营者的学历及知识技能没有过高的要求，因此可以成为很多人谋生的方式。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注册小店8000多万户，带动就业约2亿人，充分凸显出小店经济在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性。此外，小店经济作为典型的民营经济形态，与生俱来地拥有强大的韧性和市场活力，并且遍布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深度触达广大居民的各种生活场景，在满足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和中下层消费需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堪称是城市的“毛细血管”。这些都是小店经济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上，小店经济有望在促进就业、扩大消费、提升经济活力、服务改善民生等方面继续释放能量。特别是在“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大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作共赢、共建生态”的新理念下，以苏宁为代表的零售巨头们可以考虑在资金、技术、商品、管理上给予帮扶，优化小店经济的产业生态，而小店在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又能在流量和场景上反哺大企业。如此一来，小店经济将告别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转而进入到精细化运营的2.0时代，并将在线上线下融合、货品质量、销售服务、金融支持、数据管理等方面得到质的提升，前景可期。

不过，从经营的角度看，由于规模偏小、信用状况不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先天性缺陷的存在，小店经济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包括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融资难融资贵、营商环境欠佳等等；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由于太过灵活分散，小店经济容易给城市管理增加困难。

为此，我们应考虑以更为合理的方式来布局小店经济发展，既要认识到小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要明白小店经济的繁荣是一个城市具有温情与活力的体现，秉持开放搞活的思路，着力给小店经济的成长创造更加友好的市场环境。同时，要遵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来为小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此外，我们还应创新城市管理机制，通过更加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更人性化的妥善管理，在不影响公共交通和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有序开展小店经营，使小店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四

积极拓展夜经济

夜经济，顾名思义，发生在夜晚的经济活动，主要业态涵盖购物消费、餐饮娱乐、旅游休闲、教育保健等等。

一直以来，国内外在推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都是秉持地域性的空间规划理念，以空间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为核心，从土地、海洋、生态等资源的保护到生产要素统筹，再到不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结构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皆是如此。

然而，夜经济的兴起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除了空间维度之外，还可以依托时间维度来规划城市经济发展，因为白天和夜晚的城市，物质条件虽几无变化，但形态和运行模式却千差万别，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城市居民大多在白天工作生产，在夜晚休闲消费。而从时间上延长经济的消费性活动，同样可以助力城市发展。

具体而言，夜经济的积极意义有四：

第一，通过支持夜经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居民的消费时间，进而满足并刺激城市餐饮、购物、娱乐、休闲、旅游等服务领域的消费需求，扩大城市内需，进而推动相关行业的成长；

第二，有助于增加就业，夜经济相当于有效利用了时间的错位，变相延长了经济活动的时间，这便为很多潜在的劳动力提供了上岗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利用夜晚时分以兼职、副业等形式来拓展收入来源；

第三，夜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衡量城市生活质量、开放活跃程度、投资软环境以及文化底蕴的重要指标，支持夜经济有助于提升城市软实力；

第四，繁荣的夜经济相当于给繁忙工作之余的人们提供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场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彼此更为亲密，而城市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和谐融洽。

事实上，夜经济的概念自2019年起就已经开始流行，而今年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得到基本稳控，为了提振消费、恢复经济，全国多地再度加码布局夜经济，将其视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比如发展便利店、餐饮店、书店、体育场馆等24小时业态，推出夜间旅游项目等等，这些举措也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在后疫情时代，想要真正促进夜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还要依托各地不同的特色文化优势来避免与其他城市形成趋同发展态势，将夜经济的成长根植于历史街区、活动空间和传统习惯的土壤之中，同时致力于营造更加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不断扩充夜间消费的“菜单”，全方位地满足城市居民夜晚消费的各种需求。同时，城市还应当进行科学规划，解决城市空间布局、治安管理、噪音控制、垃圾处理等问题，并延长关键线路的交通工具运行时间，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保障与消费环境。

五

继续深耕下沉市场

看到“下沉市场”这个词语，如果只是想到拼多多、趣头条或者快手，那就狭隘了。因为深耕下沉市场绝不仅仅是生意层面上的事，它对于提振消费市场乃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的角度来审视，下沉市场是指那些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按照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来算，去掉4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15个“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南京等）、30个二线城市（无锡、合肥、大连等），其他地方均属于下沉市场范畴，而下沉市场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将近95%，更是拥有约10亿人口。

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绝大部分土地和人群的下沉市场才是泱泱大国的基本盘，而北上广深是华夏大地上极小一部分“另类”的存在，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真正反映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就如同一个班级，几个尖子生分数考得再高，也很难左右全班的平均成绩，那些占据多数的中下等生才是班级整体成绩的决定性因素。

诚然，受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并不同步，三线以下城市地区要滞后于一二线城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一二线城市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日趋饱和的发展状况很难让它们继续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势头，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三四五线城市与农村更具有上升的空间，也更容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迎来高速增长期。只要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几年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速大都要高于全国整体增速，区域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逐渐由曾经的东南沿海向内陆深处转移；而今年疫情之后，中西部地区同样在支撑国民经济复苏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更何况，下沉市场的优质供给依然缺失，居民的消费需求仍未被很好地满足，而他们近些年来彰显出来的消费热情并不弱，其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势头盖过了一二线城市的居民。

这便意味着，未来的下沉市场依然大有文章可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沉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基本走势，下沉市场繁荣了，10亿人群收入增加了，消费的潜力自然就释放出来了，国家当然也就更加昌盛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按此逻辑，推动中西部地区与中小城市的崛起，同样是助力“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切不能忽视这一环节。

六

尾声

必须意识到的是，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持久战，它归根结底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因此从长远来看，想让民众真正敢于消费、愿意消费，我们必须要消除制约消费和抑制消费的一系列障碍，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丰富优化消费市场的商品服务品类与供给质量，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数字货币，新时代货币革命的起点？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当数字人民币终于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中时，并没有在普通人中间引起多大的轰动。

数字人民币真的进入使用阶段后，对于其讨论好像反倒突然少了起来。也许是央行官方解读的权威性使得争论变少，也可能是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看起来并没有让人觉得多么惊艳和与众不同，毕竟在使用者看来，这无非是一张可以拆分使用的“消费券”而已。

在“深圳发布”的官方推文中，能够了解到，这场限量5万人的数字人民币试点，共计47573名中签个人成功领取了“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使用红包交易62788笔，交易金额876.4万元。且部分中签个人还对本人数字钱包进行了充值，充值消费金额90.1万元。

喧嚣的热议过后，数字人民币既没有引起普通人使用的强烈好奇心，也没有什么“行业变革”，这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货币形式的试水，看起来平平常常。

几种货币概念的区分

数字货币受到关注和重视，可以说是和比特币的火爆相伴而生的。但对于数字货币的定义，尚且没有一个公认权威的统一表述。有人把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混用，有人又把数字货币和虚拟货币混用。

在历史的发展中，货币形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更。最先出现的贝壳等实物货币，随着经济交换中对于价值衡量的要求，向金银等标准化的金属货币演进；金属货币再到纸币则实现了向信用货币的演变，使货币在存储便利性方面大大提升。但无论货币怎么变，货币的核心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没有变化。

借助通信技术的发展，纸质货币得以向电子货币进化，使得法定货币实现了电子化的存储和转移。广泛意义上的电子货币包含所有依靠电子设备网络实现储存和支付功能的货币，如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也在其内。狭义上的电子货币则指的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形式，例如银行卡、支付账户余额等，与现金、存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受到保护。

至于虚拟货币，一般指的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使用的游戏币等特定“货币”，仅限于在游戏中用来买装备、买道具等用途。例如腾讯的Q币、某些游戏中的元宝等，这种虚拟货币，既可以用法定货币充值购买，也可以在游戏等虚拟世界中获得，用途也仅限在特定的游戏或虚拟场景中。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大不相同，也不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

而对于热炒的“数字货币”概念，同样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类似于比特币、以太币这种私人属性的加密数字货币，其原理具有类似性，即基于计算机技术和密码学创造的，多数都具有匿名、去中心的特点。另一个层面则是基于国家主权（政府或央行主导）发行的数字货币，也就是央行数字货币。

货币发行权之争

央行数字货币（CBDC，即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在国内称之为“数字人民币（DC/EP）”，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以至于我国的央行专门成立了正局级的数字货币研究所进行专项研究，足见其重要和特殊。

究其根本，货币的发行权，历来都代表了国家主权和利益。从一国到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货币成为通用货币，哪个国家就享有了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权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薅羊毛”，这也正是“美元霸权”的根本所在。也正因为此，控制了货币，很大程度代表了对经济乃至政权的控制，这种国家特权，绝不能够被私人部门享有。

但互联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货币发行特权”的概念。大型互联网平台在其自身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掌握了“虚拟币”的发币权，用于购买各种虚拟物品，具有了一定的主权货币的特性。但这种“虚拟币”无法跨平台使用，也没法用于实物交易。由于其有特定的发行者，监管也较为容易。

但与比特币类似的数字货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2008年，一个化名中本聪的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比特币的论文，详细阐述了比特币的原理，由此，真正的数字货币横空出世，并慢慢被公众乃至部分央行认可接受，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新的货币形态”。

发行上限恒定（2100万枚）意味币值稳定，减少了滥发导致通胀的风险；可匿名交易满足人们个人隐私交易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全球支付方式能够摆脱对支付清算系统的依赖，提高支付效率；严谨的密码学协议保证了安全性……

这些特性使比特币从理论上成为了最好的现金替代品。但在缺乏国家主权背书的情况下，理论及技术上的优势并没有赋予其货币的基本职能。这些优势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问题本身。

发行上限决定了其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如果货币的供给一定，需求却在不断增长，人们将意识到其永远增值性，进而再也不会将其用于支付，而是待币而沽，成为收藏品。同时，这种供给一定且具有投资性质的“货币”，又使其成为了一定属性的投资品，价格大幅度波动，难以起到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这些客观上存在的难题，让各国虽然会对这种比特币类的数字货币赞美有加，但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对其在交易中的合法性持否定态度。

我国同样如此，早在2013年就明确禁止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2017年9月4日进一步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即“94监管”），禁止了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

在美国，比特币钱包必须遵守反洗钱规定，美国国税局（IRS）已着手研究对比特币收入征税的问题，欧盟也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央行数字货币，货币革命的起点

私人数字货币无监管的状态，并不能抹杀数字货币基础技术的优越性。在跨境支付、货币政策、优化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数字货币天然的优势都让它成为全球货币革命的焦点，将其改造并置于监管之下，由各国央行主导发行数字货币，成为全球央行研究的重要命题。由此，央行数字货币应运而生。

首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2015年2月厄瓜多尔推出一种新的加密支付系统和基于这个系统的厄瓜多尔币，谋求“去美元化”。随后，委内瑞拉也寄希望于利用数字货币来规避美国主导的金融制裁，2018年2月发布了全球首个法定数字货币“石油币（petro）”（具有法定主权信用，与厄瓜多尔币不同），以支撑该国濒临破产的经济。迪拜推出了有国家主权背书的emCash。以色列钻石交易所发行基于钻石的加密货币（钻石币）。英国皇家铸币局推出有黄金担保数字货币（RMG，Royal Mint Gold）……

截至今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计划，其中80%的银行已进入数字货币研发，过半已进入研究实验与实行阶段。

我国是最早研究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在原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推动下，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2017年1月，央行又在深圳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

在孕育了五年之久后，国内版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2019年频频出现在央行官方发言中。时至今日，经过深圳罗湖的数字人民币试点之后，DC/EP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DC/EP的特性已经经过了足够的讨论，无需多言，更重要的是这一新货币形态对原有货币体系、经济政策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支付领域，DC/EP“点对点”支付的特性，可以不经过中心化清算机构进行清算，会提高支付效率和市场资金的流动性，真正实现“支付即结算”。在跨境支付领域，业界更是对其寄予厚望，通过“本币→境内数字货币钱包→境外收款人数字货币钱包→外币”的形式，能够极大的简化跨境支付流程，使跨境支付效率极大提升。但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简化的流程对于外汇管理将是新的挑战，在当下国际监管科技合作的情形下，很难说这是提供了一种简化的跨境支付流程，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逃避监管的跨境资金流动方式。

其次是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可以根据所需，采集不同频率、不同机构真实完整的实时交易信息，从而可以更准确、更灵活地选择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同时，扁平化的发行和流通机制，让货币持有人对央行的政策更加敏感，优化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还有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很多人寄希望于通过数字货币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进而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然而DC/EP本质上还是人民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还是人民币在国际上是可信和被接纳的。DC/EP带来的是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取决于人民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而非其特性。

此外，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基于其全球金融领导力，发行具有全球属性的数字货币。特别是在基于特别提款权（SDR）的基础上，发行超主权数字货币更加具有先天优势，从更高层面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数字货币，每一次货币形态的改变带来的都是货币体系的重构。越来越多央行数字货币的逐步推出将会带来一场新的货币革命，也将会向历史上的那些货币形态一样，再一次深刻影响金融体系，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我们每个人，都将是这场革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